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

　　苦涩的文字，阳光的写作
——吕翼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探勘

　　◎李 丹

　　昭通作家群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吕翼属于这个群体的后起之秀，有着独特的创作方式和思想，其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底层写作与苦难叙事。苦难意识作为文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对吕翼的创作影响深远。作家从无法摆脱的苦涩的人生况味中认识到绝望而奋起自救，将自己经历的大悲大喜以及艰难境地下的生命体验用文字呈现出来。作为乡土作家的吕翼，没有直接对我们说出苦难，但他在《雨水里的行程》《孝子》《碓房村》《割不断的苦藤》等作品中传达着他对苦难的理解与升华。

一、创作中苦难意识的呈现

吕翼在《别惊飞了鸟》、《雪落枫桥》、《仙鹤湖纪事》等小说中，展示自然生存条件恶劣，并呈现出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以及庄稼、苦藤等苦难意象，寄予着作家对苦难的抗争和呐喊。且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村庄——封闭、落后、偏远、贫穷的杨树村，新闻报刊送到那里早已成为旧闻，农民为避免饥饿和解决生计努力珍爱土地，但生活旧貌难改。吕翼笔下的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偏执的热爱，而土地是苦难的载体。老龙头对土地的热爱近乎痴迷，他认为拥有田地就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历尽千辛将玉米收回，结果因包谷太多压断了支架垮得满地，龙坝也被砸断了腰；烤烟债才还清，新修的房子却着火，破碎的家庭一次次濒临崩溃。《土脉》中人们看着干裂的土地，焉黄而枯焦的庄稼，毒辣的热头，眉头紧锁，人们甚至为了土地而发生流血事件。一到冬季，滇东北大地裸露在黄土之中，万木凋零，冷风干烈刺骨，没有生机，处处透着荒凉。自然环境的恶劣增加了农民的忧虑，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痛苦。作者在《割不断的苦藤》中营造了一个“苦”的氛围，苦寨、苦水河、苦竹、苦菜、苦藤，苦寨出了一个县长叫辛苦。苦寨的老辈人说苦寨人要过上好日子，苦寨的苦藤要断根。苦寨人做梦都想有一天能将这里的苦藤全部割掉，可是辛苦到死也没有将那厚不见底的苦藤连根铲除。吕翼在深深的责任感中，以鲁迅式的揭示贫瘠引起人们对滇东北生活进行改革的思考来表达着自己的思考。

　　吕翼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人们欲哭无泪的苦难的悲剧命运。如《雨水里的行程》里每个人物的命运遭遇让人看了苦不堪言。小说讲述了瞎眼母亲（春草）与养子（春草收养的弃婴，以儿子代称）的人生命运。春草十六岁嫁为人妇，在春草成婚之日父亲被土匪杀害，新婚丈夫上山采药一去不回。寡妇春草放弃与徐区长结婚，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收养弃婴。十三岁的弃儿离家学艺不成反被意外致身残疾，五十岁了还单身，因误摸了王保长的女儿清水被污蔑为强奸罪，王保长要求春草改嫁于他，就放过她儿子，春草含泪拒绝，儿子进了监狱，为此春草哭瞎了双眼。小说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充满了苦涩，反映出作家对生活、农民的深切关怀与悲悯。《土脉》中的龙坝一生为土地而活，最终积劳成疾，卧床不起；靠真本事发迹的企业家刘远航，功成名就之时却因肝癌与世长辞；《碓房村》中，懂事的天香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放弃抓阄，一个人外出打工赚钱；冯维聪听到父母为他们读书凑钱的事，一瓶农药下去，从此精神失常。碓房村的村民们重视教育，为孩子读书，修祭坛，建学校，拜孔子；为了高考，他们甚至移祖坟，认为风水宝地出人才。面对生活中无法言说的辛酸，吕翼对底层人民的命运遭遇的揭示体现着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担忧。

　　难以摆脱的现实之苦，刺激着很多年轻人想改变命运而外出打工。流浪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徘徊在都市的街口手足无措。现实让他们走投无路，逃离了乡村的艰苦，却又迎来都市寸步难行的冷漠与孤独。龙坝一直想逃离土地和命运抗争，想努力奔出农门走出农村，结果还是被命运无情地打回土地，最后晕倒在烤烟房里不省人事；木叶进城打工，沦落到了按摩店，受到他人的玩弄和刁难；走出去也不见得是解脱，冯天香去到了深圳，走上了花天酒地的道路，出卖肉体挣钱回家，飘荡在城市里，她是无根的野草，回到碓房村，她是众人口中的反面教材；万勇因受家庭精神高压，竟做上骗人的勾当，欺骗父母被高校录取，拿着父母血汗钱在上海流浪几年，一事无成，制作假证回到家乡，返乡的尴尬让一向逞强的万礼智夫妇脸面无光。在现实生存中，苦难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吕翼在小说中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生活的苦难，对这类没有技术、没有知识却想逃离农村的人物给予极大的人文关怀。

二、抒写苦难的民间立场

吕翼是新时期昭通作家群中民间立场卓有建树的作家之一。他始终在写底层农民，以农民的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农民生活的艰难，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反映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底层人民的心灵世界及他们对命运的挣扎。其创作中的乡村小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都是作家熟悉的人或事，他们卑微但有温情，愚昧但很朴素，自私却很善良，他们都在艰难的条件中勇敢的活着：冯敬谷，春草，配种人王矮三，罗二嫂，唐秃头，陈巫婆等等。吕翼熟知乡村现实，以局内人的身份，含泪叙述着小人物们为生活所迫而苦苦挣扎的故事。通过作家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苦难叙事，我们可以直接从生活的表象去感受苦难。吕翼的苦难叙事中，真实反映出乡村人的粗鄙和劣根性，虽然这种哭笑不得的同情中饱含着讽刺，但更多的是作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宽恕。

　　运用生活化语言叙写苦难是吕翼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方言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能让人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生存百态，民间人民的心理活动。在吕翼的作品中，生活化语言的运用简练，贴切。《别惊飞了鸟》中，配种人王矮三粗俗的语言，独眼赵四毒言相向，通过他们的说话语词便可直观的总结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看出人性可悲的一面；《卖果》《此河彼岸》等中短篇小说中，语言都平实质朴，叙述从容清晰。《灵魂游荡的村庄》中作者用着口语化的语言，传神的写了这个故事，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但方言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方言里有不少缺点，方言土语里不乏粗俗之词，如《土脉》中普珠骂人是“砍秋头的，砍血脑壳的！砍血桩桩的！砍一刀，骂一声，砍你这个绝烂尸！砍你这个绝孤寡！砍你这个有娘养无娘教的。”普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不仅毒蛇，还很泼辣。普珠是生产队长木树林的妻子，生活在农村，没有受过多高的教育，再加上土改给家庭带来的变故，让这个本就泼辣的妇女变得越来越小心眼，见不得别人家好，常常与龙田家过不去，可见语言能挖掘人暗藏的心理动机对外在行为的影响。还有比较典型的《碓房村》中的万婶，几乎用遍了昭通方言骂人的俗话，有娘养无娘指教的！牛日马下毛驴带大的！大路边的驴万人骑。这个万婶，可是全村里嘴巴最脏的女人，此前她家地里的萝卜给人拔了一个，她就骂砍血脑壳的绝儿子！她先是在院里骂，后来在门外骂，“做短命事，短命……有娘养无娘指教的、短棺材、绝孤寡、烂尸板板。”这些地道的方言土语的运用，真实的还原农村部分泼辣嘴恶的妇女形象，让人很容易总结出人物的性格，感受出作家内心对农村部分妇女的同情。“这些方言土语粗口带给我们的或是放纵的笑或是沉重的爱。放纵的笑是因为语言的大胆和直白，而沉重的爱是从文本的整体出发来自内心深处的笑。”[1]方言土语表面的粗俗承载着作家对现实的发泄和农民生存现实的冷静思考，作家通过语言展现妇女的粗口俗气，引发我们对“这群人”的苦难悲剧进行反思。不过方言土语运用过多会影响作品的整体美感，因此方言的运用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大量的运用生活化语言，是吕翼创作的一大特色，但怎样把这些方言土语运用得恰如其分，还需再作斟酌。透过生活化语言，能直观感受到农民命运悲剧的可悲之处，言由心生，一个人不是生来就会恶语相向，只是因为现实的苦无法言说，痛苦折磨着人的灵魂，换一种方式来发泄情绪以缓解心中之苦。

　　作家吕翼还设置了荒诞离奇的情节来阐述苦难，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方式揭示着民间现实中的荒唐与滑稽。《秋夜的蚊蚋满天飞》看似是写一个底层家庭的贫困生活，其实整篇小说就是一个荒诞的闹剧，年仅13岁的何小满杀害姜寡妇如砍瓜切菜般干净利落，引发的一系列无辜者死亡、蒙冤入狱等悲剧让人哭笑不得。《孝子》中的孝子，给患绝症的母亲抓的中药回家才发现是他刚卖出去的天麻。《雨水里的行程》中母亲春草十六岁嫁为人妇，她的父亲在春草成婚之日被土匪杀害，新婚丈夫上山采药一去不回。寡妇春草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收养儿子，然而儿子并没有感激之情，甚至把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推进河里活活淹死。再如《碓房村》里冯维聪，精神失常后，他到处买废铁等做他的发明，制造飞机，试飞成功，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家人没有反对他不切实际的言行，支持着他的发明，后来村里来的外国人（他妹夫）说录取他去清华。这个荒诞的情节设置，作者在于表达高考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给予那些因为高考重压而精神出问题的孩子们深深的同情和理解。《行走的秩序》中交通指挥员老转用错误的手势指挥城市秩序二十多年竟无人指出，当新指挥员和他同台指挥时，新人正确的手势下，本地车辆通行不畅，外来车辆行走自如；老转指挥时，本地车辆畅通无阻，而外来车辆笑话百出。老转自夸市长的车都要乖乖听他的手势，老转的无序之序，被当地人习以为常，这一荒诞的情节，发人深省。作家想揭示的是“掌握权力即掌握话语权，掌握话语权自然就掌握决策权”[2]的可悲，作为一名清醒的认识到残酷现实的作家，他为老转对自己的错误浑然不知还引以为荣而感到羞愧。荒诞的故事情节有其特殊的寓言作用，在充满讽刺、荒诞的现实面前，苦难也充满了黑色幽默。

三、苦难悲剧成因分析

作家苦难意识的形成与作家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吕翼出生于昭通市昭阳区洒渔河畔上碓房村，从记事起，大片的庄稼、黄土、山峰，就构成了他视野的全部，这些记忆的碎片在他的文学村庄中得到过体现。吕翼特别熟悉乡村的生存现状，他和乡村、土地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经历了乡村普通教师、市委办秘书、玉溪挂职、到今日的创作中心主任，丰厚的阅历萌生了作家创作的灵感。《土脉》中，龙田靠读书走出土地，看得到作家的影子；《割不断的苦藤》中，辛苦当领导面临的困境、苦恼和不知所措也有作家对事业、做人的思考；《雨水里的行程》虽写了母亲与儿子的苦难遭遇，但其实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感恩良知的拷问。

　　底层人民灵魂的麻木与逆来顺受是吕翼揭示苦难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制度下，由于当地的封闭，农民自身携带的粗鄙、自私、对生活麻木、逆来顺受、不关心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任何事物的性格，成为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不管是万婶、普珠、姜寡妇，还是万勇、王保长、老转等等，他们的苦与自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物灵魂深处的苦难，比人所遭受的物质苦难更让人震撼。作家揭示他们悲剧命运的目的，在于呼唤底层人民的觉醒，启蒙和警醒更多的人来思考当下农村的生存现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充满阿Q似的精神贫困。要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不仅仅是抓抓表面的建设，而是要去改变人们根植的思想和意识。吕翼真实的揭示苦难，为广大农民寻找出路，体现他内心深深的忧患意识。

　　与孤苦无告的底层人民一起承担苦难是作家责任良知的体现。吕翼叙写苦难，在揭示农村底层社会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在寻找光明，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社会问题，引发作家深入的思考底层人民的生存与出路，以期获得更好的对苦难的超越与救赎。农民守着几亩薄地为生，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土地和庄稼，现代科技和文明他们一无所知，所以作家以教育为背景写了《碓房村》，老一辈人希望儿孙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们再苦再难也要辅孩子上学。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很辛苦，吕翼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起，用文学来反映农村真实的生活图景，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意识和悲悯情怀。一个作家，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人物形象推动社会前进，代底层人民说话，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也是作家社会责任的体现。

　　【注 释】

　　[1]邓家鲜、张朝举.守望与追寻[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258页

　　[2]冉隆中.昭通文学三十年[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23页，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 2012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责任编辑：徐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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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云南省文联报送的《云南文艺评论现状、问题、对策和措施研究》被评为“2015年中国文联优秀调研报告（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