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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德二年(996)四月，時任式部權少輔、文章博士的一條天皇時期的代表文人大江匡衡(952 ～1012)，爲兼任備仲介一職而上呈奏狀(《本朝文粹》卷六)説:三史文選，師説漸絶，詞華翰藻，人以不重。
此處的“三史”是指《史記》《漢書》《後漢書》，因此“三史文選”可以説是指歷史、文學，甚至是廣指學問。與此相對的“詞華翰藻”是指詩文。這句話哀歎了當時學問領域的衰微、文學不受重視的狀況，其中特别提到了《文選》，指出了一條天皇時期乃至整個平安時代中期的文選學以及文選影響的衰退。但實際究竟如何，是否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來理解匡衡的這段敍述，下面就來探討一下。另外，匡衡提到了“三史文選”，因此本文也要對三史(實際指《史記》)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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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解決上述問題，首先應該提及的正是匡衡的詩文。匡衡的自傳文學《述懷 古調詩一百韻》(《江吏部集》卷中)描寫了這樣一件事，長德四年九月某日，宫中使者來到了匡衡的宅第，宣稱天皇召見，匡衡急忙趕往宫中，通過藏人接受了天皇的命令。
夕郎手持書，口以敕語傳。此孔子世家，家家説不詮。宜以江家説，
備之叡覽焉。奉詔汗浹背，淺學恐自專。抽毫立加點，指掌應於幹。
由於諸家對《孔子世家》的觀點不夠明確，因此天皇下令讓江家提出自己的觀點。匡衡惶恐於事情的嚴重，立刻回應天皇的要求，開始加注訓讀符號。“幹”指代天子。《孔子世家》是《史記》中的一卷(卷四十七)，也就是説一條天皇是在閲讀《史記》時要求大江家進行訓注的。
現藏于宫内廳書陵部的三條西實隆於永正七年(1510)書寫的《史記》古寫本是與上述事件相關的寶貴史料，其中記載了匡衡的訓注。不是在《孔子世家》而是在卷一《五帝本紀》的尾題下，寫有如下識語:
本云，善(清—)江(匡—)橘(直—)已上三説並存。
識語中的三人分别指三善清行(847 ～918)、大江匡衡和橘直幹。清行與菅原道真爲同時期人，直幹爲朱雀、村上天皇時期活躍的文人。與此二人一同，匡衡的江家訓注被十六世紀的寫本所繼承。
在《述懷》中還描述了另一件事情。接上文的引用之後繼續寫道:
其後未幾日，升殿接神仙。近左右師子，攀樓殿環玭。執卷授明主，縱容冕旒褰。《尚書》十三卷，《老子》亦五千。《文選》六十卷，《毛詩》三百篇。加以孫羅注，加以鄭子箋。搜《史記》滯義，追謝司馬遷。叩文集疑門，仰慚白樂天。
此處所描寫的是，匡衡被允許升殿，成爲天皇侍讀的事。從第七句開始列舉了給天皇講授的典籍《尚書》《老子》《文選》《毛詩》《史記》《白氏文集》。在其他的詩文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江吏部集》卷中收録了一首描寫爲天皇侍讀《老子》的詩，其詩題如下:
頃年，以累代侍讀之苗胤，以《尚書》一部十三卷，《毛詩》一部三十卷，《文選》一部六十卷，及《禮記》，文集，侍聖主御讀。皆是莫不潤色鴻業吹瑩王道之典文。
此中没有《史記》而是增加了《禮記》。另外，匡衡在長保四年(1002)十一月的書狀(《可被上啓舉周明春所望事》，《本朝文粹》卷七)上，也陳述了自己的功績。此書狀旨在懇請藤原舉直向藤原道長説情，讓道長在明年春天的藏人任選上推薦自己的兒子舉周。
匡衡以毛詩、莊子、史記、文選奉授天子，以易筮、表翰、願文、祭文、發明東閣(道長)之旨意。
此處又增加了《莊子》。
再回過頭來看《述懷》，匡衡在列舉爲天皇講授的書籍當中，還提到了《文選》和《毛詩》的注本。
《文選》六十卷，《毛詩》三百篇，加以孫羅注，加以鄭子箋。
關於《毛詩》提到的“鄭子箋”是指後漢鄭玄的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詩家”部中寫有“毛詩二十卷(漢河漢大傳毛萇傳鄭氏箋)”。關於《文選》的“孫羅注”，孫羅是初唐的公孫羅，同樣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總集家”部中描述爲“文選鈔六十九(公孫羅撰)”、“文選音決十(公孫羅撰)”，後文提到的《文選集注》中也引用了二書。《文選鈔》和《文選音決》都是公孫羅的注，由於“鈔”是義注，“音決”是音注，因此匡衡使用的“孫羅注”應該是《文選鈔》。
本文首先分析了匡衡自己的詩文作品。作爲一條天皇的侍讀，匡衡爲天皇講授了眾多的中國典籍，其中就包含了《文選》和《史記》。另外，《史記·孔子世家》是受天皇之命，由大江家附上訓點而進獻給天皇的。還有，匡衡對《史記》其他卷(《五帝本紀》)的訓注與平安中期其他學儒的訓注一起都被十六世紀的寫本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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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考察一下匡衡周邊的情況。在匡衡的時代，上流社會的貴族們多用漢文寫日記，下面就按時期來分析一下這些漢文日記。藤原行成的《權記》長保二年(1000)九月六日條中，有如下記載:
亦先日匡衡朝臣所傳仰注文選，纔所求得四十餘卷。非一同。隨仰可令進上。
當時行成任職藏人頭，這一日被左大臣道長召見，恭聽了各種“雜事”，這是其中的一件。此前，行成向匡衡傳達了進獻“注文選”的天皇命令，雖然匡衡只求得四十卷，但道長仍吩咐行成進獻給天皇。第二天七日，天皇對此事表明了意向。
奏昨日左大臣令申旨。仰云，《文選》雖不具可進。
按昨天左大臣的指示上奏天皇，天皇下令“《文選》雖不全也可上呈”。一條天皇尋求“注《文選》”，把此命令下達給匡衡。但只憑此記載，無法明確這究竟爲怎樣的《文選》注。陳翀以《權記》的這兩條記載以及前述匡衡《述懷》的“《文選》六十卷”“加以孫羅注”爲主要資料，闡述了《集注文選》(後述)的編者爲匡衡的觀點，但是佐藤道生認爲，這是對《權記》記載的誤讀，是不成立的。
藤原道長《御堂關白記》寬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條中有如下記載:
乘方朝臣集注文選並元白集持來。感悦無極。是有聞書等也。
乘方持《集注文選》和“元白集”呈獻給道長。乘方是源乘方，是宇多源氏重信的兒子，有兄弟致方、道方、宣方、相方。雖無關于乘方文事活動的記載，但致方四人卻都非常擅長詩文。
“元白集”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文集。類似二者的唱和集這樣的獨立的作品集並不爲人所知，因此“元白集”應該是對《元氏長慶集》以及《白氏文集》的合稱。
《集注文選》爲現存的作品。其大部分應是遺存於日本的《文選集注》。長有一百二十卷，但如今只殘餘二十數卷，編者不詳。顧名思義，《集注文選》爲諸注的集成，除了李善注、五臣注外，還引載有《鈔(文選鈔)》、《音決(文選音決)》、《陸善經注》等唐人注，這三本書是僅存于《集注文選》的注釋，作爲寶貴的集注而受到重視。
關於《集注文選》和“元白集”，道長説是“有聞書”，對此二書的入手感到“感悦無極”。對道長來説，這是早就聽説了其評價而渴望弄到手的書籍。
此後一個月的十一月三日，道長再次記録了《集注文選》。
事了間，集注文選，内大臣取之。右大臣問。内大臣申云，宫被奉集注《文選》云云
。
這一日，一條天皇來到中宫(藤壺)處，舉行了管弦的遊興。上文是對遊興結束後的記録。内大臣是藤原公季，右大臣是藤原顯光。“宫”是中宫彰子，道長的女兒。中宫向天皇進獻了《集注文選》。因爲是發生在一個月以後的事，因此可以判斷這一定是之前進獻給道長的《集注文選》。
如上文所述，匡衡爲一條天皇講授了李善注“《文選》六十卷”以及公孫羅注《文選》，又命匡衡搜集其他的“《文選》注”，入手了四十數卷。如今又得到了最完善的文選注。
《集註文選》也與匡衡有關，這一點記載於匡衡的曾孫匡房的言談録《江談抄》卷六“張車子富可見文選思玄賦事”中。
予問云，丹波殿御作詩中，“司馬遷才雖漸長，張車子富未平均”。張車子事見《集
注文選思玄賦》之中，第一有興事也。……
由於匡衡擔任的最後官職是丹波守，因此“丹波殿”指的是匡衡。所引詩句是《餞越州刺史赴任》(《江吏部集》卷中)中的一聯。
鏡水蘭亭君管領，翰林李部我艱辛。明時衣錦晝行客，暗牖彈冠晚達人。司馬遷才雖漸進，張車子富未平均。越州便是本詩國，宜矣使君先遇春。
這是長德二年(996)正月，被任命爲越前守的藤原爲時去赴任時匡衡作的詩。關於語句以及整首詩的含義，請參看拙著人物叢書《大江匡衡》。這首詩的前三聯是將幸運地獲國守身份的爲時與懷才不遇的自己進行比較。受關注的第六句是説，自己没當上國守，也没能獲得張車子那樣的財富，其典故就出自《集注文選》的《思玄賦》的注。
《思玄賦》是漢代張衡的作品，收録在現行的李善注本、六臣注本的卷十五。遺憾的是，《文選集注》中該卷次遺失。賦中描述世間的吉凶難以預測部分有如下一句: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産而爲對。
根據李善注，此處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叫周犫的人，非常貧窮。天帝憐憫他，便去詢問司命(執掌人之命運的神)。司命説:“他宿命貧窮，不過可以把張車子的財産借與他。”於是天帝賦予了他張車子的財産，並約定等車子出生後就立即歸還。從此周夫婦就變得非常富有，但到了約定的時間，他們卻攜持財産逃走。逃走的途中，遇到一對夫婦寄宿車下，其妻生下了孩子，向其丈夫問及孩子的名字，答曰:“因生於車中，名叫車子”。此後，周夫婦就又變得一貧如洗。
《集注文選》中也有類似的注釋吧。《江談抄》中説匡衡詩的表現就是源自張車子的故事。匡衡也看過了《集注文選》。
寬弘三年(1006)十月二十日條有以下記載:
參内。著左仗座。唐人令文所及蘇木、茶垸持來。《五臣注文選》、文集等持來。
“令文”是宋代商人曾令文，於長德、長保年間來日，其名見於《權記》。此次是第二次來日，進獻了從中國帶來的物品。其中就有《五臣注文選》和《白氏文集》。《文選》五臣注是唐開元六年(718)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尚、李周翰等五人的合注。前述的《文選集注》中也引載了五臣注，而此時進獻的是單行本五臣注。
接下來是寬弘七年(1010)八月二十九日條的記載:
作棚廚子二雙。立傍置文書。三史、八代史、文選、文集、御覽、道道書、日本記具書等，令、律、式等具，並二千餘卷。
道長新做書架用來收納所藏典籍史料。“八代史”是指中國的史書《魏書》《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隋書》《唐書》(《口遊》書籍門)，“御覽”是指《修文殿御覽》，共兩千餘卷。道長搜集了龐大數量的書籍，其中就有“三史”以及《文選》，並且《文選》中一定也包含上文考察的《集注文選》和《五臣注文選》。
再回頭看《權記》。寬弘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條記載如下:
又大臣獻御書。余並左金吾取之。右大臣問，何物。余申，折本文選。金吾稱，折本文集。
此日，一條天皇從之前的居所枇杷殿擺駕回新建成的一條院内裏，道長送賀禮。“左金吾”是左衛門督賴通。道長贈送了《文選》和《白氏文集》，其中《文選》是文選注本。道長在自己的《御堂關白記》中詳細記録了此日的情況，並提及了賀禮。
次御送物。折本注文選、同文集。入蒔繪筥一雙、袋象眼包、五葉枝。
值得注意的是，行成與道長都記載了進獻給天皇的《文選》和《白氏文集》是“折本”即版本。
眾所周知，伴隨印刷技術的普及，版本的傳播是宋代值得一提的文化現象。這些版本應該是由前述曾令文等當時大量來到日本的宋代商人帶來的，並且收藏于上文提到的道長的書架上，然後由道長進獻了宋版本這一最新的貴重文物。
關於版本《文選》，源經賴的《左經記》萬壽二年(1025)七月三日條中也有如下記載:
及午後參御堂。東宫以子克御遷大内。仍有御送物用意〈折本文集一部、同文選一部。各裹村濃薄物付銀枝〉。自御堂可被奉云云。
這是與上例時隔十五年的類似的事例。此日，東宫(敦良親王，後來的後朱雀天皇)從上東門第回内裏時，收到了祖父道長贈與的版本《白氏文集》和《文選》。
藤原實資的《小右記》中也有一例值得一提，就是長元四年(1031)七月二十五日條。
藏人右少弁經長傳綸旨(實關白消息)。舉周奉授文選史記已了。可加一級者。
此例記載了天皇下令賞賜後一條天皇的侍讀——匡衡的兒子舉周，給他晉升了位分。舉周爲天皇講授的就是《文選》和《史記》。
下面看一下與之前完全不同的資料，《文選》文本的識語。
京都建仁寺兩足院藏明刊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三十册)的第二卷卷末，詳細記載了菅原家歷代書寫傳授的内容。根據住吉朋彦氏的介紹，其一部分内容如下:
秘本奥書云
應和三年六月八日書寫訖 同廿七日加點訖 文章生資忠
應和三年(963)六月，菅原資忠(道真孫)書寫了《文選》並加了訓點。另外，二十年後的寬和元年(983)十一月，成爲右中弁的資忠基於此書所加的菅家訓注，向後來成爲三條天皇的居貞親王教授了《文選》。
上例就是説明了一條天皇時代以前菅原氏對《文選》師説繼承情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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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主要著眼點的《文選》，上述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應和三年(963) 菅原資忠書寫《文選》，加訓點。
寬和元年(983) 資忠基於菅家訓注，向居貞親王(三條天皇)講授《文選》。
(同二年，一條天皇即位)
長德四年(998) 大江匡衡使用“注文選”以及“公孫羅注”，爲天皇講授《文選》。
長保二年(1002) 匡衡受天皇之命搜集“注文選”，進獻入手的四十數卷。
寬弘元年(1004) 源乘方向藤原道長獻呈《集注文選》。此書經中宫彰子也進獻給天皇。另外匡衡也閲讀了《集注文選》，並以此爲出典創作詩歌。
同三年 宋商曾令文，向道長進獻《五臣注文選》。
同七年 道長向天皇進獻版本“注文選”。
萬壽三年(1025) 道長向東宫敦良親王進獻版本《文選》。
長元四年(1031)前後大江舉周向後一條天皇講授《文選》。
對這樣的匡衡以及其生活年代的《文選》接受情況，該如何評價呢?立場不同見地也各異吧，不過我認爲可以説是相當繁盛，至少不應該説是“衰微”吧。
匡衡生活的年代，也就是一條天皇時期，在平安朝漢文學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繁榮時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一條天皇和藤原道長都是好文能文之人，是他們促使了漢詩文的興盛，並在《文選》的接受方面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
關於《文選》的文本，《集注文選》與版本《文選》在當時的出現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每個文本的重要性在上文中已經闡述過。關鍵是這兩本書同時出現在匡衡的年代，從這一點來説，在對《文選》的接受方面，一條天皇時期是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時期。
而當時詩文的表現是如何受《文選》作品的影響，這也需要我們去探索，關於這一點拙稿中已有相關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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