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雯静

　　梁启超曾在《小说丛话》中写道：“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赅尽中国之小说矣。”人们对鬼神的复杂情感催生出天马行空的想象，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即发端于此。这一脉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降妖除魔”叙事模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幻化成各种形态潜伏于林林总总的文本之中，如同永动机般源源不断地为作家和读者供给着叙事动力和阅读动力。

　　《说文解字》中对“妖”的解释是：“地反物也， 从示，和神同类。”而“魔”则是跟随佛教传入的外来语，是梵文“魔罗”之略，其义为“扰乱、破坏、障碍”。“妖”与“魔”在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相互融合中逐渐合二为一，专指那些荒诞奇异、为非作歹的物孽精怪。“妖魔”形象在新世纪以来的类型小说中最为显而易见，抛开“玄幻”“魔幻”这些根本不需“火眼金睛”即可将其辨认出来的类别不谈，他们的鬼影在官场小说、武侠小说、犯罪小说、悬疑小说中也俯仰皆是。

　　反腐题材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一度兴盛，在出现了《抉择》《十面埋伏》《苍天在上》《中国制造》等一大批良莠不齐的作品之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几年来在新形势的影响下，这一题材又梅开二度，《曲终人在》《追问》《风口浪尖》《一座营盘》《人民的名义》等长篇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成功改编为“现象级”电视剧的作品《人民的名义》为例，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等贪官污吏即是在宦海中沉浮的妖魔鬼怪，以侯亮平、陈海为代表的反腐斗士们则扮演着“降魔者”的角色。两派力量斗智斗勇，展开了生死博弈，最终侯亮平掌握了关键证据，将贪腐分子送上了审判台——一个发生在官场的“降妖除魔”故事呼之欲出。反腐小说意在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但实际却往往流于对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幕与事无巨细的案件侦破过程的描写。这一问题投射在“降妖除魔”的原型上，便表现为重在描绘妖魔之恶和“降除”过程，却忽视了对“降除”所连接的两个主体即“降魔者”和“妖魔”的深度挖掘。这样本末倒置的笔法，必然会导致人物脸谱化、情节模式化等一系列问题，难怪有评论者将反腐小说归纳为两个公式：“一个贪官+几多美色+些许帮凶+一个包青天”以及“黑幕小说+言情小说+侦破小说”。可惜90年代的反腐小说如是，近来新兴的反腐小说亦复如是，似乎在中间断裂时期的“韬光养晦”并未给这类小说创作带来什么质的飞跃。

　　“妖魔”在麦家的《解密》《暗算》《风语》等解密小说中摇身一变为“黑密”“紫密”“光复一号”等各种复杂诡异的密码、密电，瞎子阿炳、黄依依、容金珍等天赋异禀者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历经艰难曲折的破译工作实与“清除魔障，取得真经”无异。依此类推，武侠小说中的行侠仗义、报仇雪恨，犯罪小说中的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悬疑小说中的循迹追踪、解密真相……都可以看作是“降妖除魔”叙事的易容与变体。

　　“降妖除魔”一词自身即隐含着“正义与邪恶”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实际上“妖魔”并不一定十恶不赦，而“降除者”也不是总能占据道德高地。这一点从《白蛇传》中就可见一斑：白素贞虽是千年蛇精，却天性善良、知恩图报；法海是天理正道的代言人，但他的暴力驱邪无疑并不具备绝对的正义性。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所宣谕的那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新世纪众多反思历史与人性的文本中，“妖魔”与“驱魔者”的面目都有些模糊不清。莫言《蛙》中的姑姑万心，是高密东北乡最优秀的妇产医生，也是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底的计划生育干部。在“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这般坚定信仰的支撑下，她雷厉风行，手腕强硬，与抗拒结扎、引流的村民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这些怀着朴素心愿的孕妇们固然违反了计劃生育的规定，姑姑执行政策的行为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正是后者貌似合情、合理、合法的追剿造成了前者一个个家破人亡的凄惨结局。善与恶，美与丑，天使与魔鬼在姑姑身上同时得到体现，造成了姑姑人格的反差与分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面是接生了近万名婴儿的“送子娘娘”，一面是葬送了不少未及出世的生命的“杀人妖魔”。姑姑在恪尽职守“降妖除魔”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女魔头”，这个一体同构的过程是发人深省的。“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本雅明语），是非对错，是由时间所决定的，也是由历史的观念决定的。

　　从“正义战胜非正义”的维度来理解，麦家的《风声》可以看作是对“降妖除魔”模式的反向运用。小说围绕“谁是卧底”的巨大悬念展开，日本特务龙川肥原将涉嫌泄密的吴志国、金生火、李宁玉、顾小梦四人囚禁在一幢封闭小楼中秘密审讯，以图找出代号为“老鬼”的共产党卧底，进而将杭州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但是肥原的软硬兼施、机关算尽并未得逞，一轮轮审问与较量过后还是一无所获。敌特在这里担任了手握金刚杵的“降魔人”角色，而共产党卧底则被安排在这一结构中“妖魔”的位置上，想来倒与“老鬼”这个代号有几分相映成趣。莫言《檀香刑》中的“降妖除魔”叙事则是亦反亦正，更为复杂。首先，贯穿小说始终的对于酷刑全面而详尽的展示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降妖除魔”过程的分步图解。“妖魔”在此处对应的是受刑者——义和团领袖孙丙，“除魔者”表面上是执刑的赵甲，实际是在赵甲背后隐匿着的沆瀣一气的德国侵略者和晚清统治者。其次，孙丙为招募群众加入义和团，谎称自己是“岳飞岳大将军的神灵附体，可以刀枪不入”，其装神弄鬼的骗术确有些妖魔之邪性，就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被除”也好像有些许“道理”。此外，孙丙打死凌辱妻子的德国兵以报仇，参与旨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以抗击侵略者，在整个受刑过程中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以震慑狼狈为奸的中外反动势力……这些情节中都隐藏着“降妖除魔”的芯子，如此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反复书写，赋予了作品广阔的文化思考空间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在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里，“告状”与“阻止告状”两条脉络构成了一个双向度的“降妖除魔”叙事。从李雪莲的视点出发，背信弃义的丈夫秦玉河，在其位不谋其政、无视事情真相的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储清廉等等“贪官污吏”实在为“人间正道”所不容。把这些人状告到人民大会堂，使之受到制裁，确乎具有某种降妖除魔、替天行道的意味。而在层层级级的大小官员们眼中，李雪莲口中的“假离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无可置疑的“真离婚”，他们与其说是“不愿还她清白”，倒不如说是“不知道该怎样还她清白”。可就是这样荒唐至极、根本无从解决的冤案，却要用他们来之不易的乌纱帽来埋单。李雪莲的“伸冤”在官员们看来无异于闹事，他们为了避免无辜遭难而想方设法降伏胡闹的“肇事者”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妖魔”与“降魔者”角色的任意转换，让我们无法轻而易举地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因为这样一种“性质不定”而显得意味深长，其中道尽了小老百姓的辛酸和可怜，也说出了“肉食者”的无奈与尴尬。

　　正如《西游记》中唐僧讲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心魔不起，则妖魔自然远离。所谓“心魔”，其实是对人性中阴暗与弱点的比喻说法。《大智度论》中将“心魔”称之为“内军”，并言“内军”有十，分别为：欲、忧愁、饥渴、渴爱、睡眠、怖畏、疑悔、瞋恚、利养虚、自高蔑人。其中还借菩萨之口说明，若能以禅智破此诸军，便可“得成佛道已，度脱一切人”。妖魔易除，心魔难消，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取得真經的过程，实际正是降除心魔的过程。闫真的《沧浪之水》就是一个“降除心魔不成，反被心魔所降”的故事。主人公池大为本是个与世无争、清高耿直、颇有古代君子遗风的传统式中国文人，在备遭不遇和挫败之后，偶然尝到权力的甜头，由此开始了迷失与煎熬。他一边觊觎着“高位”所附带来的各种好处，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一边在内心痛苦挣扎，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反省和批判。最终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后，池大为顺利当上了卫生厅厅长。理想和信念在这里不但未能拘禁住欲望，反而在金钱和权力的巨大诱惑下甘拜下风。池大为的现实遭遇与心路历程，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理想幻灭之后精神蜕变，向世俗权力妥协投降的生动写照。方方的《琴断口》也在某种意义上讲述了“心魔”的强大可怕。蒋汉的坠桥让杨小北与米加珍内心充满愧疚，为了重启幸福生活，他们约定将爱情进行到底，“一起留下美丽，努力排毒”，摆脱蒋汉之死的阴影。二人先是顶住众人的非议结婚，不久又搬离了旧地，以期将前尘往事抛诸脑后。然而生命之重所引发的巨大负罪感非但没有因他们的“驱除”减轻，反而在纠结和流言蜚语中茁壮生长，终于在消磨掉两个人对爱情的全部信心之后，彻底压垮了他们的婚姻。就像曾深信世间有真爱的杨小北最后意识到的那样，“这世上有无数的困难，不是靠爱情就可以克服的”，爱情固然伟大，却终究难胜心魔。

　　进入21世纪，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种种变化，但“降妖除魔”的叙事模型却仍然顽强地扎根于形形色色的文本内部，一面承续着传统的审美趣味，一面演绎新的人情人事。不少类型小说之所以还能差强人意，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潜叙事”在苦苦支撑。“降妖除魔”的原初模式中所暗含着的正义性、合理性、对立性、阶级性、必然性等等标准配置，往往为人们习焉不察——这是造成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祸根”，也是续写的突破点之所在。很多优秀作家恰恰是基于对这些“天然属性”的质疑和思考而得以突出重围，直抵时代与社会的隐蔽之地、历史与人性的幽微之处，创作出真正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