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正如弥尔顿在写出了《失乐园》之后又写出了《复乐园》一样，在“失乐园”的主题之后，确乎必然存在着一个“复乐园”的命题。从人性的一般意义上，对于乐园的丧失的追怀中，当然也蕴含着对于乐园重建的诉求与希冀。因为“乐园”就其隐喻性质，从生理学上讲即作为护佑者的母亲的子宫，它外化为一座美丽而安详的园子，同时也引申为童年的经验，或者干脆即是作为动物和一切生命的原始处境。总之，因为生命本身的有限性，以及“必死”的恐惧，人类对于未来永远有一种反向而行的意志。所谓向死而生，也应具有这样的含义。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中，都有耶稣度过了魔鬼的三个考验之后，为人类开启盛世的故事，后来弥尔顿即以此为蓝本，写出了著名的《复乐园》。耶稣经历考验的《复乐园》，其实直接呼应着描写亚当夏娃受逐的《失乐园》。将两个故事中魔鬼给出的考验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让亚当夏娃获得和神一样明辨是非的能力，还是让耶稣将石头变作面包、君临一个国家、从高处坠落而不死，其本质都在于诱惑人变成神。亚当与夏娃的失败使他们失去乐园，耶稣的坚定和成功则为世人带来了新的乐园。

　　显然，《西游记》可以看作是中国式复乐园故事的典范。人间的苦厄与妖魔的横行，某种意义上也是乐园失却之后的景象，而西天取经之往还，为重建幸福与盛世而历经磨难的故事，也是史诗般的天路历程。小说最后师徒四人均得以“成佛”的结局，也意味着他们永远位列仙界，安身佛国的佳话的实现。所以，复乐园本质上即是史诗主题。

　　同理，《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的复乐园故事，镇守数百年的一百单八好汉的魂魄，经由一个朝廷昏官的作意好奇，随着一道金光散落于神州各地，之后冥冥之中他们按照上天的意志，次第汇聚梁山，共举大义，百转千回而不能止息，实践了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得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服”，在达到鼎盛之时，也可谓威震四方，与朝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因为招安而失败，但最后一百零八个英雄的魂魄又“魂聚蓼儿洼”，也可谓又一重的复乐园故事的循环。

　　《红楼梦》将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循环，作了“一世一劫”或“几世几劫”的解释，人间的乐园并不是终点，而是过程，“大观园”作为贾宝玉的乐园，在世事之变中瞬间化为“白茫茫一片”的大地，主人公最终又回到他原本的所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变成了一块荒野中的石头。显然，《红楼梦》总体上是一个失乐园的故事，但其中的循环，也注定包含了复乐园的命题。只是对于作者而言，他在其中更清晰地安置了自己悲剧与虚无的世界观，从而使故事落脚于丧失的虚渺与悲伤。

　　希腊史诗中的《奥德修纪》也是“还乡”的故事，主人公一路经过了各种诱惑，但他都坚忍不拔地朝着家乡的方向前进，百折不回，这无疑是比《圣经》还要古老的一个复乐园的模型。

　　梳理“复乐园”叙事时，一个关键的角度是考察处于中心地位的主人公个体。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其来源是佛学及原发的道家思想，都相信世界的本体是“空”或者“无”，而“色”与“有”则都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故时间和空间被压扁之后，共同的解释是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一种“大荒”之境，在此终极处境之下的人生，便变得无比虚无。所以才有李白所感叹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哲学意义上的颓废，也由此变成了中国人最核心的美学观，更生成了中国文学核心的悲剧理念。从这个角度上说，复乐园的故事模型本身并不是“中国故事”的典型构造。

　　相比之下，西方文学的历史却是相对平衡的，从奥德修斯、《神曲》中的但丁、堂·吉诃德，到《复乐园》中的耶稣、《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等，“复乐园”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无意识情结，一直反复出现着：而在黑格尔的进步论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出现之后，则更发育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进步学说。在巴赫金关于成长叙事的讨论中，曾经很明确地指出，个体的成长中，很自然地浸淫和嵌入了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由此，个人经验与阅历的增长成为历史前进的一种象征：反之亦然，历史的进步也变成了个人命运的推进剂或者决定者。

　　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中发生和成长的，革命成为复乐园故事的最佳途径和最美图景。但有一点，革命叙事一般不太会涉及一个过去时间的乌托邦，或者理想的原乡神话，除了个别如孙犁者，都没有一个过去时的乐园模型，唯有孙犁的小说中，会有着一个类似于小农意味的温馨乐园的影子。如《铁木前传》中作者关于“童年”的一段抒情，虽然与小说的情节没有什么关联，但隐约传达出作者的一个态度，即便是在贫瘠的乡村，也仍然有着一个“美好的从前”。

　　但刨除上述因素，革命叙事大部分的故事构造中都暗含着一个重整山河、再造人间的雄伟主题。所谓“红旗谱”与“创业史”这类结构形态中，大约都含有这样的意图。梁生宝、朱老忠以及后来的萧长春、高大泉，那些最具影响力且近乎完美无缺的正面形象，都作为乡村世界变革的引领者，成为理想国度的设计人与领导者，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基督或者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主义色彩。虽然来自色欲、权力、物质与堕落的考验接踵而至，但他们却从不会发生动摇。

　　还有一类是近似于“超人”的人物，他们其实是从古典传奇中脱胎而来的，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林忠、鲁达，《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与肖飞等，他们在人格与能力方面都有“超人”特质，但这些人主要的使命是“破坏”，是毁灭旧世界的角色。但毁灭旧的，必然是建设新的世界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革命化了的英雄人物。尤其在《红岩》的结尾处，读者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一个“新中国”的图景，而小说所描写的，却是“前夜”的黑暗，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都牺牲于这个前夜，死于复乐园的途中，但小说最后霞光与红旗映衬下的新世界的图形，则几近于一个经典的复乐园例证。

　　八十年代之后，失乐园故事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变革中的核心图景。但在这些稠密的景致中，也间或有复乐园故事的出现，或者两者的“套叠”。张贤亮筆下的书生章永磷在荒原上寻找到了爱情，找回了其作为读书人的尊严，找到了爱的慰藉与性的满足，仿佛是从个体意义上找回了失落的梦境，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主人公又永远地失去了这一切。换言之，这些“沿途的风景”不可能成为最终的归宿，所以主人公怅然若失的状态，也大大减低了小说的积极与正面色调。

　　迄今为止，当代文学中似乎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经典的基督式的英雄，一个用真理和爱战胜死亡与黑暗、拯救人类于倒悬和水火的人物。这首先源于文化的差异，尤其在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背景上，“中国故事”确乎只是偏重于“没有不散的筵席”或者“永恒轮回”式的悲剧构造，不太可能有非意识形态化的英雄人物的生成条件。但是在一些具有英雄（救世）气质的作家笔下，偶尔会有这样的作品，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似乎流露着对于先人历史的壮阔追怀，对于古老家园的审视、怀想与凭吊的意绪;在《黑骏马》中，主人公在离开草原九年，在终于长成为“男人”之后，骑着他的黑骏马，唱着古老的歌谣，王子一般地驰骋在归乡的路上，希冀与他少年时代的恋人索米亚重逢，这个神话或者童话般的故事型构，几乎就要催生出一个具有特殊边地风情的中国式复乐园故事了，但最后，小说笔锋一转，变成了一个无奈的“无言的结局”，白音宝力格与索米亚见面并没有激起爱情的火花，相反是默默无言的对视，以及接受现实之后唯余亲情的失落与惆怅。索米亚将重复额吉的命运，草原的生命千年依然如故，白音宝力格则会返回到他的所谓的现代世界里去，将这一切化为悲伤的传奇与幻境般的回忆。

　　显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可怜的“男权主义初夜权”的情结，毁灭了这场美好的爱情。假如白音宝力格不是介怀于索米亚偶然的“失贞”而从草原出走的话，也就没有这个荡人心怀又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故事了。在这里，复乐园的故事最终变成了一个幻象，一个泡影。

　　在一些相对边缘和另类的作家笔下，偶尔会闪现着复乐园故事的踪迹。汪曾祺笔下的《受戒》《大淖记事》中，似乎都有一个梦境般的结构，“四十年前的一个梦”，如今在小说中变成了现实，获得了修复，彰显了轮廓。比如贾平凹的多数小说，都有诸般亮色，早期的《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中，都隐约有一个“失落世界的重现”的影子，虽然作品并非复乐园的结构，但就作者而言，却是要力图重现“昔日的桃源”，《商州初录》中那些美好淳朴的人性，连狼都是有信义有情义的描写，都印证着伊甸园或者桃花源式的原乡意味与属性。

　　新潮与先锋文学中，复乐园的故事似乎一直难觅其踪，但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的前两部《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中，却都有涉及。《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还有其教师丁先生，都热衷于桃源梦想，一直幻想得到那幅“桃源图”，连民间土匪武装的首领王观澄也都有乌托邦或者桃花源情结，他们与革命本身的某些逻辑如出一辙。陆秀米后来之所以投身革命，也是源于骨子里的这种遗传，以及被土匪劫持生涯中的某些经历。她投身革命之后，对于革命本身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内涵并不清楚，她只是将之简化为一种传统的理解——作为一种“大同世界”的“乐园”，有免费的学校、医院，人人享受平等，没有暴力与杀戮，没有强权与专断，但是这一切都最终化为泡影，自己不但没有办法实现这些理想，连权力很快也旁落他人，且身陷囹圄，不明不白地变成了囚徒，终老于困顿与绝望之中。

　　她在监狱中出生的没有父亲的儿子谭功达，继承了这种家族特有的遗传基因，既耽于幻想、富有情怀，又有不切实际的禀赋。在早年参加革命且当上了梅城县长之后，并没有专心参与政治，在权力斗争中一直处于心不在焉、灵魂出窍的状态，并逐渐蜕变成了一个兼有贾宝玉与哈姆莱特性格的人物。他在洪水中幻想铸就一座大坝，将梅城一带的风雨长廊建起来，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仿佛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憧憬，但这些都与时事变化及政治的环境格格不入，与官场的权力争斗全无干系。随后，他失去了上峰的信任，也失去了同僚与群众的支持，没有了庇佑，也失去了爱情，被张寡妇乘虚而入，几乎是以讹诈的方式强行与之组建了家庭。他的性格与其母亲与外公之间，都有一个隐秘的传承，因为耽于幻想而导致了失败，这个复乐园的故事最终以失乐园告终。

　　格非几乎是当代作家中此一主题的最为专注的书写者。他写出了具有复乐园性格的人物，也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主题的故事。

　　类似的作家还有张炜、韩少功等，他们所书写的田园中，大都有一个善于思考和富有理性的主人公，他们既是田园的坚持者与守护者，同时又是与田园一同沉沦的英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正在日益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科技所构造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激发了新的“复乐园”想象。在一些科幻小说中，作家們似乎正在试图建立新的人类幻境，类似刘慈欣的《三体》这样的作品，给广大读者带来的时空观念冲击，确乎是前所未有的，这类文学想象，对于读者的乌托邦情结以及乐园想象而言，或许也孕育着更加始料不及的新的触发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