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瑩

　　《千字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字，250個隔句押韵的四字短句構成，起始於“天地玄黄”，終結爲“焉哉乎也”，内容包羅萬象，涉及天文、地理、社會、經濟、政治、歷史等等。這樣的特點決定了《千字文》不僅僅用於習字，還具有教化功能，同時它還是一部文學作品。全文共分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宇宙的誕生、開天闢地開始講起，講到日月星辰、氣象物候、地球上的自然資源，一直講到人類出現以後，中國太古和上古時期的歷史，最後以人類社會的出現和王道政治作爲結尾。

　　《千字文》隨船入日，在傳播的過程中，保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千字文》寫本“上野本”，爲中日學者研究《千字文》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千字文》對日本文學文化的影響深遠，不可小覷。這種影響涉及書法、習字、教化、文學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模仿《千字文》而作的“異系千字文”也層出不窮。考察《千字文》在異域日本的傳播、接受、融合以及研究狀況，可以更加深入瞭解這部作品。

一、《千字文》傳入日本

據唐韋絢著《劉賓客嘉話録》載：“《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韵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這段記載就是關於周氏《千字文》的來歷。唐李綽的《尚書故實》、《太平廣記》也有上述軼事的記載。一夜成文，鬢髮皆白的説法自然過於誇張，雖不可信，却可見創作《千字文》的過程實屬不易。另有三國時期書法家鍾繇曾寫過一篇《千字文》，但毁於西晉的動亂之中。

　　《千字文》作爲習字兼教化功能的童蒙讀物，自誕生之日起，就因其朗朗上口又富於文采，備受歡迎，廣爲流傳。而這部蒙書也漂洋過海，傳播到鄰國日本，影響波及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漢字文化圈的各個國家。對於《千字文》於何時由何人帶入日本，《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有大體相近的記載。

　　《古事記》載，應神天皇（270—310）統治時期，和邇吉師（王仁）自百濟東渡扶桑，帶來《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日本書紀》却不曾提及此事，僅言當時的日本太子菟道稚郎子習諸書於王仁而已。按照《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來推算時間，王仁帶《千字文》入日，是在《千字文》成書之前。應神天皇十五年即公元284年，這時百濟國尚未成立（百濟建國於公元345年），何來百濟王仁呢？據此應神天皇時，不可能有王仁携《千字文》入日本。對於這個問題，日本學界有兩種聲音，一是尾行裕康、古川士清、栗原信充、黑川真賴等學者所力推的“古千字文説”，另一個則是以小川環樹、那珂通世、島田重禮爲代表的“記述提早説”。前者認爲梁武帝之前已有《千字文》的存在，所以王仁獻上的便是古千字文，意即鍾繇所書《千字文》的一個版本。後者則認爲在編修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時，作者特意將其中的漢字傳來時間提早，這是因爲日本古史的紀年有意拉到初期天皇統治的時代，所以纔會造成年代大謬。而那時真正傳入日本的同類字書應該是《急就篇》、《倉頡篇》等。

　　在日本平安時代，幼學童蒙書物的代表有“四部書”和“三注”之説，其中“四部書”大體爲《千字文》、《新樂府》、《百咏》和《蒙求》，“三注”則是指《千字文注》、《蒙求注》、《胡曾詩注》，可見《千字文》的地位之重。

二、《千字文》寫本注釋本

《千字文》的古注本現存三種，最早的是上野本《注千字文》，此外還有纂圖附音本和敦煌本《注千字文》。纂圖附音本即《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這個版本數量較多，故亦稱通行本，爲李暹注《千字文》。《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的序文載“梁大夫内司馬”，故李暹被誤認爲是五代時後梁之人。但據小川環樹所考，李暹應爲南朝梁人。這樣按照上野本所記，其作爲使者赴南朝梁，後留在梁爲官的記録就説得通了。而敦煌本《注千字文》（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爲殘卷，衹保留了從十五到四十九句（果珍李柰……墨悲絲染）的内容和注釋。纂圖附音本因數量衆多，流傳較廣，後多有承襲之作，至吉野朝時代就出現了以這個版本爲基礎的“新版大字本”的新注本，即《新板大字附音釋文千字文注》，亦有將“大字”寫作“增廣”的版本，即《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注》。新注本除此以外還有“三注本”（《新刊大字附音釋文三注》）和《三注故事》本等，都是屬於這個系列的新注本。

　　上野本《千字文》是現存最早的《千字文》寫本，這個寫本於昭和五十七年（1982）12月公開，作爲日本“重要文化財”，因其所有者爲大阪府的上野淳一氏，故稱“上野本”。而且《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藤原佐世撰）的“小學類”裏，也有關於李暹所注《千字文》的存在記録。上野本的意義在於，它是唯一完整的傳世注本，包括序文在内，提供了很多史料。日本學者對李暹注《千字文》多有研究，成果顯著。東野治之《關於李暹〈注千字文〉》認爲，上野本由於寫到李暹個人的經歷和想法，因此具有特别價值。他還認爲這篇序文可信度很高，全文並無牽强之處。上野本的李暹注，序與本文都很好的保存了原撰的風貌。黑田彰在《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對原文做了很多校勘糾謬的工作，並對全文進行注解，加以解説，還附有影印的敦煌本《千字文注》，給研究帶來很大方便。小川環樹和木田章義的《注解千字文》，底本爲小川環樹藏《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江户初刊本），同時參照《纂圖附音集注千字文》（寫本，陽明文庫所藏）、東陽文庫無刊記本（古活字本）、元和三年刊本、舊大字本以及弘安本（大阪上野淳一所藏）。小川環樹在該書的解説部分，詳實地介紹了關於《千字文》的各個版本之間的關係，並集衆家學者的研究於一文，對《千字文》的版本，特别是在日本的流布和發展進行了梳理，爲之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針對《千字文》的寫本問題，國内學者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在敦煌寫本上，並對敦煌本和上野本等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王曉平著《上野本〈注千字文〉與敦煌本〈注千字文〉》探討上野本與敦煌本的關係，論述上野本的文獻學價值，並對日本學者黑田彰的《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的注釋加以補正，爲進一步展開與敦煌本《注千字文》的比較研究奠定基礎。此外，張娜麗也對上野本和敦煌本進行了比較，認爲上野本爲李暹所注，而敦煌本已非原注，經過了唐人的删增。張娜麗在《敦煌本〈注千字文〉注解》一文中强調上野本公開的重大意義：

　　首先，如上所述，《注千字文》問世後，各家接踵爲其作注，但所傳無幾，李暹《注千字文》成爲唯一的傳世本。再者，以前對李暹其人及《注千字文》的成立年代等諸多不明，《上野本》是一包括序文在内的完本，特别是序文爲我們提供了許多史實；李暹爲元魏時人，《注千字文》大約成立於南北朝末期。

　　研究敦煌蒙書的專家鄭阿財曾談到，《千字文》和《蒙求》在日本的影響有多大，這方面的材料還是很有必要去開發的，因爲没有人有一個整體的系統。如果我們以敦煌的資料爲核心，把它跟周邊互相對應，還是一個相當大的研究。

三、異系《千字文》

王曉平《域外“異系千字文”舉隅》一文，將仿照周興嗣《千字文》，或者用一千字表現某種特定内容的《千字文》定義爲“異系千字文”，並將我國的“異系千字文”分爲三類：一是續寫千字文，即在原有《千字文》的基礎上給它作序，如《續千字文》、《再續千字文》等；二是平行千字文，如《别本千字文》，也是四字詩的形式，且與《千字文》多有重複用字；三是完全抛開《千字文》，衹是單純地集千字於一文，如《敘古千字文》等，表達特定方向的内容。據尾形裕康統計，這樣的“異系千字文”在日本流傳過的有14種29部之多。而這種“異系千字文”的創作方式也見於異域日本，且爲數衆多。

　　日本最早的異系千字文是創作於1132年的三善爲康（1049—1139）《續千字文》。這部《續千字文》充分利用典故來教化學子，而這些典故很多都出自《蒙求》，可謂“以《千字》述《蒙求》，以《蒙求》成《千字》”。除了用典，還用佛教的無常觀來總領全篇，點化世人。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奈良上層貴族中得到很高評價，認爲它是一部充滿文采的佳作。

　　進入中世，由於對教育的重視，不衹是上層貴族，武家和上層庶民也開始學習《千字文》等習字認字的教材，從中汲取文化知識。這個時期的異系千字文主要表現爲各種版本的千字文課本。這些異系千字文課本爲中世日本的基礎教育和教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近世以來，異系千字文更加普遍地用於藩校、鄉校、私塾甚至是寺子屋的教科書，而且涉及的方向更是五花八門。探討醫學的有惟宗時俊的《醫家千字文》和《醫經千字文》；《世話千字文》討論社會生活；《本朝千字文》是瞭解日本史的好教材；《幼學千字文》和《女千字文》涉及道德人倫教育；貝原益軒《本朝千字文》則是歷史文化教育的教科書。江户時期與歷史有關的千字文就有16種之多。

　　中村敬宇（1832—1891）作《自敘千字文》，以詩自傳的形式，用於家庭教育。它在自敘中談及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如寫幼年所受教育，寫人生的種種坎坷，寫對子孫後代的期望等。永田道麟《自注詳解日本千字文》也是明治維新後出現的異系千字文之一。

　　衆多異系千字文的存在，一方面證明《千字文》在日本流傳之廣，影響之深；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千字文》本身富於韵律、寓教於文的特點，引得衆多作者紛紛效仿，創作出了反映日本社會層層面面的日系千字文。

四、《千字文》的影響

《千字文》作爲字帖，用來習字，由來已久。隋朝書法家智永，唐代褚遂良、孫過庭、張旭、懷素，北宋米芾，南宋高宗，元代趙孟頫，明朝文徵明等皆有著名的《千字文》書法作品。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千字文》抄本習字斷片。可見最遲至7世紀，利用《千字文》練習漢字書法已較普及。遠渡日本的《千字文》也受到日本書法家的青睞，江户時代的卷菱湖、市河米庵、貫名菘翁，明治時期的日下部鳴鶴、小野鵝堂等人的《千字文》書法作品都很有名。

　　據《東大寺獻物賬》載，天平勝寶八年（756），所贈物品目録中可見“千字文一卷”。《東大寺獻物賬》中“書法”二十卷所收《千字文》，開頭題爲“拓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實際是僧人智永模寫王羲之筆跡而作。其拓本爲正倉院文書中的兩片斷簡。其中一片斷簡載：“千字文 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韵”的字樣。

　　奈良平城宫遺迹出土了很多木簡，其中就有書寫《千字文》内容的斷片，這些木簡書寫於713年到723年之間。另外藤原宫出土的木簡中也發現了出自《千字文》的字句，而這些木簡書於694年到710年，比正倉院文書更爲古老。因爲木簡爲下層官員書寫，説明7世紀初日本《千字文》已經作爲學習漢字的範本被廣泛運用了。

　　除了習字認字的功能，《千字文》的教化作用也不容忽視。平安時代朝廷也將《千字文》用於貴族的家庭教育，地方的國學教育也把《千字文》當作重要的教材。當時以《千字文》爲教材的盛況可見源爲憲《世俗彦文》，文中稱文屋（國立教育機關）一帶的麻雀啼叫的也是《千字文》裏的“秋收冬藏”。雖是誇張之詞，但足見《千字文》作爲貴族子弟學習的重要教材，特别是在漢文教育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進入中世，《千字文》不再衹是貴族子弟的專屬品，也進入到武家甚至是庶民的視野，作爲一部基礎教材，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推廣和使用。當時的寺院也兼負世俗教育的職責，而《千字文》是最常用的課本。

　　近世，隨着庶民教育的勃興，《千字文》依然作爲基礎教材，用於“寺子屋”的教育中，繼續發揮着作用。衹是進入近代，即明治維新以後，由於西洋文化的强勢來襲，傳統的漢文化教育不再受到重視，漸趨衰微，《千字文》也就離日本的教育漸行漸遠。

　　《千字文》等童蒙讀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地位、作用等，可參考日本學者尾行裕康著《我國〈千字文〉教育史研究》，專門探討日本歷史上怎樣用《千字文》進行識字和文化教育。另外，國内學者譚建川所著《日本文化傳承的歷史透視》和《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形象研究》，也都詳實地介紹了《千字文》等蒙學在日本教育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爲一部文學作品，它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王曉平在《亞洲漢文學史中的〈千字文〉》中，就《千字文》在日本的流傳和對奈良文學的影響，進行梳理和考證，對東野治之等學者的研究做了補正。追尋《千字文》在日本的流傳足迹，正是窺探漢字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植入的歷程。

　　《千字文》是如何傳入日本的，這也載於奈良時期最早的兩本史書中，即《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雖然書中所記録的傳入時間還有待考證，但自此《千字文》與日本文學便産生千絲萬縷的聯繫。以日本第一部和歌總集《萬葉集》爲例，其文字到創意都有來自《千字文》的影響和痕迹。王曉平《敦煌文學文獻與〈萬葉集〉漢文考證》一文，以《千字文》等在《萬葉集》漢文中的影響爲中心，闡述《千字文》在奈良時代文學和東亞文化與文學交流研究的深化具有獨特的價值。另外，奥村和美所著《〈千字文〉的接受——以〈萬葉集〉爲中心》以及《〈萬葉集〉中〈千字文〉的利用》，從表現和文字方面，考察了以《萬葉集》爲中心的對《千字文》的接受，以中國詩文爲基礎形成和歌表現手法的情況下，論述了《千字文》作爲將佳句壓縮概括並收録起來的所謂文件性作用。《千字文》不僅是蒙學書，還是重要的媒介，是將日本上代人推向漢籍的廣闊世界的媒介，那麽瞭解由《千字文》而形成的上代人的教養，肯定對理解《萬葉集》和歌有益。另外，通過具體例子，研究在上代的文字使用和文字選擇上，還可以將《千字文》用作獲取其字體知識的入門書。尤其是深入考察《千字文》的文字，大大有助於《萬葉集》的文本批判，有助於瞭解上代文字的相關知識基礎。

五、結 語

《千字文》自問世以來，就以富於韵律，兼備教化的功能，流傳於世，影響深遠，而且影響波及整個漢字文化圈，其中尤以日本最爲突出。首先，《千字文》在遠渡日本後，作爲一部童蒙讀物，在日本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衹用於認字、習字，因其包羅萬象的知識教化功能，將《千字文》作爲啟蒙教材再合適不過。其次，《千字文》不衹是一部蒙書，它還是一部文學作品，對日本韵文等文學形式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再次，在《千字文》漫長的傳播過程中，對其進行仿寫的日本本土《千字文》，即異系《千字文》也是層出不窮，對異系《千字文》進行研究，可以充分考察《千字文》在日本的接受情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於《千字文》古寫本在我國已散逸，日本尚存完整本，那麽日本學者對《千字文》的研究成果就顯得特别重要，禮失而求諸野，必能推進《千字文》研究的新發展。考察《千字文》在異域日本的傳播、接受、融合以及研究狀況，可以更加深入瞭解這部本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