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

　　“复乐园”是对逝去家园的重新打捞，是对伊甸园状态的永恒追寻，也是对开启新世界的祈愿和憧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怀有探寻精神家园的天然冲动。随着现代性进程，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家园故地，成为自由的流亡者：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号角，又使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成为革命者：新生政权建立后，知识分子被纳入工人阶级队伍中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展现了知识分子追寻复乐园愿景、探索精神家园的过程，也表现了他们在身份变化过程中身体和精神关系的复杂性。

　　一、权力操练中的复乐园实践

　　正如阎连科所说：“我们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许诺契合了知识分子对终极价值追求的复乐园期盼。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革命胜利者和社会建设者的身份进入国家结构，找到了自身的政治坐标，获取了政治权力并进行政治实践。

　　《受活》中茅枝婆带领村民“入社”之后，受活庄也被纳入了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管理受活庄的县长柳鹰雀是一个农民知识分子，他在权力话语的操练中迷失自我，失去主体性，变成了一个政治野心家。养父为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屋子马克思主义丛书和人生规划图表。那份画着红线的金字塔表格，前面排列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袖。柳鹰雀的一生都在追求与革命领袖比肩的政治成就，每次去“敬仰堂”瞻仰领袖头像和在图表上填写政治身份，无异于一次精神换血和进阶仪式，同时也赋予了柳鹰雀——这个革命的“养子”——投身新一轮革命的合法性。受活庄在政治和地缘上具有特殊性，于是成了柳鹰雀施展拳脚的理想之所。“购买列宁遗体”既是柳鹰雀实现革命宏图的政治狂想，同时也是以“脱贫”为目的的激进化经济发展方案。我们看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逻辑和共产主义愿景结合在一起，革命领袖的身体在永久保存和陈列展览中被抽空为象征革命的红色符码，又在买卖和营销中被野心家欲望化、被时代消费化。在列宁纪念馆隐藏的地宫中，柳鹰雀用金子镂刻着“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正讽刺了在权力中迷失的知识分子以政治宏图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野心。柳县长被降职、失去双腿之后，和伤痕累累的受活人一起回到受活庄生活。无论是残缺归于残缺，还是完整变成残缺，同样都是“残缺”的胜利。作者构建受活庄这一乌托邦神话的身心悖谬正是在此：只有身体的残缺，才成全灵魂的整全和心灵的安宁。阎连科打造了一座残疾者自治互助的复乐园，又以茅枝婆和柳县长殊途同归的政治实践，证明了复乐园的乌托邦性，也投射出历史和时代的荒诞镜像。

　　知识分子掌握权力之后，坚持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有可能违背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逻辑，同样无法真正实现身心的统一。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试图依靠政治权力来实践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图景，却导致政治生命和复乐园幻想的双重溃败。他的复乐园蓝图似乎在郭从年领导的花家舍里实现了，但事实却更加可怖。在花家舍里，权力对身体和精神的控制极其严格，特别是“101”检举揭发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如履薄冰，毫无自由可言。郭从年构建的名义上的共产主义乐土，无异于将人置于福柯所言的“敞视主义监狱”中，用模式化和原子化的方式对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行监控和管理，完全变成了反乌托邦的悲剧。

　　一、身体改造中的复乐园幻梦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猜疑，新生政权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身体改造运动，以祛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性”。伤痕反思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书写，反映了失去政治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规训与反抗。

　　在张贤亮早期表现知识分子的灵肉冲突的作品中，《绿化树》写“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色”。《绿化树》中章永麟白天为了果腹利用知识分子身份获取食物，晚上则陷入自我忏悔的精神困境，并拿出《资本论》为自己开释。“灵与肉”的分裂导致了主人公的精神困局。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麟同大青马的对话表达了政治权力如何阉割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灵魂。随后，失去性欲的章永麟在救灾抢险中表现出色，获得了政治信心，性欲也被激发了。一旦章的性苦闷得到缓解，就发现了自己和黄九香之间的阶级和精神境界差异。在张贤亮的书写中，知识分子在重新获得政治领地之后，身体创伤自然愈合，精神上的复乐园愿景也逐渐展开。章永麟对黄九香的抛弃被意义化为“知识分子自我超越”的追求命题。但实際上，章的“自我超越”指向了更宏大的政治蓝图：“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可以看到，张贤亮在回望历史时仍然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规训：一方面，政治身份成为章永麟的原罪，他在承认血统论的前提下进行身体改造：另一方面，章永麟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在心理上对农民阶级有所疏离。可以说，作者在那一时期反思历史的深度仍然不足。他反复书写权力对身体的改造，却把反思的重心放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和前途命运上去，还是没有跳出血统论的思维模式。

　　书写权力对身体进行重新编码的同时，并无反思和批判，而是相较而言，王小波对“黄金时代”的书写显出可贵的理性和勇敢。《绿毛水怪》以戏谑天真的笔调对知识青年被异化的身体进行了寓言式书写。陈列着世界经典名著的旧书店是妖妖和陈辉童年时代的隐秘乐园。当陈辉再次找到妖妖，发现她已经变成了绿毛水怪。小说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将复乐园幻梦置于神秘广阔的海底世界：物质充足，科技、艺术发达，不乏高智人群，批判现实的同时荡涤着青春的酣畅和童话的梦幻。延续《绿毛水怪》的乌托邦色彩，《黄金时代》以更为戏谑的方式和大胆的身体叙事挑战话语禁忌，反讽权力对身体和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王小波笔下的复乐园愿景，不仅是一座肉身的乐园，而是以“身体”为切口打开禁锢思想的阀门，从而表达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王二的欲念也不仅面向陈清扬的身体，而是构成了对当时思想扭曲和人性压抑的主动僭越。作者对身体的书写不仅反讽了历史，也消解了时代苦难的崇高感。

　　三、时代新形势下的复乐园冲动

　　八十年代政治解冻、思想解放之后，重返中心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身心自由。在新启蒙思潮下，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根据汪晖的说法，“知识分子将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张炜以接近大地的诗学理想搭建了一个远离城市的复乐园，无论是“芦清河”“葡萄园”，还是“半岛”“高原”以及晴耕雨读的“农场”，他笔下知识分子坚守的生存空间都充满了遥远的诗意和忧郁、民间的寂静和悲怆，并带有知识分子打量城市他者的浪漫化和审美化目光。但张炜也清醒地看到：民间人伦关系的变化、生存环境的恶化都在侵蚀着作为精神家园的客观地理空间。从《古船》中的“倾诉者”到《柏慧》中的“灵魂自审者”，再到《你在高原》中的“身体力行者”，知识分子对复乐园的构建方式也从“诗意栖居”走向了“坚定行走”。张炜在精神的流浪和身体的行走中建立的诗学空间，正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反思现代性问题时，从“守望者”到“行动者”的转换。

　　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知识分子在队伍分化之后寻找存在家园过程中遭遇了更为严重的身心分离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身心统一的方式。《风雅颂》中大学教授杨科寄希望于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却发现了妻子与校长的苟且之事。身体的背叛成为了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超越的起点。当杨科抵抗现实遭遇失败之后，走向了“民间”。他离开城市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实际也是重拾知识分子文化优越感和精英身份的过程。杨科在“诗经城”里重新回到了中心地位，受到大众的拥戴。作家再次重温了被知识分子他者化过的女性“身体”：城内的少女赤裸身体，听杨科讲课。这无疑是作者对女性近乎自恋的幻想：女性甘愿向知识分子交付身体，并接受精神洗礼。那座带有古典韵致的复乐园只是知识分子确证自我的个人神话，对主人公和对作者来说都是如此，它映照出知识分子的脆弱性、虚伪性和自我观赏。最终杨科也在“复乐园”中走向身体的堕落和道德的沉沦。

　　格非的《春尽江南》也写出了复乐园冲动的虚幻。花家舍聚集了一群精英知识分子，却已经变成了酒池肉林。性工作者穿上“红卫兵”服装为知识分子提供性服务，正反映了新的时代形势下，知识分子用身体和欲望无情地消费了“革命”。正如房伟所说：“‘革命，不仅成为知识分子“不旧的挂历，甚至成为‘激情燃烧的历史窥视欲和消费欲的增殖性‘能指。”同时，花家舍得以召集众多文化名人还离不开资本的力量。格非清醒地指出：当代知识分子只有拥抱资本，才能获得构建复乐园的物质基础。而依赖资本建造的“复乐园”，也仅仅是被知识分子话语包装过的消费蜃景罢了。

　　韩少功的文化散文《山南水北》书写了他在湖南汩罗的半农半隐生活，或许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新的价值选择和思考路径。他的书写方式既不是鲁迅式的沉郁批判，也不是沈从文式的浪漫怀乡。他躬耕田间，赞颂劳动，回望城市，思考生命：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性对城市和乡村在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上不同程度的入侵。韩少功在盖房、种地、治虫的亲身实践中，在对历史与现實、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体察和双重批判中，或许找到了一座身心合一的复乐园。

　　正如蔡翔所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或拒绝中，事实上潜伏着一个共同的人文主题，这就是承认诗意人生的可能，承认乌托邦的可能，承认浪漫主义的可能，承认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存在，它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主体定位和‘角色自觉。”因此，对知识分子来说，寻找精神的超越和终极价值之所，追寻心中的复乐园愿景，是这一人文主题下寻找身份认同、确证自我的存在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知识分子追寻复乐园的历史，也是知识分子不断寻找身份感、确证主体性的历史，也折射了中国诡谲变幻的现代性语境。而知识分子的身心关系的分裂与聚合、升华与沉沦，既是现代性命题刻写时代变化时留下的啮痕，同样也是映照知识分子个体命运的倒影。它反映了从古老中国继承了文人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主体性和存在家园的失落与寻找、坚守与惶惑、以及全部的庆幸与悲哀。或许，这也是知识分子不朽的事业和永恒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