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叙述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
◎张晓琴 周明全
“诗歌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
周明全：我个人在做“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访谈时，总是从批评家的成长经历谈起，我觉得，好的批评家，从其求学经历中，或许可以看出其个人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个人提倡“人的批评”的一个路数吧。请张姐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张晓琴：谢谢明全！我没有参加过高考，通过保送进入西北师范大学学习，在这所学校读完本科和硕士。学校虽然地处边远，但是文学气息浓厚。1942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搬迁至兰州后，黎锦熙、何士骥、李蒸、焦菊隐、赵荫棠、杨伯峻、唐祈、陈涌等著名学者诗人曾先后任教于此。我在这里遇到彭金山老师，他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写诗，并对当代文学产生兴趣。他是我的硕士生导师。硕士毕业后考入兰州大学攻读中国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师从雷达老师。后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师从陈晓明老师。我的求学之路是比较幸运的，三位老师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
周明全：能在一所文化厚重的学校念书，想来也是福气。前几天和陈思和老师聊天，他建议我在做访谈时，一定要和我的访谈对象谈一下，是阅读什么书，或者说是受哪些书的影响走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路的？
张晓琴：陈思和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一个人的阅读史确实重要，从中隐约可见其精神谱系。我读书的兴趣比较杂，常常喜欢看一些当代文学之外的书，不同时期迷恋的书不同。刚上大学时曾经一度迷恋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世说新语》情有独钟。那时的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老师都要求我们背诵经典古文，文选里《诗经》、《左传》、《论语》都是反复诵读的内容。但是后来的兴趣却转向了文学理论与批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荣格的著作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后来又接触到德里达、杰姆逊、萨义德的著述。生态文学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因此研读了史怀泽、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奥波尼、辛格、雷根等人的生态哲学著作，以及张岱年、梁漱溟、钱穆、季羡林、叶舒宪等学者的相关著作。梭罗、卡逊等人的生态文学作品也是我必读的。
对我触动最大并直接使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是勃兰兑斯，第一次读到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时极为惊叹，它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文学与历史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所反映的人类心理的轮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文学由一个巨大的时起时伏的思想运动在主导。让人看到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精神和思想史之上生长出这个民族的文学。宏大的文学史中有活生生的人，有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故事。这是一部文学的历史，更是一部灵魂的历史。著史如此，夫复何求？
还有一些书不得不说：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令我心仪，他解读《包法利夫人》的文字与原作一样让人伤怀，完全是贴着人物心灵的。而茨威格《与魔鬼作斗争》那种刻画思想的形式的灵魂式写作震撼了我。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直抵小说的本质，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让人叹惋并重新思考文学，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都是引人深思的作品。
当代学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论著都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最后两部对照来读更能显现出意义。
周明全：你的阅读很系统，面宽且深。没有大量的阅读，想做好批评是很难的。你博士的导师是雷达，雷达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评论。对当代文学可谓介入颇深，能谈谈他对你为人为文的影响吗？
张晓琴：雷达老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不仅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也是一位散文家。有关他的评论研究与散文研究已经不少。他的批评建立在一种整体观之上，呈现出一种雄宏的感性风骨和深沉的理性激情的美学特征。他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方面。对重要作家重要文本总是及时细读并做出判断，这是他研究重要思潮的基础，他有关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理论也是得之于此。我本来的兴趣在诗歌和几个较为喜欢的作家身上，如张爱玲、沈从文等，但雷达老师将我带入更为广阔的文学批评世界里，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整体把握与文本细读，就是在那几年锻炼出来的。现在，我研究的重点已经变成了长篇小说，诗歌批评则成了偶尔为之了。
周明全：你现在跟随陈晓明做博士后，陈晓明主要操持的理论武器是后现代理论，被戏称为“陈后主”，跟随他做博士后，是想在西方后现代理论上有所研究吗？你个人如何看待西方理论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作用和意义？
张晓琴：陈晓明老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兼文艺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于一身的学者，他有关德里达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在我看来，从事文学批评是必须有理论背景的，陈晓明老师敏锐的学术视角和强大的理论思维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确实是我跟随他做博士后的主要原因。我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陈晓明老师的学术年谱，这也是一次系统学习的过程。这次学习打开了我批评的另一方向，即在写作他的学术年谱时，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西方文论，努力使关注点向存在的根本靠近，也使文学批评溢出文学本身。这一点，已经在我的一些文章中有所显现，也可能会影响我今后的研究与批评。
周明全：还有那些老师对你从事文学批评产生过影响？
张晓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优秀学者很多，除了我师从的三位老师之外，我较为完整地读过李敬泽、张清华、郜元宝三位老师的著作与文章，李敬泽为人为文之大气、文字之犀利精道，张清华的存在主义诗歌研究、精神分析研究，郜元宝的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鲁迅研究，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此外，进入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参与了陈老师的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读了王宁、吴亮、李劼、张颐武、王干、孟繁华、王一川、贺绍俊、吴义勤、施战军、程光炜、张颐武、程文超、谢有顺、张新颖等人的代表性著作与文章，每一位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给我带来启发和思考。
周明全：你自己除了做文学批评，也写诗，写诗对你的评论语言的磨练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吗？
张晓琴：诗歌是我生活和存在的方式之一种，写诗会让人尊重语言。诗歌语言与评论语言有别，但是前者会对后者有无形的帮助。
周明全：你爱人徐兆寿既是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你们平时在一起探讨文学吗？谁对谁影响大一点？
张晓琴：我们在一起当然会探讨文学哲学，也会说家长里短。不过我更乐意听他弹古典吉他。至于影响，似乎是相互影响。他对宗教和哲学一直以来的关注对我的影响很大。
周明全：你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批客座研究员，期间，你和其他11位中青年批评家交流，文学馆召开了数十次高质量的专题研讨会，入选这一年，对你的成长帮助大吗？你如何看待当下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方式？
张晓琴：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1年起从全国各地选拔聘任客座研究员，每年一届，有定期的研讨和活动，并且出版青年批评家丛书，这对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帮助极大。入选一年对我的提高和帮助很大，有来自师长前辈的，有来自同龄同道的。这种培养青年批评家的方式显然是非常有效和有意义的。
今天的批评家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
周明全：你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你自己是如何定义生态文学的？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概念最初是含混不清的，名称也不一致，在其创作与研究的过程中，更多的人接受和使用了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生态一词强调了人与自然万物的一种存在上的关系，突出了自然这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少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倾向。在我看来，生态文学是人类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时，揭露自然生态危机、探寻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反映并反思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文学。之所以这样界定生态文学是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到了人类生存的正常状态时，人们才会对自然生态倍加关注，生态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特定时刻产生的。生态文学的责任不仅在于生态预警，更在于文明批判与生态理想。若仅仅关注自然生态危机，只能停留于表象。
周明全：学界是如何看待生态文学的，你认为当下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吗？
张晓琴：当前学界对生态文学的看法不一，有人以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为研究对象，比如王诺、鲁枢元、曾永成、徐恒醇、曾繁仁等，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完全纯粹的生态文学作家比较少，苇岸是一个，他是一棵大地上思考的芦苇。也有一些作家在他们丰厚的创作中实践了生态文学，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贾平凹的《怀念狼》、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于坚的生态诗歌等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周明全：西部文学有其独特性，但至今仍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作为生长于西部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西部文学？
张晓琴：我生长于西部，也曾在夏秋之季漫游于此，草原辽阔，沙漠绵延，初秋的祁连峰顶让雪白了头，西部恒大，而朝圣的人在路上。我坚信，西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关。西部是地理意义上的西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西部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气息使得西部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极为特殊的部分。西部文学广袤的自然、丰富的民生、多元的信仰、存在的神性，都是其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
周明全：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学批评，也一度被淹没在主流强势的批评声音中，你认为作为西部批评家，应该如何做，才能使自己的批评有效？
张晓琴：当我们提到文化中心时，首先想到京沪两地，我们似乎容易忽略更遥远广阔的所在，比如西部宏阔的边疆。或许我们可以放大视野，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重新进行一次山河判断。钱穆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中国人更强调文化的作用。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力量不息，这力量不仅仅在文化中心，也在每一个疆域所及之处。在文化的意义上做出这样一次山河判断时，我们才可能重温那些以文学的方式对文化进行了整合或汇合的作家作品。比如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作家笔下农耕文明为主的西部文化范式，比如张承志、周涛、杨显惠、雪漠将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边疆遥远的民生等注入当代文学的精神血脉。
今天的批评需要一张地图，尤其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需要一条路，一条青金石之路，丝绸之路，在今天，以文化的名义走过这条路，我们方能找到作为一个国家文化整体的新疆域。这是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也是关注西部与边疆文学的意义所在。文化意义上新的疆域与地理意义上的新的疆域同样重要。
周明全：作为老师，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教育？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应该如何做，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张晓琴：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应该是为人的，而不是被纳入一个管理和考核体系。任何时候，文学教育都应该凸显其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应该凸显其主体性和精神性。
“70后”学者面临着代群和批评的双重困境
周明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从2015年起增设了“青年批评家”栏目，请我主持，其主要想法就是推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批评家。“80后”批评家这两年，在中国作协、云南人民出版社《“80后”批评家文丛》等刊物和出版的集中推介下，已经形成了集团优势，而“70后”批评家虽然涌现出张莉、霍俊明、郭冰茹、刘大先、房伟、李云雷、张定浩等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但似乎在文坛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优势，无法获得相对集中的命名，整体感觉是被遮蔽的。作为“70后”批评家中最为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70后”批评家被遮蔽这一现象的？作为其中一员，你觉得这个群体的整体实力如何？张晓琴：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声音——有关70代批评的思考》。今天的“70后”学者大多有这样的经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依次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高等教育，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教育与专业训练，毕业后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已有十年余甚至更长的学术生涯。客观看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70后”学者和批评家正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显现出这一代人独特的学术气质。其中的部分人已经做出了较为注目的学术成绩，也出现了有关“70后”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的研究，如徐志伟、李云雷编著的《重构我们的文学图景：“70后”的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一书从诸多“70后”批评家、作家中选取28位进行访谈，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询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精神立场的生成及演进历程，并以此为侧面来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也有通过对“70后”个体学者学术轨迹的探究而对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文章，贺桂梅、李云雷对刘复生的研究中都有这样的探索。然而，总体而言，“70后”学者仍然面临着代群和批评的双重困境。
周明全：陈思和在和金理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曾说过，“70后”“80后”作家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导致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批判，由这些表达出来的经验就得不到批评家的呼应，但这两年，“80后”作家和“80后”批评家同步成长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而“70后”作家才是真正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没能和同代批评家相互呼应，不少人以为这是“70后”一代作家和批评家被遮蔽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晓琴：“被遮蔽”是学界较早概括“70后”困境的说法，陈思和、李敬泽、施战军、宗仁发等学者都表达过相似的观点。陈思和把“70后”作家称作夹在“50后”传统精英写作的高峰和“80后”网络时代时尚写作的高峰之间的“低谷的一代”，陈晓明的说法则更加彻底：“其实夹缝、遮蔽可能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们是离散的一代。”这都是说“70后”作家，而到了文学批评这里，情形似乎更为尴尬。我们也深知批评应该关注同代人的重要性，现在也有许多“70后”批评家在关注同代作家，以此为研究对象，刘涛、张丽军等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清晰的。然而，“70后”之前的作家作品以他们的格局之大和文本魅力之强吸引着更多的“7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与同代作家一样，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断裂带上，向前看，“50后”、“60后”学者业已拥有成熟的学术品格，且他们大都以同代作家为研究对象；向后看，“80后”学者也开始活跃并充满新锐之气，并且已经有“80后”批评家研讨会和“80后”批评家文丛。就“70后”批评家而言，虽然也有群体亮相的活动，但作为一个整体似乎还是容易被遮蔽。
周明全：作为一局中人，你认为“70后”批评家相较其他几代批评家的优势在那？劣势又在那？
张晓琴：总体看来，“70后”批评家的优势在于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教育与专业训练，拥有较为强大的理论基础与学养背景，但是优势有时也会转化成劣势，“70后”批评家往往会因此忽略对于文本的原初感悟和审美判断。其实，真正优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往往不局限于自己所属的那个代群，批评的个性比代群的属性更加重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任何一个代群的作家、批评家都不能一概而论，“70后”批评家中也有充满生气和个性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创作融于一身，张定浩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
好的文学批评必须要有原创性
周明全：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时值今日，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权依旧掌握在高校，而高校重视文学研究，轻视文学批评，这是目前文学批评总被指责说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主要原因所在。身在高校，你如何看待文学批评转入高校后的尴尬的？批评失语了吗？失效了吗？张晓琴：如果批评真的彻底失语了，我们谈这些问题意义何在呢？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身在高校的批评家大都被看作是学院派批评，总体看来，较之于文坛派批评，学院派确实存在过于专业化理论化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学院派批评意味着批评主体学者化、论证理论化、方法规范化，但是并不一定与鲜活的批评风格相对立，它本身应该具备建设精神。2008年，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学院批评文库”，收录的学院批评家大都是既身处高校又活跃于文坛的，如陈晓明、张清华、郜元宝、吴义勤、谢有顺等。从这个角度看，身处高校的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参与批评的意义更加重要。就我本人而言，我渴望那种有生命力和可读性的批评，而不是只有学术表情的论文。
周明全：听很多高校的老师说，要评职称，就必须申报课题，而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故纸堆里，自然就对当下的文学关注少了，另外，高校考核体系中，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而对当代文学缺乏研究热情，这也是当下批评为何无法深入研究当下文学的一个原因吧？作为高校教师，你如何看待课题对文学批评的利与弊？
张晓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一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并不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研究是有益于文学批评的。其二是课题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社会科学的基金项目里大都有当代文学一类，但是课题申报、结项的程序都很繁琐复杂，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与文学批评的当下性、现场性是有矛盾的，会对文学批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周明全：纸媒日益边缘化，学术刊物、评论刊物更甚？如何让批评重新建立与这片土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血肉关联。
张晓琴：今天，黑塞有关读经典还是读副刊的焦虑已经被读经典还是被刷屏的问题替代。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纸媒面临危机，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远远超过文学作品，视觉语言成为首要交流工具。文学批评作为文学这块高地上的灯塔也必须正面面对阅读工具与阅读方式的改变。从本质上看，批评是关注世界、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批评家由此观照历史人生，担当文化责任。新媒体时代批评家应该关照新的阅读方式，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应该关注社会与时代的热点问题，及时发言。在这个娱乐时代，如何利用微博微信等新的阅读工具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和批评进入读者视野是至关重要的。
周明全：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是在模仿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文学批评，批评家使用的批评武器也全部来自西方，现在我们大谈要构建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但问题是连评价标准都是人家西方的，连自己的批判体系都无法建立，如何确立自己的世界地位啊？！当下，我们应该如何激活传统文学批评的资源？
张晓琴：就批评而言，理论本身不是目的。文学理论在通常的意义上会指导文学批评，反过来，文学批评也可以突破文学理论。当下文学批评可从传统中寻找的理论资源很多，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生态思想等都是当代批评的精神资源。今天，要建构当代中国的批评体系，不仅要寻找传统资源，更要拥有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视野，寻找批评的新疆域。
周明全：对于当前文学批评队伍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张晓琴：要多培养一些既有专业学识，又有批评潜质的青年批评家。文学报刊要尽可能给文学评论新人给予关注和版面。在各种评奖中也应当考虑青年批评家参与。出版社出版青年批评家丛书也很重要，由你策划，陈思和老师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就是一个有效推动青年批评家成长的举措。
周明全：如何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批评？
张晓琴：以一颗初心、以真诚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和文学。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张晓琴：好的文学批评首先不能囿限在文学内部，而应该从整体性景观上进入文学与世。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性等，它们与文学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想象，批评只有跨出自身，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其次，好的文学批评要彰显出独特的个性。文学批评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个性，这是文学批评的生命所在。
周明全：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晓琴：法朗士说：“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今天，批评的步履比以往时代更加艰难。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批评缺少的不是复杂艰深的理论，也不是浩如烟海的材料，而是一颗进入文本、进入时代的灵魂。好批评家必须有他的生命经验在其中，必须有原创性，要拥有原创性，就要至少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是专业修养，这是基础；二是文化与哲学的修养，这是思想利器；三是有自身文学创作的经验，以便体会文学创作的微妙，使前两者化为真正的生命感悟，而不是单纯的批评。
周明全：谢谢！
责任编辑：程 健
余松涛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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