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维

　　降妖除魔是中国上古神话叙事的经典结构，在女娲、后羿神话里初露峥嵘，又在明清神魔小说中大放异彩，《西游记》《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名篇皆是立足于此的经典之作，其叙事模式或可归纳为“妖魔作恶—英雄降除”。对于降妖除魔模式而言，英雄是行动的主体，其身份却在叙事逻辑中位居其次，显然，这一模式的重心在于“降除”的行为，而非妖魔或英雄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降妖除魔结构中深藏着一些隐而不显的叙事内核，其中的焦虑、恐惧与物化的外在妖魔相对立，又成了心中的魔障，“从人的本身内驱动来说，物欲、肉欲本就是压制不住的体内‘本我之魔在骚动”（语出白浩《阉割与狂欢》），这恰好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书写“人性之恶”的先锋小说构建起隐秘的精神联系，本文就从降妖除魔的传统结构出发，尝试分析80年代以来当代先锋小说所继承的隐性叙事。

　　无疑，“降除”实际是一个驯化的行为，甚至带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征服意味，福柯认为这种行为早在人类文明初期便已得到某种理论上的自觉，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自我驯化”之说（语出福柯《性史》），这与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礼教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此一来，“妖魔”自然就是未经驯化的物像或精神，是与“文明”相对的“野蛮”，是与“社会”相对的“自然”。在神话中我们常常能见到身具物形的自然灾害，如旱魃（干旱的具象）、金鸟（太阳的具象），这种原始思维顺延时代而下，逐渐衍生出内趋的精神障碍，到蒲松龄的笔下，狐妖显然是一个代表欲望的符号。那么，驯化的手段又将如何？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易》爻辞中就有以“豮豕之牙”进行占卜的记载，“豮”即阉猪，“人们已然意识到阉猪性温顺，有利牙而不伤人。”（语出叶舒宪《阉割与狂狷》）“伤人”“作乱”作为妖魔的基本属性，天生便与“生殖”紧紧联系，如佛家倡导“灭三心”，道家妄图“斩三尸”，个人欲望逐渐获得了“妖魔”的身份，而以驯化为目的的“降除”，不可避免地被赋予“阉割”的隐秘使命。人类学家通过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吉泽·若海姆在考察澳大利亚中部土著社会时发现，土著文化常幻想一种带有阳物的母亲（phallic mother）形象，而她常常化身为神魔（参见吉泽·若海姆《精神分析与人类学》），拥有阳物的母亲具备了神魔的身份，而割去阳物的母亲才具备社会场域中的凡人身份。正如在原始部族中蔚然成风的割礼，这场仪式是“‘自然孩童或者说‘只具有生物意义上的孩童向‘文化人、‘社会人的过渡。”（语出李平清《割礼的形式及意义》）即便在现今高度文明的中國，仍旧有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恪守这一习惯。透过降妖除魔模式的外壳，可以发现其叙事内核呈现出“驯化——阉割”的古老结构，这其实是降妖除魔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隐秘继承。

　　纵观中国当代小说，降妖除魔的叙事模式看似仅仅现身于通俗小说中，往往在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里大放异彩，实际上，它早已经历了一场改装与置换，在严肃文学中潜伏已久，拭去表面的油彩，可以发现“驯化——阉割”结构是它抹不去的烙印，亦是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一条沉默法则。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身遭阉割的焦虑一直处于文学叙事探讨的核心，甚至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这些文学思潮的命名中，也不难窥探“降妖除魔”的隐秘逻辑，正如安德烈·勒鲁瓦-古昂所言：“雌性符号与伤口确实是可以互换的象征。”（语出安德烈·勒鲁瓦-古昂《史前宗教》）如此一来，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时代行为，实际完成了一场以降妖除魔为表象，以驯化、统一内部矛盾为目的文化阉割，这一点，不难从“红宝书”“牛鬼蛇神”之类的时代用语中窥视一二。

　　直到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把笔触直接指向了世俗生存中的个人，他们凡庸、焦虑、充满苦恼的内心生活，他们的生命恐惧、生存诘问，以及复杂幽深的潜意识世界”（语出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这样的文学指向，使得先锋小说的内在精神与集体无意识中“阉割的焦虑”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先锋小说真正抵达的期待视野，而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述那样，仅仅是揭示出人性之恶。

　　不妨先以马原的《虚构》观之。小说讲述了一个汉人进入西藏，在与世隔绝的“玛曲村”与麻风病人朝夕相处七个日夜的经历。透过“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甚至忘了恐怖”“说我与麻风病患者有染，把我当成妖魔鬼怪”等语句，这个麻风病人集中的“玛曲村”俨然是一个遭到妖魔化的场域，而小说中男主人公的“铤而走险”，其目的是“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其中以文字驯化现实的意味不言而喻，以身犯险的“我”成了一个探险家式的英雄，隐而不显的降妖除魔模式深嵌其中。张清华先生在《春梦，政治，什么样的叙事圈套——马原的虚构重解》中一语道破：“它只是满足于对于一个色情梦的包装，对于一个本能化的‘性恐惧做了渲染而已。小说中男性主人公所‘染指的女性，是一个‘麻风病患者，而麻风病可能的传染性，构成了对于这个故事的色情内核与性欲冲动的‘威慑和‘惩戒。”在此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仍可做一些精密的推敲，麻风病不仅具备传染的属性，其溃烂的并发症远比“传染”更令人恐惧，“肢体溃烂”，尤其是“男根溃烂”是这篇形式感十足的春梦中最为幽深的漩涡，这样看来，“性”本身并不存在恐惧，将其置换为“阉割的恐惧”似乎更为合理。

　　在扎西达娃笔下，妖魔与英雄的身份是可以互换的，在两种文明的观念下，科学与宗教、自我与信仰、生殖与阉割等等二元对立的语境形成对抗，于是，“降除”这个行为本身也就失去了正邪之分。与马原建构“玛曲村”一样，扎西达娃在《西藏，隐秘岁月》的开篇就意图将“廓康”模拟成一个“妖魔”的场域。他不吝笔墨，书写从深山中跑出，掳走姑娘灵魂的人罴；得道的密宗大师在此修行；跟随高僧下山，修行“起尸法”的男人；死而复生的女尸出家当了尼姑；头发花白，牙无几颗的老人怀胎生子；刚会走路的次仁吉姆跳出西藏失传已久的格鲁金刚舞……这些带有强烈魔幻色彩的叙事，无疑在普通读者心中建构出一个妖魔纵横，神秘而又荒诞的廓康。接下来，女主人公“次仁吉姆的这些非凡天资因为一个远道而来的英国军人的亲吻，而变得无影无踪！这里扎西达娃显然是隐含了一个寓意，即古老的藏文化是无法与所谓的‘现代文明接触的，任何接触都会给她以伤害”（语出张清华《从这个人开始——追论1985年的扎西达娃》）。在这一解读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其深处仍存在着广阔的意识空间，而这空间的隐秘之处正是降妖除魔模式的内核所在，那就是割礼。让我们对比黑非洲的割礼仪式的流程（参见李平清《割礼的形式及意义》），重新审视次仁吉姆在亲吻前后的叙事逻辑：

　　次仁吉姆叙事线索：跳金刚舞——英国军人的吻：“被那钢针般粗硬的胡子扎出的几个小眼不停地流淌出脓液”——米玛日夜祈祷三天，涂抹药汁——浑身奇痒难忍，以雪水洗浴。

　　黑非洲割礼仪式：“戒食三天”——“不停地舞蹈”——“洗一个洁净澡”——“涂抹药汁”——祭司用小刀“进行切割手术”。

　　当我们对比观察二者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二者内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很容易勾出一组饶有趣味的连线，在剔除了舞蹈、洗浴、药汁、周期之后，英国军人“钢针般粗硬的胡子”与祭祀的手术刀之间，极其密切的关联便暴露了。善于伪装的扎西达娃通过一场看似文明冲突的叙事线索，掩盖了深隐其中的阉割仪式，但细想来，这何尝不是现代文明对藏文化的降服与驯化呢？至于张清华先生在文中所提出的疑惑，即“次仁吉姆奇痒——英国军衣止痒”意味着什么？这实际是在写割礼将孩童“成人化”的功效，痒即欲望，而正如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所言，军衣恰恰起到了“移情”的作用，这是恋物癖出现的缘由，因此次仁吉姆才会“再也脱不下军衣”。

　　扎西达娃似乎对降妖除魔模式情有独钟，除此处之外，次仁吉姆是神灵所言“瑜伽空行母的化身”，她早与达朗两情相悦，却在父母死后被迫出家，达朗“像个魔鬼一直躲在我（次仁吉姆）脑子里”，借此，作者完成了一场次仁吉姆降除心魔的书写。达朗的身份也不止于妖魔，他代替“密宗大师”受人膜拜，以此抵达“神佛”的身份，在爱情破灭之后，他闯刑场，救“美女”，从而获得了隐藏的“英雄”身份。但从二人的生殖欲望，抑或是生命力而言，次仁吉姆的出家无疑是对二人共同的阉割行为，下文中，达朗救下无名“妖女”（生殖能力惊人）以达成“为他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目的，亦是这场割礼的佐证。若以吴亮评论马原的“叙事圈套”来看，扎西达娃的运笔显然已非局限于一个圈套之中，就降妖除魔模式而言，全篇更像是一组匠心独具的连环套。

　　莫言的叙事方式极其繁复庞杂，就降妖除魔模式而言，他的英雄书写显然更为杂糅，土匪和英雄的隐秘关联从此浮上水面，而“降除”的内核“驯化——阉割”结构也在其作品中呈现出新的時代困惑，遭到驯化、阉割的仅仅是妖魔吗？英雄是否也会如此？英雄的身份是否会与妖魔重合？妖魔视角中的英雄是否成为另一种妖魔？自《透明的红萝卜》伊始，莫言就在其创作中尝试探讨这些疑惑，黑孩的红萝卜被抢夺与“去势”之间已然存在了一种阉割的隐秘逻辑（语出张清华），而本该具有妖魔身份的黑孩却有了更为含混的形象；在《狗道》中，吞噬人肉的狗群无疑是妖魔的象征，而降除狗群的“父亲”却“被一只凶猛的大黄狗咬伤了生殖器”（隐秘阉割）；到了《丰乳肥臀》，上官金童“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其混血而来的外表却被人视作“妖魔”；在《牛》这篇小说中，莫言直接以“骟牛”作为小说主线，从“旧社会没听说骟人的蛋子，新社会骟人的蛋子”“阉我就不用您老人家动手了，去年春天我就让公社医院的快刀刘给阉了”这样的句子里，完全暴露出“驯化——阉割”的创作内核，却又在表面披上一件降妖除魔的外衣（降服性欲旺盛的小公牛双脊）。

　　先锋小说家似乎都有或轻或重的“阉割焦虑”，格非的《迷舟》中，萧心爱的女子杏遭到阉割，“劁猪”的情敌在无意识中与身为敌人的兄长达成同步，他的犹疑无疑带有强烈的自毁倾向（自我阉割）；《敌人》中的赵少忠每天拿着剪子对树木剪枝，终将儿女孙子一一葬送，完成了自身对“敌人”的恐惧，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妖魔附身与自我阉割。

　　鲁迅先生很早就观察到中国人生命力的退化，他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指出，国民性格退化了“兽性”和“野性”，只剩下了“驯顺”和“家畜性”，这恰恰是降妖除魔模式的内核所在，亦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母题之一，当我们假借先锋小说的文本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套路”时，不难发现在人性之恶的表层叙事之下，流动着千年以降的隐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