◎纳张元

　　乡村守望与文化突围
——对吕翼中短篇小说集《是否爱》的一种解读

　　◎纳张元

　　昭通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吕翼是昭通作家群中70后的代表，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突飞猛进。引起文坛热议的长篇小说《疼痛的龙头山》之后，又出版了小说集《是否爱》。这部小说集再次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本栏目选发评论家纳张元教授和诗人夏玲的文章，以期引起方家的关注。纳张元的文章《乡村守望与文化突围——对吕翼中短篇小说集〈是否爱〉的一种解读》，全面分析了小说集《是否爱》的得失，在肯定其创作特色的同时，也指出作品的局限。立论有据，分析得体，有较强的审美力度，是一篇有见地的好文章。夏玲、曾子芙的《天道人道两难全——论吕翼〈冤家的鞋子〉的两难未知结构》，运用结构学的理论解析小说集中的中篇小说《冤家的鞋子》，认为这篇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内在结构的提升，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有人把这个故事看成一个抗战故事，其实故事的内在深层结构是一个彝汉文化冲突的故事，是一篇有着深层两难未知结构张力的小说。”文章观点正确，层次清晰，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李骞）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向之一是视角广度扩大，写作视野向底层、民间、边缘及少数族裔转移，把地方性文化和民族特色纳入现代视野，构建当代文学的民族化叙事维度。昭通作家吕翼以富有民族特质的创作崛起于文坛，为当代昭通文学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小说集《是否爱》以滇东北乌蒙山区、金沙江岸为背景，叙述这片土地上百年以来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间传奇。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度地带，金沙江下游沿岸，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处。昭通历史上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锁钥南滇，咽喉西蜀”，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也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昭通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浓郁的地域文化与各族文化因子相互渗透。昭通的少数民族虽然也被裹挟着进入国家现代性的历程，但每个民族积淀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不会马上消失，即使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内在的文化观念和民族自觉意识也很难轻易更改，传统固有文化与新的异质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始终伴随着这个渐进现代化的过程。

　　小说怀抱着一种博大而深沉的家园之爱向外界，向世人昭示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民族文化觉醒与民族文化断裂相生相伴，现代文化既给予民族文学表现的空间与动力，也冲击着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地方性。转型时期，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吕翼的小说彰显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认同并非是吕翼作品的唯一价值取向，吕翼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错丛生、新旧交织的多元形态，既有坚实的文化之根，更有超越的艺术之灵。作家一方面眷恋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和淳朴的民情民风，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中的艰难前行与悲壮坚守。这就使得作家在传统与现代、本民族与他民族的交流和碰撞中，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依存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依归，呈现出一种透明的深沉和优美的凝重，使得浅近与深邃同在，情趣与哲理同生。他笔下的乡土风貌、民族风情与人文精神、民族传统、儿童情趣融合在一起，既散发着一种清新、天然的生活气息，又呈现为粗朴、自然的文化状态。

　　吕翼小说的魔力来源于他的根——“杨树村”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杨树村是吕翼以自己家乡昭通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为依托，为自己的小说构建的一个典型的云贵高原乌蒙山区乡村的名称。小说《爱恨龙头山》、《冤家的鞋子》、《荞花如潮》、《方向盘》、《仙鹤湖纪事》都是发生在杨树村的故事。吕翼说：“杨树村是我的文学村庄，它所收藏的东西太多，它的苦难、坚贞、博大、深厚、迷茫、抗争、污浊等等太多。走进杨树村，采用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写作形式，这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生的选择。”

　　作为70后作家，吕翼自觉摒弃了对民族风情的简单展示，而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他不屑于跟风猎奇，而致力于刻画民族性格，表现民族心理，触摸民族灵魂，反思民族文化。关注在社会进程中农村人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蜕变，以个性化的写作来沟通对民间精神和民族灵魂的熔铸与反思，审视现代化语境中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冲突甚至抗衡。探讨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和后工业化时代中的张扬，再造与重生的大课题 “年纪大了，到死的那一天，人们才会把请祭司念经的事提上议事日程，才会有人突然说：请老爹来念三天经吧！爷爷从不推辞，立即戴着斗笠，披着擦尔瓦，敲着法器，给他们念经，为他们送葬。爷爷的声音很古老，很沧桑，悠远而粗糙。像从地狱里出，像到天堂里去。打小，大洋芋就在爷爷这样的声音里成长。”（《爱恨龙头山》）爷爷一直在为杨树村人念着《指路经》、《唤魂经》、《解灾经》、《平安经》，却苦于后继无人，民族文化将面临断裂与消亡。作家通过原生态呈现人物实际生活状态，力图全真展示杨树村的文化传统、社会症候。特别是对杨树村人的精神世界给予深层关注，更为细致多元地展现内心图景和乡土反思。字里行间浸润着朴素的乡土情感和民族情结，因而也最能表明特定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下的乡土特征和文化归依。

　　《冤家的鞋子》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一个传奇故事：汉族女子开杏与汉族教书先生胡笙相恋，却被彝族汉子乌铁抢走，被迫和乌铁成婚。婚后，乌铁尽力对开杏好，但是开杏却日夜思念胡笙，冷漠面对乌铁。当胡笙来到开杏身边时，开杏因为自身经历避开胡笙。乌铁和胡笙为了逃避情感困境奔赴抗日战场，二人在战场上成为并肩战斗的好朋友，后方的开杏等待着二人归来。这篇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抗战故事，深层结构则是一个彝汉文化冲突的故事，小说通过对乌铁、胡笙和开杏生活的地域环境、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进行描写，暗示出每个人物的行为后面都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在起作用，人物行为的衡量标准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性。比如：在上个世纪初，彝族男人抢汉族女人在汉族眼里是坏事，而在彝族这里是英雄行为。吕翼没有单一谴责或者是赞美其中的哪个人物，而是通过三个人的矛盾冲突让读者思考两种文化的差异，体验不同民族的人物精神世界的不同结构，探析汉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彝族文化的差异，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与前景。如黑格尔所言，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

　　《爱恨龙头山》钟情于以人之初的纯净洁白的目光观照杨树村的美丽与神奇，沾着厚重的泥土味儿，透着活泼的孩子气。这部作品从龙头山支教白洁老师在某天关于一堂“爱”的讨论课开始，让缺母爱的彝族少年大洋芋更加思念母亲。“黑板上写满了用爱组成的词语：亲爱、仁爱、令爱、偏爱、乐山爱水、嫌贫爱富、相亲相爱、舐犊之爱……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用爱居然可以组成近百个词语。” “有爱是幸福的，没有爱是疼痛的，渴望爱更是锥心刺骨的。”“他（邮递员）是一根连接线，为大伙连接了乡思，连接了亲情、友情与爱情，连接了牵挂，还连接了幸福与疼痛。”这些温暖的文字是一股股流淌的爱的河流，蕴含着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以及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体现了作家对艺术真实的探寻，对高蹈境界的向往，对高尚情怀的追求和对美的呼唤。让人感觉到温情与呵护，回味喧哗中的宁静与和谐。大洋芋与父亲普麦和犸基（狗名）踏上千辛万苦寻母的征途。然而当大洋芋在昆明寻到母亲，带着犸基随白洁老师坐上金大叔的大货车回到龙头山，龙头山正处在山崩地裂的地震中。小说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年少聪慧的大洋芋，伶俐可爱的小花娇、传承彝家文化的乌普老爹，爱妻心切的普麦，美丽善良的支教老师白洁等等，甚至公鸡棵棵和狗犸基刻画的鲜活生动。小说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乌普老爹，他是龙头山彝族中年纪最长的祭司。每天晚上，他都会从木柜里取出那些发黄的、被翻得卷边、开始破烂的神秘经书，坐在火塘边，一边敲羊皮鼓，一边经诵。龙头山生态被严重破坏，乌普老爹就天天念《平安经》，祈求彝人宗教里统治天地万物的天神“恩体古孜”，保佑龙头山平安吉祥。从乌普老爹身上可以看到吕翼对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视。吕翼除了写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还特别注重外来的研究力量。白洁老师与男朋友小罗潜心研究彝族文化，积极向外面推介，扩大影响力。白洁老师还充分使用现代化工具宣传彝族文化，让民族文化用各种形式走向外面的世界。吕翼在这部小说中思考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他不仅积极探寻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方法，而且还客观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缺陷，比如：念念经、送送鬼就可以改变一切，是迷信的，主观的；在社会市场经济下，一些传统观念过于保留、落后，也必须摒除；彝族能歌善舞，值得充分肯定，但嗜酒的风俗，作者以小孩的眼光委婉表示了反对。吕翼在小说中体现了文化自觉精神，即对彝族文化地位作用有深刻认识，对民族文化发展规律有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有主动的担当精神。同时，吕翼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通过大洋芋这个形象的塑造，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在这部作品中，吕翼既歌咏彝族的传统美德和独特文化心理结构，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象征物进行道德批判和负面想象；同时也无情地揭露民族文化的因循与落后，表达的是民族的革新和求变诉求。在生态被破坏的现代进程中，吕翼以民族文化的内在力量抗拒现代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思想；在民族文化面对开放的世界的过程中，吕翼强调面向未来，让民族文化吐故纳新，借助时代契机实现民族的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

　　《方向盘》中的“杨树村”充满活力和希望。大学毕业生尉涪是现实中新农村建设的新生力量和希望，他反映了一个农村青年的成长历程。人物出场时还显得比较幼稚，在事业和爱情之间摇摆不定，对前途比较迷茫，“我跟他们不同，我既没有留守杨树村耕田种地，也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务工。我既不像那些老年人一样心宁气静、固守乡野，也不像那些孩子们无忧无虑，得到一块土豆片就要乐半天。我心不甘，也放不下面子，我沉不下去，也浮不起来，在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我像是一片飞扬在空中的白杨树叶，上不沾天，下不落地。”让他当村文书，他也完全不放在眼睛里。“我当然不去，我读了很多的书，我志向很远。一个大学生，回杨树村这样的破村当一个村文书，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杨树村的发展变化、建设前景对他还是有着吸引力，加上女朋友许玫的吸引与劝说，使他最终能留在乡村。小说体现了杨树村年青一代价值观念的更新，他们在生活、事业、理想方面都有着和老一辈完全不同的观念与追求。这才是乡村最值得期待的希望之光。外人看到的是杨树村的贫穷、封闭、落后、愚昧，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尉涪看到的却是杨树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开发利用的大好前景。他还看到深层次问题：杨树村贫穷、落后的根源在封闭、保守。小说结尾部分，尉涪“手握方向盘”，“箭一般地朝着杨树村驶去”。有意强化了新一代农村青年扎根杨树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之中的新主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荞花如潮》写杨树村两父子和月亮地两母女的命运。其中寡妇五姑是血肉丰满、光彩照人的典型形象。从传统观念看，五姑是村中不守妇道的风流寡妇。“月亮寨是远近闻名的风流寨子，这个寨子曾演绎过万种风情。而在这个风流寨里，最美的就是五姑了。五姑是月亮寨绝妙的美人。她那种美呀，连再凶恶的狗见到都叫不出声来，让整个乌蒙山区的男人谈之而向往不已、魂不守舍。当然五姑也就很风流，五姑这样的人，生在月亮寨这样的地方，不风流才怪，不风流就说不走了。反正她有的是容颜，有的是青春。这东西不用，过期就作废，并且永远无法找回。”这段描写充满了野性的粗犷和原始的魅力，既有民间文学的朴拙率真，又有文人文学的含蓄蕴藉，充满民族性、地域性的质感和张力。五姑16岁嫁给月亮地村村长得痨病的儿子，才三天男人就死了。她在小白脸劁猪匠和麻子脸配种人之间轮流坐庄，以至于所生的四个女儿是哪个的也整不清楚。还勾搭上了杨树村风流浪荡的杀猪匠。性欲报复之下的爱情向往，自由抗争之下的苦命人生，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等问题作家都进行了深度挖掘和诗化描写。作家不再停留于故事的表面，而是深情地描摹人类的生活本相，深入人物心灵深处，把人写透，全面展示人的精神世界，发掘人物精神之光。在对生活的富有历史精神的肯定与否定、赞美与贬斥、同情与厌恶乃至于困惑、无奈的情感态度中，寄寓着作家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这种起自灵魂深处的悲悯，让他的作品多了一份真诚与厚重，有了一种厚度与深度。感情发自肺腑，自出真心，诚挚动人。少有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也没有任何先见之明的“伟大意义”，有的只是纯粹的生活事实，作为一种写作姿态，他的笔触深入到底层民众的生活，生存困境与生活苦难为吕翼的小说增添了一重深沉的色彩。

　　小说《此河彼岸》、《是否爱》是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吕翼无论是对农村题材还是对城市题材的现代把握和诗性书写上，都能在特定的人文时空中，对自然与人性的思考有着独特的角度，既葆有云岭高原崇山峻岭包裹下的民族风情与地域特色，又有现代理念与蛮荒落后的碰撞。这是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下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和艺术探索，是融入了生命感受的写作，真诚而温暖。吕翼自己也说：“文学不是保健和护肤，而是苦口的良药；不是装饰摆设而是刀剑斧锤。它强调的是批判和解剖，重量和光芒。”作家天生是人类命运的关注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举凡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作家作品，无不高扬人文精神。《此河彼岸》是吕翼城市题材中颇有特色的一篇小说，更像一篇寓言。题目就有些哲学的味道：“站在此河，看彼岸”，著名老作家白桦认为，最好的小说就是：“它既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又是一个寓言，且具有多义性。”吕翼在对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的日子纵横展示中表现了当代城市人的迷茫、坚守与突围。体现了作家对乡土世界的突围和对城市文明的深沉思考和深刻感悟。作家有意引入婚外恋的眷恋与归宿、官场角逐与友情背叛、失意君子与无聊小人、情场得意与官场失意、情爱与性爱的对抗与回归、球场和情场的互质转换等多义主题。作品中对江薇、夏大桦、房琚、梅先笙等底层小人物的生命、尊严、价值、生存状态及未来命运的深情关注，同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童庆炳先生提出的：“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进入生活与文化的重重变革震荡中。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通常充满艰难挣扎的阵痛，处于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尤其如此，需要经历多重的文化冲突与改变。少数民族作家在这种历史冲突时刻往往比其他作家还要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他们是本民族文化的嫡系传人，对本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作为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最为敏感，深知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我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这种时代历史冲突在他们身上常常表现为自我冲突，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文化焦虑，他们既不能盲目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又担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场与守旧心态会使他们错失全球化语境中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不同作家对此处理方式不尽统一，从而决定了不同文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思想深度差异。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作品的一元化取向与思想平面化倾向比较明显，但在吕翼的作品中，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单一化，获得了文化承担和思想力度。因而，吕翼作品中的文化冲突是对多元文化选择的自觉，推动创作主体反思自身的文化结构，为理性的文化选择作出最初的清理。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不可逃避。吕翼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他的创作面临着一元与多元、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全球与本土、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等多重复杂问题。吕翼用创作的自主性来呈现民族自信的张力与对现代文化的接纳融合，呈现给读者有质感的社会重大问题，不以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代替复杂的现实，构建起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撞中的民族文学主体性，表现出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反思的深入，呈现出与时代脉搏同步的创作理念与方法革新。

　　吕翼以彝家汉字的真淳朴拙走入文学殿堂，情绪饱满炽烈，文字飞沙走石，具有粗犷直硬的质地，但难免有失精纯。从艺术角度看，小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以及叙事方式、语言个性和小说风格的形成，都还需要在写作实践中进一步思考，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

　　小说叙事过于拖沓，枝蔓太多，开门不能见山，一通云遮雾绕之后未能展示出乌蒙磅礴的厚重，金沙水泊的气势。如《方向盘》原本是站在主人公尉涪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在叙事视角上过于开放，未能使第一人称叙事的参与性、限制性特点很好地体现出来，反而具有全知全能式叙事的驳杂与开阔，这就使得人物主体的聚焦不够集中，多少冲淡了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和小说主题的表达。部分叙述过满，过实，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过犹不及。如《荞花如潮》中“最近，县里表彰了一批优秀教师，汪老师是其中一名。……这样，他有了机会随着那一批教师，到了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参观学习。一路上，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为自己对新瑞的态度而深深内疚。自己是个老师，为人师表，却将个人恩怨、情感纠葛引发的怒火转移到一个孩子身上，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更何况新瑞是个优秀学生，是个通过自己努力，可以成才的孩子。自责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良心。一回到杨树村，他就跑到树根的家，要树根将新瑞接回来。他要好好教他，他会让他成器。”这样的叙述过于苍白、空洞，缺乏细节的发掘和情境的展示，反而失去文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天道酬勤，著名作家从维熙说：“生活和命运把你蹂躏了一番以后，才会把文学给你。” 吕翼在《边疆文学》笔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也说：“如果作品是花朵，苦难则是风雨，经历过了，美丽的花蕾才能开放，才能脱出魂魄一样的香艳，才会花谢花飞，结出累累果实，让你生命力得以延续。如果作品是一块矿石，苦难则是烈火，浴火再生，就会刚硬无比，无坚不摧。如果作品是刀具，苦难则是粗砺的磨刀石，脱了一层锈，就会变得更锋利。”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一番深寒彻骨之后，作家的生活视野更博大，思想视野更高远，知识视野更宽广，审美视野更独到。我们期待着吕翼有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