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张清华

　　现代汉语中“妖魔”虽为并称，但细分二者却并不完全相同。“妖”为本土之说，语出很早，《楚辞·天问》中说，“妖夫曳衔”。《左传》中有“人弃常则妖兴”“地反物为妖”的说法，《说文》解之“从女芺声”，“一曰女子笑貌”。可见妖最初并无贬义，但《左传》中又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可见妖很早也已演化为异类“兴作”之物，成为人“弃常”而生的，类似“怪力乱神”之说。

　　“魔”字源出佛经，为梵语“Mara”（即“魔罗”）的音译简称，是外来文化的携带物。关于魔的文化至为复杂，《阿毘曇毘婆沙论》中有云，“断慧命故名魔，复次常行放逸，有害自身，故名魔。”所谓“魔”中既包含外在的具有物质形态的妖魔，更指向人内心的“心魔”。因此“降妖除魔”不止针对外在，更关乎内心。以《西游记》为例，其中的妖魔，有外化的诸般怪兽，幻化人形的各类凶险，也有盘踞人心的魔鬼，占据所有人精神世界的固有缺陷。师徒四人一路西天取经，既是战胜外化的诸种妖魔鬼怪的艰险途程，同时也是修炼自身，战胜内心中七情六欲的天路历程。结尾处悟空与八戒等人终成正果受封成佛，由色入空，即可看作是小说对于“心魔”的处理。

　　显然，妖魔文化在古典时代所获得的解释，与民间鬼神之说紧密相连，同时也与佛道文化、宗教传统密切相关。但古代的人们很难从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角度加以认识，因而也就只能做出如上解读。而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角度去看，所谓的妖魔，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人格构造理论中“本我”的部分，这个本我既可以外在为对象化的妖魔鬼怪，也可以内化为人性与人心中的诸般弱点。一如歌德的《浮士德》中所揭示的，浮士德一生的人性悲剧，其人格的摆荡成长与最终升华，从哲学寓意上说，是魔鬼梅菲斯特与上帝争夺的结果，魔鬼与上帝打赌，看谁可以将浮士德争取到自己这一边，这一角力构成了浮士德全部经历中的曲折变化。从人性寓意上说，梅菲斯特的渐渐失势，既是源于人心向善的趋向与努力，同时也是源于力比多的逐渐衰败，欲望之魔的渐趋衰弱，最终成就了浮士德的道德文章与完美升华。

　　因此，降妖除魔这一主题，可谓暗含了人生与社会中必然的逻辑与趋向：从人性的角度看，会有一个本我（欲望）与超我（道义）斗争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看，又如同魔鬼梅菲斯特与上帝之间的持续斗争。这个对立关系在《圣经》和佛经中都可见出原型，它解释了人性构成中的内生矛盾与动能源泉，说到底也是其内在斗争的外化与象征形式。由内向外，是一种投射，反之，由外向内，也可以找到其隐秘源泉。文学叙事中善与恶的对立虽然被模式化、对象化为种种故事形态，但大致出于一辙。

　　对于妖魔精怪的记录，在上古神话中即可见其原型，“黄帝擒蚩尤”最为典型，《列子·黄帝》中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有人将此十种禽兽解释为十大部族的图腾神兽，不无道理，但动物作为异己力量是人类早期生存的常态，役使禽兽动物当然也是人的强烈意愿，那么如何降服之，当然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叙事了。但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人们还不太可能将这些灵异之物看作是贬抑的对象，反倒是有可能抱着崇敬与膜拜的心态，自秦汉以后，这些妖魔精怪的形象才迅速跌下神坛，散落民间，带上了异端和另类、危险和为害的色彩。类似《白泽图》之类的志怪之书，都带上了“辟邪除魅”的色彩。在东晋抱朴子所著的《抱朴子内篇·登涉》中，就写到道士的常备道具，有“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

　　降妖除魔叙事天然具有一种与善恶“二元对立”近似的“秩序感”。《山海经》作为文学中神怪元素的渊薮，其中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纪事，尤其强化了其“降”与“除”的意味。虽然二者同为部落首领，但时代的秩序与历史的命线被确定在一人一妖、一正一邪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中。后世诸如刘邦斩蛇起义，各代当朝皇帝的降妖除魔故事，以及《封神演义》一类的神魔小说，无不是利用了降妖除魔这一立场鲜明的模式，将历史的演变解释为正与邪、有道与无道对立、消解与重构的过程。

　　道、佛等宗教文化自汉代以来日渐兴起，宗教体系的解释、信仰权威性的确立，都与降妖除魔叙事的运用关系密切。与宣扬道家思想、文化有关的东晋的《神仙传》、明代的《汉天师世家》等作品就是例子。佛教虽然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直到唐代密宗兴起，关于僧人降妖除魔的故事才渐渐增多。各类讲经、变文以及《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记传性的作品，多借降妖除魔叙事体现宗教信念的合法性，在《西游记》以及“三言二拍”、《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中，也多有对佛门僧人降妖除魔的涉猎。

　　古今妖魔叙事中最为典范的作品，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它的复杂性之一就体现在，道家将其视为“丹书”，佛家可以视其为“禅书”，儒家亦可以视其为规训之书，别一种匡时救世之书，或者最低限度上也是对唐僧、孙悟空等一行人的西行之途作“收放心”的解读。降妖除魔叙事的普适性与隐喻能力，使《西游记》的内部充满了多向、复杂的声音。首先，唐僧通过紧箍咒等契约关系对徒弟几人的“降服”，就体现了佛家、道家、世俗、妖魔等多方势力的纠缠，一旦多种权力的争夺取代了二元对立，动摇了降妖除魔叙事的核心所在，善恶、正邪等关系则需要被重新思考。其次，在进入“八十一难”这个正式的降妖除魔历程中，那些被“降”与“除”的对象的复杂情形，也从根本上对降妖除魔的合理性形成了质疑。

　　举例如《西游记》中黄袍怪的形象，其遭遇颇具深意。它本为天界星宿奎木狼，为了与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双宿双飞，下凡为妖。按作者的说法，黄袍怪之强大实乃唐僧师徒一行望尘莫及。在八戒与沙僧同黄袍怪纠缠之际，作者写道，“莫说两个和尚，就是二十个，也敌不过那妖精”，但黄袍怪对主动上门的唐僧师徒多番忍让，相较之下倒是象征正义与佛法一方的唐僧師徒不依不饶。最终黄袍怪被孙悟空以诡计夺走内丹并且降服，被天界贬“与太上老君烧火”。可怜黄袍怪与宝象国公主的两个孩子，被八戒与沙僧“拿到宝象国中，往那白玉阶前捽下，可怜都掼做个肉饼相似，鲜血迸流，骨骸粉碎”。在这样的情节中，所谓“降妖除魔”叙事中所试图生成的道德命题亦不攻自破，显示了某种反向的自我解构与颠覆效应。

　　而这正是文学性得以滋生和繁育的契机。在《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篇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蛇妖有情有义，道士与和尚们坚定的降妖除魔之心则显得多余且惹人生厌。许宣的犹豫、怯懦、无情、反复更让人性在“妖性”面前显得卑俗、低矮。小说结尾，法海留下的“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以及许宣的自白“祖师度我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产生了近乎反讽的味道。

　　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所谓的“降除”關系模式之中，存在着一个制度性的翻覆与置换规则，《西游记》中悟空、八戒、沙僧、龙马作为降妖除魔的“主力军”，在被纳入到佛教的契约关系之前，皆是为祸一方的“妖魔”。孙猴子大闹天宫，天蓬元帅调戏霓虹仙子，都是惹是生非的主，一旦“归顺”或降服之后，便成为护法使者，成为取经路上不可或缺的陪伴。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无辜百姓误认取经师徒为妖怪的场景，猪八戒在途中亦时常犯下佛门不容的过错，孙悟空也常常是猴性难改，常与妖怪“盘道”甚至“称兄道弟”，这些人妖对峙佛魔两立模型的解构因素，或是“以魔制魔”模式的不同变种。

　　很显然，降妖除魔的原型中天然包含的正义性，与文学叙事中常常出现的“妖”与“魔”之定义的暧昧性与模糊意味，构成了有意思的自我颠覆性。这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中都有丰富的例子。如“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降妖除魔模型所折射出的对于所谓地主资本家、阶级敌人的专政，固然有其内在的道义性，但历史翻过一页之后，这些故事便显得有概念化和“非人化”之嫌。上世纪80年代以降，从张贤亮笔下的“右派”章永璘，到古华《芙蓉镇》中的“豆腐西施”胡玉音与“右派”秦书田，再到90年代余华《活着》中的福贵、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地主形象的塑造，都因为对于原有政治模型的刻意模糊化与颠覆性的处理，而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厚度与人性深度。

　　不难发现，每当个人、集体或某种意识形态需要建立秩序、明确方向时，降妖除魔这一叙事模式就会登上历史舞台。在当代，阶级对立的政治模型、善恶对立的道德框架，曾被显著地投射到传统中佛魔两界、人兽对立的框架之中，被合并成为了一种新的革命政治与道德模式。诸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中，正面英雄人物常常神威无限，完美无缺，在与阴暗恐怖或狡诈猥琐的敌人的交锋中势如破竹；相应地，反面人物从肖像到性格内涵，都被极大地妖魔化了。

　　但百密一疏，且这百密一疏所留下的缝隙中，便保有了一些有意思的文学意味，如《林海雪原》中，打入匪巢的侦察员杨子荣之所以充满传奇魅力，原因之一就是他有着与匪类人物接近的外表和做派，尤其是会流利地讲一口“黑话”，其表面看起来与妖魔般的匪众几无二致，《铁道游击队》中的林忠、鲁汉等，与《水浒传》中饮酒无度、滥杀无辜的“英雄豪杰”没什么区别。但这恰恰是其文学性的必要元素。

　　80年代以来，在莫言等作家的小说中，这种“以魔制魔”的模式作为降妖除魔的变体，更在思想性与文学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红高粱家族》中高密东北乡土匪爷爷“余占鳌”便是“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异类英雄。作品中不同的党派武装、地方土匪势力在日军侵略的背景下相互争锋，正史叙事中的忠奸善恶被扎根民间的历史观彻底解构。

　　继新潮文学之后兴起的先锋小说，常被看作是在形式上拒绝老套与旧制的，但是当我们沿着“心魔”的角度，便可以发现，降妖除魔的老套路仍然顽固地潜伏在先锋作家们的叙事中，并发生着各类复杂的变种。在马原的《虚构》、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格非的《敌人》《傻瓜的诗篇》等作品中，焦虑、恐惧、猜忌、欲望、变态、苦闷等带有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观念色彩的情绪，正与古老的“心魔”相合。先锋文学借助人物塑造完成的对人性深渊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另类的明心见性、降妖除魔的最新款式。

　　回顾唐代传奇与宋元话本中的降妖除魔叙事，大致可以发现，妖魔往往缺少与正方的对抗之力，而在明清之际出现的“神魔小说”和笔记小说中，情况则大不相同。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妖魔在叙事中能力与作用的增长，其在读者间受欢迎程度的增加，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其价值观的变异紧密相关。

　　当代文学中的情况亦复如此，“十七年”与“文革”文学中，妖魔化的形象总是在正派面前显得极为脆弱。而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来临，普通民众的阅读期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文学、影视等叙事艺术的发展时，降妖除魔叙事则迎来蓬勃的发展与巨大的转变。妖魔化因素大量出现的同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出现了类似《酒国》这样带有“寓言”气质的作品，侦察员丁钩儿在酒国市的降妖除魔之旅显得荒诞且可疑，金刚钻式有妖魔化之嫌的人物则成了人们眼中新的英雄。另一方面在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降妖除魔的失败、反派的胜利得到了读者与观众前所未有的关注。

　　《小说丛话》中吕思勉有言，“盖人莫不有好奇之性，他种奇异之事，其奇异皆为限界的，惟神怪则为超绝的，而餍人好奇之性，则超绝的恒胜于限界的故也”。降妖除魔叙事所蕴含的“超绝”，不仅体现在形式层面，更在思想层面。因此一方面在职场、推理、恐怖、武侠、玄幻、魔幻、科幻等通俗文学中，降妖除魔始终是最重要的叙事模式之一，在人与人、人与超自然存在的互动中为编织情节、打破想象力的障壁提供不可或缺的启示。另一方面，在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以及更广阔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严肃文学中，这一叙事也始终或隐或现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穿梭于古今、雅俗之间，对降妖除魔叙事的发掘与重审，必能为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阐释文学的历史带来一条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