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 张元珂

　　大时代呼唤大批评家

　　◎周明全 张元珂

“70后要重新校对自己与历史的坐标”

周明全：也许在这个时代，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面临的“怎么办”的问题吧，只是70后、80后更突出点罢了。你硕士、博士都跟随吴义勤老师，吴义勤在为人为文上对你应该产生了不少影响吧。能谈谈你和吴义勤之间在平时交往和学术探讨间的最让你感动的事吗？

　　张元珂：影响重大啊！吴老师悟性极高，专业精湛，气质儒雅，这是我学不来也没法学到的。但他亲善、宽容、温暖、平易近人的性格，以及条理清晰、高度及物、朴实清新的文风，则堪称榜样。我在为人与为文方面，的确有恩师的一些影子。

　　感动的事情，简单说几件吧，比如：我文学基础很薄弱，又来自乡下农村，但当年吴老师将我收入门下，并悉心培养。没有吴老师，哪有我今天的学术之路啊。毕业时，我都34岁了，吴老师为我的工作尽心尽力，四处推荐。真的非常非常感激他。我学习和工作中曾犯过一些错误，但吴老师从来不当面指责我，这种包容真的很让人感动。他尊重并鼓励我自由选择专业方向。这就如同你自由奔跑在春天的田野上，你就迈开步子奔跑吧！跑累了，或跑到悬崖边上了，还有老师在提醒你呢！这种感觉真得很爽！

　　周明全：吴老师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是每次见他都满脸笑容，给人很亲切的感觉。除了吴老师，还有哪些老师，哪些著作，对你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起到了影响？

　　张元珂：有四位：一位房伟师兄。我读研时，他是吴老师的在读博士，也许因为我俩年龄相仿，且都有基层生活经历，所以，平时来往较多。房师兄写诗、写小说，又是个“学术达人”。我俩经常探讨一些有关生活、学术方面的话题。我硕士提前一年毕业，读研期间写了很多散文和论文，都是在他的启发和建议下完成的。二是刘恪。他既是作家型的学者，也是学者型的作家，在语言学上造诣很深，堪称奇才。他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让我茅塞顿开，是开启我博士论文构思与写作的灵感来源之一。三是郜元宝。他以缜密的学术思维和浓厚的现场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论述精准到位，处处可见生机与才气，特别是读他的那些研究语言问题的文章，常常受其启发。他的博士论文和《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成为我撰写博士论文第一章、毕业后准备从事“小说文体学”批评与研究的一个诱因。四是许建辉。她是我们单位原研究部的主任。2010年我初入北京时，他特别关照我——在生活上给我以问候和帮助，在学术上常常给我以练笔的机会。那时候，我和同部门同事之间正遭遇一些不快（其实，都很莫名其妙），许主任的担当真让我感恩和难忘。

　　周明全：人一生，尤其是年轻时，能遇到对我们包容的人真是太难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你是很幸运的。博士马上毕业了，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有什么新的思考和规划吗？

　　张元珂：博士毕业后，我也初步定下了学术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从事当代小说的文体批评与研究，即以新世纪以来小说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小说语言史为背景，追溯其“文学性”根源，以图从“文学语言学”角度继续探索和开拓一个新的批评空间。二是从事中国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首先，结合最新发现的史料和对版本体系的考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上述作品或思潮时出现的某些错误结论进行纠正。这些研究与现代文学史构成了互证关系，具有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学术研究价值。其次，充分利用中国现代文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结合与作品对应的创作笔记、日记、手稿、修改稿、发排稿来进一步探析作品的初始风貌与作品“初版本”的内在联系，通过对这些“前文本”的分析更清晰地呈现作品从构思到问世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及改写轨迹，力争在此基础上，概括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复杂面貌、一般规律及内外原因。如果多少年后能写成一本《中国新文学版本发展史》，那可真是小有成就啊！

“文学性”首先是语言的文学性

周明全：你的博士论文是“对新世纪以来小说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小说语言史为背景，追溯其‘文学性’根源，以图从‘文学语言学’角度开拓一个新的批评空间。”现在论文做完了，你追溯到“文学性”的根源了吗？从语言的角度，能不能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

　　张元珂：与文学有关的质素最终都要借助语言加以呈现，所以，所谓“文学性”首先是语言的文学性。如非，人们还需要小说干嘛，直接去看电影、电视剧，去读《南方周末》上的新闻调查，去网上浏览奇闻怪事就是了。所以，文学的不同，其根本就在于它是语言的艺术。它要借助语体、语感、语式、语调、语象来显示其独异的风采。这些语言层面的东西千变万化，异彩纷呈，包孕着无穷无尽的个体意识和人类经验。我想，所谓“文学性根源”，其秘密就在这里吧！

　　作为一种文体的小说肯定有其内在规定性，若非，他和报告文学、通讯报道、非虚构不就等同划一了吗？更遑论其与诗歌、散文、戏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从事当代小说的文体学批评，也即从语言学或叙述学角度跟踪与阐释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也一定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当然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郜元宝曾写过一篇《文体学的小说批评方法》，你不妨读一读，肯定会有所启发。

　　周明全：郜元宝的《在语言的地图上》我看过多遍，这篇还未注意到，一定找来认真学习。语言问题，作家、批评家都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的作家现在是语言越来越差了，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张元珂：原因太多了，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出在作家主体这里。其中先天条件不足，就是很致命的一环。他们大多不懂外语，因而就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著，也不能和国外同行展开自由的交流；没有古汉语的功底，因而对文言世界和古文化体验不深，对汉语本体的认知、体验就很肤浅；长久脱离故乡，离开土地，因而最为本色的原创性的乡土语言尽失。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不能翻译，不能直接阅读外文著作，就失去了如同鲁迅那样通过翻译来改造文学语言的魄力；古汉语功底不深厚，因而也就不具有通过沟通古汉语来完善文学语言的无限潜能；脱离故乡和土地，那些来自大地的语言（方言）就不能进入作家语言体验的有效通道。五四一代作家那种不但普遍会数种外文，文言功底深厚，而且还精通“小学”，且有极为深厚的乡土生活体验的通古博今的现象，在当代小说家群体中已经很难见到了。这使得他们与现代小说家的语言体验有着天壤之别。当代小说家所面临的语言资源主要是被大幅度简化、规约了的官方语言——普通话，还有就是被普通话严重挤压、只能留存于地方上的方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的口语，另外再加上逐渐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化了的都市时尚语言。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接触语言，既没有改造现代汉语的超拔志向和能力，也没有更新自己语言系统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当代小说家语言体验与实践的小格局化、自我重复、狭隘的想象以及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孱弱无力，等等，这都是大问题。

　　周明全：从你对语言的研究来看，你认为，当下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应该如何做，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强对语言的重视，切实发挥好我们民族语言的优势？

　　张元珂：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演变，是多种因素杂糅整合、互聚生发的结果，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定型的。即使到了今天，这种趋向依然如此。保持开放的格局，不断吸纳新词、新语、新用法，这是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自我更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是不管怎么变，现代文学语言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还是要坚守的，即作家、批评家或文学教育家必须弄明白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母语本体？郜元宝认为我们的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的本体是移动的，也即没有固定不变的本体，作为小说家在语言体验与实践时，要对之做出合乎理性的历史的选择。要充分认清以“字本位”为依托的汉语及其语言文化，与以“声音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欧陆语言，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告诉我们，当代小说家不能生存活剥地移植西方那套语法规则、逻辑思路和修辞体系，并以为那就是更生现代文学语言的法宝。这方面的教训真的太多了。

　　周明全：我看了郜元宝、刘恪老师的两本语言的书，都觉得很棒，上次听你也说，这两位老师的书对你的影响也很大，那么现当代作家中，你认为谁的语言最好，对你有触动？

　　张元珂：没有最好，只有比较好。因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也就100多年，没有哪一位作家的语言是成熟型的，都可算是中间过渡期的产物。然而正是这种被鲁迅所称的“中间物”，反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生成和演进的主体形态。相比较而言，鲁迅、老舍、莫言、阎连科、汪曾祺、阿成、王小波，毕飞宇、红柯、艾伟、鲁羊、韩东、林白、晓苏、盛可以、张悦然等小说家的语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实你看得出，这些小说家依托汉语资源（文言、白话、口语、方言、译体、普通语），用自己的生命情怀去展开语言体验和探索，最终生成了带有自己鲜明个性的小说语言。因此，只要是创新性的语言形态，我都对之保有浓厚的兴趣。我特别不喜欢中规中矩的精雕细刻的普通话写作，我觉得，那样的语言体验与实践，会越走越窄。

对文学现象进行命名是批评家的本能

周明全：2012年起你开始对特定地域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研究，比如“新世纪作家群现象”、“西藏新写实”、“宁夏新乡土小说”、“临沂诗人群”等等，你觉得以地域命名的方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归纳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那里？

　　张元珂：如何命名地域文学或地域作家群，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我们知道，任何“命名”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更多的时候，是多方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新世纪以来的作家群的命名多以行政区划、代际划分、高校名称、性别身份等命名“地域作家群”。这样的命名的优点在于简单、易操作，以尽可能宽泛的外延涵盖尽可能多的作家，从而保证呈现诸多作家及作品以满足“群”的标准的需要。其缺点在于，当把一切多少与本地文化沾边的外地作家统统纳入考察的范畴，其作为“群”本身的地域特性就被消解掉了。一个没有独特风格的“群”，注定不会存在久远的。有些“群”还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作家群之所以特色鲜明，不仅因为其“上海书写”的传统经验可资参考或借鉴，也因为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的描写的对象——上海可供书写。广东的深圳作家群也与之相似。正是因为有盛可以、吴君等人的专写深圳这座城市的外形与内质的“深圳叙事”，深圳作家群才有了核心的思想支撑与发展后劲。

　　从“质的规定性”方面命名，也是学界企图做出努力的方向，但这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西部文学”、“西部小说”这两个概念，从“西部”的外延所指到“西部小说”的内在性规定，一直以来就争论不休。有人说西部仅指西北五省，有人说西部九省，还有人把内蒙、黑龙江都纳入。有人说，只有那种西部出生作家以特有的方式表现西部精神的小说，才是西部小说。有人却把西部以外的描写西部生活，展现西部精神的小说，也统称之为西部小说。但这里又遇到了概念界定的问题，什么是“西部精神”？西部是一个复杂的文学地理，宗教、经济、人文等差异非常大，能用一个概念加以界定吗？所以，我觉得，若以此为标准，必须以发展的视野，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来涵盖这一概念。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已经过时的命名，如果用在西部某些地域文学或地域作家群，反而恰到好处，比如西藏的“新写实派”。比如次仁罗布、尼玛繁多、张祖文等人的写作。

　　任何命名都会以遮蔽某方面特征为代价的，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你想想，文学史上的哪一个命名能做到无懈可击呢？绝对没有！但命名是批评家的本能，不命名，怎么开展批评活动啊？

　　周明全：据我观察，80年代，包括2000年前后的底层文学命名，基本上都是以思潮或是集中的创作倾向对文学进行命名的，但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文学的命名似乎没有了，基本上都是以代际或者地域对文学进行归纳？你认为这是我们理论界对文学的归纳弱了，还是近几十年来文学的发展不如人意了？你觉得，在当下，理论界应该如何对文学现象进行命名才是有效的？

　　张元珂：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更加多元了，的确难以用过去的方式命名。恰当的命名缺席，也证明我们批评家在处理问题时能力欠缺。近几十年来，不仅是理论界的归纳、研究能力有所下降，文学创作也陷入有“量”而无“质”的怪圈。

　　从地域和代际命名某一文学思潮，成为新世纪以来的流行模式。我曾统计过，新世纪以来单是以“××群”命名的就有40多个，又有“60后”、“70后”、“80后”、“90后”等更为大而化之的名称，还有“宁夏三棵树”、“甘肃八骏”、“河北四侠”等极富地方特色的命名，这都充分表明，有关文学思潮的命名冲动及其实践一直在发生着，但这些所谓“群”或“代”除了“80后”这一命名外，都不具有“质”的规定性，多是技术上的权宜之计。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在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命名方式之前，依托这些“群”或“代”的出现，批评家也好及时介入文学现场，把更多的作家、作品纳入阐释的范围。对批评家而言命名是必须的，没有命名，批评活动何以展开？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命名仅是权宜之计，既然它有很大的缺陷，那就努力去寻找新的方法。同时，也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既然是“文学批评”，就要充分尊重个性，追求阐释的多元，包容它的不成熟性。

　　周明全：首先谢谢兄给我赠阅的《中国当代经典必读》，我想问的是你协助吴义勤先生编纂《中国当代经典必读》，重新筛选和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并对每篇作品进行精要的评价，这个工作，对你掌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和创作都很有效吧，你认为当下，应该如何对当代文学进行“经典化”？

　　张元珂：从1970年代末一直到当下，这可是一套大书系，当全部出齐，可谓蔚为壮观。 你要明白，对每一篇我们都要百里挑一，精心阅读，详加点评。这项工作很累人，但也很有意义。作品是所有文学要素的最终精神凝聚物，而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首先应在“读作品”环节上过关。我想，我们长年累月地坚持做这项工作，不但对我的当代文学研究有意义，也为学界同仁以及大众读者奉献了一套极有价值的书系。

　　“经典化”的演进过程极其复杂，但并不神秘。时至今日，如果还把“当代人不宜写史”和“经典会自动呈现”当成信条，那等于基本否定了当代学者们的眼光和能力。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你看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比如鲁迅之于萧红的《生死场》、夏志清之于沈从文的《边城》、李健吾之于巴金的《家》、周扬之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甚至胡适之于自己的新诗集《尝试集》，不都是经由同代人的阐释，才开启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化过程吗？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典化问题来说，之所以出现上述“不宜写史”的声音，恐怕主要忌惮各种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学术权威）非正常干预之考虑。而今，当代文学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早已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的体量，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极其优秀的超越时代的有目共睹的作家、作品。因此，现在到了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对之进行“经典化”的时候了。

　　我理解的“经典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命名，而是不断筛选、重评、荐读的建设过程，即充分发挥当代学者的能动性（审美力、阅读体验、史学观点）最大程度地将优秀作家、作品置于接受领域前沿，接受文学现场各种力量的检验，使其在“保值”、“增值”或“减值”中渐趋各按其位。筛选的首要标准还是应坚持“纯文学”标准，即它应是立足于汉语本体的（这点很关键）反映历史、时代和人生的卓越之作。所谓“建设”也还意味着相关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比如王小波、张贤亮这类已逝作家，莫言、阎连科、李锐、韩少功这类在世作家，其实都应该到了格外重视基本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时候了。若不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来支撑其形象，“经典化”就宛若空中楼阁，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周明全：我看你在《文艺报》刊发了一些研究现代作家的文章，主要是从考据的角度对作家进行研究，现在，对现代作家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甚至都研究滥了，你花这么多的时间收集资料、重新挖掘史料，这对当下来说，有意义吗？

　　张元珂：太有意义了，太有价值了。版本考据与研究绝对是中国文化领域内最有传统、最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新文学版本是这个领域内最新的课题，早晚会有人来研究。我有这个便利条件。我管理着包括唐弢文库在内的100多个作家文库，因此，国内还没有谁能和我有这个资料占有上的优势。这给我从事版本、手稿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版本考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彻底摸清新文学版本考据情况，是从事现代文学史写作和研究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之一。你不觉得我们现代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有很多问题吗？如果连这最为基本的版本问题，你都搞不清楚，那怎么写“文学史”？其实，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完成的版本谱系，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三版本、四版本……，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以何种版本为依据，可不是小事。其次，版本考据也是开展版本批评的前提。从外部研究来看，物质形态的新文学版本与出版、流通、广告、意识形态，组成一个活态的互动的文学场域，对之重新加以梳理和研究，这实在是很重要；从内部研究来看，找出版本与版本之间在内容、思想、篇目、修辞等方面的变化，并从阐释学角度展开研究，这几乎就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70后、80后都沉睡在“小时代”里

周明全：这几年也开始研究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对其新作品给予及时阐释，通过研究和观察，你认为70后和80后创作上各自的特色是什么？从整体创作水准上进行评估的话，你认为那一代作家更强一些？为什么？

　　张元珂：作为一个代际概念的80后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因为这一代人在情感、精神上的体验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而70后只能作为一个身份概念加以使用，不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他们之间的区别太大。这两个群体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70后中的金仁顺、魏微、戴来、盛可以、鲁敏、黄咏梅、徐则臣、李浩、阿乙、张学东等，80后中的张悦然、笛安、郑小驴、蒋峰、春树等，都堪当群体中的代表作家。但我也觉得，不论70后还是80后，还都沉睡在“小时代”里，小情小调的写作无法也无力接通大时代。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以及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把握存在着巨大误区。其实，社会转型的时代可不是他们理解的“小时代”，是真正的“大时代”，他们的作品为什么都是“小家子气”呢？

　　两个群体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但如果非要做个比较，据我有限的阅读，从整体上来看，70后小说家基础较为扎实，对传统因素继承得多一些，偏于以个人化视角展开日常生活叙事，世俗、怀旧、都市情感、成长中的欲望、城乡交叉带等等，往往是其作品的关键词。80后小说家有锐气，活泼一些，有较为固定的读者群，读写互动以及语言在词句、语法上的创新都强于70后，但内容偏于小资小调，有才气但不大气，有经验的实感但无超越的魄力。

　　这两个群体的创作成绩，都还没法和50后、60后（比如余华、苏童、红柯、毕飞宇）相比。我也看不出来目前有哪一位70、80后作家有成为大作家的气象。他们靠在各类媒体上不断出头露面来刷存在感，特别是为获奖而写作，到头来拿不出一部经得起各种文学力量考验的作品，我觉得这很滑稽！

　　周明全：我很认同兄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第一届客座研究员的海选，是你负责的，你对70后、80后批评家的了解也很充分，能谈谈你对这两个群体的认识吗？他们的优劣和差异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张元珂：这两个群体中的批评家大都是年轻人中的精英。他们大都经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理论思维活跃，学术能力强，对新问题、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常能给人以惊艳之感。70后中的梁鸿、霍俊明、李云雷、房伟、张莉、鲁太光、刘大先等等，80后中的杨庆祥、徐刚、金理、黄平、李德南、何同彬、刘涛，加上你，都是这两个群体的代表。这两个群体中都有成功超越“群”或“代”的批评家，比如70后中的梁鸿，80后中的杨庆祥。

　　我觉得，作为群体地位上的“80后批评家”，最早是由你们这几个人开创的，“革命”意义真的不可小觑；70后这一代批评家，由于很多来自农村或底层，所以，在批评活动中，对于“中国问题”、“中国方法”等宏观问题的关注与阐释（比如李云雷的“底层文学”、梁鸿的“乡土中国”、房伟的“90年代宏大叙事”、鲁太光的“当代文学生态”）要强于后者，80后对于文学中的“青年问题”和前沿性的文化问题，对于同龄作家的关注和阐释，对于发挥群体作战意义的认知与实践，等等，都要强于前者。但如今，70后批评家善于单打独斗，处事谨言慎行，追求安稳与享受，创造力和锐气较为缺乏，且对于名与利的迷恋与追求，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我觉得这不是好现象。

　　周明全：我前久看到何平的文章，他在谈到80后时有个期待，也是希望80后能脱“代”成“个”，我觉得，这是所有年轻批评家都应该努力的方向吧。总有人说“70后”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其实以我最近的观察，“70后”批评家的实力是很强的，并非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作为“70后”批评家中最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所谓的“70后”批评家被遮蔽这一说法？

　　张元珂：“遮蔽”一说不符合实际。70后批评家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品性，要远远强于80后，他们又大都是通过未扩招前的高考（用“千里挑一”形容，一点不为过）进入大学的，自身素质是很强的。但70后有个弱点，就是我上边提到的，喜好单打独斗，传统又保守，不愿意“抱团取暖”和“集团冲锋”，所以，其批评活动很不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可能是给人以“被遮蔽”之感的重要原因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事，可以安心做学问。你只要稍稍留意他们的写作，你就会看到，每一位有志向的70后批评家，其实都在默默地探索和写作。谢有顺这样的“大牛”自不必说，其他如：我的师兄房伟几经波折写《王小波传》，鲁太光研究当代文学的生态场域，梁鸿到中国基层采访、调查，李云雷在底层文学领域内孜孜不倦，张立群立足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所展开的关于新诗和先锋文学研究……其实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且产生了较大影响。最为关键的是，这些70后批评家的写作很接地气，我看好他们的未来！

　　周明全：呵呵，其实我也不赞同所谓的70后是被遮蔽的这一说法，就像你提到这些人，是你能遮蔽得了的吗？但据我所知，业内不少人对“80后”批评家的“抱团取暖”式的出场是持批评立场的，你认为，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在成长中，外力的作用是否必不可少？年轻一代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

　　张元珂：不“抱团取暖”，等着一个个的冻死啊，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这仅就“出场方式”而言。80后本身就是靠借助外力——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凤凰网、云南出版社的“80后”批评家书系、同代人在各大期刊上的对话专栏，等等——引发文学界关注的，故外力在其集体亮相时，是必不可少的。但后期发展，还必须依靠实力说话。我觉得，包括你在内的第一批80后批评家，自身理论水平、学术思维及批评实践，都还是颇具实力的。外因和内因的完美结合，才最终赢得了批评界的认同。再者，我觉得，80后批评家的修养养成也很重要。古往今来，文无第一，学理性的争鸣是必须的，但自我感觉良好、文人相轻实在要不得。

　　周明全：我很少听到为80后批评家的出场持如你这般的支持态度的，谢谢你。但其实支持不支持，80后已然在批评界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不少前辈批评家撰写文章批评代际问题，你如何看待代际批评的划分？

　　张元珂： 我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文章。若从纯正的学术研究来看，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代际划分确实问题多多。但是，若从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来看，这一划分又有其合理性。依托这一划分，既可将更多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纳入批评的范畴，也可以较为全面的实现批评家与文学现场的充分互动。这有什么不可的呢？我觉得，在没有找到比这个更为合理的概念之前，代际划分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如果不让前辈们指责，那我们就好好努力吧，这是唯一出路。

　　周明全：对，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还是得“自作功夫”。

好的文学批评应保持独立性

周明全：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一直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你认为这个批评失语、失效了吗？

　　张元珂：说“批评失语”、“批评失效”，这是个“伪问题”。我觉得批评没有失语。如果非要说“失语”或“失效”，那只能向批评家自身找原因。对于批评家而言，静下心来，认真读书，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好好写文章即可，顾虑其它，似是多虑了。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张元珂：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批评理念；语言有风格，批评有个性；以文本为中心，面向作者和读者，充分阐释其审美属性，竭力促成彼此之间的对话。

　　周明全：纸媒日益边缘化，学术刊物、评论刊物更甚？如何让批评重新建立与这片土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血肉关联。

　　张元珂：纸媒日益边缘化，这是事实，但文学批评不会边缘化。因为作为一种对话方式和精神活动，它怎么可能甘于寂寞呢？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它将永远在不停息地寻找并重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血肉关联。

　　从事文学批评首先需要热情，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基本的情感投入，那还不如离开批评圈的好。李长之、李健吾、胡风的文学批评是才气与热情的融注。他们的批评活动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周明全：在文艺座谈会后，你认为应该如何做，才能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和文艺批评家队伍的建设？

　　张元珂：作协、文联、宣传系统要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但不能以某种统一话语扼杀批评家的独立性；不断拓展文艺批评阵地，但批评家也没必要按照期刊的标准去写作，不行，就自己干；倡导并实践真批评，尤其要扭转赞歌式或废话式批评。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元珂：首先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比如同行之间相互关爱，努力追求真善美，体谅弱者，敬重生命，等等。人品不好，我很怀疑他能搞好这种人文性很强的专业。其次要有精湛的专业素养。这个不必多说。再次要有宽广的批评视野。要通古博今或即使做不到通古博今也要不断学习，尽快在理论与思维方面满足批评活动的基本需要。再其次要形成成熟的批评范型。比如文本中心式，印象式，文体批评式，等等。最后要从最基本的阅读做起，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觉。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很多批评家不读作品，即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就是不及物。这种批评遗害无穷。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真的不是那帮人理解的“小时代”。大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大思想、大批评家！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6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