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肃清

　　关关雎鸠

　　有一种水鸟叫雎鸠，通常双双出没于江河湖泊中的沙洲嬉戏和觅食。关关，关关，是它们鸣叫起来的发音。一只鸟叫了一声“关”，另只鸟马上也应和一声“关”，这一呼一应，紧凑，短促又响亮，让人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只鸟连叫了两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的开篇就写了《关雎》，写了两只鸟，也写了两个人，雌雄男女，相辉相映、声情并茂。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篇，也是中国文学的开河，而《关雎》则为其首篇，换句话说，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关雎》。而《关雎》是一首爱情诗，爱情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她作为文学长河的源头率先出发了，走过了数千年永葆着青春，说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永恒主题，这话没错。

　　以雎鸠鸟喻爱情，它们当之无愧，这种鸟一旦寻得了伴侣，就有恩有义、终生相守。

　　孔子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也就是《诗经》，其中也对《关雎》有评价，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后有朱熹解释圣人此言：“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接着看诗里那个君子的表现吧，自此河边遇到了淑女，梦中醒来难忘怀，翻来覆去难入眠，奏起琴瑟表亲爱，鸣钟击鼓取悦她。其结局不言而喻，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又是《诗经》说爱情，意为无论生死离合我们都要在一起，这是我们当初早已说好的约定。

　　四书五经是中华之根脉，而《诗经》则居五经之首，读之朗朗上口，思之气象万千。与其它经典不同的是，《诗经》的作者都是无名氏。按照老子对“名”的理解：可名之名，非恒久之名。天地本就无名。万物有名，是因命名者（之母）。无名氏却道白出那么多名言至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哪一个句子不掷地有声？它们在千年时光中就不曾老过，都大气凛然，以孔子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让今人们读诗吧，诗的老祖宗是《诗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人们的生活，吃穿住用之外，就是情，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一首《关雎》，《诗经》之首篇，确立了爱情的地位。爱情理直气壮，冠冕堂皇，那两只雎鸠鸟还在鸣唱，一唱一和。那两个青年男女还在倾慕，心无旁骛。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是以夫妇为人伦之始，道德的完善，都以夫妇之德为基础。《关雎》以雎鸠鸟为范，从关关和鸣始，至相守一生终，此为雎鸠鸟之德。谈婚论嫁，人当向雎鸠鸟学习，不只是雎鸠鸟，还有鸳鸯鸟，文学作品中常以它们喻夫妻，“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还有大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鸟儿们都如此有情有义，况且为人乎！

　　圣人孔子也是不排斥情欲的。有说《诗经》先由周代采诗官采集、而后由孔子收集整理而成，他把《关雎》置于集之首，或许是匠心独用。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子又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看来孔子还是有点担心，担心人们做不到德色兼备。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他的遗憾，又是他的期待。

　　一般说来，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忘初心是主流群体之主流民意，但也不乏其反面，权势一大，金钱一多，欲望就大大地膨胀，就喜新厌旧。对此杜甫、白居易也都深有感想，前者说：“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后者言：“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

　　东汉时有个朝臣叫宋弘，新寡后的湖阳公主对其弟光武帝夸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光武帝刘秀懂她的意思，就召见宋弘想为他们牵红线，他对宋弘说：“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而宋弘回答得也干脆：“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无奈刘秀告知姐姐说，看来是此事不成了。

　　雎鸠关关，是鸟的咏唱。押韵和律，是诗的发言。一首《关雎》重章叠句、恰如天籁，它不仅仅是爱情的素描，还是为世代情诗打下的底色，自古至今描摹爱情的景象，那两只雎鸠鸟，依然若隐若现、扑朔迷离。

　　栀子花开忆先生

　　于小说散文而言，汪曾祺可谓是大器晚成，六十岁重新拾起，作品写得绝妙！金庸对他的评辞是：“满嘴噙香中国味。”他本来是写剧本的，写剧本可有年頭了。再后来，也就是文革那时候，他又参与创作了样板戏《沙家浜》，这剧本原名不叫《沙家浜》而叫做《芦荡火种》，毛主席看了剧本，说就叫《沙家浜》吧。写过《人间草木》的他，竟弄得这么大动静，可谓是耐人寻味。还有，是他为贾平凹捏了个“鬼才”的高帽，而贾平凹也为他赋诗：“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此人的故事跌宕起伏，不多说，只说两种情况。一，当过“右派”，到后来被人所用时，帽子摘了。当时单位做出的鉴定意见是这样写的：“（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二，文革时又住了“牛棚”，可是没多长时间，就被人从“牛棚”里牵出来，为何？就是为了写那个《沙家浜》。甚至，还曾参加“检阅”活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个人确实不简单，这个人确实有一点古里古怪。没法儿诠释他，就信李白的那句诗吧，“天生我材必有用”。用他的人，有背着他的人是这样说的：“控制使用。”有当他面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个不驯服的人……”无论怎样，这老先生的表情和谈吐，都显得不阴不阳、不卑不亢。他心里都想的是什么，只有他的心知道。

　　汪曾祺是1989年辞世的，他这一走，走了个余音绕梁，对他的评价反倒多起来，怀念他的汪迷们怀念他到至今。摘抄一汪“粉”写他的一段话吧：“八九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文化人最后一段从容不迫的时光了，单位生活虽然有种种压迫和桎梏，但也提供了一种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而整体社会氛围也提供了一个虽不尽人意但也没有失序的精神框架，才让汪曾祺这样的最后的士大夫发出最后的光芒。”

　　汪曾祺好喝酒。有一次他去探访一老友，老友不在家，他就打开人家柜子里一瓶酒独酌，临走之前，对老友的儿子说：“这酒我喝了半瓶，剩下的半瓶留给你爹回来喝吧。”说这老爷子的幽默，是不雕不琢，浑然天成，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幽默，就是这么一副精神模样，要不然那么多人都称他是“中国最好的士大夫”？

　　他有一篇作品里写栀子花，抄一段看看：“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掸都掸不去开，于是为文雅人不敢，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是“士大夫”在骂人，还是栀子花在骂人呀？人是不轻易骂人的，花也是不轻易骂人的，骂了就骂了吧，既然骂了，就一定有所骂的理由，讲什么温文尔雅呢！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出来让他打，那是傻子。渣滓洞的江姐，在敌人往她手指头里扎木签的时候，还要指望她向着对方微笑吗？就汪曾祺而言，他心里淤积着往时多少的委屈、痛苦？他就是不说，说了也没用，他只不过是众多过去时里的人物所經历苦难的标签。词作家阎肃曾对他有论，说他这个人没有城府，说他从里到外都比较纯，说他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防人干吗？防人之事是一个累活儿。不做亏心事，怕啥鬼敲门？一般君子都是这样的，汪曾祺也无例外。脑子里装满了汉语的语法和修辞，装满了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故事，装满了只属于自己的情趣和情怀，脑子里就留不下多少空间了。他曾经在1958年的小字报里写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就因为这个，他又被补划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临走之前他留给妻子一封信，其中一句：“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他体会的人生是这样的：“人到极其无奈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比无比悲号更沉重的滑稽感。”“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如今人们对他写的阿庆嫂那段唱词，耳熟能详。说这是滑稽也不全滑稽，说这是唱词也确实是生活。引起共鸣的艺术，一定是笼罩了人们的感同身受。人生最重要的是经历，经历中最重要的是细节。写剧本的汪曾祺，写小说、散文同样大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美食家，还做美术的活儿。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汪曾祺的又一句话。有一点温馨，那灯火也就像亲人一样有鼻子有眼、有说有笑了。哪怕一块石头揣在怀里，也还能被暖热呢。其实，中国的文人是很好被打发的，文人敏感，文人易感动，文人都比较善良。你给他一点点阳光，他就灿烂。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谁都说不太准。难得不卖弄亲情，不高标人品，也不乱贴金。家里人只顾过日子，没人懂他的画他的字，也没人赞美他的文他的戏。但是，有一天经人提醒，从书柜顶上拿出随便卷着的他的画作，他女儿说：“这才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当时，老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他画的画也幽默，让人忍俊不禁，那画儿们的表情都像他自己，包括一只猫头鹰的眼神。猫头鹰的眼神是亮在黑夜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最后的光芒。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