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雪楠

　　我们登上擂台以前，我就知道他。

　　拳馆教练大约翰是个美国人，大块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曾经是个拳手，但现在没几个人记得他了。这会儿他刚好不在，管理员赵阳往常会站在打沙袋的学员或拳手旁边，提醒他们注意站姿、脚步，并指导他们如何打出漂亮准确的直拳。从沙袋后面的镜子里，我能看见他深邃的眼神，像两个炯炯的洞穴，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赵阳说他看过我父亲打比赛，如今他不在了，他的儿子赵翔正在打沙袋，他使出三个连贯的直拳，可怜的沙袋连动也没动。

　　那个人径直走向我，站在我旁边戴上拳套，我就跟他走上擂台。

　　没有人注意我们。每天我都会被叫上场，陪拳手或即将成为拳手的学员做训练，学员占大多数。教练会提前交代我动作，并让学员看准我的拳头，他们初出茅庐，战战兢兢，同時也很兴奋，出拳时经常忘记防御，我得在做分解动作时小心不将他们打伤。面对真正的拳手就不同了，有的拳手出拳又快又准，会用腰部和脚趾发力，擅长用刺拳折磨对手。我喜欢他们，我知道他们也喜欢来找我，因为前两个回合往往不分胜负，我们相互试探，互相熟悉，像一对恋人。有时候我干脆等着他们把拳头打过来，双手护腮，盯着他们漂亮又洋洋得意的姿势，直到第三个回合。从这里开始计时，我还是先等对方出拳，见他右手紧紧护住右腮，他也在等待，因为前两个回合我故意露出的破绽已牢牢印在他脑袋里，他等待着，但他等不到了。当他左拳稍稍放下时，我假装攻击他胁下，他放下左拳，也准备出击，我往旁边躲一步，出一记勾拳，十秒钟，比赛结束。这时大约翰会冲上来拍拍拳手的脸，然后他看着我，露出他在办公室里看我的表情。

　　“你干吗不参加正式比赛？”他跟我说，“我可以替你安排。”

　　我摇摇头。

　　“你使出最后一拳时应该照照镜子，林弘宇，你有天赋，你应该登上真正的擂台，而不是在这里流些没意义的臭汗。人们会喜欢你的。”

　　“我喜欢在这里流汗。”我说。

　　“上场能拿更多奖金，这样也不行？”

　　我摇摇头，走出大约翰的办公室。

　　现在，“黄蜂”站在角落，只消一眼，我便知道他是哪个级别的拳手。他站在那活动双脚，背部肌肉像装甲坦克的壳，他转过身，眼睛无意间瞥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已经把你列入脑海;接着他举起拳套，放在下巴那，抬起眼睛，目光像一条细长的渔线，将你死死钩住。这是个顽固派，真正的拳手都是顽固派，你可以把他们打倒，但不能把他们打败。我在想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我的？像他这一级别的拳手虽常出现在这，但他们从不轻易上台，他们光用看就能揣摩出对方的招数，并在脑海里迅速破解，分出胜负，他们不肯浪费力气和时间。

　　当我挨了他第一拳时，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一记直拳又快又重，而且相当严肃，像小说的第一句话。真正的作家重视白纸上的第一行字，一点不亚于高潮和收束，笔酣墨饱时的态度决定了全篇的质量，正如此时此刻，我的对手用第一拳跟我达成共识，他的意思是：“别试探，别耍花招。”我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我知道他就是我一直渴望遇到的那种对手，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连训练亦是如此，他看重这方方正正的场地，并给予尊重。

　　他一直逼近我，观察我，我打出四拳，向后退一步，他则迅速向前。理智上，我应当与他保持距离，摇臂，出拳，格挡，后撤，并准备好随时出勾拳，但我不停地出拳，不留一点空隙。接着我被一记直拳打到，他冲过来，我感到嘴里甜腻的血腥，他回到角落，等我重新准备好。

　　我脑袋里不停回想他的动作，我见过他比赛，他喜欢主动出击，把对手逼向绳圈，将组合拳打到对手的肝上、肋骨上、下巴上，最后用勾拳结束，就像一只黄蜂。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蜂群，可以直追目标百米以外，黄蜂毒刺上无毒腺，可对人发动多次袭击。他的刺拳像冰雹一样打来，我盯着他铠甲似的肩膀和胸脯，他手臂上的血管嶙峋突兀，我想不出对付他的办法，只有等他懈怠，趁机发力。我的经验是，你必须等到最关键的那几秒钟来临，在此之前，你必须迷惑对手，在躲闪中保护自己，承受飓风般的拳头，并坚持不能在那几下里垮掉，因为最关键的几秒就像人生中难得的转机。

　　在拳场上，光凶狠是不够的，你首先得了解你自己。要是你肺部不够强大，就别想上场，如果你脚趾不会发力，或不会弯曲膝盖，那基本撑不过前两个回合，而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坚持，并后退。你必须遍体鳞伤时依然睁着眼睛，冷静观察，迈步不能长于一腿，向后退时还得保持平衡，绝不能一退再退。

　　我父亲在拳场上从不让步，他瞎了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在餐馆里坐着，脑袋笼罩在烟雾里。

　　我去接他回家，他醉醺醺看着我，等认出我是谁，他挥手叫我走开。餐厅老板微笑着过来收走父亲脚边成堆的啤酒瓶，父亲则用他满是伤疤的手臂撑着脑袋，泛白的胡须从他指缝间支棱出来，他的目光浑浊呆滞，皮肤在酒精里浸得通红，大衣拉链没拉到底。他摇摇晃晃从椅子上站起身，去柜台结账，走出门，气汹汹地一个人在前面低头猛走，不让我扶他。

　　刚到家门口，他踉踉跄跄的双腿就不管用了。母亲打开门，父亲就跌在她脚边，双手交缠着护住脑袋，母亲紧绷的脸马上像坍塌的房屋。她一边骂一边朝我抱怨：“跟你爸我过得是什么日子呀！”

　　“把他送去养老院吧，让那的人看着他！”当我和母亲半背半拖，把父亲弄上床后，母亲看着我说：“我受够了。”

　　我拍了拍她起伏不定的肩膀。

　　“把他送走，这样对你也不公平，你总不能一辈子照顾这个废人。”母亲说。

　　“没关系的。”我说。

　　“你也得为我想想，他这副样子，左邻右舍都看着，我也够丢人的。”母亲看了一眼躺在单人床上的父亲。这本来是我的房间，但我结婚后离家不久，他们俩就开始分房睡。父亲把他自己的东西全搬了进来，床头柜上放着老式收音机和一个茶缸，都是在他半夜醒来和再次入睡那段时间用的，椅子上堆着他常穿的衣服，书架摆满了书，大部分是我走后留下的。

　　“他虽然老了，但他缺少规矩，把他送去学学也好。”母亲说。

　　“他不需要规矩，”我说，“他只想要个活下去的理由。”

　　“是吗！真可悲！”母亲嚷道，“我以为酒瓶子已经给他足够的理由了！”母亲脱下父亲脚上的鞋，把他的腿往床里推，又给他盖上被子。她背对着他坐在床边，灯光把她的影子覆盖在父亲脸上。

　　“我听说你跑去打拳了？”她盯着我，一双眼睛嵌在她棕红色褶皱的脸上，像深海里的探照灯，“怎么你们脑子就是不清醒，难道你想走你爸的老路？”

　　“我不打比赛。”

　　“有什么区别？”她说，“上了场还不就是打来打去的，我以为你结了婚会不一样，结婚前你写小说，结婚后你打拳。记得你写作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说：‘你找个伴吧，去过正常人的生活！结果呢？你们父子俩简直一模一样！”

　　“我只是想找点事做，”我说，“可我能做的畢竟不多。”

　　“我知道你们出了什么问题，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和别人一样！”母亲从兜里拽出一张纸，擤了下鼻子，“这有什么难的？人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会的话可以去学。”

　　“把你不爱干的事干一辈子？”我说，“这怎么可能啊！”

　　母亲盯着我看，仿佛从我脸上看见了父亲的影子，她总说我的眼睛随他，因为我们俩的眼睛都瞎了。她望着我露出无可奈何的一笑。

　　“知道么儿子？有些人花一辈子去干自己不爱干的事，要比像你这样随心所欲，自私地追求梦想勇敢得多！你和你父亲都是胆小鬼，你们谁也不肯站上生活的舞台！”

　　说完，她抹了一下头发，站起来拍了拍衣襟，像是要抖掉在这房间里粘上的灰尘，然后她打开门走了。

　　父亲在床上翻了个身，张着大嘴，他脸上潮红已退，身上的肌肉也都松弛了。他躺在那，像一个战败的拳手在场地上昏厥，我常想象他站在他人生最后一个赛场上的样子，他一定不会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

　　大约翰说，每个拳手一生能参加多少比赛都有定数，只是那数字掌握在上帝手里，拳手唯一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赛场上。我想对于父亲来说，那一定很艰难，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里打的比方，关于死刑犯的死亡和被抢劫者之死，他知不知道这两种死亡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呢？就在比赛最后一个回合结束的时候，父亲怀着尚存的希望倒下去，以为自己还可以重来，但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有一只已经看不见了，他的比赛生涯到此结束，而未来的日日夜夜也都因此黯淡无光，他就像一个死刑犯那样毫无希望地等待着注定会死掉的那一天。

　　父亲的呼噜声忽低忽高，似乎有痰卡在喉咙，阻碍他的呼吸，一阵低沉的咕噜之后，他吸气的声音尖锐骇人。我贴近他，看见他“饺子耳”后面的发丛里有一道很深的疤痕切开太阳穴，像一道凶残的闪电，带他重回那些澎湃的岁月，我知道他曾经热烈地活过。

　　我拍了拍他伤痕满布的手臂，父亲睁开眼睛。他自己解下皮带，从床上爬起，用手撑着床头柜和衣架，绕步至窗台边。他跌跌撞撞走得很快，站在窗前，左臂扶着窗台，身子靠向窗沿，右手开始摸索裤子上的纽扣，还没等我反过神，他下半身已经覆水难收了。

　　母亲闻声而至，在门口朝父亲大喊大叫，希望喊醒他，但父亲再次跌进床里，为了不让他跌破头，母亲事先在床侧围了一圈枕头。

　　“你这下三滥的老混蛋！”母亲骂道，“现在只有老天爷能对付你了。”

　　我让母亲回她自己屋休息，这里我来，她看了眼地板，叹了口气。

　　“对不起儿子，”母亲说，“我替这老家伙说，他可把你害苦了。”

　　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味道，夹杂着令人反胃的酒气。我蹲在地上，想起上一次父亲醉酒，他在路边吐得翻江倒海，我走过去刚要拍他的后背，只见他转身，屈膝避开，他像见了鬼似的对准我的颌骨，给我一记短拳。我趴在路边，拿头去撞击栏杆，以暂时消减脸上火辣辣的疼痛。父亲酒醒后，他傻乎乎地看着我，跟我道歉。

　　我跟他说他那一拳打得相当漂亮，而他像不认识我那样看着我，要我什么都别说。

　　“干吗不呢？”我说，“你的确是个中高手，简单的对抗可造不出一双饺子耳。”

　　“得了吧。”父亲说。

　　“而且你宝刀未老，短拳够干脆，那可是能打出脑震荡的短拳。”

　　“别说了。”

　　“只要一下，就能结束比赛，”我说，“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讲讲呢？”

　　“别说了！”父亲双手抱住头，等他把手放下，我看见他泪流满面。

　　打拳的事他闭口不提，也许他觉得那些事早就过去了，也许他只想留给自己珍惜。我能从赵阳和他儿子赵翔那听到我父亲的光辉历史，但赵阳说我父亲老输。那个年代拳击并不流行，比赛多在地下进行，叫“暗场决斗”，不少有钱人在上面赌输赢，那种比赛只要赢一场就够生活好几个月，但我父亲从不是为了钱才去打比赛，他为自己而战。没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天赋，人们知道他时，他已经是重量级里很不错的选手了。赵阳说我父亲喜欢刚一交手就把对方打倒，而且从不认输，只要对方没把他打昏，他就能再站起来，走到对手跟前，他是人们最不乐意碰见的那种拳手。

　　我看着父亲，我见过许多轻易认输的选手，他们随随便便上台，不小心挨了一拳，估摸着自己撑不过，或干脆想也不想便开始怜惜自己，趴着不起来了;有天赋的选手当然也很多，他们在年轻时大展拳脚，但稍一年长便销声匿迹，他们的理智胜过热情，这种拳手像是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似的，一茬接一茬，挑战着赛场上的另一种存在——像我父亲这种存在。

　　连我也很难做到，倒下去再站起来，我只能撑着尽量别倒，因为你不知道再站起来有多难，你不知道站起来以后自己将要面临的风险。

　　父亲走下赛场跟母亲结婚，我母亲二十岁那年嫁给大他六岁的父亲，婚后很快便有了我。那时父亲在加工木材厂上班，因为城市紧挨森林，伐木叮叮的声音整日在城市上空回荡。千禧年过后，运送木材的货车停在工厂门口，把一堆堆原木装上车，全给运走了，接连着好几个礼拜，晚上，厂里能搬得动的机械设备也被抬上车架，露天车厢罩着一层黑色塑料布，车子启动时，像鼓满了风的帆，驶进茫茫黑夜。第二年来了一批开发商圈地，木材厂的灰砖房变成一扇游乐场的大门，山顶建起观光缆车，这座朴素的城市突然间变成一个不知悲喜的乐园。大批外来观光客涌入，把城市里的房价炒高，把原来像这座城市的一切毁掉，把居住在这里最开始的那一批人挤到市区边缘。父亲和母亲试着经营一家餐馆，不断推出符合外地客人口味的食物，后来因为房子动迁，他们得了一笔钱，又或许是因为父亲开始酗酒，他们便放弃了餐厅，提前过上老年生活。

　　父亲坐起来，我把茶缸递给他，里面是牛奶，他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似乎想起来刚刚都发生了什么，他探头往地板上瞧，冲着我露出傻乎乎的表情，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走吧。”他清了清嗓子说。

　　“你得让我歇会。”我说。

　　他盯着我的脸瞧，又盯着我的手臂。大约翰拨开绳圈迈进场地时，也这样瞧看受伤的拳手。

　　“我没事，”我说，“我还年轻。”

　　“你还年轻，”他眨了眨眼睛，“那你干吗不继续写你的小说？”

　　“我只是挣点饭钱，还有老婆孩子得养。”

　　他点点头，接着探下身子，伸长手臂，我往边上坐，只见他从那洞穴般尘网密布的床底下拉出一个铁盒，盒子里放着一块布袋，鼓鼓的。

　　“拿去。”他把布袋塞进我手里。

　　我拉开布袋侧面的拉链，里面全是皱巴巴的钱，最大面值只有五十元。

　　“你妈给我的酒钱。”他说，“你拿着零花。”他低头瞧了我一眼。

　　见我把钱揣进上衣口袋，他嘿嘿笑了。

　　我转身拿擦地的水盆。

　　“放着我来，你回家。”父亲说。

　　我只好走了，而就在我出门的刹那，从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

　　“别放弃你的小说，儿子，哪怕你成不了气候。”

　　从父亲家出来总是黑天，街灯疲惫，星星隐晦不明，而等晨曦到来还为时尚早，但即便如此，我也喜欢那间有父亲在的房子，纵然时代变换，他就像风云莫测的汪洋里一块永不随波逐流的礁石。

　　“黄蜂”出拳的声音像倒置瓶中的沙漏。

　　清脆的左拳，紧跟着一个强劲的右勾拳。我试着跟他拉开距离，看见他用刺拳出击，重心一直放在后方支撐腿，发力后重心转回，防护腰部面部，转身打出勾拳。他漂亮的拳头一个接一个打来，我被逼到台脚，他还没有后退的意思，眼睛像钩子一样抓着我，好像我是一条无处可逃的鳟鱼。场馆里的人发现了我们，从四面汇集。

　　我只顾防守，知道自己这样子跟个缩头乌龟似的，于是我用腋下夹住“黄蜂”的双臂，把我们移动到擂台中央。他结实得像一辆装甲坦克，我推开他。左拳，右拳，再一个左拳，都打在脸上。我稳住重心，围着他转，脑袋即使仰着也盯住他红色的拳套，好像那就是狙击手唯一能看见的圆心。他的动作放慢了，像是在试探，想摸清我的套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躲过那些要命的直拳，但我就是躲过了。我感觉身体苏醒过来，而他所有动作都分解成了一个个慢动作，我看见缝隙，一拳打在他肋骨上，侧勾拳击中他的眉骨，他的小腹就像弹簧床，我找到轴心，打出连环拳。有人在欢呼，但那些声音似乎都很遥远，而这里是唯一的一块场地。

　　我挥出我的拳头，有些不确定。

　　有人自发跳上擂台，他大喊着让我们分开。

　　“来场正规赛，我给你们计时。”他夹在我们中间嚷道，角落里摆上椅子，赵翔挤到我身边。

　　“你的鼻子在流血。”他叫人拿药箱过来。

　　“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着他，他说能搞定，还好我的鼻梁没被打断。有人把药箱推过来，赵翔拿棉棒塞住我的鼻子，又往我脸上涂了层凡士林。

　　“你看见他的动作了吗？”我问他。

　　“你打得不错。”他说，“只要别放下你的拳头。”

　　“我可能没办法。”

　　“你有，”赵翔检查我脸上的伤口，他说，“你得抓住这种机会。”

　　“他是专业的。”

　　“看着我，林弘宇，”他双手捧着我的脸，我能看见他乌黑的眼珠，“我多希望你能把身体借给我，现在别说丧气话，该你上场了。”他拍拍我的肩膀。

　　赵翔第一天走进拳馆就被大约翰赶了出去，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不久，而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英语老师，每天晚上他都在拳馆附近徘徊。我告诉他这样没用，因为他父亲和大约翰关系很好，而他父亲坚决反对他戴拳击手套;但因为赵翔跟我关系很铁，我还是帮他混进更衣室，等所有人都走光后，我带他站在沙袋前。

　　他的拳头就像蝴蝶的翅膀，根本无法躲过重拳追击，他撑不了多久就得弯腰扶着双腿大喘气。我让他停下，他举起拳套，挨紧下巴，前后移步，他步伐混乱，重心也不扎实，一看就没经过任何训练，全是在电视上学得那一套。他冲着沙袋出拳，我叫他快停下。

　　“你的腕骨就要被你打折了。”我拦在沙袋前，他的拳头捶打我的双肩，嘴里嘶嘶哈哈。

　　“怎么样？快教我几招！”

　　我教他用后腿重心发力，没多一会，他便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趴在地上犯了哮喘病。我从他裤袋里摸出气雾剂，告诉他做深呼吸，然后把喷嘴塞进他嘴里，等他缓过来，我们坐在镜前。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打拳，”我跟赵翔说，“他是想保护你。”

　　赵翔的父亲死于抢劫，但我们都不能相信，赵阳重心如千斤顶，擅长出重拳，而且他自己就是很好的应急医，身体一直很健康。赵阳遇害前，他妻子拿着家里所有存款跟一个做投资的商人跑了，因为一直以来，他都不能使她满意。赵阳被发现时，身上只剩一件单衣，劫匪抢走了所有能代表他的东西，法医说他死于暴力撞击前胸导致的心脏碎裂。

　　“但是我想打，”赵翔说，“我从小就梦想有一天能站上擂台。”

　　“我知道，但你的肺不够强大，一场感冒都能把你拖垮。”

　　赵翔低下头，拳馆灯光昏暗，他的影子覆盖住他的脸。

　　“我爸跟我说过，他总讲你父亲是怎样打拳的。他说拳手要有天赋，我总在想什么叫天赋？我想天赋就在我们身体里，我的身体里流淌着拳手的血，弘宇。”

　　他抬起头，我看见镜子里他短短的头发，苍白的脸，戴着眼镜，穿着宽松的运动衫，细长胳膊和腿像干枯的树枝伸展在袖外。他身上没有一处像他父亲，但他的眼睛燃烧着，我能看见从他心里溅落的火光。

　　“只要一场，我就死而无憾了。”赵翔说，“贝多芬是个聋子，尼采是个疯子！”

　　我跟他说这跟贝多芬是聋子是两码事。

　　“尼采疯了，那是上帝叫他发疯的。”我说，“我们没有赶上好的时代，赵翔。”

　　他把头挨在拳套上，在那黑暗的夹缝中，他讲起我们父亲的故事。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我想知道我的父辈们是如何走上擂台的，很难想象他们那代人会有什么梦想，我总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但在内心深处，在事实如湖面浮叶的纷繁表象底下，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我仍然能感觉到那汹涌的生命之流。我知道他们曾经比我们付出了更多，他们曾在如我们这般年轻的岁月中热烈地活过。

　　“要是他们还能上场，”我问赵翔，“我们能见证怎样的战绩？”

　　“我们不会见证任何战绩，”赵翔说，“现在，该我们上场了。”

　　充当裁判的学员站在台上吹口哨，比赛继续。

　　我在开车，儿子在后座上睡着了，佳英讲起了她跟她父母之间的事。

　　“我三十岁离开家去外地工作，这可给他们吓坏了，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离开家只能去结婚。” 她看着车子前方说。

　　“你的父母都是好人。”我说。

　　从高速公路下来时，太阳已经西偏，我得绕过一条环山路。从导航上看，距离酒店还很远，海就在我们右手边，阳光平铺在绿色的海面上，从层云中透出的光照耀着近处海岸边的礁石。挨近路侧每隔十米就有一块生锈的减速路标，山体那边则竖立着当心滑坡的警示牌。

　　车辆颠簸时，我借后视镜看熟睡中的儿子，并叫佳英拉一下他的衣服，他那因吃太多膨化食品而圆鼓鼓的肚皮正暴露在外。

　　“瞧他像个古希腊的小雕像。”我说。

　　“你是个幻想主义者。”佳英转过身说，“因为你没在我的生活里呆过，我的父母，我总怪他们没给我更多。他们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或者寄存在明天，而且他们没耐性，每件事，总是风风火火地开始，但要不了多久就懈怠了，然后开始抱怨命运，埋怨社会人心，但他们的枪口从来不会对准他们自己。”

　　佳英抓着安全带说：“他们从来不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你不接他们的原因？”我告诉佳英，“把父母送进养老院？”

　　“得了吧，少装好人，”她说，“你没跟他们生活过，你也没直视过几回他们那种眼神！”

　　“什么眼神？”

　　“好像他们只为你一个人活着的那种眼神。”佳英说，她的手拉紧安全带。她喜欢把指甲剪齐，涂上薄薄一层透明指甲油，她每周做两次手膜。佳英在化妆品店当店长，面对富有的客人，她会把奢侈的精华液倒在手背上，向他们展示产品神奇的吸收力，保证那些瓶瓶罐罐值得他们口袋里的每一块钱。她的手非常柔软，尤其当她捧着细致包装的小盒子时，好像她会把她身边的一切都这样捧在手心，但实际上，有太多东西她连碰都不敢碰。

　　“他们把一生的积蓄塞给你，然后说：‘看吧，要不是为了你，我根本用不着活到今天。我真恨他们给我的那些钱！我也恨他们呆过的那些地方，因为我得为这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付出全部代价！”佳英说，“我也有孩子，但愿我不会变成我父母那样。”

　　“他们只是老了。”我说。

　　“谁知道呢？”佳英说，“看看你父亲，你一去他那就得半夜才回家。”

　　“好了，别说了。”

　　“不说了。”佳英头靠在椅背上，“我真没指望你！”

　　前面是一段下坡路，我踩下加速，车子一路俯冲，佳英尖叫着要我停下，她向后座伸手扶住孩子。我又猛踩剎车，车子停稳后，佳英冲我喊道：“你想摔死他吗！”她打开门，到后座坐好，抱着孩子。

　　孩子半睡半醒，说他头疼，佳英瞪我。

　　“对不起。”我说。

　　“别跟我道歉。”佳英搂着儿子，望向窗外。

　　快到酒店时，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公司打来的，说我写的公号文章主编审核没通过。我说我不在市内，因为两天前，我已经开始休假，而那篇文章是我一周前就提交的。那边把修改意见传到我手机上，要我当晚处理完。

　　放下手机，我跟佳英说我想回去。儿子一听，打了个激灵，大吵大闹。

　　“别听他的！”佳英跟孩子说，“我们按原计划，但要是你不听话，我们就马上回家。”

　　儿子安静地坐着，一直到酒店门口，佳英都没看我一眼。等安排好房间，她让孩子去草坪上的儿童乐园玩，并规定他只能玩半个小时。

　　“我没带电脑。”我跟佳英说，她站在水池边洗带来的蔬菜水果。

　　“那你也用不着扫了所有人的兴，”她说，“用手机编辑好，再发给公司处理，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出来玩，就是为了远离工作。”我走到窗前说，“也许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了，这一年我都没写什么东西。”

　　“好吧，你辞职，然后呢？”佳英问。

　　我告诉她我可以到拳馆当陪练，那样也可以挣钱。

　　佳英朝我翻了个白眼。

　　“别说胡话，林弘宇！你能打拳打到几岁？想想你爸，你难道想提前当个酒鬼？”

　　“别这么说他，”我说，“我给公众号写文章，就不能为自己写作，你该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着文学的旗号糟蹋文化的。”

　　“那就别为你自己写！”她把锅重重撂在电磁炉上，摁响开关，“你想写的东西没人看，大家只想看公众号。”

　　“公众号是垃圾。”我转身，看见她身后正在冒烟。

　　“别惹我生气，林弘宇。”佳英沉着脸，面对墙壁。

　　“陆佳英，那口锅！”我指着她身后说。

　　佳英瞧了眼身后，她木然地拔掉电源，深吸口气，把锅摔在地上，然后她走过来，往床上一坐。

　　“疯了吗你！”

　　“我累了，就这么简单。”她看着我，我认得她这种眼神。在我写作之初，我曾描写过它，那时我还不认识佳英，但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栋大厦底下，在白天的长椅和夜晚的沙发上，我都能看见这些对未来毫无盼望又无可奈何的眼睛。

　　房间墙壁上挂着爱德华霍珀的画，一个男人的妻子从后窗中探头，试图唤起丈夫的注意，但男人表情凝滞，只盯着远方，那里的原野一望无际。画作名为《四车道公路》。

　　我面对着这幅画，佳英躺在床上，腿搭在床边。我手扶额头，用膝盖支撑双臂，坐在她旁边。天灰蒙蒙的，太阳没入最远处的山坡，房间里，烧焦的烟尘正旋转，角落里散发着霉味。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

　　“我们本来很开心，但你把它们都毁了。”佳英双手蒙住脸，“你可以写写这个，”她对我说，“就写此时此刻。”

　　过了一会，佳英说：“我想知道真有人能描绘我们这个时代吗？真有人能讲清楚我们的生活吗？”我看见眼泪流出她的眼角，流进她的鬓发。

　　“我还不想放弃。”我说，我听见她深深地吸气。

　　“看你每天坐在那该死的椅子上，面对一张白纸，我都替你沮丧。你怎么还看不清？”她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别把自己变得那么可怜！”她起身走向窗台，我看过，从那里什么远景也看不见。

　　“你没有天赋。”她站在窗边说。酒店后面的草坪上，一些孩子在露天乐园里嬉戏。

　　佳英把锅捡起来，重新放好，我出门找儿子上来。我在滑梯那发现他，当时他正和一个比他瘦弱的孩子发生口角，他拧着那小鸡崽的领口，把他拽到自己跟前，咬着牙，瞪大眼睛，被晒成棕色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肚皮露在松紧带外。他举起另一只拳头，向那泣不成声的孩子示威，然后把他推倒，骑在他身上，照他头部和腹部一顿狠揍。他就像个欠扁的小怪兽，从他汗涔涔的脸上看得出，他从欺负弱小这件事上获得不少乐趣。

　　我冲过去，推开他，儿子跌坐在草地上，看见是我，他开始打滚。我把他抓到仍在抽噎的孩子跟前，命令他道歉。

　　“我不！”儿子冲我大喊，然后他当着那孩子的面搓自己的拳头。

　　我照着他后背拍了一下。

　　“道歉！别等我揍你！”我说。

　　这下他才老实，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被他欺负的孩子，那孩子已经不哭了。儿子忍着眼泪跟他说对不起，说完后，自己抽抽搭搭哭起来。

　　我告诉儿子只有在赛场上，他可以朝陌生人挥拳头，也只有在擂台上，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个人打倒，而不必说抱歉。

　　“别给他灌输这些！”佳英说，“没人要上擂台。”她让孩子去洗漱。

　　“我只是打个比方。”我说。

　　“我不希望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暴力。”

　　“我也不想。”

　　“但有其父必有其子！”佳英说。

　　我们决定提前返程，儿子因为闹情绪，在后座上大叫，踢前面的椅背。“回去！”他踢得越来越起劲，借此发泄他心中的愤怒，我感到腰肾被连番撞击。

　　我左臂挡着眼睛，右臂护住脸颊，胳膊肘被逼得贴近肋骨，“黄蜂”打来的拳头像密集的锣鼓，他不再试探着出拳，每一击都准确而果断。勾拳，勾拳，左勾拳，右勾拳，后退，前进，后退，前进，我像木偶被他牵着走，已经贴近绳圈，他使出一记强硬的勾拳，粉碎我的重心。我步伐踉跄，退至场地中央。

　　我听见赵翔拍着擂台朝我大吼，他要我反击。这时“黄蜂”冲上来，使出一个上勾拳，对准我的下巴，接着右勾拳，我飞向绳子，一拳接着一拳，我感觉胳膊快被砸碎了，目光无法聚焦，有时我被自己的拳套击中，而我的脚像深陷泥潭，怎么也抬不起来。我变得越来越矮小，而面前的“黄蜂”肌肉鼓出，被汗水滋养，他像个巨人，像一架毫无情面的机器。

　　我护住腹部就无法顾及头部，有三拳打在我眉骨和眼眶上，我跌倒了，手和膝盖着地，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见赵阳往嘴里喷气雾剂的声音。我用一只胳膊勾住最底下的一根绳子，血从鼻子里往外冒，那感觉就好像我正在失去什么东西，接着裁判站在我们中间，“黄蜂”回到台角，我听见有人在报数：1，2，3……

　　裁判靠近我，他三根手指还举在一旁，我站起来，听见自己说没有问题，他走开了。“黄蜂”像一列火车，带着他闪电般的拳头，跳跃着冲过来。

　　“打回去！打回去！”我脚边的人都在喊。

　　我使出浑身解数，把“黄蜂”逼至角落，躲过两记重拳，击打他的躯干，他防护着，像坚固的堡垒。我使出勾拳，看得出他想逃脱，往绳圈中间踱步，我将他推向角落，对准头部，哨声响起。

　　赵翔摆好椅子，跳上擂台。

　　“我不行了，”我跟他说，“一点力气都没了。”

　　“你能行，”他快速擦干我的身體，“坐好防护，看准了再出短拳。”

　　“我看不清。”

　　“你的眼眶被打肿了，”他检查我的眼睛，“不碍事。”

　　“妈的，因为你不在上面！”我说，“挨揍的不是你！”

　　“听我说！”赵翔盯着我，“下一场，要是你还不反击，就再也有没机会了。”

　　如果在赛场上你能碰上拳手直立身子出拳，那你算是捡着了，直攻胁下，出勾拳，对方的脸就像摆在那似的，紧接着一记直拳，只要两秒，比赛结束。然而站在我面前的人，他迈步像狮子一样稳健，出拳像大理石一般坚硬，他朝我使出的勾拳，能击倒一面墙。我让他在中间转圈，我围着他不停跳跃，并时不时后退，尽量别退得太远，但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的手臂和双腿像生锈的铁锚，正拉着整艘船，沉入海底。无论我怎样防守，还是暴露得太多，他的拳头如暴风骤雨，我低下身子，屈膝躲过几次攻击，但更多击打落在我的头部、胳膊和肋骨上。

　　我回忆他在台上的招数，但现实中，他招招不同。过去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你永远找不到曾经的感觉，那些感觉不再重来。我的对手是一头天然的猛兽，他试探你、蹂躏你，趁你不备发动袭击，他要等他折磨够了，才使出最致命的一拳。

　　实际上是三拳，前两拳使我飞向绳子，最后一记直拳如铅球般冲进下巴，就在那一下里，我突然明白了我在面对着什么。我像站在绳圈外围的观众，知道自己会输，因为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那时我刚到拳馆，从更衣室出来，站在一个空出来的沙袋前，望向窗外，一切都按部就班。这时，一个人朝我走来，我稀里糊涂接受他的挑战，可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怎样的战役，甚至不知道它的時长。赛前我也没有时间亲吻拳套祈祷，我毫无准备，只是曾如观光客般见过对手打比赛，然而对方却准备充足，他了解我的弱点，并把这些弱势拼凑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我。他注定在某一天出现，就像令人无法招架的生活。

　　我的父亲，有一天，一拳击碎了餐厅的玻璃门，血溅了一地，佳英保护着儿子，我母亲在哭。外面下着很大的雨，父亲从哭喊声中跑了出去，我提着他的外衣一路追赶。

　　雨下得很大，空气阴冷潮湿，父亲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棵柳树下面，柳条抽打着他憔悴的脸，背面是一片湖。

　　那时，他刚检查出肺癌，化疗令他的身体虚弱不堪，肿瘤吞吃了他的肌肉和脂肪，药物反应使他整夜抱着马桶呕吐。他的眼睛慢慢凹陷，关节却肿胀着，只剩骨头和疼痛支撑着身体。我把父母接回自己家，父亲有一段时间不再喝酒，但当他发现没用，便又开始喝，他酒喝得越多，身子坏得越快。

　　父亲在饭桌上喝酒，佳英非常生气，她更担心儿子。

　　“他还不到十岁，就看见家里有人就着瓶子喝酒！”

　　“没事的，”我说，“不要紧。”

　　“什么不要紧？因为一个人快死了，他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吗？”

　　“他没有快死了，”我说，“他病了。”

　　“难道这么拼命死喝能治病？”

　　儿子用手指蘸滴在桌上的酒，他刚要往嘴里塞，佳英正好从房间出来，她大吼着警告儿子，并把他拉回房。从她嘴里冒出来的咒骂愤怒尖锐，我父母都在餐桌上坐着，我知道她那些话不单是说给孩子听的。

　　母亲把我叫到厨房，说她打算带父亲回家。

　　“把他留在这对谁都没好处，”母亲说，“看他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

　　“别这样，”我说，“佳英不是那个意思。”

　　“她做得没错。”母亲说，“孩子还小，犯不着因为一个要死的人攒下坏习惯。”她看着父亲，他正小口抿酒喝，那烈性液体灼烧着他疲乏的器官，使他每喝下去一口都要伸直脖子。

　　“他故意把自己喝得犯浑，现在他可什么都记不住了。”母亲说，“他死的时候肯定没什么痛苦，因为他把痛苦都留给了他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好让你们过你们的生活。”

　　“别这样。”我哀求母亲，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活了一把年纪，才知道有些人，你没办法改变他。”母亲说，“事实上，你没办法改变任何人，包括你自己。与其这样，倒不如让他以他自己想要的方式结束。”

　　我给父亲披上衣服，让他跟我回家，但他不肯走，一个人扶着树干，用手捂着胸口，我劝他跟我回家，他就是不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跟我讲起了他过去的生活，讲他如何站在拳击场上，面对各色各样的对手。他的手还在流血，血混着雨水从他指尖上滑落，滴入泥土，可他像什么也感觉不到，浑身发抖，嘴里说着即使酒精也难以化解的、烙印在他心头上的那些事情。他扶着树干站着，目光变得柔和，我又看见他太阳穴附近的伤疤，在光秃秃的脑袋上，那道疤非常醒目。

　　“你会好起来的，”我跟他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拳馆看看。”

　　“我不会好起来了。”父亲说。

　　“你会的，你会好起来。”

　　“我得的可是癌症。”

　　“那也会好起来。”我扶着他的胳膊，“求求你跟我回家吧，别在这淋雨。”

　　他站着不动。

　　“求求你了，”我说，“求求你了，回家吧。”

　　他盯着我看。

　　“你这是干什么！你想死吗？”我朝他大叫，“你想死在这吗？跟个胆小鬼似的死在这吗？”我拿脚猛踢树干，树枝和父亲，还有大地一起颤抖。

　　他看着我，雨水顺着他消瘦的脸一直往下淌，那是第一次。

　　“儿子，我不想活着。”他跟我说。

　　雨落在湖面上，岸边伸展着绿色的浮萍，荷花含苞待放。父亲看着我的眼睛，我跪在那棵柳树底下，捶打自己的额头，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扯着嗓子哭嚎。最后，父亲伸出他冰冷的手指，我们手拉着手走回家。

　　我倒在绳圈外，赵翔扶着我的脑袋，我下意识去够绳子，先从那底下把上半身转回来。裁判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他想停止比赛，我勾住绳圈又站了起来。我多希望我父亲出现在拳馆，多希望他此刻就站在台下，而不是被埋在冰冷的石头下面。父亲走后不久，佳英和我签署了离婚协议，她从家里搬走，带着孩子和她父母住在一起，第二年她重新嫁人，全家迁往外地。

　　右拳，左拳，右拳，勾拳，直拳，勾拳，直拳，他有一双机械般的手臂，我得靠着绳圈站稳身体，出勾拳，没击中。左拳，右拳，左拳，右拳，我打出左拳，被一记勾拳击中，他的底盘稳如泰山，我倒在泰山脚下。

　　我瘫坐在角落，从来没这样累过，他每一记打在我身上的拳头，都像打在我心里，打在我心上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做一个拳手，你每天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假如遇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对手，更年轻，更强壮，更有经验，你怎么办？即使你征战多年，奖牌堆满屋子，但有一天当你老了，当辉煌不再，你怎么办？

　　我用拳头支撑着身体，我得站起来，重新站起来，无论如何再站起来。

　　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肯参加大约翰提议的比赛，因为我不需要终场的铃声。

　　赵翔走进大约翰办公室，大约翰瞧了他一眼，就往外走，赵翔跟在他身后。

　　“我会交钱，”赵翔说，“拿我当个普通学员。”

　　“不行！”大约翰说。

　　“我保证不会在你拳馆里出毛病。”

　　“你说了不算，孩子，”他看了一眼赵翔，摇摇头，“听听你自己喘气的声音。”

　　“说不定打拳会有帮助。”

　　“听着，”大约翰说，“我知道你还想打比赛，但是忘了这些事吧，你父亲曾在这里工作，可你连他那关都过不去。”

　　赵翔继续跟着他。

　　“你是怎么了？”大约翰吼道，“我不想害死你！”

　　“不会的，”赵翔说，“你是在帮我。”

　　从那以后，赵翔每天都来拳馆，大约翰不让他进来，他就坐在对面花坛边的长椅上。他一下班就跑来，拳馆开到晚上十一点，他就坐在那等到关门。路灯点亮，大街上冷冷清清，他身后的餐厅刚打烊，店员将门口的遮阳伞合上，把椅子倒扣在露天餐桌上。我从更衣室出来，看见赵翔一个人坐着，灯光照射着法国梧桐层层叠叠的叶片，将阴影铺在孤单的长椅上。花坛周围栽种了一圈鸢尾花，花瓣已经枯萎。

　　整整三个月，他就那么坐着，风雨无阻，大约翰终于在一天傍晚推开拳馆的门，招呼他进来。他把他领到镜子前面，分配给他一个教练，但大约翰没收他的钱。

　　现在，差不多拳馆里所有人都会用赵翔的气雾剂帮他救命了。

　　“我真搞不懂你，”我跟赵翔说，“你就这么死乞白赖地闯进来了。”

　　我们在餐厅里坐着，趙翔越过花坛看对面拳馆，入夜以后，店里播放起贝多芬的钢琴曲。

　　“打拳一直是我的梦想来着，”他说，“就像你想写小说，讲讲你是怎么写作的？”

　　“没什么好讲的，”我说，“你拿张白纸，想办法填满它。”

　　“我当初在那个长椅上坐着，看见有人在里面打拳，那简直两个世界。”

　　“我经常梦见一座房子。”

　　“什么房子？”

　　“两边是高高的芦苇，中间有一条羊肠小路，路的尽头有一座房子，像荒野里的小木屋。从门窗那透出一点光，里面全是文学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海明威，有纪德，米兰昆德拉，奥康纳，茨威格等等这些人。”

　　赵翔听着。

　　“我总梦见自己走到门口，看见灯火，听见屋里的喧哗，但那扇门我从没打开过。”

　　“有一天会打开的。”赵翔说，“只要你不放弃。”

　　我们干杯。

　　“这样也算幸福了，”我说，“你在椅子上坐着，我知道大约翰早晚会给你开门，他不得不把门给你敞开。”

　　“现在我可做不出那样的事了。”

　　“我们正在干的事，将来的我们也干不出来。”我问他，“你到底怎么想的？”

　　赵翔说要是他不打拳，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非如此不可。”赵翔说。

　　乐曲达到高潮时，我们再次碰杯。

　　“我爸总说你爸是个好样的，他是真正的拳手。要是我们早出生几年，说不定能看见他站在擂台上，如今的拳赛简直没法看。”

　　“现在的拳赛都挺凶狠。”我说。

　　“那是给胆小鬼看的比赛，观众想看一个拳手被打到流血吸氧。现在的人，他们爱那些残忍的玩意儿，拳手只有配合他们。”赵翔说，“拳击比赛背后还有‘双重骗局，总之是为了分到更多钱，一旦这样，就没有好的比赛了。你根本看不到好的比赛。”

　　“怪没劲的。”我说。

　　“好的比赛只存在于我们父辈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来迟了。”赵翔说，“要是我们还有梦想，也是被践踏过的梦想。”

　　“你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只记得自己重重地跌在擂台上，擂台正在变大，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我看见“黄蜂”停在我面前，像一辆大型坦克车。

　　我父亲站在一个角上，他的教练抓住绳圈站着，年纪同他差不多。观众围在台下，赵阳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他不看我父亲，只盯着那外号叫“铁腕”的拳手看。对方正转过身，露出松懈但结实的胸肌，脖颈上的肌肉紧连耳后，像敦实的土坡，他的肩膀已经紧张起来，那里的块肌像层层铠甲，下巴往里收紧，眉毛因为眼睛长期的贯注而向中间积聚。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拳手。

　　钟声打响后，两个人移动到赛场中央。我父亲率先出击，他离“铁腕”很近，左勾拳打到对手下巴，“铁腕”后退两步，等他的对手靠得足够近时，直拳打入胁下，但他不把直拳收回来，而用它勾住对手，使距离拉近，以便使出两记上勾拳。接着他们围着场地用直拳互相打，我父亲出右拳击中对方头部后，他使出组合拳。台下爆发一阵欢呼。

　　“追击他，对，就这么打！”他的教练嚷道。

　　“铁腕”盯着父亲的拳套，对脸上挨拳无动于衷，他在等机会，再次将父亲稳住，朝他肩膀打，上勾拳打在肝上，像一次爆破。现在他全身都充满了紧绷的斗志，皮肤像橡皮筋似的捆扎着肌肉。他之前主动挨下的拳头都只是热身，希望点燃身体反击的愤怒，从而使他的拳头充满火药味，接下来，他要把对手困到边缘。

　　“闪开！”父亲的教练喊道。

　　“铁腕”有他自己的节奏，他在自己节奏的边缘形成一个旋涡，下面是无底深渊，只要贴近他，父亲总要被戏弄几圈，围着场地跑，打出直拳。他拦下“铁腕”的一只手臂，转身，用勾拳击打他肩膀和背部，使他无法抽身，勾拳对准他的眼睛，裁判夹在他们中间。

　　父亲回到角上，赵阳把水瓶塞进他嘴里，教练上来提醒他不要中计，看准了再缩短距离，不要打进对手的节奏里。

　　父亲在“铁腕”面前跳跃，像刚出水的银鱼，“铁腕”晃了晃脑袋，拿他当小丑。父亲靠近他，出一记重拳，他像赶虱子似的推开他。后退，闪避，他让父亲尽情施展，像把披风挂在臀部的斗牛士，挥舞着裙子般的披风，让公牛围着打转。直到他脸上挨了一记利落的短拳，“铁腕”的教练大喊：“时候到了！别磨蹭！”他又挨了父亲一记勾拳。

　　“离开那！”父亲的教练嚷道。

　　“铁腕”把父亲逼到角落，父亲使左右拳，像给他挠痒似的。“铁腕”弯曲膝盖，摆开右拳，后背的肌肉像风琴的拉摆，重拳直击头部。父亲失去重心，倒向绳圈，上勾拳持续击打着肋骨，“铁腕”能听见父亲痛苦的叫声。台下唏嘘一片。

　　父亲的教练捂着脑袋，他进来时穿着一件皮外套，现在他把外衣抓在手上。

　　一个回合结束，裁判要两个拳手分开。

　　“我还没怎么样。”父亲说。

　　“你被打惨了。”教练问，“肋骨断了吗？”

　　赵阳拉下毛巾帮父亲擦拭身体和头部。

　　“深呼吸，”教练引导他，“想想你自己的节奏，他不会轻易出击，你的手肘呢？做好防守！”

　　父亲继续移步、跳跃，他看上去不怎么强壮，脖子匀称，手臂也匀称，看上去毫无攻击性，即使他全力出击，也没有“铁腕”脸上那种吓人的表情。他的眉头不会积聚，眼神忧郁深邃。

　　父亲躲过“铁腕”的刺拳，拳头划过的风声紧贴着他的脸，他跳跃，向后闪身，左直拳，右直拳，靠近对手。勾拳像台下震天的呐喊，父亲先出快拳，后面的拳头逐渐变慢，变得越来越有爆发力，像从四面八方奔来的牛角。“铁腕”紧咬护齿，插空打一记低拳。

　　“脏东西！”父亲的教练手捶擂台，裁判发出警告。

　　“铁腕”抱住父亲的头，把腹部空出来供他击打，但距离太近，父亲的拳头难以施展，“铁腕”把父亲抛向绳圈，趁他在弹劲中还未回过神来，一拳将父亲击倒。教练捶着擂台大叫，裁判再次警告。

　　台下有人打口哨。

　　“铁腕”打出重拳，他想尽快结束比赛。父亲的护齿被打飞出去，他站在“铁腕”面前，双脚像两根白杨树枝，他的身体在重拳下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从鼻子里流出的血溅到脸上、身上、场地上，他的耳朵也破了，红肿处正渗出血。“铁腕”的拳头子弹般落在父亲身上，刺拳打得他晕头转向，直拳让他打一个趔趄，一拳又一拳，父亲的手臂只能端到腰，头部整个暴露，他的腿像嵌进木板里的钢钉，无法重新抬起来。右拳，上勾拳，他脖子像弹簧，把脑袋拉回，右拳打在头部，紧接着又一记右拳，父亲屈身反击对手小腹。他没注意，从侧面来的勾拳像一列呼啸的火车。他跌倒在地。

　　裁判开始报数，父亲往场地的另一侧爬，血从他眼睛那往外淌，滴在擂台上。赵阳摆手势让他趴着，教练攥着拳头盯着父亲，只见他爬到靠近绳圈的位置，把护齿捡起来，塞进嘴里。

　　裁判喊到九，父亲站了起来。

　　左拳，右拳，他抱住“铁腕”，“铁腕”推开他，勾拳，勾拳，前进，短拳，速度和力量，对父亲来说一切已接近尾声，拳头不断击打着他的左眼，他知道他的眼睛就要保不住了。

　　“让他停下！”赵阳对教练大喊。

　　“他还能打。”

　　“再打会出事，”赵阳嚷道，“他根本不是对手，他眼睛快不行了！”

　　“让他试试吧。”教练说，他的衣服丢在地上，他盯紧他的拳手。

　　擂台上只剩下拳套打在身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那声音盖过了愤怒的人群，台下呼声越高，“铁腕”的拳头越重，他想用拳头熄灭这些声音。看上去，这只是一场凶残的肉搏，但有一个虚弱的选手一直站着，他还试图进攻，一次次逼近对手，又一次次被驱逐。拳套击打着身体，那上面是经年累月形成的肌肉，无法仅用几拳便打散，相反，拳头恰恰增强了肌肉的韧劲。拳头打在身体上，实际是想击溃一个人的精神，只有建立在精神上的擂台，考验着人心里面的东西。

　　钟声响起，选手上场，裁判倒计时，一个回合结束，下一个回合开始。

　　父亲站在台上，这是第十五个回合。

　　教练盯着他的拳手，站在他眼前，他知道父亲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好样的！”他对父亲说，“你很了不起！听着，不管结果如何……”他拿袖子擦眼睛，汗水浸湿了腋窝，从衬衫里透出来。

　　父亲把疲惫的拳套放在教练肩膀上，对他说他很感激他没有叫停比赛。

　　猛拳如电闪雷鸣，左，右，勾拳，上，侧，他就是不倒下。没人知道支撑他的是什么东西，拳场无输赢，并不是说输赢不存在，而是在这样的时刻，已经没有人在乎。他仍挥动着拳头，而这拳头都已经举不过头顶，他仍迈步进攻，可他的腿早已重若千钧，他依然承受着对手准确而致命的短拳，但他根本不能战胜他，虽然他不能战胜他，虽然他看不清，血还在往下淌，观众看着他的脸，却不明白他的神情。他应该进医院抢救，生命正在流逝，但他的气息在护齿和牙缝中间保持着。上勾拳击中“铁腕”的下巴，“铁腕”倒向绳圈。

　　他向父亲走来。

　　“趴下！”赵阳朝父亲狂吼，“趴下！”

　　左拳，右拳，“铁腕”一只手擎住父亲的头部，腾出右手，向后摆，他的右拳蓄满了弹药，出击。

　　教练和赵阳跳上擂台，赛场的白炽灯发出微弱的光，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

　　打拳意味着什么？只有拳手有资格说，像徒手攀岩登上山巅的人，人们会问，他们爬上去干什么？

　　我看见大约翰从绳圈中间跨进来，跟“黄蜂”说了些什么，然后他转身回来，双手放在我头下垫着……赵翔说他会在对面的那家餐厅等我。

　　“你打得不错。”大约翰说，“你的对手并不简单。”

　　“我输了。”我说，“再坚持下去也只是会输。”

　　“你缺少一点实战经验。”

　　“你是怎么从拳场上下来的？”我问大约翰，听说他参加过世界级比赛。

　　他一直是赛场上的常胜将军，大约翰说，直到有一次他被人一拳击倒在第十个回合。他的腿很重，裁判喊停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回家见到妻子和孩子，他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后来他又断断续续打了五六场比赛，但他犯了失眠症，整夜睡不着，想他买下的房子，等待交付的账单，还剩下多少存款，想他的妻子和孩子，为他们将来的生活焦虑。

　　“我没受过什么重伤，”大约翰说，“我只是自己敗下来。比赛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当你想到家人或你自己的生活，就能从中汲取力量，根本不行。在赛场上你必须什么也不想，你必须忘记自己生活在世俗当中，不然那些东西会把你耗尽，让你在场上精神涣散，目光呆滞。”

　　“但我控制不了不去想那些事。”大约翰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

　　“人家说当拳手需要天赋。”我说。

　　“那很难说，”大约翰吐出一口烟，“毕竟擂台上没真正的赢家，只有印象。人们总会记住这样的人，他们不停地战斗，当手脚失去力量，干脆用膝盖行走，就是不倒下。那才算天赋。”

　　“但当你觉得你拥有太多，”大约翰说，“你就没有那个勇气了。”

　　我离开拳馆时，大约翰仍背靠擂台，站在那默默吸烟。场馆的灯已经熄灭了，他背对着镜子，从窗外照进来的光停在他身前的举重器械上。他租住的房子就在这附近，现在他一个人住。

　　推开拳馆大门，赵翔正在露天阳伞底下坐着，他向我挥挥手，我绕过花坛，朝他跑去。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