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超

　　“降妖除魔”模型是古代神魔小说的基本结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明之神魔小说有这样论述：“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在文本中处于对立状态的“神仙”和“妖魔”虽然多非世俗凡人，但其身上所凝结的精神内涵却是世俗世界的体现，集中代表着特定时代语境下主流社会对“善恶”的评判标准。纵观明清以来带有“降妖除魔”叙事模式特征的小说，其情节安排大致可归纳为：“神魔”身份的确认——作为正义一方的主人公排除万难，降妖除恶——为民除害事业取得成功，主人公功德圆满。由此可见，在传统叙事模式中，神魔之斗不仅“含有为人间百姓除害和造福的意义”（程毅中語），表达着人们对正义、安定生活的向往，而且作为文本着重表现的主人公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走向神化，完成自我个体的成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被阶级意识形态所裹挟，在主流思想的驱动下，作家纷纷将笔墨对准现实生活，表现革命进程中的英雄人物及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但是在革命的外衣下，那些被视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仍包裹着传统叙事中的“老模式”和“旧套路”，它们“作为民族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经过改头换面，又在时代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装饰下再度复活。”（张清华语）带有怪力乱神色彩的“降妖除魔”模型便在此种语境下，经过革命话语的置换，从传统的神魔之斗变换为革命英雄及其背后的党的力量同妖魔化的革命敌人之间的斗争。

　　在“三突出”文艺政策指导下，正面英雄人物是作品表现的重点，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英雄，其自我意识的生成，必须通过“他者”得以确认。正如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中所说，“通过叙事，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设置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有序、层次分明的现代话语中去，在中国，这个话语表现为‘阶级话语，‘中国的本质就是从‘我们阶级中生长起来，‘我们的确认就靠不断地消灭‘他们阶级。”因此，在“十七年”红色经典文本中，基于革命伦理标准所划分的“敌”“我”两个系统之间的斗争与古代神魔小说中的“神魔之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契合。文本中那些思想进步、能力高超的革命英雄被赋予神性色彩，同反动势力展开激烈的战斗。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嵌入“降妖除魔”模型，一方面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型的主动运用，另一方面也为革命力量最终收归、消灭反动势力找到了阶级、伦理基础。

　　为了更好地突出英雄人物作为党的代言人身份的正面性，在“十七年文学”中，作者对反面人物的塑造极尽夸张之笔墨，着重表现他们形体的怪诞和道德的败坏。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文本中出现的土匪恶霸、地主汉奸形象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人的躯体但却同《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的妖魔鬼怪并无本质区别，其相貌之丑陋、行为之残暴集中体现了民间大众心理对恶的想象。《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秃，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相貌的凶神恶煞形态正是他内心残忍的外在表现，在杉岚站的烧杀抢掠中，凶暴的土匪对嗷嗷待哺的小孩也不放过，“一起手就把小脑袋砸得稀烂，其行径之野蛮已无可复加。”文本中另一个着重表现的反面人物蝴蝶迷，则被塑造成了一个相貌丑陋，行为放荡的“妖魔”，她不仅丑得“令人作呕”，脸长得“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而且“人尽可夫”，不断放纵着自己的身体性欲。显然曲波在《林海雪原》中对土匪恶霸的塑造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使人物在脸谱化言说中走向极端。在另一些红色经典中，作者则完全对反面人物进行非人化书写。《苦菜花》中吕锡铅颇似驴样，“那颗长长的头，上面大下面尖，和驴头的形状相仿佛”，《小城春秋》里宋金鳄的相貌与猩猩有几分神似，“突出的眉棱骨盖过眼窝，嘴巴像挨过谁一拳，高高鼓起，鼻子偏又塌得那么突然，简直不像鼻子，像块肉丸子了。”《烈火金钢》中的鬼子小队长则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猪”。“相由心生”，这些反面人物在形体上的畸形、扭曲正是作者借以揭示他们内心阴暗、政治反动的外在表现。

　　明确了作为“神魔”化身的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不同的身份特征，作家在文本中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革命话语下“敌我”双方之间斗争展开的具体方式，即革命英雄如何在党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降服、消灭敌人的神圣使命。《红旗谱》开篇便设置了一个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对峙，“平地一声雷”，地主冯兰池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四十八村百姓反对的砸钟行为与侠义英雄朱老巩的护钟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冲突，并推动整个故事的层层展开。继朱老巩之后，朱老忠、江涛、运涛三代农民掀起了对冯兰池的长久斗争。显然，冯兰池作为反动力量的代表已经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罪恶的集中体现，在文本中处于“天人共怒”“人神共戮”的被消灭位置。但是，作为正义一方的革命势力对反动阶级的斗争并非一帆风顺。凭借一腔热血，赤膊上阵的朱老巩终落得气绝身亡的结局；被逼无奈，选择对簿公堂的朱老明惨遭失败，生活更加贫苦。只有到了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农民运涛、江涛，他们在贾湘农的指导下自觉学习革命思想，向党组织靠拢，才得以在“反割头税”运动中带领乡亲百姓给冯兰池以沉重一击，并进一步投身到反对整个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的运动中。由此可见，正如《西游记》里每逢唐僧一行遇到挫折之际，总能在众仙的帮助下成功摆脱困境，革命置换下的“降妖除魔”模型延续了这一叙事，党的力量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有力支持和绝对保障。

　　同样，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杨子荣等革命英雄对土匪恶霸的消灭过程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从最初打入敌人内部的作战计划到杨子荣被试探，再到最后关键时刻面临被拆穿的危险，每当革命势力遭遇威胁时，总能化险为夷，最终取得胜利，这必然与人物的机智果敢、超凡能力相关，但最重要的是其背后所体现的阶级力量的决定性，在这场善与恶的较量中，斗争开始便预设了结局。“十七年文学”中，阶级敌人被作者先验地设置了被降服、被消灭的下场，“一种红色革命政权安身扎根前必然铲除的黑暗阻碍，善将战胜恶，正义消灭邪恶。”（李永青语）在这些作品中，阶级敌人的覆灭被赋予了特定的修辞意味，《林海雪原》中对土匪的死亡场景进行了毫不避讳的描写，杨子荣刀劈蝴蝶迷，随着一句“蝴蝶迷看刀”的呼喊，“蝴蝶迷从右臂到胯下，活活地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遍地。”《红岩》里，国民党敌人在共产党的打击下，“全被淹没在火洋烟海里，哀嚎惨叫的声浪从火洋烟海里迸发出来，和炮弹的呼啸爆炸声绞在一起”，而反动势力代表张灵甫其结局也无法避免“倒在石地上，他的肥硕的头淹在血泊里”。在文本中，意识形态话语对不同阶级力量的命运做了先验的定位和伏笔，正义力量对反动势力的消灭满足了创作者的叙述动机和读者的阅读期待。

　　“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降妖除魔”的对象不仅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土匪恶霸、地主汉奸等阶级敌人，“心魔”也是他们要处理的重要对象。正如《西游记》中所提到的，“妖魔”从心而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在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能否保持自己党性的高度纯洁，是这些人物所要面临的挑战和能否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关键所在。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一批蜕化变质的农村干部形象，《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家武委会主任陈小元，《三里湾》里的革命老干部范登高等等，他们本是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但是在个人利益和权力引诱下，迷失自我，腐化堕落，成为革命事业发展上的阻碍。同样，在《创业史》中，柳青延续了对党内干部思想变化的关注，郭振山作为一个身上凝聚着多重矛盾的农村干部，他有着党员的尊严和光荣感，但却在时代浪潮下逐渐背离革命事业，埋头自己的发家致富，甚至对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工作冷嘲热讽。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特意安排了一章，讲述郭振山因为受到卢支书的批评后，内心不安生起病来，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病愈后更加坚定地“要在党”，但其目的已经不再是领导百姓投身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保持作为党员的威严和优势。可见，在个人利益和外在诱惑面前，这些革命事业曾经的领导人最终未能战胜自己的“心魔”，在以革命伦理为标准的时代，他们的行为显然得不到党和人民的认可。

　　革命英雄的纯洁性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小我的排斥，对国家集体的忠贞，能够自觉抵制性欲的引诱，也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挑战。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妖”字，本身便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游记》里有形态各异的女妖，《聊斋志异》中有出入于书斋之间的“妖魅女狐”，她们的出现被认为是主人公成功道路上的阻碍。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有着“红颜祸水”的性别逻辑，女性“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因此，自觉抵制性欲，不仅限于个人生活的私人层面，更被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加以强调，是革命英雄成长过程中必须要战胜的“心魔”之一。《创业史》中，尽管梁生宝和徐改霞两人情真意切，但是在革命事业的要求下，梁生宝不得不置个人感情于不顾，一心投入国家事业之中。《洼地上的战役》里，路翎则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革命英雄“心魔”的净化，抗美援朝戰士王应洪在面对朝鲜姑娘的爱情表白时，纵然心生波澜，但是为了保持意志的坚定性，主动向组织交代这段感情，最终更以殉身的方式调和爱情与革命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十七年文学”中还塑造了一系列面貌美丽、政治落后的反面“美人”形象，她们扮演着英雄引诱者和革命破坏者的角色。无论是《创业史》中素芳对梁生宝的表白，还是《艳阳天》中孙桂英对萧长春的诱惑，都是对革命者的考验。革命者只有在克服了世俗欲望的引诱后，才能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的英雄。

　　在“十七年文学”中，虽然作者有意向时代主流话语靠拢，但仍然保留了“降妖除魔”传统叙事模式中“去恶就善”的成分，在实现意识形态标准的同时，也以其对民间资源的有效利用赋予了作品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