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双娴

　　在《失乐园》出版发行四年之后，弥尔顿又将《圣经》中耶稣拯救人类重返乐园的故事片段改写成《复乐园》。在《复乐园》的叙事结构中，虽然“回归”是其的最终指归，但撒旦的“诱惑”和耶稣的“拒绝”（反诱惑）却是推动故事前进的一对显性行动要素，并且形成了一个回环反复的模式。每当撒旦和耶稣完成一次“诱惑”和“拒绝”的行动，故事就在整体上“回归”了一步，直到撒旦的诡计被识破后彻底失败，耶稣才最终得以“从一条秘密的路径，回到母亲的家”。（《复乐园》）虽然“复乐园”一词及至十七世纪才第一次在人类的历史中崭露头角，但这种“回归”的叙事模式却早已滥觞在古希腊时期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笔下，藏匿于老子“大日逝，逝日远，远日返”的思想中。如果说，“失乐园”是人类脱离母体，告别童年的精准概括，那么“复乐园”则展现出人类重返母体和回归童年的期盼。《复乐园》中，耶稣要回归的乐园是“母亲的家”，这个空间性极强的场所几乎强迫性地让读者想起母亲容纳婴儿的空间——子宫，它是温暖、安全、和谐和美好的。这个空间是庄子所谓的“无何有之乡”，陶渊明的“桃花源”，《西游记》的“天竺”，折射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可抵达性，最终构成“乌托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屏障，即“乐园”的异时空性，这也是“复乐园”叙事结构存在的基础。“回归”实际上更像一种逐渐偏离现实的时空位移，终点不是现实世界，而是一个绝对美好的“绝垠之外”，它可能是人类的“轴心时代”，也可能是诸神的“创世时期”。但无论它指向未来还是过去，无疑都是遥远的。

　　虽然“复乐园”式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根基很深，但却没有形成科幻小说这种类型，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没有像莫尔以来的西方乌托邦作品那样，对理想社会作细致入微的具体描述”。（张隆溪语）所以纵观中国古代涉及“桃花源”文学作品，其实质更接近文学想象，它们既不具备明显的时间指向（甚至故意抹去时间背景），也没有具体描述理想社会的政治基础。从“复乐园”的叙事模式来看，这些作品更注重“回归”的结果，即抵达乐园，而非“回归”的过程，推进叙事前进的行为要素也由“诱惑”与“拒绝”转变成了“发现”与“寻找”。因此，重返乐园的必然性被偶然性所取代，成为《桃花源记》中的“忽逢桃花林”，中国式“复乐园”瓦解了自身的现实意义。

　　科幻小说是西方文学的舶来品，在诞生之初就散发着浓烈的政治气息。在晚清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仁人志士们希望通过科幻小说来启蒙国人，促进国家的现代化。鲁迅在翻译外国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的时候就写到：“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月界旅行·辩言》）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新的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巩固，必然伴随着“明天会更好”的乐观主义政治承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时间指向性和潜在政治指向性的文学体裁，受到国家的空前重视。1950年先后成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接管了包括《科学》《科学世界》《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科学刊物，译介了大量苏联的科幻小说，并成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深受苏联文学影响。佛克马在《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中指出：“建国初，苏联文学及其他‘国际革命文艺的译介，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十七年”时期的科幻文学以科普为宗旨，毫无保留地继承了苏联科幻小說的乐观主义视野和儿童文学定位。郑文光在阅读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的《加林的双曲线》之后，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篇小说后来被新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选》收入，虽然编者严文井称这部小说“脱离了科普范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但小说还是沿袭着普及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的姿态在讲述故事。在这个人类从地球飞往外太空的故事中，郑文光看似没有着意营造一个完美的时空，但他俨然已经把科学世界与乐园等同起来。不仅是《从地球到火星》，郑文光创作的《黑宝石》《征服月亮的人们》《火星建设者》等其他科幻小说中描绘的画面都是一个个和谐有趣、井井有条、生机盎然的科学乐园。在人类征服月球和开垦火星的背后，隐藏着郑文光拓殖别疆的野心，也昭示了他以科学武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构想。鲁兵在《灵魂出窍的文学中》说到：“总之，要写社会主义新人。对比于今天的现实，可能有点理想化了。但是，理想化正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创作原则。”在郑文光的小说中，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科技强国的面貌展现出来，只不过，“复乐园”叙事的“回归”模式被他置换成“前进”，涌动出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和技术乌托邦的乐观情绪。

　　如果说郑文光通过天文学和地理学的知识，写就他的未来狂想曲，那么迟叔昌则借用与生活贴近的科技发明，进一步加强了未来书写的可感性。从《割掉鼻子的大象》开始，迟叔昌先后创作了《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奇妙的金字塔》《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冻虾和冻人》等一系列科幻小说。这些小说涉及的范围都是基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大胆预测，包括了生命科学、仿生技术、农业种植技术和各式各样先进的交通工具等。也因此迟叔昌试图抵达的“乐园”褪去一部分科普意味，而具有更加明显的人民立场，直接反映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在《割掉鼻子的大象》中，虽然迟叔昌已经遵循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原则，用陌生化的手法处理这篇小说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但其中鲜明的时代语言却把本应该从现实世界剥离开来的小说世界强行拽回。前者变成后者的未来预言，变成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揭开的未来篇章。在这种情况下，迟叔昌的科幻书写无限缩短了“复乐园”的回归过程，本该在摸索中前进的科研过程，消失在光明未来的光环之下。六十年代，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海边奇遇》，刘诗兴的《北方的云》《蓝色列车》《游牧城》和嵇鸿的《摩托车的秘密》《神秘的小坦克》等科幻小说都延续了迟叔昌的写作方式，汇聚成“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创作的重要潮流。

　　纵观“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创作，“具体到文本中主要表现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主义的政治气息、爱国主义的情绪、对科技力量的无限赞美。”（胡俊《新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收录于《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空前强大的时代里，这些作家通过科学幻想一致地把“乐园”与“社会主义乌托邦”融为一体。在时代高涨的社会主义狂想情绪中，“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选择性地遗忘了乌托邦的不可抵达性或乐园漫长的“回归”过程，“诱惑”与“拒绝”这样潜在的挫折因素在极度乐观的时代情绪中不值一提。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认为“乌托邦虚构问题（包括对它的戏拟和反乌托邦）的出现应该联系到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地理发现对于想象的强有力的影响，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文体已抛弃其传统的空间背景——一个遥远的岛屿和未被发现的地方，而直接传达一种未来感。”这些作家注意到了“乌托邦”的现代性，却忽略了“乌托邦”所蕴含的“拒绝”因素。“乌托邦”的存在根基就是对现时社会的拒绝，并为人类提出一个永恒努力的愿景。它本应该在意识形态的缝隙里闪烁，却在“十七年”时期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笔下，和意识形态合流，甚至充当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技术乌托邦的建构下，“复乐园”叙事被抛入不可逆的时间模式中，勾勒出未来的完美蓝图。或者可以说，“十七年”时期集体主义至上的时代精神，为“复乐园”叙事与技术乌托邦想象的结合提供了温床。“复乐园”叙事模式特有的史诗内涵，使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拥有了集体性的感召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普定位和儿童立场虽然在表面上延宕了科幻小说这种文体的发展，但在深层含义上，却成为新生国家机器自我巩固的最优选择。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把读者精准地锁定为除干部和知识分子之外的工农兵群体，并且借“复乐园”的叙述模式帮助他们完成了国家想象的同时，合理诠释了现阶段的艰苦生活，因为这是“回归”乐园的必经之路。王德威先生曾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谈到：“共和国初期的小说作品无论被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皆可被视为一种‘科学幻想。它讲述的是各种科学被升华为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科学（或真理）的故事，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未来必将实现的故事，虽然这‘未来显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即。”“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存在的必要性正是在于把“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完全实现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暗示着如同耶稣终会拯救人类一般，生活也会美好起来。而且，这里的美好生活已经被消除了个人的差异性，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心中一个集体的、永恒的、同质的期盼。

　　“十七年”时期除了这些指向未來的科幻小说之外，还有一些指向过去的作品，但是数量极少。有考古学背景的童恩正是创作这类科幻小说的主要作家，他发表了一系列以考古实证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如《古峡迷雾》《雪山魔笛》《五万年前的客人》《神秘的大石墓》等。在《古峡迷雾》中，主人公陈仪在充满艰难挑战的考古活动中不断地接近当年巴国灭亡的真相，在童恩正的笔下，所要“回归”的乐园更接近于被迷雾所掩盖的历史事实。他的另一篇小说《雪山魔笛》，则通过调查实证的方式瓦解了关于魔笛的神秘传说。在科学的解释下，历史被“祛魅”了，这也是童恩正“回归”真理的一种表征。虽然童恩正创作这些小说的起点也是科学启蒙，并且认为它们是“进化论对神创论的胜利、唯物论对唯心论的胜利”（童恩正语），但是他却通过历史故事和民俗风物初步过滤了意识形态对科幻小说的直接影响，使之较同期的作品具有更完整的“复乐园”叙事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场阈中，童恩正这样的创作方式孤掌难鸣，他的创作内容也包括了以进步史观为指引的科幻小说。

　　“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把中国式“乌托邦”从文学想象扭转成社会理想，其政治指涉性被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作家带着几近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技术乌托邦重新建构“复乐园”的叙事模式，来完成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未来想象。虽然中国古典“桃花源式”作品是“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一条脉络，但饱满的政治激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回归”的必然性被拉上前台，而“诱惑”与“拒绝”的挫折因素却被冠以短暂阶段性苦难的合理解释。但如果耶稣没有流浪于荒野，与撒旦辩论于高山的经历，那么《复乐园》终归只能折叠成《圣经》中的一个片段，没有现在厚重的生命力。“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的“复乐园”叙事，反映了一次最具时代风貌的改写。由于和主流意识形态过于靠近，这些小说也终将会跟那个时代一起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