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琵琶记》在民间广为流传，因主人公蔡二郎是陈世美，戳痛了富贵后背弃良心的某些權贵，所以，这部戏在当时尽管没遭封杀，却很不受朝廷待见。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它遇到了“慧眼识珠”的朱元璋。
朱元璋登基后，看到了《琵琶记》的巨大教育价值，为弘扬“主旋律”，他亲自主持策划、重新制作这部经典作品，让百姓人人观看，从中受教育。
在朱元璋的指导下，戏曲作家高则诚改编了《琵琶记》。主人公蔡二郎摇身变成当权者推崇的典型：蔡二郎婚后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他却以无法照料双亲为由“辞试不从”，后来在父亲的催促下才去参加，并中了状元;当朝宰相有一女待嫁，便强迫他做女婿，他“辞婚不从”;被授官后，他又以父母年迈，需回家尽孝道为由，再一次“辞官不从”。
重新“改编”后的《琵琶记》，重点不是剧中的插科打诨和风趣幽默，而是作品承载的正确导向：“百善孝为先”和“槽糠之妻不下堂”。结尾的四句诗“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祭二郎”更让朱元璋十分满意。
朱元璋多次赞扬《琵琶记》的人物，希望天下臣民都学习蔡二郎的事迹和精神，始终遵守“孝义廉耻”。于是，在朱元璋的亲自策划下，《琵琶记》华丽转身，成为明朝逢年过节必演的御用曲目，而改编该剧的高则诚也被朱元璋提拔重用。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教化臣民;二是挤压其他娱乐节目的生存空间，但总有人不怎么听话，要制造点扰乱视听的“杂音”，甚至丑化重要人物形象。对此，朱元璋则毫不留情地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违者杖一百。”
“限娱”大幕一经拉开，后来者也不甘落后，比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
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颁布一项国策：“从今开始，倡优装扮杂剧时，只要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驾头杂剧，包括收藏、散播这类剧本的人，统一被送到司法机关处理。”
到了清朝年间，乾隆更是奋起直追。
戏曲业在清代非常发达，在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建立有地方戏曲自治组织——梨园公会。当时的阔绰人家、达官贵人办个喜事、宴请贵客，如果没有叫戏班子，就算不上有档次。
乾隆是个出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宫廷大戏”，但就是这个热爱戏曲的皇帝，也热衷禁戏、限戏。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钦点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下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有问题的全部收缴，由此拉开了严厉禁毁戏曲的序幕。乾隆一朝，查禁了大约300部戏。
发展到同治年间，连巡抚也出场禁戏。
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其中洪异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著名曲目都赫然在列。其“禁演”理由是：“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简单点说就是，防止愚昧的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然而，直接“禁戏”，只是清政府限娱的“组合拳”之一。除此之外，清政府还组织力量对允许演出的剧本进行修改，如乾隆就特别交代地方督抚，对应该删改的戏曲务必删改妥当，并且送到京城审阅。
道光年间，分管文艺的“内阁中书”徐时栋提出过戏曲创作指导意见，即各类戏班表演的节目，要以弘扬“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其结果应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其结果应被诛杀、正国法”。
尽管清朝的“限娱令”频频出台，但实际收效甚微，比如“陕西梆子”唱红京师，当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市井观众更是迷恋。为适应需要，一些戏班就不顾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头换面，“禁戏”很快成了禁而不绝。
“禁戏令”颁布几年后，朝野上下慢慢发现很难执行，尽管禁令还在，但实际上不废而弛。于是，高压逐渐解除，“梆子戏”故态复萌，以后京城戏曲演出，就成了昆曲、皮黄、梆子三足鼎立。
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明清两朝的皇帝为何要禁戏、对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如临大敌”？个中原因，徐时栋曾一语道破天机：“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结论就是官府必须严格控制。于是，类似宣扬暴力的《水浒传》《说唐》《反唐》等历史戏，被清政府坚决禁毁。
然而，结果并不如人意。明清两朝极力提倡的剧目往往昙花一现，而“陕西梆子”等民间戏曲，虽屡遭打击，却屡挫屡奋。
编辑/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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