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大道张学梦
在当代河北诗人中，有两位有着非凡的智慧，一位是边国政，边国政的智慧在于大脑，另一位，就是张学梦，张学梦的智慧在于内心。
张学梦有大智慧，大到让你觉得不知道他有多少智慧，广阔辽远、无边无沿。记得《唐山青年诗选》出版之前，青年诗人东篱邀我作序，在那篇序言中我就写道：“唐山是具有杰出甚至伟大诗人的所在，我指的是我的诗友张学梦。学梦是一位有着独特的敏锐、深刻、睿智、激情、朴素等等诗人气质的诗歌天才，他的视野和思想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形而上，堪比哲学家，其实学梦就是个哲学家，他思维和表达的理性与严谨让人惊叹。由于他生性沉潜内敛，因此他的艺术特征和诗歌成就还需要诗歌界的再认识，但他的涵盖力和影响力无疑会使得他生活的那个地域呈现一种诗歌创作天然的亮色。”
张学梦的早期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在中国工业文明中追寻人性的尊严，一部《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脍炙人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大量的代表现代文明的器具、意象、词语入诗，以那么浓郁深刻的理性色彩，以河流般清澈明快的语言，以排山倒海般的激情呼唤文明，呼唤改变，呼唤人性的苏醒和个性尊严。他早期作品中铿锵有力的语势和与大众、时代相融相系的语境，都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振聋发聩，令那些遮遮掩掩无病呻吟的缱绻之作顿失颜色。
在诗歌界，张学梦磊落坦诚的胸怀，平易随合的柔肠，对名利淡泊超脱的性情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以张学梦在中国诗坛的成就，他自然应该处于荣誉、花环和掌声的包围之中。但他对于这些总是明确地拒绝，他让自己从这些包围中沉下去，沉进书海之底去，沉进诗歌之底去，将自己缩成一枚小小的杏仁，发散着自身或浓或淡的苦香。我和诗友们曾在一起议论说：走近张学梦的诗歌，以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你面前实实在在地矗成了一座高峰;而走进张学梦的人品，则是一座更为巍峨的高峰，是那些穿着功利之靴的沽名钓誉之辈永远也不能企及的高峰。
学梦对虚名和功利没什么兴趣，淡然超脱，早年他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有一次我看到唐山市作协的名单，他连个理事都不是。2000年在石家庄开河北诗会，有一天晚上诗友们聚在一起，边国政在房间里剖析张学梦诗歌的不足，说了一大堆亦真亦假的不是，有的是真话，有的是老边在跟学梦开玩笑，但无论老边多么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学梦只是低着头，喃喃地嘟囔：“批判我吧，批判我吧。”张学梦很少参加活动，手机号码没有几个人知道。平日里，他绝对的形而下，买菜做饭，照顾妻子孙子。记得2012年7月的时候与张学梦通电话，这家伙在北京为孙子当“保姆”。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据我所知，有两位杰出的诗人在充当着保姆的角色，一位是傅天琳，再一位就是张学梦。”张学梦具有一个大师般诗人的精神气质和天分，只是他太隐忍了。但他的话会留给最想说的人，我们可能几个月不通一次话，但每次通话，不用我说，他自己就能情绪激昂地说上一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哲学和理性。往往是他说了好久，我这里没有声音，他就问：“郁葱你听着没有？”我就对他说：“我在聆听。”
张学梦可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说，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记得1999年初冬的一个下午，《诗神》被令改刊，我与陈超在市庄路2号省文联《诗神》编辑部商量改为《诗选刊》以后刊物怎么办，回到家，又给学梦打电话，那个电话打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对学梦谈我面对的艰难和困惑。应该说，当时我没有垮下来，是由于诸多诗友们心理上的支撑。
2019年5月17日，我给学梦打电话，谈及一部诗集的出版事宜，学梦说：“我早已退出所谓诗坛，很多年就再没有投稿，我也没有工具和技能电子投稿，当然，还尽可能的维持着脑子的运转，这主要是惧怕老年痴呆症的威胁。前几年，我还向你说过写一部有关精神、心灵的诗集，现在也淡了，我已经回归庸人俗人的本位，已习惯做家务，哄着老婆和儿孙们过日子，偶尔冒出来的冲动，都会被我及时扼杀，我对诗坛越来越生疏，甚至可以说一点儿也不了解了。当然话又说回来，诗歌依然是我窄小精神世界格局中的一座灯塔，我摆脱空虚的招数就是干脆沉溺于庸常琐屑，尽情挖掘庸俗的乐趣。”我们合著的诗集出版后，有记者想对他进行采访，他用满满的唐山口音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人家：“我啊，写诗是由于年轻的时候想证明自己不是傻瓜，到老了呢，又总想证明自个儿还没痴呆。有什么问题去问郁葱，郁葱可以代表我。”这是张学梦一种独特的方式：克制、内敛，享受平实安然的生活，但你仔细回味，无论他怎样表述，总有一种内在的诗意与激情。我一直说有非凡的自信才敢于自嘲，张学梦即是一例。
张学梦才华横溢，他写诗，写小说，写评论，这可不是谁都能写。当然他的选择性也很强，有一天我算了算，为我的诗歌写评论最多的，不是哪个评论家，而是张学梦。几乎我的每个创作阶段和我写作上的一点变化，学梦都能捕捉得到。前几年《燕赵都市报》编辑蔡晓辉来电话，嘱我找一位了解我的作家，在“河北作家写作家”专栏中写写我的诗与人。我说：“不能不写吗？”晓辉说：“要写。”于是我说：“那就找张学梦。”对蔡晓辉重复了我对学梦的理解：“我与学梦相识几十年，知之甚深。学梦具有一个艺术大师的所有才华和精神气质，只可惜他过于沉潜，这一点儿我也说不上是好是不好，反正性格和性情成就人也制约人。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后来，学梦的文章在《燕赵都市报》发出来了，题目叫做“一半文人气，一半孩子气”。其中的赞誉让我惭愧。张学梦说：“郁葱是本色诗人，不是角色诗人。更与扮演诗人角色不沾边。这样的诗人不造作，他的每个神经元都天生汪着诗意。这种人不用每天‘寻找诗歌，他的诗歌源泉在内部在内心。他把他的诗意投向哪些事物，那些事物就会浸染上诗意。他的大脑沟回就像个污水处理厂，当下意识潜意识的浊流涌入时，他的独特思维，会本能地把它们解析提炼。因此浮上意识层面的意绪、情感、思想、语言与诗歌，已经由原油变成品油了。他有这种迅速自洁的意识和能力。”张学梦说：“他复杂，但他绝不浑浊。因此郁葱注定是个终身诗人，只要生命涌动，诗歌就涌动。所以题目中的‘一半没有数字意义，只是为了一种印象的表达。这种诗人不论其智商有多么高，他的情商总会高过他的智商。再一点，这种诗人无论多么理智，他依然会过着情绪化的生活。”学梦回忆起了我们经历中的几个细节：“他身上绝少芜杂，不事张扬，你看不到他对自己的炫耀和无缘由的自信。比如他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时，我情不自禁地在电话中夸了他几句，他腼腆地说：‘那就是机缘。学梦，可不要赞美平庸啊。单纯干净的像个孩子。比如他的直率和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举个例子：他总会去说一些别人可能回避的得罪人的话，我对他说：‘不能不说吗？他回答：‘我不说谁说？谁也不说可怎么办？他性格刚硬，他说：‘我想做的事情不一定都能做到，但我不想做的事，我一定不做。”这么多年像学梦这样的朋友们对我的宽容和理解，成为我的精神寄托和动力。至今我依然认为，在所有的论者中，伊蕾和睿智的张学梦对平庸的郁葱有着最为准确的评价和理解。不是所有的评论我都在意，但我在意学梦对我说的每一个字。
1997年的时候，我在《诗神》当主编，在当年第一期的头条我们编辑了一个栏目，叫做《张学梦与中国新诗》，在卷首我写道：“本期的‘诗歌一频道我们以十多个页码的篇幅，集中刊发了河北诗人张学梦的近作和两位著名诗评家对其作品的论述。这么大的举动，在《诗神》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知道，诗人的价值应该仅仅是他的作品，而学梦早已以其激情洋溢、富有才情的作品享誉中国诗坛。今天我们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就是把学梦的近作拿出来，让诗界对其已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进行整体的系统性的认识和审视，以期使那些零散的浅表的陈旧的印象，得到更为全面的连缀、加深和再构。”我做编辑，编发过不知道多少次张学梦的稿子，而每一次读他的新作，我的内心都有按捺不住的全新的震撼。
在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探索和营造上，张学梦一刻也没有弱化一个思想者的触角。留意张学梦的人不难发现：张学梦的诗风近年来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和蜕变。他的诗歌视界，已是一个玫瑰色的从有限向着无限伸延开放的空间。张学梦曾形象地把自己的诗歌写作比喻为“是在编织着一只虚妄的‘空筐”，如果他的这个“空筐”之说成立的话，那么他的这只筐子盛下的就是偌大宇宙和整个人类的文明和思想。他的主调依然是乐观自信，却多了一个重要的基调：善良与爱。他的语言固然清新明快，却更多了丰满与灵性，他的诗风依然智慧而热烈，却多了一副平和冷静的面容，他依然关注着现实，这个现实有的已变成了存在中的历史;他依然关注着存在，这个存在已成了对其超越的自在。学梦诗歌的平和目光已将自己的思考落向了邈渺宇宙，幽蓝的星际，理性、理想的相交点，落向了人与自然的宽容、亲和，落向劫难、死亡和命运，落向对良知、和平的呼唤与祈祷，落向了为整个地球垒砌而起的心灵的屋子……
前些天在电话中与张学梦说话，学梦说：“圆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终极形态。”是啊，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是理想主义一些吧。对于生活说来，美好和理想是牵引力，昏暗和磨难是推动力。每次与学梦聊天都觉得暖，他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人，一位与我有真正心灵默契的兄长。
直到今天，如果你找张学梦要稿子，他都会寄来他手抄的新作，厚厚的一沓。诗人寄来作品不新鲜，新鲜的是发来的不是邮件不是打印稿不是复印稿，而是蓝色墨水钢笔的手抄稿。真的和看到电子邮件或者打印稿有情感上的区别，觉得像是诗人把作品亲手交给了你。记忆中这样抄稿的还有柳沄，只不过柳沄的稿子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张学梦的字龙飞凤舞。我喜欢张学梦的文字，他是一个执着的写作者，他的文字不晦涩不艰涩，不矫情不作态，他能深入到另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有穿透力，他理解你，他谈到你时，不是那种空泛的理论和诠释，而是感受，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理解。所以我说过：张学梦是最懂得世俗生活的一个最不世俗的诗人。
2019年夏天，我发表了《罪己帖》《与己书》《自醒录》等一系列组诗之后，张学梦打来电话说：“我懂你最近的创作思路：不一定有结构，但一定有逻辑。这种阶段性的变化，注定了你的思维是饱满的发散型的，你有企图，你在试图制造你这个年龄的相对的经典。”我说：“你不说透，我还没有很深的意识，你说了，我开始觉得有了理论支撑。”这话是跟他开玩笑，也是心里话。学梦的归纳艺术是一流的，而且总是条理清晰思维缜密。后来我跟他说：“其实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一句话：我剖不开世人和世态，就把自己剖开。”
有一次通电话，张学梦说：“你来唐山，我们两个好好聊聊。”我问：“聊什么？”学梦说：“聊人生。”我大声说：“老兄啊，咱们可不是小孩子了，这题目离你我多远了啊。”学梦说：“你觉得幼稚是不是？你觉得这个话题肤浅是不是？可你要不把自己这一生谈透，你会后悔。别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许多事你做了大半辈子，未必都是在一种自知状态下做的，你不知道的，我来剖析你。”你看，这几句话，又显出了学梦的大智慧，这智慧，天生的，我学了大半辈子，依旧差之千里。
张学梦想跟我聊，那也许春天了，我就去唐山，跟他来一次箴言一般的谈话，不过，那箴言是属于学梦的，我依然是聆听者。
我的兄长刘小放
在我的生命中，有這样一些人：我一直说不清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朋友？亲人？同事？兄弟姊妹？家人？都是，但其中的一两个词汇，实在不能准确表达我们之间的情感，这其中，就有刘小放和他的家人。
刘小放是沧州黄骅人。那片土地沧桑博大，浑然朴厚，浩浩大气，好像那片土地的精髓都集中在了小放身上，不用更多，你跟他相处一次，就能感受到他的直率、扎实、厚道和对人发自内心的热情。他只知道对人好，直到年近七十了，还依然保持着骨子里的清纯和真纯。和他相识多年之后，我见到了他的书法作品，那大篆豁达豪放，大鼎大罍，卓尔不群，挥洒自如，全然没有匠气没有浮华气书卷气，有重量有厚度，透着自如和自信，是书法中的“重器”，真真正正震撼了我。当时我就对小放说，你不是在写字写书法，你是在写性情写性格。优秀的艺术作品里，一定要有作者的真性情，刘小放的诗书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刘小放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这一点不必多说，当年我读他的《我乡间的妻子》，一口气读了好几遍。我一直说，当代中国乡村题材的作品，刘小放的系列组诗《村之魂》《我乡间的妻子》《草民》等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上应该占有重要位置，那些羽声慷慨的乡土诗，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他的作品具有史诗性和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中国诗坛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故乡给他注满了血液，他也几乎把所有的诗意回报给了那里。评论家苗雨时有一段话我很赞成：“刘小放的诗中无时不在昭示故乡赋予他生命的真实涵义，那是诗人灵魂的房子。他回到那里，不是为了安抚饱经沧桑的灵魂，而是要展示一种生命的现象：渤海滩的风度，渔鼓的气质。他要写出不断自省不断更新的人生，写出历史的沉重和欣慰来。”前些年我写组诗《燕赵》，其中一首诗题为《沧州铁狮子》，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几次想到了刘小放，我觉得他具有那片土地所有优秀的精神品质和气韵，“世事繁华与怆然，沉厚沉重如旧;时光流逝与停滞，神韵神采依然。”你看，这些语言，其实就是刘小放的形象和写照。
不经意，就老了，一想，跟刘小放认识将近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我们在一起的经历，能写一本书。早年在省文联，我们住邻居，那时候是平房，两家紧挨着，也没有院墙，厨房从来不上锁，没有了油盐酱醋什么的，就去小放家的厨房里拿。我的孩子那时还小，骑着玩具车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到吃饭时间了，就挨着姐姐（小放的女儿），坐在小马扎上和小放家围着饭桌吃饭，俨然是一家人，其实也就是一家人。小放家在海边，喜欢吃鱼虾什么的，还爱吃虾酱，这个习惯我的孩子至今都有。更小的时候，孩子每天也是被三个姐姐抱着。孩子现在长大了，逢年过节都要去看看小放和大妈（小放家的嫂子），孩子是把小放、大妈和姐姐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亲人的。
这么多年，我工作中有几次转折，都跟刘小放有关。1987年的时候，当时我在《长城》当编辑，小放找到我说：“我要去作协，你来《诗神》吧，这个刊物办到现在这个样子很不容易，要有一个肯付出，有根底的人来帮旭宇一把。”《诗神》创办之始，刘小放就倾注了大量精力，那个时期的《诗神》发表了诸如姚振函的《感觉的平原》，伊蕾的《被围困者》，张学梦、边国政和国内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作品，是刊物的辉煌时期。我答应了，并且在这个刊物一干就是几十年，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个刊物。应该说，小放老兄当时对我的嘱托，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这个刊物在某些方面也许迟滞了我，但更多的是成就了我。刘小放性格里很坚韧，有耐力。2001年初，当时省作协已经从省文联分离了出来，《诗神》改为《诗选刊》也已经一年多了。改刊经历了一场风波，心情也总是调整不好，我对铁凝说：“《诗选刊》我把底子打好，然后就交给别人。”铁凝尽最大努力给了我支持，但当时刊物屡屡遇到难以言说的难处，而我又不愿意让我多年相知甚深的朋友为难，便下决心离开。我对省作协主管刊物的副主席、我的诗兄刘小放谈了，他觉得突然，就对我说：“再等两天，我想一想。”几天后我又找他，他还是没有回答。晚上，小放给我来电话，对我说：“我想了好久，走吧，只要你觉得好，对你的情绪和身体好。总是这么压抑，时间久了怎么行？”但第二天早晨，很早，大概六点多，小放又打电话来说：“我想了一夜，一直没怎么睡觉，我又改主意了，我不同意你走了。去省文联你的心情和环境会好，可你丢不下诗。你对诗歌这么执着，放下对你还是个折磨。我太了解你了。”这些话使我也犹豫了，而且那天晚上，铁凝在电话中也明确表达了对我调走的否定态度，这些都延缓了我调离的决心。现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放弃了，以后我在写作上和编辑上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就可能很打折扣了。刘小放对人的好是真心好，性格里的，不是做出来的。记得我2005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小放知道消息后半夜和凌晨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抑制不住地为我兴奋，如同自己得奖一样高兴。说句心里话，我当时也为此打了几个电话，但使我感受到源于内心的真诚和兴奋的有两位，一位是铁凝，另一位，就是刘小放。
还有一件令我和刘小放在情感上愈加紧密的经历，就是“冲浪诗社”。1983年左右，刘小放与边国政、姚振函、萧振荣、伊蕾、逢阳、白德成、何香久、张洪波和我等十位诗友组成了“冲浪诗社”，这不仅把我们的个人情感拉得更近，也使得我们在以后的写作中更加开阔和包容，这对我艺术观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至关重要的。“冲浪诗社”是中国当代诗歌流派史上一个跨越时间最为持久的诗人社团，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新时期河北青年诗歌成熟的起始点，河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诗歌的崛起，“冲浪诗社”的成立是主要标志之一;这个独特的诗歌群体，有几位引领诗风的诗人，在当代诗坛成立时间最长，作品影响力也很大。“冲浪诗社”在河北的出现，成为一个影响诗坛的诗歌事件。这个诗群中的每一位诗人都以他们的独有的精神气质，拓宽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空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文坛短暂的沉寂之后，这些诗人仍然坚持着诗人的操守，面对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发出了自己具有个性的声音。时光荏苒，包括刘小放在内的冲浪诗群中的每一位成员，都留下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尤其是刘小放，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以沧州、黄骅为心灵根基的乡村题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也少有人能够企及。
2017年3月，我写了一组诗，题目叫做《示友书》，写了八位我熟悉的、有着很深默契的诗人，其中第五首是写给刘小放的。前一段时间，再读这首诗，我依然觉得，这些文字中注入了我对小放兄长的感悟和理解。
有的时候就总感慨：时间把许许多多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抛掉或者留下，抛掉的不必说了，留下的那一部分，便成为一辈子的财富，而与一些朋友共同的经历，就会成为永久的记忆和回忆。人这一辈子，年龄越大就越知道，留下的真朋友，其实不会太多，留下了的，就成为一生命运相连的亲人。
我想，这样的感觉，之于我，如是，之于小放老兄，亦如是。
永远的振函
2015年4月28日，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那个晚上我正坐在电脑前校对一部书稿，手机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几个电话和信息都没有注意，还是诗兄刘小放的电话声我听到了，小放低沉地说：“振函走了。”接着，几位诗友的电话也打了进来，我当时觉得懵懵懂懂，只是茫然不知所以然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想想。”我很少失态，但我知道，那个时刻，我的确有些懵了。
認识振函这么多年，他在我心目中总是那个睿智的兄长，每次在一起时，他的风趣幽默总能让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振函大器晚成，他写诗的时候年龄不小了，但一举成名。1979年3月他在《诗刊》发表了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之后陆续发表《感觉的平原》《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等等，他朴素的智慧成就了他的诗，他宽厚的性格成就了他的人、成为独树一帜的诗人。在河北诗坛，有几位让人尊重的兄长，姚振函，张学梦、刘小放、萧振荣，这些名字，提起来都让人温暖。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微博上想着，写着，根据记忆我写下了他的简历：“姚振函，当代诗人，1940年1月生于河北枣强县南吉利村，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衡水市作协主席。专业作家。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土地和阳光》《感觉的平原》《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等。‘冲浪诗社主要成员。”
前面说过，姚振函是中国诗坛标志性的诗人之一，《感觉的平原》也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我曾经称之为“感觉派”“平原派”。振函的诗大气、灵透、智慧、广阔，一反那种对乡村、对乡土的浅表性描摹，真正给生存的土地注入一种细致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宏大的精神气场，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开创性价值。姚振函被我的诗姐伊蕾称为“大地诗人”，真正了解土地、融入土地并且注入给土地一种精神气度和性格的诗人，其实真的不多。姚振函从没有简单地记录、复制生活，没有像一般作品那样对生活作直接地“剪影”，他的诗看似细微、松弛其实深邃、辽远，这源于他的智慧和对诗歌的个性化的理解、感受和表达。一组《感觉的平原》成为乡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感慨让人折服，把这类题材的作品的包容量狠狠向前推了一大步。姚振函与我的诗兄刘小放，被我称之为中国农村题材诗歌写作的“双雄”，开宗立派，刘小放的深厚和深邃，姚振函的宽阔和宽广，至今很少有人企及。
姚振函写诗，也写散文，依旧是风趣幽默睿智的文笔。做了一些年的衡水作协主席，后来身体不好，把作协主席的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自己就在家静心修养、写作。前年去看过他，觉得他能好起来，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
我们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1983年，在当时思想解放、创作繁盛的氛围推动下，河北省的十位中青年诗人成立了“冲浪诗社”，并在中国诗坛造成很大影响。1986年11月，《诗神》和《星星》诗刊发表了边国政执笔的“冲浪诗社宣言”，那是河北诗坛具有史学价值的一个事件：
谁要恭维诗就让他去恭维吧！谁要冷漠诗就让他去冷漠吧！反正我们选择了诗！
我们不是一个什么营垒或派别，我们只是天空中众多星座中的一个。十颗星，互相观照，互相支撑，也互相争斗，组成一个既稳定又变幻莫测的结构。十颗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光。
对于诗，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如果硬要开列什么纲领的话，我们的旗帜上只写着两个字：创新！
为了诗！
为了需要诗的人们！
为了需要诗的今天！
今天，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包括欢乐和悲伤。我们不能让今天失望。
除此以外，任何原则都是约束、拦截和扼杀。
这个宣言，署名是“冲浪诗社全体”，签名者是：边国政、孙桂贞（伊蕾）、刘小放、何香久、萧振荣、张洪波、姚振函、白德成、逢阳、郁葱。它具有永恒性和经典性，至今仍然是我们内心遵循的理念。这些诗人年龄有差异，创作风格也有差异，但他们凝聚在了一起，以各自独具特征的写作，为诗坛持续不断地留下了经典作品。1987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河北青年诗人丛书“冲浪诗丛”十部，展示河北诗歌的创作成就。这十部诗集是：姚振函的《我唱我的主题歌》、萧振荣的《远行》、刘小放的《草民》、边国政的《三角帆》、伊蕾的《爱的方式》、白德成的《这个世界》、逢阳的《溶化的太阳》、何香久的《海神之树》、郁葱的《蓝海岸》、张洪波的《黑珊瑚》。这个举动在当时是空前的，十部诗集质量齐整，是这些诗人的处女诗集，其中的一些篇章也成为了几位诗人的代表作。
2018年，我编《好诗记》的时候，又想起了姚振函的诗作《感动于自己的平凡》：“我有足够的理由/感动于上天给我一个平凡/而且残缺的躯壳/同时给我一个/一点也不高于平凡的灵魂//我还有足够的理由/感动于命运让我走一条/人人都正在走的路/使我畸弱的脚步/能够勉力跟上行走的人群/没有在中途止步和摔倒//这么多年，我该得到多少/常常被人漏掉的自由/和比别人多得多的宁静。”当时我点评说：“振函的诗就是在写自己。这首诗是对生命对年龄最好的感悟和阐释，写出了姚振函的质朴，诚实，开阔，拓展。其实我知道，到了振函这个年纪，心就展开了，总是说自己平凡的人往往不凡，姚振函把‘自由和‘宁静这两种常常被人忽略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而将身外之物统统抛掉，振函幽默机智，是个有大智慧的平凡人。活到了一种境界，这个魔头啊。”
2006年11月，我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作代会，当时住在京丰宾馆，我和振函一个房间。报到的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去看望屠岸和牛汉先生，回到房间，振函对我说：“还是要多跟大师们交往，他们身上的气度，能影响一个人以后的写作。”回到房间我们又聊天，九点左右的时候，我到浴室洗澡，振函说：“我出去走走。”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散步，但过了四五十分钟，他提着一大兜子水果回来了，对我说：“知道你爱吃水果，这些够这些天吃的了。”我惊讶地问：“这么晚了你在哪买的？”他说：“出了大门不远有卖水果的地方。”我当时很感慨，他的身体不便，这么晚了，还出去给我买水果。后来晚上我出去散步，找到了那个水果店，其实它离京丰宾馆很远。那时候我主持《诗选刊》，一边开会，还要一边编稿子、忙校对，电话不断。他就对我说：“你太忙，以后要尽量减少打手机，说话少了，对血压好，对心境好。”
振函平时话不多，也不愿意更多谈及其他人的作品，但他对“冲浪诗社”诗友们的写作非常关注。1998年年底，我发表了组诗《国家黑洞》，振函来电话对我说：“这与你的《1998的晴空》风格完全不同，这是你的多样性，也是适合你的路子。我不行，我就是在自己这点情绪里转。”我说：“说实话，我有点直抒胸臆，而你才是大智慧。”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对我说：“我前几天夸赞了你那个《国家黑洞》，知道你有政治情结，这两天又想，你得缓下来，你毕竟在主编的位置上。你知道我有些懦弱，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知道这样心底里的话，他是不會轻易对其他人说的。2008年夏天的时候，振函来省作协开会，我对他说，想在衡水搞一次诗歌活动，振函对我说：“我把这事应承下来，办完这件事我想把作协主席这个职位让给年轻人，现在体力不济，有点时间也想多写点散文，诗都不大想写了。”我对他说：“其实这个想法我早就有，编刊物时间太长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替我的人选。不然的话，我也早把刊物放下。”振函说：“你办刊物用的劲儿太足，你要是剩下一点劲儿，把它用在写东西上，会更好。编辑跟写作，现在你是只顾了一头。”我对他说：“一个刊物压在身上，实在是不能有一点懈怠，放不下来。一到晚上就发愁，白天还得接着干，压力是大。”振函对“冲浪诗社”比他年轻的几位诗人内心充满了期待，“冲浪诗社”聚会的时候，他说何香久聪明绝顶，是个快手，闲不下来;他说张洪波灵气十足，精力过人，如果编个刊物当个主编，给他一片天地，他就施展开了;他说白德成适合干事儿，停不下来，而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干事儿他心里空。“冲浪诗社”的诗人们在一起时间久了，都知之甚深。
2015年4月29号，振函去世的第二天我赶到了衡水，刚到宾馆，衡水市文联主席庞学军对我说：“姚振函是中国作协会员，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告诉他们振函去世的消息。”我说：“我给铁凝打电话。”铁凝听到这个消息后在电话里说：“振函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替我送花圈，李冰书记和中国作协也要送花圈。”到姚振函的家中之后，我说：“到他住的房间看看。”坐在振函的床头，看着他读过的书用过的物什，潸然泪下。在那个夜晚，我在微博中写道：“冲浪诗社”成员对与我们相搀扶相依偎一起走了几十年的诗兄姚振函道一声：“振函，好兄长，一路走好。”
那几年，几位诗友相继离世，给我内心的阴影很深。我是一个太在意的人，不大容易从一种情绪中解脱开，但越在这个时候就越觉得，生命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部，但愿我们的诗人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姚振函走了，还有曾经与我们相知相伴的好人们好诗人有的也走了，但他们内在的精神，他们杰出的文字总会照耀着我们，成为我们想念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感受到的热度。
被围困者：我的大姐伊蕾
2018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对我最为悲惨的经历，是伊蕾的突然离开。我一直回避这个话题，甚至在她离去之后，别人都在写回忆文章，但是我写不出来，那几天我只好在半夜里写微博，来宣泄当时的心态。我已经很久不失眠了，但那些天，我总是熬着：
2018年7月13日19：50：非常震惊地得知我亲爱的大姐，“冲浪诗社”成员，我多年的挚友，杰出的诗人伊蕾离世。我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宁愿这是一个假消息，给伊雷的手机打电话，没有人接听。刚才给刘小放打电话，小放惊讶得失语，通话中我们几度哽咽。6月29号伊蕾给我来电话，问筹备中的河北诗会什么时候开，她说7月3号到16号要去旅行，我说去玩吧，等你回来再开。刚才李寒、韩文戈一直与我通话，我请李寒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程度，我宁愿相信这个傍晚什么都是假的！
2018年7月13日21：03：伊蕾，1951年生，早年下乡插队，后来当工人，期间开始诗歌写作。一组《独身女人的卧室》，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冲浪诗社”重要成员。后来伊蕾回了天津，在《天津文学》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独闯俄罗斯。之后在北京定居，收藏、画画，在798艺术园区生活得很“艺术”，经常有电话打来。《伊蕾诗选》非常经典，许多国内的所谓诗歌获奖作品，与她作品的质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伊蕾的诗和人有一种内蕴，气场强大，好似能推着你向后退。前一段我写了一组《示友书》，其中在《致伊蕾》中说：“你无法躲避尘埃，/你也就从来不躲，/每到这个时候，/你柔弱的女性身体，/就变成墙了！”
2018年7月14日01：28：这夜，真难熬。朋友发微信，可什么也不想说，说不出来。就劝自己，待内心稍稍能够平复的时候，把经历中的一点一滴写下来吧。电脑里找到几张不同年代的照片，第一張是上世纪80年代“冲浪诗社”的合影，前排刘小放、伊蕾、张洪波、郁葱、萧振荣、逢阳;后排何香久、姚振函、白德成、边国政。第二张是1995年我与伊蕾在石家庄的合影。第三张是2016年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时与伊蕾的合影。这么深的夜。
2018年7月15日09：32：越来越觉得面对许多事情的无奈，一点办法也没有。前天到今天，一直想写些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写，也不愿意往远处想，倒是想起来这两年特别后悔的几件事情：去年在北京参加专家组审批中国作协会员时，给伊蕾打电话，她说：“会散了到我这来，来玩一两天。”我急着赶回石家庄，就说：“机会有的是，改天吧。”大概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天津的《汉诗界》出版了，她给我打电话说想和傅国栋一起到石家庄来送刊物，我说：“你那么忙，别跑了，寄来吧。”今年6月的时候，我想安排在平山开一个诗会，把大家聚到一起，但由于会议时间冲突等原因推迟了。6月29号，她打来电话说：“怎么样，会能不能这两天开？”她告诉我天津有一个女伴，很谈的来，一起出去好几次了。我说：“挺好的，出去玩吧，7月16号以后等你回来再开会。”她说：“这次见不了面就来我这聚，吃住都没问题。”这样的话，她对我说了不止一次。我与伊蕾也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如果这三次相约有一次成行，也许能够稍稍平复我懊悔的内心。
那天上午，我专门到办公室去找她的诗集《伊蕾诗选》和《独身女人的卧室》，想再看看那两本书，看看伊蕾在扉页上给我写的那些字，但是没有能找出来，我知道我搬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想留的书都装箱了，那些箱子很重很重地摞在我的办公室。《伊蕾诗选》出版的时候，她寄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是送给石家庄诗友的诗集，大概有十五六本，都写着诗友们的名字，另外多出了两本，上面也有她的签名，她对我说：“你觉得谁值得给，就送给他。”没能找到这两部著作，在我办公桌上的一个本子里，我找到了一张照片，是伊蕾2008年拍摄于自己的家中，后面有她的签字。我忘记了她什么时候给的我这张照片，但是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已经十年了。
1975年，在《河北文艺》举办的诗歌讲习班上我跟伊蕾相识，当时她还在邯郸2672工程指挥部当工人和广播员，我们一起长大，然后一起变老，我知道，她很少提“老”字。1984年我们十位诗人成立“冲浪诗社”，伊蕾是诗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冲浪诗社”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的一个重大诗歌事件，被誉为“新时期以来河北诗歌的骨架”，其中获得全国诗歌奖项的就有五人，这个诗社的成员几十年一直情同手足，情感非同一般。总觉得伊蕾多年没有变化，这个年龄了，她内心一直干净得如同孩子。她是一个时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是我们心中的“无冕之王”。2016年我写了一篇随笔《我的兄长刘小放》，发表在《燕赵都市报》上，小放读了以后说：“郁葱，你要写写伊蕾。”后来我写了一组《示友书》，其中的之六就是“致伊蕾”，我觉得把我对伊蕾的理解都写进其中了。伊蕾刚离开那几天，许多细节在脑子里支离破碎，聚拢不起来，当时我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思路，让我把那些一点一滴的记忆都串起来，能够回忆起我心中真正的伊蕾。
7月14日下午，李琦发来微信：“郁葱，我知道此时你得多难过，伊蕾是你重要的朋友，昨夜我几乎一夜没睡，泪水忍不住。我知道你不会在朋友圈里多说什么，友情的分量不一样，连悲伤也无法分享。这世界薄凉，你好好保重！”我回复说：“今天上午去办公室，单位没人，自己在那里坐着，看到了我们一起在作代会照的照片。在中国文坛我们这一代人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我的女性朋友的，只有三个人，而现在，伊蕾走了。”这世界实在无趣无味，我甚至写不出更多的话了。幸好我去年写了《致伊蕾》，不然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要写什么样的文字面对她。后来，我又发信息对李琦说：“你也千万保重，好像别的话都不重要！”
是啊，这个世界上，能够称得上“朋友”的人真的不多，而伊蕾走了。
2017年初，那一段時间总是记起几位多年的挚友，也许是有了些年纪，就怀旧了，于是就写了一组《示友书》，发表在《中国诗歌》2017年第8期，其中第六首是“致伊蕾”。伊蕾离开后，我再读那首诗，竟然觉得，那是我这么多年对她理解的全部。幸好她看到了我写给她的这首诗，《中国诗歌》出刊后，我把这首诗发给了她，她回复了一个表情，还有她两幅油画的照片。
2018年7月16日，我在微博里发了一张伊蕾和我的合影，那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11月，当时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晚上伊蕾邀请她在鲁院的同学和与会的好友到三里屯北街聚会。那次会议期间的诸多照片，我以《第七次作代会的影像和故事》为题发在了我的新浪博客上。当时这幅照片文字说明是：“我1975年认识伊蕾，当时她也刚刚20多岁。在我的感觉中，她一直是我至亲至爱的姐姐，在她面前只有爱。关于她，有许多故事，我知道，她单纯、纯正、热烈、活力、倔强、温柔……因为她善良，所以才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从精神上，我觉得一直在陪伴着她，有时很久也没有一个电话，但一种内在的默契和惦记总在心灵的最深处。一生中有这样的女性，是我的幸运和幸福。”2015年第九次作代会召开的时候，伊蕾在北京饭店又把几位诗友和她的同学召集在了一起。她的心很暖，总会牵挂着朋友。
2018年8月1日，我们在天津送伊蕾。我撰写了挽联代表“冲浪诗社”送给伊蕾：“天国若在，不灭此灯——送我们的伊蕾远行”。那天晚上失眠，找到了一些有关伊蕾的微博，再读，觉得世事如此凄寒。夏日里，没有伊蕾的天津，孤单而寂冷。在去天津的路上，我对刘小放说：“憋得慌，就是因为没有哭出来。”终于没有忍住，在看到她的那个瞬间，我再也不克制了，失声痛哭。很多年，我都没有哭过了。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出诗集不请别人为我做序言，但是1990年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生存者的背影》的时候，“冲浪诗社”恰好在石家庄聚会，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突然萌生了请伊蕾作序的念头。伊蕾说：“像你这样的人，还真不好写透。”我说：“你写吧。”伊蕾对何香久说：“香久，你是快手，咱俩一起写。”没过几天，香久就把序言寄给了我，文字不长，但相当精炼，就是诗集中的那一稿。文字不多，题目是《1990·郁葱其人其诗》——《生存者的背影》序言：
何香久：读熟人的作品时，总会不知不觉地把他的声容面目一起读出来，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好像这个朋友就坐在你面前。可最近读郁葱的诗，却突然觉得这个熟悉的朋友有几分模糊了。那声容面目没变多少，而他的诗竟有一些认不出了。
伊蕾：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不知在哪一天长大了。他成了一个轻松活泼的精神抑郁者，一个广交朋友又被朋友们所爱的孤独者。他对自己说：“当世界天真时，愿你成熟;当世界成熟时，愿你天真。”而这个世界天真得让你想哭，又成熟得让人窃笑。郁葱就注定了是一个天真的男子汉，一个成熟了的男孩子。他爱这个世界，又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在另一隅对峙。
何香久：或许是这样的。我们这一茬人，共同的东西实在多得不能再多。差不多相同的人生际遇，差不多相同的幸运与不幸，一个人经历的一切，差不多一代人全经历过;一个人所感受的一切，差不多一代人全感受过。想到这一点，便足以令人活得尴尬。或许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郁葱便固执地开始了对自己的呼唤。
他不大跟人说他自己，熟悉他的人只知道他的一些大体经历：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穿上了军装。在冰天雪地的塞外，他握着一本薄薄的诗集取暖，想家，想比家更遥远的地方，一个少年的秘密从不开花。然后他写诗，写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如此而已。这段经历在履历表上仅有可怜兮兮的几行字。然而，有一件事把我深深触动了：
1986年秋天，我们一起在上海文学院做短期进修，一次，我俩同来沪的一位诗友在五角场的一个小酒馆里吃饭，邻座是一男一女两个军人，那个晚上，郁葱只是默默地望着他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吃。告别那个小酒馆和那对军人的时候，他笑了一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有那样的笑，好像在那个瞬间他再一次经历了他经历过的一切。
一个人的苦难，只有对他自己才是实实在在的苦难，而对别人，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因此，这个外表看起来很文弱，很娃娃气的郁葱，他心的一隅实际上早已结了茧子。
伊蕾：郁葱是一个温柔的反抗者，一个充满爱心的天生的叛逆。他说话的声音犹如天籁，没有经过人文异化的忠诚、狡诈、幽默、呆板、忧伤或者喜悦。他的声音是生命撞击在另一个生命上发出的自然的回声，这声音本身就使你快乐！当他皱起眉头，我像看一只小羊在生气;当他义愤填膺，我像看一头小猪在愤怒。他太无邪，太善良了，我不能相信什么会改变他。当他大笑的时候，我又像看到一个心灵幽深的智者，有许多神秘的东西在笑声中回旋，有许多无名的悲哀在汹涌着发出巨响。
何香久：郁葱爱这个世界，但爱的方式却与人不同。他似乎太挑剔，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物，他挑剔得甚至有些苛刻。他固执地寻找一种至善至美，他宁愿相信这种至善和至美是一种现实存在。因此，他的性格中有些忧郁，有些脆弱，甚至有些偏执，有时让人难以接受。
按他给人的印象，他应该写一些让人轻松愉快的诗，可他近年来的作品，却越来越体现着一种克服生命力中过于焦虑的成份，体现着一种恬淡的孤独以及对这种孤独的赞美。而对着熙熙攘攘的生存者的背影，他充满了迷惘和渴望。
诗人总是幻想自己的精神世界比世俗世界多一份主导的力量，总是幻想以自己的生命去呼唤大片的土地，让那些浮躁的生命回归到前生命的宇宙状态之中，使生命本身成为充满力量的存在。这种愿望无论如何太天真了，然而，郁葱这样的诗人们却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这种尝试。
但即使是诗人自己，也无法超越宇宙的力场，人类比宇宙渺小，一个生命的个体又比人类渺小，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一个人对命运的反抗，最终恰恰是命运本身。这就像埃舍尔画的那条吮着自己的尾巴旋转的龙一样。郁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悲剧的存在，不啻他的诗，他的小说（如曾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中篇《瞬间与永恒》）也反映了这种情绪。
伊蕾：这是因为他醒了之后，又必须清清醒醒地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更悲怆？！没有人能救他，亦不能自救。
然后，郁葱因此又陷入生存者无始无终的困惑。“得到一瞬就得到一生/得到一生/其实只得到一瞬。”如何真正地活着，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悲剧群体中的人物，时刻准备着做出自由的选择。
何香久：当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灵魂躲藏在胰脏里的时候，“语言便成为精深玄奥的深渊”。郁葱说他写诗仅仅是为了宣泄，或是由于某种符号需要传递，但破译这种符号却实在需要某种难以名状的体验。
诗是一种可怕的文体。它自身即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诗人的地位恰恰是最可怜的。他无法把世界分解为任何一个可以发生或者不会发生的事实。所以，郁葱才说：“在一切都变得很轻的時候，只有心，承受着超量的负荷。”“只去感觉就够了，不需要注释，其实误解生活的是生活自身。”
伊蕾：是的，郁葱发现天空、雪、雨、名字、语言做着种种暗示，当他陷入思考，又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得不痛苦地解剖自身，以求答案。地球像一个怪圈，肉体凡胎无法逃脱。老庄哲学安慰他，现代哲学打击他。已知走不出地狱般的迷宫，他仍然选择了走。走啊走，看看宇宙看看手，看看朽木看看朋友，不断地发出他的天籁之声。（1990年5月天津——北京）
之所以完整引用这些文字，是因为这是我出版的十几部诗集中唯一有序言的著作，也是我认为最能把我说透的一段文字。这些年，有不少朋友为我写了评论，有长有短，都很用情，但坦率地说，迄今为止，对我的心理状态、性情和写作思维的理解上，没有人能超过这个序言。其中的一句“愤怒的小猪”成为我的绰号，被朋友们一直叫到了现在。
我上面说到了，伊蕾离开之后，我第一次觉得这么笔力不逮，第一次觉得语言这么枯竭，越来越觉得面对世事的无奈。原来有人去世了，我感觉到悲伤，脑子里马上浮现出和他的经历，能写一些文章怀念他。但是伊蕾离开以后，面对猝不及防的凄凉和悲惨，竟然没有能力来表达当时的感情。一个几天前还在和你通话的朋友，一个心心相印的知己，一下子就听不到她的声音了，拨她的电话，只有手机接通的声音，而她不再接听，给她发信息，她不再有回复，那时候，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心里的疼是一种什么样子。
1975年认识她的时候，她不叫伊蕾，叫孙桂珍和孙桂贞。1980年的时候，时任《河北文艺》编辑部诗歌组组长的王洪涛先生在保定易县西陵主持召开诗会，当时的西陵文管所所长的陈宝蓉先生晚上在泰陵前给我们讲故事，讲到一些灵异情节的时候，吓得伊蕾惊声尖叫，那时候的伊蕾，的的确确就像一个孩子，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1984年11月，“冲浪诗社”在石家庄北马路19号省文联宿舍聚会，当时的省文联是五排小平房，办公室兼宿舍，我和刘小放是邻居，我拿了两瓶刘伶醉酒，小放嫂子炒了几个菜，那次张洪波和白德成喝得酩酊大醉，伊蕾也喝了不少酒，自己跑到门外边坐在石阶上抽泣，我爱人安俐听到了哭声，赶忙跑出去问她怎么了，小放也跟出去了，伊蕾什么也没有说。隔了很长时间，我又跟她谈到了那天的情形，她说起了自己的一次情感经历，这场经历让伊蕾刻骨铭心，也让她身心俱疲，那个时候她二十几岁，在邯郸2672工程指挥部工作，她是一个把爱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的人，其他的，包括婚姻、孩子、家庭，都不是主要的。她有一段凄美而痛楚的初恋，并倾心为之付出，但是结局近乎悲惨，然后她几乎垮掉，在单位心境也很不好，只有她的女友陪伴着她。这时我才知道，她身上背负了那么多。她的好多经历是心里的事，不能说出来。伊蕾是一个纯净的人，内心一直像个孩子，一点也不芜杂。
伊蕾刚离开那些天，脑子里总是浮现出跟伊蕾这么多年交往的片段：1975年我们一起参加《河北文艺》的诗歌讲习班，当时住在石家庄地区招待处，也就是现在的颐园宾馆。我是和我们部队的一位战友一起来的，因为我的这位女战友是伊蕾天津的同乡，就跟伊蕾住在了一个房间。那天晚上，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位年轻朋友出去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一直走了几十里地，从住地走到了石家庄附近的郊县获鹿，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宾馆。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刘章、刘小放、村野等等。1983年1月，《长城》丛刊在廊坊召开定稿会并以显著位置和篇幅推出“河北青年诗人十一家”，当时伊蕾调到了廊坊地区文联，我们到她的单身宿舍里聚会，那天喝了不少啤酒。回石家庄后，她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只是重复着：“他们凭什么。”我知道她在廊坊遇到了很难的事，伊蕾调到廊坊以后，有一段不是情感的情感经历，让她心里很不快，当时她去廊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离天津的亲人更近一些，所以那段时间，她心情很压抑，很郁闷。我知道那个世俗的环境不适合她过于个性的性格，在那里更显得她卓尔不群，对她说：“我去找他们谈谈，他们不能这样。”还好，那场波折很快就过去了。1985年5月的一天，伊蕾到石家庄，告诉我是来领取一个文学奖项，但是临近颁奖又接到通知，她的奖项被取消了，伊蕾就来省文联找我，我问她：“怎么办？”她说：“有什么怎么办，我来看看你们就挺好。”我们说着话，完全忘记了那个什么颁奖，那个会跟我也没有关系，就跟伊蕾一直聊天。1986年我们编辑“冲浪诗丛”，她把稿子寄给了我，当时厚厚的稿纸全是她的手抄稿，稿子放在印刷厂，就没往回拿。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当时就没有留下来。
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发表了她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作者和责任编辑承受的压力都很大。我对伊蕾说：“别在意，别的我也帮不了你，就是要你马上寄一组诗过来，我发在《诗神》上。”《独身女人的卧室》出版以后，她给我寄来了一本，扉页上写着“送给亲爱的小猪”，后来这本书被其他朋友借走，我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就给她打电话说：“《独身女人的卧室》让我搞丢了。”她笑了，说：“我再给你寄。”于是又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以后，给我再寄了一本。后来借书的那位朋友把《独身女人的卧室》又还给了我，所以这部诗集在我手里有她不同时期送给我的两本。2000年10月，河北省作协在平山召开河北诗会，那天大家都很开心，晚上在我的房间，铁凝、伊蕾、张学梦、陈超和我一起畅快地聊天，说了很多的话，拍了好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张学梦的头上和我的头上多出了两个小犄角，那是当时用相机自拍照片的时候，铁凝在张学梦的头上用手指摆了一个V字，陈超在我的头上摆了一个V字，中间的伊蕾看到后很灿烂地笑着，那时我又看到了伊蕾最初的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松弛纯真的笑。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常面对那些照片发呆，那个时候我们还都年轻，那个时候的情感，是那么单纯真挚。2014年11月4号，伊蕾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就发来信息说：“烦了，就告诉我，我带你去开一片地，春种地，夏锄草，你的心就开了。”我对她说：“没事，我的心早就开了，那些杂草，被我锄得挺干净，其实心开了，那些草就没了。世上无大事，再多的芜杂，一风拂去……”
1992年10月，我在《诗神》发表了《困惑与抉择：面对经济大潮的诗人们》，记录了当时伊蕾的一些状态：“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女诗人伊蕾，一天深夜忽然从俄罗斯来电话，讲她已经到那里求学兼做生意，问她在那里生活怎样，她坦然一笑：‘没问题。”那一段她情绪极其热烈，经常半夜打电话来，一说就说很长时间，她说就是想说说话。我说国际长途很贵的，她说在俄罗斯很便宜。然后，她静了下来，收藏了许多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她也开始画画。从俄罗斯回来的时候，伊蕾经常带一些小礼物，俄罗斯套娃、木质的笔筒什么的，非常精致，直到现在还摆放在我的书房里。当时有一些文学作品描写去俄罗斯经商的艰难，我问她是不是，可能当时我的两眼紧盯着她，她对我说：“你别那么看我，从我的身上你什么也看不出来。”《诗选刊》2014年第8期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同时刊出了纪念“冲浪诗社”成立三十周年专号，其中我写道：“总觉得她多年没有变化，纯真、稚气、率真，优雅。”
伊蕾在武安2672工程指挥部工作和在鲁院、北大作家班学习的时候，来石家庄参加会议返回，我就用自行车带着她或者坐8路公交车到车站，买好站台票把她送进车站。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看着她消瘦的样子，我对她说：“别太忧郁，我们都是这样的性格，不好。”她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有一点儿做起事来不管不顾的，你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她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说话就很成熟。那个时候火车慢，路途长，就在车站给她买点吃的。有一次她回北京的时候，突然对我说：“郁葱，我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的不堪。”我不知道当时她说的“不堪”是什么意思，对她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她的内心依旧很凄楚很凄凉。每次我去送她，她总是自己拿着包，我说：“我来提。”她不让，我就问：“那我来干什么？”她说：“我不记得路，你看着我，别让我跑丢了。”我说：“也是，老边和老萧让我看着你。”老边是边国政，“冲浪诗社”的社长，老萧（萧振荣）是我们的兄长，他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开玩笑说：“孙桂珍有时候恍恍惚惚的，郁葱你得把她看好了。”有一次我和她等公交车的时候，她一定不让我再往火车站送，说：“安俐还等着你吃中午饭呢。”拧不过她，我就等这一趟车走了以后，又赶快坐下一趟公交车去找她。“冲浪诗社”这十位诗人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做人做事作诗的风格都不同，但是这些人一直像是一家人，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我一直保留着当时“冲浪诗社”聚会时伊蕾随手写下的一张小纸条，对“冲浪诗社”十位诗人分别做了评价：“平民诗人刘小放、蓝色诗人何香久、囚徒诗人伊蕾、纯真诗人逢阳、希望诗人边国政、青春诗人白德成、大地诗人姚振函、石油诗人张洪波、幼童诗人郁葱、弥勒诗人萧振荣。”伊蕾实际上是在勾画这些诗人的特征，这里面有的严谨，也有的是在戏谑调侃。说自己是“囚徒诗人”，是说在情感的世界中，她一直像个囚徒;说我是“幼童诗人”，是说我总也长不大的性格;说萧振荣是“弥勒诗人”，是说他心眼好，也是调侃他圆圆的鼓起来的肚子……这么多年，“冲浪诗社”的成员情谊深长，边国政、刘小放、萧振荣都是她的兄长，姚振函是她的同乡，振函生病期间伊蕾几次给我打电话说要去看他。我和张洪波年龄比她小，把她当成大姐，把她当成亲人。“冲浪诗社”成员独特的关系，独特的艺术追求以及他们各自的创作成就，我觉得至今依旧是诗坛的典范。重新从笔记本里翻出那张纸条时，它已经发黄了。
这时光啊，真不经磨。伊蕾离开以后，我在院子里散步，想她，一边散步一边想，想的都是细节，那些往事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是我们一起的经历。
2012年左右，她的生活基本稳定下来，但总是频繁搬家，她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一个地方，我也不想留房子。”我对她说：“我想把你重新拉回到诗上来。”于是草拟了一个答问，题目是“这颗心总不得安宁——伊蕾访谈”，想对她做一次访谈发表在刊物上。那些问题包括：
1.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诗创作的？是什么触动了你的创作灵感？其实这么提问有些程式化了，还是换一种口吻好。我一直记着河北武安2672工程指挥部这个地址，这是我20岁时就记着的为数不多的地址之一。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生活是无尽的享受，包括痛苦在内。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给你带来了最初的幸福和痛楚，谈一谈吧。2.我觉得在我读到的你的几乎所有作品中，你都是在写自己。在雕刻自己的内心。这显然是最早觉醒的那批诗人的思维。前一段有一个问卷，问道：你认为朦胧诗人的成就是否被夸大了？你觉得朦胧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谁？我的回答是：“没有被夸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舒婷和北岛。还有之后的伊蕾，她的艺术成就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复述这段话我其实是想更深地看到你的内心世界，我觉得写诗就是要写自己。是吗？3.我想用我理解中的一些词汇来描绘你：感性、稚气、纯粹、良善、天真，理想主义，内心纠葛而洁净，我对别人说：伊蕾一直是这样，无论时间和外在给她多少风沙和尘埃，她的内心依然是那么洁净和单纯，我喜欢这样有些孩子气的性格，因为这与我的状态相似。别人如何评价你的性格？你的理想主义的性格对写诗有多大的影响？4.2006年11月开作代会时我们在北京六里屯的咖啡厅里见面，你带来了几位朋友，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我很欣赏这种交友方式——交其他行业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多吗？他们读并且理解你的诗吗？5.你怎么看待中国百年新诗？6.能不能告诉我你曾经的一个梦想？7.你认为当代中国诗坛能够出现诗歌大师吗？8.毫无疑问，《独身女人的卧室》将以她的冲击力和语言魅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永恒的一笔，这组诗发表后引发了一场风波，谈一谈当时的情形以及之后给你带来的影响吧。9.到俄罗斯之后，你收藏了许多顶级的苏联画家的作品并在后来自己也成了油画家，我想知道你那时的经历和心境。10.你讨厌什么样的诗人？为什么？11.别瞒我，我知道你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谈一谈你的情感经历。12.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抑或俄罗斯文化对你的创作哪个影响更大，这是个老问题了。或者说，在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上，你有什么成功的实践？13.你孤独吗？有的作家像心理孤儿，内心很孤独，你呢？14.想起了意大利诗人维尔码·克斯坦蒂尼的话：“我們所喜爱的诗歌改变了我们。我想，文学改变了个体意识，但并不一定以集体艺术的方式进行，也未必能够振兴整个社会。然而，从长远来看，个体意识可以逐步改变思想，这就是诗歌所能做的。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写诗的原因。”我想我们都会认为他说的是准确的，你以为呢？15.停笔了一些年后，伊蕾的名字又出现在许多诗歌刊物上，这样的回归让人高兴。觉得这一定是你诗歌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尤其是我见到《伊蕾诗选》之后。谈一谈《伊蕾诗选》以及你最近的诗歌写作吧。有什么计划？16.对于诗或者其他，你还想说些什么？
记得一共是25个问题，实际上蕴含了我对她的理解，发给她以后一直没有回音，我就又给她发信息：“伊蕾：这些问题是我临时想起来的，可以更改，可以添加，顺序可以变化。就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的越深入越好。”她回信息说：“我想最近我们该去一趟长春，找张洪波，在那里好好聊。要不然你就来北京吧，我们聊，聊两天，内容比你的提问要丰富多了。”张洪波是一个心宽的人，这么多年我与他情同手足，知之甚深。他为人为诗大氣、超然，没有掩饰也绝无虚华，而且做事特别专注。我办《诗选刊》，就请他来主持下半月刊，张洪波就把当时的下半月刊办得极有品位，很有学术价值。洪波的理念是要办就办得不可超越，这跟其他没有关系，跟心有关系，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好是天生的，别人学不来。张洪波一直邀请我们去长春，我知道伊蕾一定是想去那里看看张洪波，也在那里说说话。但是由于当时刊物编务繁忙，我总是拖着，一直没有能够成行，把这个访谈一直到伊蕾离开，依然没有完成。而且，不知道多少朋友去过她在北京的画室，我竟然一直没有去过，是的，一次也没有去过，这连我自己也觉得实在难以置信。前些天在电话中跟张洪波聊起这些往事，我说：“那些年，非常专注地编刊物，忽略了朋友之间的相互来往，总以为还都年轻，还不需要互相依托，还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这也是伊蕾离开之后我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上面说过，参加第七次作代会之后，我写了一篇《第七次作代会的影像和故事》，发出后，伊蕾看了那些照片和那些文字打电话说：“看你那么老成，不像原来的那个孩子了。”我说：“正常，早就不是孩子了。”她说：“谁长大了，你也别长大，那多没趣。”红尘事，若浮云，2018年7月17号上午，我给张学梦打电话，倾诉我内心的烦闷，学梦问我：“郁葱，你有命运感吗？”我说：“有，原来没有，现在有。”学梦说：“好，这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到伊蕾去世的时候，她的生活，她的居所，她的心灵，她的情感，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去天津送伊蕾的路上，我对刘小放说：“我大脑晕晕的，不知道白天黑夜。总是流泪，但是没能哭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哭一场，如果我什么时候能够大哭一场，可能这个坎就过了。”
2010年8月的时候，我曾经为《伊蕾诗选》写过的一段话，记得那是在北京鸿翔大厦，翻旧笔记本，又看到了这段话，如果不是留下了文字，我也许就忘记了。其中说：“伊蕾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她在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扉页上写道：‘没有爱的自由，就没有所有自由。伊蕾是一个高贵的典雅的心灵自由的诗写者和生活者，直到今天，她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单纯、天真的心理状态——无论她在现世的生活中经历过怎样的痛苦、纠结和伤痛。伊蕾诗歌的情感表达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气场，强烈冲击她的读者，她展示的女性心灵体验的特殊性以及女性的个性意识，在当代女诗人中绝无仅有。她的诗贯穿着对异化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写出了既流畅又不乏纠结的个人体验，为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人性的证明，也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非凡的一笔。这部诗集厚重、精美、大气，体现着伊蕾的一贯风格。”——许多年以后，那些留下的文字就成为了记忆。我一直想写一篇对伊蕾作品的评价性文字，上面这段话可以放在文章中，而且一字不动。
1999年我编《河北50年诗歌大系》，给伊蕾打电话说：“你的作品是你选还是我选？”她说：“我自己选吧。”过了一段时间，她选的稿子还没有寄来，我就把我选的作品寄给了她，她开心地说：“你选的作品跟我自己选的没有什么两样。”我说：“那就对了。”她说：“正好明天没有事，我把稿子给你送回去。”我说千万不要，当时的火车没有高铁，我怕她来来回回折腾。她说：“我是送稿子，也是想看看你们。”那天晚上，我们在宾馆门外的一个长椅上坐到了深夜，分手的时候她对我说：“明天早晨你不要送我，你爱熬夜，明天早晨睡个懒觉。”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去宾馆，直接去了火车站。排队进站的时候伊蕾对我说：“这部书是应该能够传世的，你要把它做好。《诗神》做不下去就别硬顶着，改成《诗选刊》，就改吧。你心事太重，性格会伤你。”看着我总是叹气，她说：“你太压抑，心灵不自由，倒不如去写自己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伊蕾跟我谈刊物、谈我的编辑工作并不多。还有一次是2015年她得知我要离开《诗选刊》到省作协行政岗位工作，打来电话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刊物？”我一言难尽，先说了两点，也说到“想有时间把我这么多年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还有另外一点，没有选择，组织上这么安排的”。她沉默了半天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接受。”
叙述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已经相对理智了。我感慨草们树们花们的枯荣，它们或盛或衰，是固有的天数，天地若在，就是这样，谁也不能改变，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这时候，我想起了伊蕾的组诗《被围困者》，于是，我把它作为了这节文字的题目。
在一个深霾的暗夜，我读到一段话：“我们每个人能有今天，都有他说不清的各种渊源。剥去外在的那一切，再回到暗夜中去，我们就会发现，四千年前开始的故事，昨天刚刚结束。现世的每一分钟都是四万年历史的结晶，人们飞虫般飞向死亡，寻找归宿，这其间的每一片刻，都是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
这段话，在《天使，望故乡》的开头，作者是托马斯·沃尔夫。
责任编辑 刘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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