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乾符年间,京城长安。宰相郑畋正在家中接见诗人罗隐。罗隐虽是布衣之身,却是文坛大V,赫赫有名。连郑畋的女儿也是他的铁粉,每次读到他的诗句,心都会怦怦跳,恨不得立刻找到罗隐,在他面前撒个娇。时间一久,她便害起了单相思,整天长吁短叹,茶饭不思。
知女莫若父,心病还得心药医。郑畋这才把罗隐接到府中,准备当面考量一番,如果罗隐的确是可造之才,就顺势成就女儿的良缘。不过这场考量中,郑大小姐不能出面,只得躲在门后,趁着罗隐和父亲交谈之际,偷偷往客厅里瞄几眼。罗隐虽然不知道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在给自己打分,但他绝对清楚,如果能够获得宰相垂青,自己定会名声大振,在下一轮大考中金榜题名。
这是一场提前进行的面试。
罗隐使出浑身解数,小心谨慎地回答每一个提问,最终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语言和独特的观点,赢得了郑畋的五星好评。但郑大小姐的心情一言难尽。她原以为,罗隐的才华那么好,其颜值一定高,没想到隔着门缝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土味油腻中年男。“哎……”一声长叹之后,郑大小姐转身离去,从此再也不读罗隐的诗句。
史书并没有交代,后来的罗隐有没有知道真相。如果他听说,宰相的女儿因为颜值问题,最终放弃了自己,心里肯定受到一万点暴击。
当然,罗隐的手上也抓到过一些好牌。由于“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家乡的长官对他高看一眼,同龄的玩伴也都非常看好他的前程。年轻的罗隐自是满怀豪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经世济用。
和其他读书人不同的是,罗隐求“位”却不求“贵”,谋取功名却不在乎利禄。他坚信,有“位”才有“为”,有“职权”才能“行其道”。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舜不过是一介农夫,吕望也只是一个穷叟,哪里能够完成大业?
在普遍信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时代,罗隐能有这种觉悟,可以说很难得了。但遗憾的是,他几乎耗尽一生光阴,都没有金榜题名。罗隐“凡十上不第”,一辈子不是在考场,就是在去考场的路上,悲摧到无以言表。是因为罗隐的才华不够吗?当然不是。
他第一次进京赶考,就碰上了有唐以来力度最大的科举改革。新政出台后,权贵子弟应试不再受到限制,参考人数大幅增加,进士名额却维持不变,每榜仅录用三十余人。加上试卷不密封,考生的后台越硬,名气越大,上榜的概率肯定就越高。这种情况下,“江左孤根”“族惟卑贱”的罗隐自然无力和“公相子弟”竞争,以致他从弱冠考到花甲,却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
尽管如此,罗隐依然没有忘记初心,坚持要用所学之术行道济世。他决定弃仕从文,用手中的如椽巨笔,“著私书而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罗隐首先关注的,就是有切肤之痛的晚唐科举。
当落榜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他对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有了更清醒而透彻的认识:金榜题名之人,全出自权贵之门。毫无疑问,晚唐的阶层已经固化,纵是“锦鳞”,也只能困于钓竿,任人捉弄。寒门庶族的命运早已注定,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民间尽是遗贤,侯门全是非才。对朝廷痛心不已的罗隐只能用反话正说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愤恨以及忧心。但他的这番操作,给他本来就被堵死的入仕之门又加了一把铁锁。
唐昭宗即位后,久闻罗隐大名,想赐他进士及第。有人当场就提出异议:“罗隐这小子,有才但缺德,连玄宗皇帝都敢嘲讽。一旦他跻身朝堂,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会被他按在地上摩擦。”看来这位大臣的智商或许不高,倒还有自知之明。唐昭宗也不想破壞当前安定团结的局面,从此再不提起用罗隐之事。
罗隐注定布衣终身。这事于他个人而言,肯定是天大的不幸。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坎坷波折的经历,却让罗隐的诗文写得愈发真挚和深刻:“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读书人苦熬十年寒窗,却入仕无望;耍猴人能博君王一笑,便可穿上紫袍,果然“及第不用读书,做官何须事业”,真是荒唐透顶。
“我很丑,我也不温柔”的罗隐继续用更大胆、更犀利文笔以诗讲故事。他写号称“道德胜尧舜”的玄宗,也会迷恋女人的石榴裙;他写广明元年,黄巢起兵,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四川,将玄宗一朝的剧情又翻拍了一遍;他写汉武帝在封禅之时,听到百姓呼喊“万岁”之后,心里祈祷的不是岁丰时顺,也不是子民安康,而是自己万寿无疆。难怪后来的汉武帝会置百姓穷困于不顾,穷兵黩武,劳师弊俗。这样看来,山呼“万岁”不是祥瑞之兆,而是灾祸之端。
《新唐书》认为,罗隐“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将罗隐多写讥讽之语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唐室的怨恨,这是有失偏颇的。都说“不平则鸣”,罗隐的诗文中,既有对自身遭遇的不满,也有对晚唐黑暗现实的鞭挞,且后者明显要多于前者。如此说来,他对唐室的忠心并没有因为数十年的持续落榜而有丝毫改变。
公元887年,在最后一次名落孙山之后,55岁的罗隐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流浪各地。迫于生计,他在杭州加入了刺史钱镠的幕府。“不是金陵钱太尉,世间谁肯更容身?”漂泊半生的罗隐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
但好景不长,天佑年间,梁王朱温篡权。为招徕英才,他以右谏大夫的官职,特召罗隐进京。说起来也真可笑,朝廷弃之如敝屣的罗隐,篡权者却视之如珍宝。这究竟是朝廷无视人才,还是篡权者在拉拢人心,答案不言自明。
但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一辈子被大唐朝廷当蹴鞠踢来踢去的罗隐,断然拒绝了朱温的邀请。甚至,他还规劝一心想成为第二个孙权的钱镠:“您是大唐的臣子,理应起兵北伐,即便不能灭梁,也能保全吴越,怎能向北称臣,背负万世骂名呢?”此时的钱镠已经被朱温册封为吴越王,但对赤胆忠心的罗隐格外敬重,先后任命罗隐为钱塘令、司勋郎中和给事中,算是给了他一个略微体面和安定的晚年。
公元910年,罗隐病逝于杭州,享年77岁。
虽说人格平等,人品却有高下之分。以对唐室的忠诚度为标准,晚唐的文人大致可分为三等。末等是皮日休、杜荀鹤与韦庄,贫贱必移,威武必屈:一个侍奉黄巢,一个谄媚朱温,还有一个为了能当宰相,竟在西蜀劝人另立朝廷。次等是司空图、韩偓、郑谷,作为李唐的大臣,他们在朝廷危难之际隐居藏匿,未能建功立业,倒也算独善其身。上等则是罗隐,一直被抛弃,从未生二心。“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坚决不食大梁俸禄的罗隐,成了晚唐文人中唯一称朱温为“贼”的书生,立场坚定,铁骨铮铮,令人肃然起敬。
或许正因如此,清代文学家洪亮吉对罗隐的文品和人品,都给了近乎完美的好评:“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罗隐)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杜甫),近俪玉溪(李商隐)。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
编 辑/羽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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