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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静穆理想——读朱光潜《陶渊明》有感

时间:2023/11/9 作者: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热度: 17474
◎高雅伦

  经典重读

  诗歌的静穆理想
——读朱光潜《陶渊明》有感

  ◎高雅伦

  主持人语:朱光潜先生1945年出版的《诗论》是美学界的经典名著,而《诗论》中的长篇论文《陶渊明》则是经典之中的经典。青年学子高雅伦的文章从“朱光潜‘静穆’说和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陶渊明思想的来源以及陶诗中的‘静穆’体现”、“陶诗中‘静穆’思想的启迪”三个层面对朱先生的“静穆”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并在朱先生的静穆理论启迪下,对陶渊明诗歌中的静穆意象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评价。是一篇好文章,值得推荐。

  《大淖记事》是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贡献给文坛的文学经典,三十多年来,这篇小说一直受到学者和评论家们的好评。杨雨的文章以“女性书写的独特性体现”为叙述角度,对这篇具有人性深度的名篇作了较好的评析。认为“《大淖记事》的女性书写,始终以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生存为关照对象,肯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该具有的女性生存权利。通过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对比,意在对男性社会中的男性生存状态的贬抑,以此达到张扬女性主体性的目的。”文章观点新,层次清楚,表述明白。(李骞)

  静穆,作为一个经典的美学命题,最早由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提出。后经过莱辛、歌德、黑格尔等西方美学家不断的阐释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上个世纪,由朱光潜最早引入中国。这是朱光潜先生融汇了东西方诗学、美学而提出的一种艺术理想境界,并且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涵义。

一、朱光潜“静穆”说和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

朱光潜先生一生钟爱中国古典文论,并且通过对中国的古诗词的解读和理解来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1935年)一文中,朱光潜提到:“中国诗中的佳句有好些对于我是若即若离的。风晨雨夕,热闹场,苦恼场,它们常是我的佳侣。我常常嘴里和人说应酬话,心里还在玩味陶渊明或是李长吉的诗句。它们是那么亲切,但同时又那么辽远!”[1]由此可见,无论是处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朱光潜先生都可以用中国古典诗歌词话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寄托理想。在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诗人,但是朱光潜先生却独爱一位诗人。他就是隐居于山水之间,热爱田园生活的诗人——陶渊明。在1945年《诗论》中,他写有《陶渊明》长文一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他的情感生活;他的人格和风格。朱光潜认为,尽管陶渊明的生活十分贫困,却达到了极端的“和谐肃穆”。由初入仕途到隐居山林,陶渊明达到了从“无意义的人生”到“有意义的人生”的转化。辞去官职,归隐山林,田园躬耕正是朱光潜先生所艳羡的生活方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种隐逸不仅仅指的是外部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人内心状态。陶渊明选择归隐山林,心中宁静并未怀有愤恨嫉俗的心境。在《陶渊明》中,朱光潜先生借陶渊明的人生与诗歌来阐发了关于“静穆”的审美理想,他认为:“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的诗里所能找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得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她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伟大。”[2]

  笔者认为,朱光潜“静穆”说主要包含了以下三点内容:一是平和冲淡、宁静致远的生活方式,在《慢慢走,欣赏啊》一文中,朱光潜先生将人生分为科学的,实用的,艺术的。这三种人生虽然可以同时存在,但是三者并不是冲突的。他认为,艺术来自于人生,如果人生缺失了艺术,那么也就丧失了情趣。朱光潜先生认为,人的一生本该是一件被欣赏的艺术品,需要带着品味的心态和欣赏的眼光来对待生活。他劝诫人们放慢碌碌的生活脚步,要保持一个宁静的心态,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趣有意义起来;二是实现了人生由冲突达到调和的艺术境界,从日常生活上升到精神艺术的境界。“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下一味醇厚”[3],以上可以看出,第三点指出,想要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所需要遵循的艺术标准,即冲淡炽热的感情,表达出经过酝酿的,值得玩味的意蕴。

二、陶渊明思想的来源以及陶诗中的“静穆”体现

在中国历代的文论中,对陶渊明思想的来源一直没有定论。有将它归为儒学,有将它归为道学,更有将它归为玄学,各家都有不同的说法主张。比如,陈寅恪主张是“新自然说”,认为陶渊明将自然精神灌注于生活之中,追求个人的内心情感与外界的客观事物达到融合。李泽厚的“内儒外道”,认为陶渊明深受儒家“温柔敦厚”思想的影响。鲁迅提出的“佛教”说和罗宗强倡导的“玄学”说等等。各家说法不一,但是都有一定的依据在其中。

  就笔者看来,个人比较倾向于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在《陶渊明》一文中提到:“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构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4]再联系朱光潜先生的其他文章,可以发现,朱光潜先生并不认同把陶渊明的思想具体归入哪家,不同时期造就了不同的思想,体现了不同的倾向性,但正因为多重的思想才造就了陶渊明伟大的性格和超然物外的心境。其实,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际,思想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陶渊明的诗歌里,我们既能找到儒家的思想,也能体味到道家的内涵,有时也可以找到玄学的踪迹。这与朱光潜“静穆”说的形成是一致的。

  在陶渊明诗歌中,我们常常为诗中反映出的心境和诗人想要表达的人生感悟所动容。陶诗中所呈现出来宁静平和的心灵世界,让多少读者心之向往。笔者认为,陶渊明诗歌的意境之美最能体现朱光潜先生所倡导的“静穆”审美理想。历代文人都羡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也最敬佩他那“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生活态度;更难以言说的“云无心以出帕,鸟倦飞而知还”生活追求。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陶渊明的诗歌也有很高的评价,“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闲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5]

  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至今尚可以反复吟唱,就是陶渊明善于营造一种安逸静穆、心平气和、超然物外、可以抛弃尘世纷扰的精神境界。在诗歌中,诗人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自然景物因为沾染了诗人的感情变得更加生动、富有活力。这种情景交融,超脱世外,与世界化成一题的意境美也是最能表现陶诗中的“静穆”理想。

  除此之外,陶诗中的语言也能表现出“静穆”理想。陶诗语言冲淡平和,自然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也能表达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值得回味的意蕴。其诗句多为口语化句子,描写的也是农村景物,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有深厚的意蕴。再如《归园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可以灌我足。波我能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纯朴的语言,源于陶渊明的笔下,就富有生机。乡村生活的简朴,邻居的热情,跃然纸上。真是淡而有味,达到了极高的美的境界。正如在《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中,袁行霈先生指出,“陶渊明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事物和美的感情,那种冲和平淡之美借着他的平和平淡的语言表现出来,特别耐人寻味”[6]。

三、陶诗中“静穆”思想的启迪

“静穆”的原则必然要求作者在喧闹的现实世界中能保持一颗沉静的创作心境,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以理性的思考与客观的观察看待纷繁人世,拒绝随波逐流,在坚持自我的心境中来实现自己所渴求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静穆”理想不仅是一个艺术准则,还是一个人生信念,是值得创作主体追求并实现的。

  “静穆”理想还要求作家达到克一己之苦难、达观于世的思想境界。“静穆”是“极端重视情感的作用的,没有经历惊心动魄的情感体验,没有对透入骨髓的痛苦的征服,便没有艺术,没有艺术作品,没有美感。”[7]“静穆”理想的原则之下,作品表面上的沉静泰然,事实上却饱含着强烈的痛苦、纷繁的变化以及矛盾冲突,需要创作主体用强大的意志、伟大的灵魂去征服苦痛、超越恐惧。

  在接受心理中,“静穆”的思想同样重要。一方面,读者在面对文本时,要坚持“静穆”的审美态度,拒绝经验的干扰,以纯粹的审美心态品评文艺作品,并真实客观地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经典的文艺作品能让读者接受心灵的净化与洗礼,获得“静穆”的精神状态。朱熹曾教导他的学生读诗之法,“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朱熹这里说的“读诗之法”就恰符接受心态中的“静穆”心态。“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就是摒除经验视野,“以此洗心”即使心灵得以净化。

  在进行阅读活动的时候,读者所拥有的审美及生活等方面的经验、心理、趣味、理想等可能会使读者在阅读中形成一种审美倾向,这种东西会影响读者的接受活动,姚斯称之为“期待视野”。不幸的是,潜在的审美期待以及评价尺度也会导致审美批评变得脱离客观与作品本身。如果读者用带有功利化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会觉得脱离实际生活,毫无对现实的观照价值,而忽视了作品描写当中所营造出的“静穆”的美学境界,这样的接受是完全被读者先在经验所控制,从某一审美标准出发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所作的批评活动,既扭曲了作品本身的存在,也将自身置于某一标准的束缚之下。因此,为了能够真正的感悟作品的真谛,进而体悟崇高、伟大的“静穆”之美,读者在面对文本时就应保持单纯协和的“静穆”之心。

  “静穆”作为文艺接受过程中的理想心态,能够使读者产生“微尘显大千,刹那见终古”的美学观照,在精神上进行洗礼与净化。这种净化一方面是文艺作品与读者的交流融合过程,另一方面是在读者心灵层面上,其审美能力的释放与升华。例如沈从文的《边城》,读者在阅读中会马上进入作家所营造的“湘西世界”中,受其静谧谐美的描写所影响,忘记世俗的名利追逐,挣脱环境的逼迫,仅仅沐浴在单纯的自在之中,重新审视自我,以宁静和睦的湘西世界观照现实人生。这无疑是读者在文艺阅读后产生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静穆”审美理想——所发生作用的结果。

  不仅是“静穆”思想的理论价值理应受到关注,且它所蕴涵的现实意义亦受到重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生活、高竞争的压力逐渐让当今世界的人们在商品化的社会环境下迷失自我,精神垮塌。人的异化日益严重,生存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如幽灵一般始终在身边徘徊,因而人们日渐丧失了对原始的本真追求,也遗忘了那种纯净肃穆的心境,心如浮萍,难以自持。在沉重的物质压榨下,人们的灵魂破碎,走向虚空,远离圣洁,堕入尘浊。喧嚣聒噪的社会生活让人们无所寄托、流于庸俗,也渐渐失去了“静穆”理想。我们应该学习陶渊明,如他一样“诗意地栖居”,通过诗意化和艺术化的心态去抵抗现代性带来的个性上的磨灭和生活的碎片化。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依然可以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抛弃物利的欲念,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这种“静穆”理想正是我们现代人最需要得到的精神救赎,回到“自然”状态的要求。

  【注释】

  [1]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朱光潜全集》(第 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 朱光潜:《陶渊明》,引自《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

  [5]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

  [6]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人学出版社。

  [7] 许江:《“静穆”观念与京派文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艺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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