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可珍珠亦可沙
——评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
◎尹宗义
拜读家乡人的作品,感觉就像是在品味家乡菜,亲切爽口。大口大口吞咽,不知不觉就读完了。合上杨恩智的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久久注视着封底上的一段话。我想套用这段话,来表达我阅读的真切感受:我努力地寻找着,想找到我以往没解读透的地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我都试图看出它们不是我知道的那么简单。我想它们会组成新的元素,蕴含着深邃的意义。想着想着,我已随着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意蕴走进了一个艺术的空间。在杨恩智创造的艺术空间里,我看到了宏伟辉煌,也发现一些艺术死角,残留着一点垃圾,想去打扫,不知可否?也不知对否?甚是忐忑。
一、隐喻在隐晦与直白中浮沉
“任何一位潜心创作的小说家都会设法提高自己作品的精神容量,使有限的符号构筑起一个宏大的文本世界。”作者常常运用隐喻手法,“去达成作者、文本、读者的三维互动,开启文本世界丰富意蕴的大门,使符号的内涵得以扩张”。[1]《结满蛛丝的棺木》开篇写棺木里面的四角处、接缝处,都有蜘蛛织的网。结尾也写棺木刚被打开,大家就看到的一张张蛛网。作者在小说中说,棺木里有蜘蛛网,是一个征兆。至于是什么征兆,作者没有明示,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其中的意蕴。蜘蛛是益虫,古人认为蜘蛛是预兆吉祥的虫,叫它为“喜虫”。一些较古老的庙宇里画着蜘蛛网,还有一只拉着蛛丝下垂的蜘蛛,这叫做“喜从天降”。李林的母亲重病在床,命悬一线,何来之喜?为什么垂死之人见到棺木可以冲喜?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里认为,蜘蛛象征灵魂,或者是一种引导亡灵去阴间的动物。即蜘蛛用丝纺织的船把前往地狱的亡灵搭乘过河,从肉体中解脱出来。饱受病魔折磨的母亲,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结束,而且是痛苦的终结,是一种解脱。对于子女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其中的喜或许有这层意思吧。描写农村女孩情窦初开的《蓝披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蓝披风”:那蓝就像绿色的苞谷洋芋和草的头顶的天空,似乎,男孩的身上,披着的就是一片天空,蓝色的天空。那片天空,簌簌地飘飞着,似乎就要飘离男孩,飘到天上去。这么一件艺术化的披风,其实只是一件农村人做厨时穿戴的围腰。作者通过描写蓝披风,不仅要突出城市的男孩跟村子里的男孩不一样的一面,而且表现农村女孩爱情的纯洁的一面。纯洁的爱情之花只盛开在女孩的心里,最终凋谢在现实里。小说结尾处写已嫁人的女孩得知男孩又到村子来,蓝披风还飘舞在女孩的眼前,但蓝色的天空已变成一片像要下雨的天空。女孩心中的悲痛不言而喻,这就是隐喻的魅力所在。
同出一辙,《玉佩》中的隐喻作用也十分重要。作者将玉与称砣进行对比,让虚假与公正进行较量,虽然不肯造假的李正义轻而易举地被一块破碎的玉佩逼疯,但他脖子上挂着的称砣,有力地向世人宣告正义、公正的胜利。这种虽败犹荣的胜利,最终在未婚妻的拥抱里盛开。有了这层隐喻,作品的意蕴丰富了,阅读空间拓展了。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反应和思维方式。隐喻打破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恢复被抽象思维排除在话之外的丰富联想关系,为文学语言提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2]上面的这些作品,因为隐喻拓展了阅读空间。但文集中,也有一些作品,虽然运用了隐喻手法。但比较直白,意蕴不深。比如《孤鸟》的寓意比较明显:独自外出打工的二相夫妻,处处被人欺凌;最后回归到大部队,有了一种孤鸟归队的感觉。《通红的手掌》用阳光照耀下的通红手掌表达一对无钱医治孩子的夫妇得到鸣凤等人帮助的感激之情,以表达助人为乐的喜悦之情。《冷饮》写一对分手的恋人去喝冷饮,暗示背叛的爱情已经冰冷。《雪后阳光》的寓意也比较直白,父亲是雪后,儿子是阳光,表明上一辈辛苦,是为了换来下一辈人幸福。
二、叙事在虚拟与真实里徘徊
“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3]杨恩智努力地隐藏在作品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冲锋陷阵,展现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交界上的梨树》采用第一人称,从一个傻子的角度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生活。傻子的媳妇一直不跟他睡而跟老公公睡,他不觉得太奇怪;郭自发欺负他,要他钻裤裆才准回家,为了回家,他选择钻裤裆;长江让他下跪,他就跪;他读了三年书,只能数到十。这些叙述,都比较真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傻子形象。但文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合实际的叙述,比如:傻子不愿意媳妇秋麦单独跟老头子去地里种地,似乎明白什么;他知道自己是傻子,是因为在妈的肚子里多呆了一个多月;还懂得赌钱的人没有钱了,可以向李德亮借高利贷。这些思维,与一个数数只能数到十的傻子不符。特别是叙述傻子为什么没有长高的原因,虽说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来达到交代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作者叙事的需要。作者情不自禁地从幕后跳出来,霸占了叙事地位,是主体意识过于强烈的体现。《玉佩》中的主人公李正义,进城卖称,想给玉兰买块玉。在翡翠店里,被服务员称为“先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位农民,变成一位贵公子。这一细节很真实,符合农村人的心理。但随后,李正义竟不知道“男士”、“女士”是什么意思。虽然农村相对封闭,但也不至于如此。再说,李正义知道刻在玉上的“比翼双飞”的含义,应该是一位有知识懂文化的人。懂得“先生”的含义,按理也应该知道“男士”、“女士”的意思。如果作者是借此表达李正义害羞,不好意思说买玉送给女朋友,还合情理。
阅读这些作品,会发现文本中存在两个声音:主人公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无论是作者直接叙事,还是全权委托小说中的人物叙事,都要把虚构事件叙述得真实,要符合生活逻辑与人物性格逻辑。如果两种声音不统一,文本就无法和谐。为了保证叙事逻辑与风格一致,隐藏的作者一定要努力将自己变成作品人物,合二为一。
阅读《冷饮》,读者感觉钻进了作者的叙事圈套,上了一回当,但又无话可说。作者开篇大肆渲染气氛,极力回顾,慢慢铺陈,有力蓄势,把他与她的爱情故事浓墨重彩地呈现出来。但到结尾,简洁有力,寥寥几笔,戛然而止,感觉前面的努力全白费了。读者满以为,借助这样的铺陈,结尾应该会更精彩,或柳暗花明,大团圆结尾;或矛盾尖锐化,悲剧结束;或插上羽毛,升华主题。所有的这些预设,都是多余的。一句“时间不早了”,就结束了这场被作者极力渲染的故事。在结尾处,读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感觉很不给力,甚至觉得自己中了作者的叙事圈套。这种平淡的结尾方式,没有绚丽的光环,却很真实。作者极力想告诉读者,艺术化的生活不真实,但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艺术。
“叙事圈套是叙事学研究的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叙事者用以吸引读者的一种诱骗技巧。”[4]杨恩智在《谁不是好人》中又玩了一把。开篇写翠岚慌慌张张逃逸,营造了一个紧张的气氛;另一方面,又不慌不忙地叙述翠岚照顾老人的故事,由眼前的老人联想起自己的母亲,交代了自己逃逸的原因。作者一张一弛地叙事,读者一暗一明地穿行。开头的紧张气息被中间的舒缓叙事冲淡,坏人成为好人。结尾一段,翠岚回复完短信,将电话卡毁掉。她的小心谨慎,暴露出她的心机,舒缓的气氛马上被破坏,瞬间飙升。看似可以平缓着陆,却又骤然上升。回头沉思,害怕老板报警的弦一直紧绷,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货真价实的是叙述翠岚乐于助人,母亲处于苦难之中。读者会发现作者在虚拟与真实之间自由穿行,读者也跟着进进出出。到最后,作者写完文本,悠然地坐在一旁抽烟品茗,而读者还在梳理,哪些是实货,哪些是烟雾。
三、结尾以写景与模糊来收放
文章“要有一个好的结尾”。从某种意义上讲,结尾甚至比开头更为重要。因为结束全文时,或概括全文,突出主题;或首尾呼应,结构完整;或把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再加以提高,从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或留白,拓宽想象的空间。读 杨恩智的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不难发现他喜欢以两种方式来结尾:一是写景,二是模棱两可的选择。写景时,景物意象对表达人物心情,突出作品主题或显示作者的思想感情等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通红的手掌》中,作者以写景结尾:“金色的阳光,把他们挥舞着的手掌照耀得一片通红。” “金色的阳光”、“通红的手掌”,表现出助人为乐的温暖,展示人生的亮色,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句景语,蕴含了许多情语。只要读者去慢慢咀嚼,便能解其中味。
作者尝到以景结尾的妙处,在写 《蓝披风》时,“故伎”重演:“那披风飘着,舞着,又一次飘舞成她眼前的一片天空,一片像要下雨了的天空。”联系前面的蔚蓝天空,就能理解女孩的爱情梦醒了之后的悲苦心情。这种痛楚,只有自己才能体味,不能向他人言。或许,能承载这份感情的,最适合不过的就是眼前的景了。
在《谁不是好人》的结尾处,读到这样的句子:“那卡在窗外飘飞了一下,便一前一后地向下滑落着,飘散在了车窗外的风中。”读者的眼前就浮现出很丰富的画面。不是一张手机卡被毁,而是一个好人消失。“一前一后”,很有寓意。之前是好人,之后是坏人。卡在风中飘散,人在现实中迷失。
“李正义嘴里的‘佩——’字,被挤压得似有若无,像那渐渐消失的落日余晖。”(《玉佩》)“雪野茫茫,我心茫茫。”(《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城市的夜虽然有些深了,但人群还在很多,如织的车流还在一个劲地唰唰而过。望着她那熟悉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淹没在人群中,他转身走进了人群里,随即感到一股热浪猛地向他扑了过来。”(《冷饮》)这样的结尾比较多,不一一列举。我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喜欢以写景作结的手法。以景寓情,意蕴更丰富,空间更开阔,想象更自由。
第二种模糊式结尾方式,也比较明显。《如画似书》是这样结尾的 :“我糊涂了,不知道是现在的我在做梦,还是刚才的我在做梦。”这种模棱两可的选择,让情节更模糊,读者更迷惑,最后也弄不清楚“我”被 抢的事情,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粹主观臆想。读者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就会去思考,甚至去辩论,各持一端,艺术空间无疑被拓展了。另外,这种模糊的结尾方式,也让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轮廓化,比较含蓄地告诉大家,是社会现实抢走了“我”的钱,现实才是真正的强盗,只是许多人还不知道罢了。
作者在《我们的同事麻利勇》的结尾处设置了许多疑问: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麻利勇是否带着写有“麻利勇”的本子上路;他的祖宗是否认他;是认麻家祖宗还是柳家祖宗。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让马上就要结束的故事 ,在读者那里无法划上句号。同理,《交界上的梨树》也在结尾处抛出了许多问题:傻子想弄清楚秋麦和老头子是睡在哪儿 ,他们是不是睡在一起,老头子不是村长了,他还能不能爬上那棵梨树。
再如: “老赵就这样睡了过去,睡得很踏实,却不安详。”(《让我好好睡一觉》)踏实却不安详,是矛盾的。在不统一中,表现一位失足孩子的父亲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尾方式,类似于沈从文的《边城》。翠翠等待的滩送可能明天就回来,也可能再也不回来。作者不直接告诉答案,就是给读者布置了家庭作业,就是在自主选择中进行二次创作。
模式化的结尾方式,可能成为一位作家的风格,也有可能因为形式单一而受束缚。在利弊之间,或许只隔一层纸 。过犹不及,还是恰到好处,就需要作家慢慢拿捏。
写到此处,我想到了珍珠的故事。每一个短篇,或许就是一枚珍珠。我把玩着珍珠,发现上面有一点瑕疵。我吹毛求疵,想把瑕疵挑掉,结果,可能毁了珍珠,不知是对是错……
【注释】
[1] 林亚莉.符号的“扩张”:王剑平小说隐喻手法评析[J].名作欣赏,2010(27).
[2] 冯萌萌.文学隐喻模式探微[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5).
[3] 万克领.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J].东岳论丛,2011,32(4):85-88.
[4] 晓苏.论小说叙事圈套的基本类型与艺术功能[J].江汉论坛,2011(7).
(作者单位:昭通市教育局)
责任编辑: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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