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一

　　我最早读到的戴来小说，是她的短篇小说《红烧肉》。后来，很快又看到她的获奖小说《茄子》。我忘记了这两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孰先孰后，但给我的震撼力都非常大。当时，令我十分惊异的是，一个被称为“70后”的年轻女作家，对于短篇小说和生活的驾驭，竟然是如此娴熟和老到。其小说的“短篇因素”异常活跃：精巧的构思、有趣的故事和戏剧性的张力，人物内在的冲突和戛然而止的高潮。并且，这些元素之间，在叙述中还能够达到一种有序或平衡。我记得戴来在一个什么场合说过，她的写作很轻松，她是把写作当成一件有趣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趣她才写。可是我联想起她那篇《红烧肉》，尤其是看到短篇小说《茄子》和近年的一些短篇小说，我感到，戴来只是说的轻松而已，我猜想，她的写作实际上一定是很沉重的。因为，经验的处理，对于所有叙述者都是最见功力的，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格局和气度。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天分，因為天分中必然隐匿着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

　　至今，对小说《红烧肉》的阅读给我造成的心理震动，仍难以忘怀。那位下岗的母亲在生活边缘的挣扎、隐忍；生活在诗人梦想中的父亲的骄傲和焦虑，他们的女儿莫名的厌世，都被聚焦在短短的七八千字的篇幅里。那顿被“馈赠”的红烧肉，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弥散着令人沉醉、诱人的气息，那时，你简直难以想象这诱人气息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惊悚。其实，小说中的父亲与母亲一样，都在承受着无与伦比的生存压力和困窘，他们的心理支撑力，在衰竭到一定程度时使精神骤然发生断裂，失去常态而骤然地爆发出来。在小说的结尾，瞬间让你产生临近寂灭的感觉。我知道，戴来无意让自己的小说去承载或肩负道德、非道德的说教功能，也不想将人带入虚无，但她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叙述将你带进阅读的黑暗之中。如此说来，戴来很早就开始关注“底层”普通人的命运了。而且，她善于把握、表现小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有层次感地表现他们的脆弱、困窘和艰辛，以及那貌似平静外表之下人心的波澜万状和躁动不宁，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得到他们复杂、错乱的生命的喘息。

　　《茄子》讲述照片洗印店的一对父子，意外从照片中发现一个男人与一个年轻女性婚外恋情的秘密，父亲和儿子两代人面对同一事件竟然产生了相同的心理困惑。他们试图保护女孩子的善良的初衷，促使他们揭露有妇之夫的行动直接而坚决。父子俩按着传统道德伦理的逻辑，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却反而招致女孩子的诘责和“出轨者”的妻子的不屑，“受骗者”继续生活在假象中难以拨云见日。当人们拍照时，带有做戏成分地喊出“茄子”这一事物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成为一个仪式，成为强迫人们进入虚构生活状态的隐喻，一种脱离了本真的修饰。在这里，传统道德伦理遭致沉重打击，小说试图穿透生活的表象，呈示世道人心的某种沉沦，彰显人性中那些极易隐藏的虚假和无法“澄清”的真相。其实，完全可以用“密不透风”“严丝合缝”来形容戴来的这个短篇，在近乎精微、密实、整饬的小说结构中，作家在生活的许多细微部位，发现、发掘到了无数存在的“纽结”。而细节、细部所呈现的真切和真实，让我们洞见了俗世的苍凉与微茫。

　　显然，戴来很早就注意在生活的偏斜中，越过现实的边界，通过想象去触摸现实中的也许永远也无法打开的某种存在的“纽结”。这个“纽结”也许是生活、存在本身的，也是小说的；是现实的，也是想象的；它可能是故事、人物，也可能是叙述和结构，其中有大的“纽结”，也有小的“纽结”。这个“纽结”可能充满了质感和毛面，可能是某种意念、理念，也许是生活的神秘和玄奥，或者就是小说的“幽韵”。戴来不断地在叙述中给生活、存在系上大大小小不同的“纽结”，构成她小说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小说性”。我感觉到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神秘的生活的纽结，同时，她也让我们的阅读，在人性的缝隙中体味到存在的荒诞和悖谬。那么，戴来打开这个“纽结”了吗？她能打开这个“纽结”吗？

　　二

　　在对戴来小说的阅读中我们会发现，她的若干短篇小说表现出一种持续的创作力量。这种持续的力量，来自她对人的精神处境和人性的惊人的推想力和艺术匠心，也是这种持续的力量让戴来的小说愈发地有重量。因为我们知道，戴来小说触及的现实和生活领域并不是她所十分熟悉的，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将小说写得精彩纷呈，叙述的空间如此充满着张力。我认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来有意去挑战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甚至不惜“放纵”自己的想象。这使我想起余华曾在许多年前极力推崇过的一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他高度重视想象的力量，认为想象完全可以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现出来。在想象和事实之间究竟有多少距离，我们无法推测，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在作品所提供的经验里能否获得一种出人意料的可能性生活，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这种文体里，就更需要有匠心的想象结果和“结实”的虚构场景。戴来一定深谙，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词语对不存在事物的言及，是作家在叙述的空白处遗落的“白日梦”，所以，有着小说家“世俗之心”的戴来，非常的自信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而“白日梦”，是使叙述呈现出强大的“陌生化”的缘由。

　　《剧烈运动》和《后来》是两篇充满想象力和叙述张力、“错位感”的短篇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的“浓缩性”“断章取义”的特性，在这里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是近年这一题材范围内不多见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中年、青年人的婚姻生活变异故事。《剧烈运动》写丈夫程翔和妻子何天雯婚后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在他们性生活的“交规”禁锢下终于出现裂隙、失衡，夫妻之间开始处于一种丧失向心力的偏离状态。当住所附近倒闭、破败的“洗浴城”发生强奸案之后，夫妻各自的心理发生惊人的变化。丈夫在不愿改变生活状态和秩序的前提下，幻想着自己渴慕已久的富于激情或刺激的体验，弥补日趋干涸的生理、心理生活，以至于最后在妻子的迫压之下产生幻觉、错觉、梦境感，将自己置放于非现实的境地；妻子的内在孤寂则衍化为对丈夫的怀疑和跟踪。当得知那起给他们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纷扰的强奸案是一个中学生的谎言时，小说的叙述戛然而止。一时，我们还真的难以判断构成这篇小说主线的叙事目标和方向。无疑，这是一个谎言中的谎言，谎言的不可靠也使叙述布满了悬疑。主人公的情绪和情感是悬疑的，夫妻在一种外表和睦、伦理坚固的假象遮蔽下就连话语也是虚构的，最后，他们共同被一个谎言推到了极端。《后来》同样是一篇颇具想象力的作品。它虽不是一个救赎或劝诫的故事，却很自然地切入了人性最深邃的部位，它超常的想象力和叙事智慧，解决了一般性感受和经验的贫困，呈现出人性内在的畸变和昏暗。小说除了想留下叙述上的大“空白”，戴来在这里似乎无意展现人物心灵图景的复杂性。小说看似以夫妻间一次很平常的通话组成，实际上彻底地击穿、挫败了一个成熟男人的从容和自信。实际上，小说在一个预设的叙事套路中隐藏起另一个叙述的纽结，没有人会想得出，妻子在与丈夫通话同时，竟同步演绎着她与“第三者”一场从容不迫、游戏般的交欢。从这个角度看，戴来小说还呈示出令人惊悚的“残酷性”的一面。

　　《向黄昏》和《在床上》这两个短篇，颇具契诃夫小说的精神韵味。这两篇作品显示了戴来把握现实、发掘现实生活悲剧性的能力。这两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发生在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个刚刚步入老年的男人身上。《向黄昏》是戴来近年的一篇面对现实的短篇力作，老龄社会的巨大情感隐忧，被戴来描绘得精微、别致，出其不意。一对退休夫妇家庭的情感世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可能是非常容易想象的，但戴来的叙事，谨慎地、轻轻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别样的味道。男人和女人各自娇弱、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感受，个中人生滋味，人性中的天真、浪漫、执拗的天性，毫发毕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篇走进“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是戴来的叙述有张扬也有内敛，有味道也有劲道。老童和陈菊花，几乎“无事悲剧”般的失魂落魄、心灵振荡，给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惊惧之感。现代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发现，包括对问题、病相的发现和细致扫描。《在床上》也是一篇具有悲剧意味的小说。刚刚退休的老张，常年忍受着妻子朱秀美鼾病的折磨，失眠的痛苦令其反思自己多年来压抑、乏味的情感生活。相处了十几年的女同事王芳，似乎唤醒了他早已逝去的青春和浪漫情愫。夜深人静时给王芳的一个电话，给他多年粗糙、躁动的生活掀动起波澜。这是一个人对欲望和冲动的一次修复，一个老者的内心隐秘在悄无声息的自我抚慰中的消解，一个普通人的软弱显现出一种坚强和无畏。戴来小说的人物大多都被自己的生活系上了难以打开的纽结。戴来从不轻易地对世界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从眼花缭乱的世俗表象中剥离出存在的坚硬质地，而不是率性而冒险地打开这个存在纽结。这一点，同样显示出戴来的叙述经验和思想的成熟。

　　我注意到，戴來的每一篇小说的结尾部分几乎都像“豹尾”，有着极强的收束力。许多篇小说都选择在情节的高潮处戛然而止，虽不绵长却有余味，奇崛、开放却又不让人感到突兀。这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想象力在以另一种方式向更加开阔的叙事空间进一步延展。也许，正是因为生活的纽结永远不会被打开，叙述也才会变得扑朔迷离、充满魅力。

　　三

　　此后，尽管戴来写出了好几部影响很大、反响很好的长篇小说，但我对她的关注点或更加看好的却是她的短篇，也许对于她目前的创作而言，短篇小说是最适宜她的文体形式。因为她的短篇小说，的确已让我感到了十足的小说味道和劲道。从大的文学背景上看，戴来的短篇小说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正值文学的高潮过后的低迷时期，这里显然凝聚着戴来更多的纯粹的艺术思考。托马斯·曼说，“小说既要通晓现实，又要通晓魔力”，如果说，作为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的写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的写作因素的话，那么，戴来带来的，就是超越了小说写作技巧的、以感性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表达对日常处境中精神与人性的勘察和思索。她的小说没有给我们呈示任何答案，似乎也不刻意去追求深度，但却能将我们的阅读引向存在的纵深处。像《在床上》《白眼》《在澡堂》《亮了一下》《向黄昏》等都在一种沉寂的、细微的，甚至变异的人性形态中“唤醒”精神的崩溃。尽管所叙述的往往只是生活的一个瞬间，或者我们常说的“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断面”，但却是对存在世界的一个整体的判断和选择。戴来短篇的“魔力”恰恰就是在瞬间显现出来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些作品里，读到了戴来叙述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细节的快乐”。在这种“细节的快乐”中，戴来表现出对叙述出色的控制力，文本中弥散着的情绪、意绪在人物心理的“颤动”和情节冲突的缝隙中被丝丝缕缕地呈示出来。《白眼》中的秦朗，在生活中忍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挤压，在旅途中莫名地遭致一个女孩子的白眼后，一个男人的心理自尊被彻底颠覆时鼓荡起躁动不宁的内心波动；《茄子》中，老孙和小龙父子分别给“受骗”女孩子打了电话，第二天早上都提早来到洗印店时的微妙心理刻画；《在澡堂》中，青年小安面对女友的父亲老徐内心的忐忑不安、诚惶诚恐，他们在澡堂戏剧性的相遇和小安的回避，这些非常具象化的细节，将生活、存在世界的经络、纹理和骨骼演绎得清晰可见，既不显得细碎而又充满了质感。人物的内在丰富性、生活的复杂性都获得了有效的表达。我们也体会到了戴来小说的细节对阅读的征服力量。我不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现实的面貌和特征，短篇小说依然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凸显价值含量，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在精神真相，传达人类在现实生存中所遭遇的许多难以言说的荒诞感和悖谬。可以说，我反复提及的存在的“纽结”，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作家无法通过写作解决和破译的某种存在的悖谬。也许，正是这种难以克服的悖谬，构成了存在世界的精彩纷呈。

　　可以看出，戴来的兴趣一定在于要体现托马斯·曼所说的“现实的魔力”，这不仅要有对艺术的呈现，更应该是一种智慧的领悟，而且，若想让以往的种种经验积累在短篇的写作中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就需要不断地发现积淀着深沉人生意味的生活的纽结。我肯定，戴来在写作这些短篇的时候是甘于寂寞的。我曾想过，设若戴来不来到河南的那个小城，而在喧闹、浮华的都市里会不会写出这么扎实、有分量的小说？因为生活对文本的影响太大了，个人的生活状态和体验深度会直接关涉文本的叙述方向和力度，对于一个渴望实现自由写作的作家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抗种种干扰的过程，无论是来自外部的还是来自内心的自己对自己的干扰。多年来，戴来似乎很轻易地就排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干扰，依靠自己的才华和韧性踏实地生活和写作。如此说来，戴来对写作本身的要求肯定是异常单纯的，是少有写作之外的功利心的，虽然，她在构想这些作品的时候不乏严肃和沉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戴来永远也不会辱没“70后”小说家的荣誉和光环，因为我相信，戴来始终都会是一位保持自己写作理想和叙述伦理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