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环保生态意识已经明显觉醒的当下时代，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就是通过候鸟呼唤一种现代的生态保护意识。围绕候鸟保护问题的尖锐冲突，集中表现在张黑脸与周铁牙这两位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员工之间。或许与扑灭山火时曾经遭受过老虎的惊吓有关，张黑脸的脑子变得不灵醒了，在感知自然能力大增的同时，他的世俗生活能力急剧退化，竟然严重到连自己的本名其实叫张树森也都记不起的地步。张黑脸之所以会对候鸟产生强烈的兴趣，也与那场事故紧密相关。按照张黑脸事后的追述，他的生命得以存活下来，端赖神鸟的保护。张黑脸对鸟儿的热爱，简直到了视之若祖先、顶礼膜拜的程度。与热爱鸟儿的张黑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贯监守自盗的候鸟自然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周铁牙之所以要对野鸭监守自盗，一方面是为了巴结上司以捞取更多的管护经费好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饱自己的口腹之欲。周铁牙的残忍，在他捕获野鸭的恶劣行径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周铁牙对野鸭下手，通常在夜深时分，将网笼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凌晨起来，一出木屋，听见野鸭在哪儿叫得冤屈，那就是它们在哪儿入牢笼了。循声而去，就能看见网笼里怨女似的它们了。”尽管叙述者力求冷静客观，但通过“冤屈”“怨女”这样的字眼，对周铁牙难以克制的厌憎之情，还是溢于言表了。
对于环保生态意识的呼唤仅是作品的多重思想意涵之一。借助于自然界不断迁徙的候鸟而进一步牵引出当下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或者说阶层固化现象，乃是这部“大中篇”的另外一重思想意涵。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候鸟人”这一概念的生成：“也不知从何时起，拥有漫长冬季的瓦城，阶层的划分悄然发生了改变，除了官人与百姓、富人與穷人这些司空见惯的划分，又多了一重——候鸟人与留守人的划分。”究竟何为“候鸟人”，何为“留守人”呢？顾名思义，所谓“候鸟人”，就是指那些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不断迁徙的人群。“候鸟人”又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做进一步切割。其一，是本地人和外来人。“夏季回到瓦城的候鸟人，大抵由两部分构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其中外来人以南方人为主。”其二，在本地人中，“能够在冬季避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南方沐浴温暖阳光和花香的瓦城人，要有钱，也得有闲。”究竟什么样的瓦城人才能够既有钱也有闲呢？“瓦城人普遍认为，如今的有钱人，一部分是凭真本事、靠自己的血汗挣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靠贪腐、官商勾结得来的不义之财而暴富的。”《候鸟的勇敢》中的“候鸟人”，具体所指就是最后一种：“他们中要么是瓦城各级领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等；要么是与官员关系密切，从而包揽各种市政建设工程的商人。”林业局局长邱德明七十多岁的父亲邱老，周铁牙外甥女同时也是林业局副局长的罗枚的母亲周如琴，自然属于前者，而拥有多家产业的庄如来，则很显然属于后者。所谓“留守人”，就是指那些家中资财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如同“候鸟人”那样不断迁徙的底层平民。既然无法根据气候的冷暖变化而在南北之间迁徙，就只能万般无奈地留守在瓦城了。
“候鸟人”与“留守人”天然构成了一对难以缓解调和的矛盾。“留守人”爱屋及乌地改变了对乌鸦的看法：“都说乌鸦叫没好事，所以这个黑衣使者很不受瓦城人待见。但那些莺歌燕舞的鸟儿秋日南飞后，乌鸦却不离不弃地守卫着北方。留守人知道乌鸦是留鸟后，对它万分怜惜。”邱老与庄如来两位“候鸟人”的意外身亡，使得“留守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夏候鸟的看法。为什么呢？“据说这两个人的死，是因感染了它们所携带的细菌。为什么它们会袭击邱老和庄如来？毫无疑问，候鸟是正义的使者。”“留守人”在改变对乌鸦看法的同时，也改变对夏候鸟的看法，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仅由鸟及人地联想到了自己的现实处境，而且更进一步地联想到了当下时代“候鸟人”与“留守人”这两大社会阶层的尖锐对立。迟子建的值得肯定处在于，极其精妙地借鸟而揭示出了人类社会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候鸟的勇敢》也触及到了其他的一些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比如，官场的“带病提拔”。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周铁牙的外甥女、林业局副局长罗枚的身上。一方面，身为候鸟自然管护站的上级领导机关林业局的副局长，她竟然唆使自己的母亲周如琴接受周铁牙的活野鸭的贿赂。明明知道野鸭是被保护的对象，却知法犯法地食用活野鸭，如此行径，显然恶劣之极。但另一方面，如此一位知法犯法的政府官员，竟然被提拔为林业局的局长。至于她得以“带病提拔”的原因，或许就潜藏在营林局蒋局长看似无意的话语间隙里：“可罗局长去方书记那儿，从来不用打招呼！方书记秘书出来都说，罗局长一去，方书记能高兴好几天！”“还说罗局长去市里时，晚上陪方书记去看专场电影，谁信呢？”其中很显然隐含着丰富的信息，罗枚的“带病提拔”，或许与此紧密相关。再比如，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禽流感隔离事件。就在营林局蒋局长进入管护站四天之后，卫生局副局长郭顺突然带着两个手下来到管护站执行隔离任务。面对蒋局长的疑问，“郭顺很认真地回答他，政府已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的四级响应预案，疫源地人员，在隔离期间，一律不许外出。”到底为什么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的四级响应预案呢？原来，曾经接触过活禽动物的林业局局长邱德明的父亲邱老，与另一位有着同样接触经历的福泰饭庄的老板庄如来，双双以疑似禽流感的症状而入住医院，并被怀疑为禽流感的患者。“邱老疑似禽流感病发后，邱德明与罗枚私下通话，他们认定是周铁牙送的野鸭惹的祸。”最后，医院确诊结果彻底排除了两人罹患禽流感的可能。邱老最后的死因是重度肺炎并发多脏器衰竭，而庄如来的死因，则是脑出血，均与野鸭毫无瓜葛。如此一场疑似禽流感闹剧的发生，一方面固然说明着政府官员的敷衍塞责，另一方面也巧妙地牵引出了“候鸟人”与“留守人”的阶层固化与对立问题，可谓取得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诗人余秀华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载《收获》2018年第2期）中，更多地把关注视野投向了残疾女性的个体命运。余秀华非同寻常的写作才情，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开头处一段令人倍感惊艳的文字中。“风刮在脸上，如纤细的鞭子，弄得她面部神经愈加紧张。她伸出手去，想捉住这些鞭子，顯然，不可能。北面的天阴沉沉，很重，一场雪正在往这里汇聚。”“风刮得她睁不开眼睛，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而晃动在外面的手被风割到骨头里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文学便荡然无存。一位作家的写作才情，首先就体现在对于文学语言的操持使用上。细细琢磨这段文字，令人惊艳处主要有三。其一，比喻手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文学就是比喻，离开了精准到位的形象化比喻，文学世界就不复存在。把冬天的风比作一条条“纤细的鞭子”，就是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其二，动词与形容词的使用。相比较而言，这段文字中动词的使用更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捉”“割”二字，更是传神至极。备受冬日寒风之苦的女主人公周玉，企图伸出手去把这条“纤细的鞭子”“捉”住。为什么会生出如此一种想法呢？只因为那条“鞭子”，竟然可以把残疾者周玉伸在外面的手给“割”到骨头里去。能够“割”到骨头里的风，其张牙舞爪的嚣张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动词之外，形容词的精妙使用也无法被忽略。一个“重”字，便把大雪来临之前天色阴沉的程度给写出来了。余秀华对动词与形容词的使用，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①余秀华的炼词炼字功夫，尽管还达不到王国维先生所称颂的那种程度，但其精准与形象程度，的确令人过目难忘。其三，更重要的一点，象征隐喻方式的巧妙使用。关于小说开头的重要性，曾有论者写到：“尤其在《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开头不仅是全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确定基调并营造笼罩性氛围的作用。”“假如所有优秀文学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选择了自己最为属意的开始方式，或许，我们也就无须寻找任何解释作品的规定性起点。”②余秀华为《且在人间》所设置的开头也可以说别具韵味。从表面上看，余秀华所描写的不过是一幅常见的冬景图，意在展示冬天狂风的酷烈，但把小说开头与总体性的故事情节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幅冬景图完全可以看作是总体故事一种特别贴切的象征性隐喻。在小说的开头处，借助于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把总体的故事情节象征性地传达给读者，在展示作家出色语言才能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突出的艺术智慧。
既然是自传体小说，那女主人公周玉身上很明显地有着余秀华的影子，既然以自己为生活原型，那这部《且在人间》就毫无疑问是一部书写表现脑瘫患者苦难生存状态的小说作品。在这部聚焦周玉情感状态的自传体小说中，作家对于残疾人周玉严重缺乏尊严感的情感生活的书写，主要通过周玉与周边三个（对）人之间的关系而表达出来。首先是周玉的父母。面对着周玉这样一位残疾女儿，他们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固然对她有着亲情的关切，但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样一种充满关切色彩的亲情出发，他们才会对周玉的生活充满发自内心的忧虑。无论是做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吴东兴这样一位较女儿年长很多岁的外地人，抑或是考虑到自己百年后女儿的没有着落所以便力劝周玉在不堪的婚姻状态中一味隐忍，实际上都是出于这个原因。作品中有一个细节特别重要。丈夫吴东兴在荆门和人打架打不过，专门回来叫上岳父去帮自己的忙。没想到，从荆门回来后的爸爸突然间就改变了自己一贯的反对周玉离婚的态度。虽然余秀华在这里采用了一种留白的方式，并没有具体交代爸爸到底在荆门遭遇了什么情况，但毋庸置疑的是，爸爸对丈夫吴东兴产生了重新的认识。听到爸爸的这一番话之后，早已火冒三丈的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一连串愤激的问话背后，其实是妈妈所有的无奈与焦虑，以及长期累积形成的满腹怨气。尽管说父母上述复杂的情感状态从人性构成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周玉的角度来说，父母尤其是妈妈的这种态度是不可接受的。揆诸人性，虽然身为母亲，但面对着身患残疾的女儿，也难免会生出把女儿视作沉重负担的精神无意识。周玉妈妈一时愤激之下脱口而出的一番话，透露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无意识。周玉听到妈妈的这一番话之后会产生备受伤害的感觉，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是丈夫吴东兴。身为周玉的“倒插门”丈夫，吴东兴和周玉不仅有着长达十年之久的婚姻，而且还育有一子，但实际生活中周玉和吴东兴却依然形同陌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吴东兴对周玉的尊严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其一，为了把老板欠的五百块钱要到手，吴东兴不惜撺掇周玉到荆门去讨要工资，借助周玉的残疾要挟老板。为了讨要五百块工钱，吴东兴竟然不惜把残疾妻子的性命赌上。周玉的生命在丈夫心目中早已轻若鸿毛、不值一钱。
其二，在与周玉成婚之前，吴东兴不仅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年龄，而且隐瞒了曾经的斑斑劣迹。对于身有残疾的周玉来说，无论是吴东兴的年龄，还是他曾经的强奸行为与监狱生涯，都不是不可以原谅的。真正的不可原谅处，在于吴东兴刻意的隐瞒行径。从心理学上说，愈是身患残疾者，愈是有着超乎寻常的自尊，甚至会达到病态的地步。周玉的自尊，虽然没有达到病态的地步，但她较之于常人有一颗更加敏感的心灵。周玉对吴东兴不满乃至厌恶情感的生成，与她这种多少有点过分的自尊紧密相关。
虽然说吴东兴在周玉的心目中简直可恶到了难以被原谅的地步，但是，余秀华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对于吴东兴，她从一个小说家的立场出发，竭尽所能地从人性的角度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宽容。在听到吴东兴不无压抑的哭声之后，周玉的感觉是：“如果不是命运，周玉想：这个男人心里有多苦呢？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苦了才这样哭泣。”吴东兴到底有什么苦呢？第一，他的苦来自于缺少正常的父母关爱。吴东兴回家后总是要和父母吵架，“他脆弱又懦弱，他希望别人能够给他帮助，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别人好。”一个人能否正常成长，童年阶段的情感遭际有着关键的作用。吴东兴的不幸处在于，他的心灵早在童年时期被不正常的家庭境遇给扭曲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对别人好，同样也不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正常的好。他和周玉之间非常糟糕的夫妻关系，可以看作是一个恰切的注脚。第二，他的苦来自于三年的牢狱生涯。虽然说吴东兴的牢狱生涯完全称得上是罪有应得，但他的痛楚在于：“三年的监狱，他的父母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他的心就冷了：人世间没有心疼他的人。他的父母都不心疼他，还有谁？”父母的这种无情之举，在进一步加深着吴东兴对世界和亲情的淡漠。第三，他的苦还来自于妻子周玉对他的不屑。“作为一个上门女婿，他最初只想找一个家安身。愿望达到之后，他发现这个女人根本是他无法把控的。她竟然对他没有感恩之情，她竟然忽视自己的残疾和他对抗，她竟然不尊重他……”由于自己的健全与周玉的残疾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所以吴东兴本能地幻想着周玉的逆来顺受。倘若不是遭遇不仅心理强势而且过分敏感的周玉，心存侥幸的吴东兴，或许能够在这一方面如愿以偿。吴东兴的确有其不可原谅之处，但他同样是一位生活中的不幸者。既然是自传体小说，周玉身上有余秀华的影子，是无可置疑的一种文本事实。作家能够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超越一己的私人恩怨，尽可能地给予吴东兴这样的人物形象足够的同情理解，充分说明着余秀华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尽心称职。
再次，是身为钟祥广播节目主持人的阿卡。周玉之所以会和这样一位看似距离十分遥远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发生关联，源于周玉对一档音乐节目的热爱。正因为喜欢阿卡和他主持的节目，一直觉得自己陷身于人生泥淖中的周玉，不仅给他写过信，还通过电话。这一次，在经受了帮吴东兴讨要工钱的奇耻大辱之后，倍感受傷的周玉又一次打电话给阿卡。没想到，阿卡不仅亲自下楼接她，而且还对她说：“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我会珍惜的。”如此一种不期而至的表白，自然会对长期处于情感封闭状态而内心情感却十分活跃的周玉形成了极其强劲的刺激。这种刺激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想象力本就发达的周玉，一时之间陷入到了对阿卡一厢情愿的爱恋状态之中。一方面，即使是当事人周玉自己，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爱的不可能，知道这是一种绝望之爱。但另一方面，人的情感就是如此奇异，明明知道不对等，明明知道不可能，但一贯耽于幻想的周玉，就这样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主持人阿卡。然而，跟阿卡第二次在钟祥见面，阿卡把她带到一家简陋的宾馆房间，猝不及防地把手伸向她的下身的时候，她才彻底明白，阿卡所谓特别珍惜她的感情的说法不过是一个骗局。面对如此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周玉的本能反抗是非常激烈的。伴随着阿卡真面目的暴露，一场本就虚幻的爱情，最终还是化为了肥皂泡一般的幻影。
日常生活中的周玉总是处于感性和理性的冲突状态之中，虽然从理性的层面说，她有极强烈的愿望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阿卡，但她的感性对此却不答应。掩藏于她的感性之后的，仍然是她个人无意识深处那种自尊情结。因为超乎寻常的自尊已然成为她的精神底线，所以在面对阿卡带有强烈欺骗性的性侵犯行为时，她才会不管不顾地予以坚决的反抗。
与前面的两位女性作家不同，军旅作家周大新在《天黑得很慢》（载《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中，所聚焦表现的，是当下时代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借助于家庭保姆“我”这样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巧妙设定，周大新对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堪称鞭辟入里的思考与表现。一方面，周大新一贯被视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又被看作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二者结合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这部《天黑得很慢》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在具体展开文本分析之前，我们要对所谓的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命题有所澄清。对于这一文学创作现象，早在八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就曾经做过相对深入的探讨：“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曾经一度过于偏激地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缘故，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似乎一说某一部小说是社会问题小说，那这部小说就充满了社会功利的色彩，就远离了我们的文学批评界总是在津津乐道的文学性或者艺术性。更有甚者，一听到所谓对社会问题的反映，甚至于还马上就会联想到充满工具色彩的御用文学。”③如此一种不问青红皂白地将社会问题小说与文学性对立起来的观念，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正确的方式是，“对于那种一方面强烈地关注思考着急迫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却也充分地表现出了鲜明文学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所持有的当然就应该是一种大力肯定的态度。”④周大新这部旨在思考表现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天黑得很慢》，正如同很多年前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一样，毫无疑问是一部以突出的文学性见长的优秀社会问题小说。
《天黑得很慢》的文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叙事方式的精妙设定上，另一方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以一种难能可贵的超越性品格，最终把老龄化问题由社会学层面上的社会现象关注而提升为存在论层面上老年人生存困境的深度勘探与表现。老年人的生存困境，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老年人的情感孤独问题。主要通过萧成杉与姬姨之间不无尴尬色彩的恋爱故事而凸显出来。姬姨，是萧成杉通过婚介所结识的一位退休副教授。萧成杉原本和女儿女婿以及保姆在一块生活，由于他常和女婿因日常琐事发生冲突，女儿女婿便决定搬出去住。这一决定，对萧成杉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萧伯伯望着猛一下变空了的房子自语着：好，既然你们弄散了这个家，老子就组建一个新家，我还不信，老子就没有家了！”对于萧成杉这样的老年人来说，“家”是牢靠的情感寄托与庇护之所。老伴不在了，女儿女婿也搬出去另过了，这个时候的萧成杉，急急忙忙地试图通过婚介所找一个新老伴结婚成家，正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相当迫切的情感孤独问题。素不相识的姬姨，能够在这个时候闯入到萧成杉的生活中，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曾经沧海的老年人的谈婚论嫁，毕竟不同于年轻人那样浪漫。在经过了一番不无艰难的“讨价还价”与彼此试探之后，萧成杉与姬姨彼此接受了对方，但到最后，两人却还是因为萧成杉的身体问题不欢而散。就在女儿萧馨馨出国之前刻意安排的那次济南之行中，“我”煞费苦心地把萧成杉和姬姨安顿在一个房间，自以为终于大功告成，没承想，半夜时分，自己房间的墙壁却还是被“只披了一件睡衣，下身都赤裸着”的姬姨给敲响了。原因是萧成杉由于年龄问题而导致体能衰退。在如此这般令当事人倍感尴尬的床事发生后，萧成杉与姬姨之间的婚事也就难以为继了。借助于萧成杉与姬姨两位老年人之间的恋爱故事，周大新在充分揭示老年人情感孤独问题的同时，客观上也写出了他们身体机能衰退的不争事实。
其次，是老年人所普遍遭逢的不断上当受骗的问题。在与姬姨的情感纠葛告一段落之后，一门心思投入到《男人犯罪动因考》写作状态中的萧成杉，不期然遭遇了一次心肌梗死的突袭。在“我”把他及时抢救过来之后，医生决定为萧成杉做必要的心脏搭桥手术。正是这一次看似意外实则必然的心肌梗死的发作，使一贯不服老的萧成杉充分意识到了身体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从这个时候开始，周大新把叙事重心由老年人的情感孤独问题转向了老年人如何想方设法延年益寿的问题。在中国，或许与我们缺乏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宗教理念有关，越是接近于生命终点的老年人，越是惧怕近在咫尺的死亡。千方百计地设法延年益寿以逃避死亡，自然就成为了老年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也就为那些形形色色的行骗者提供了各种行骗的可能。比如，那位声称能够给人消灾延寿的费芠大师，以变魔术的方式从萧成杉身上抓出了一条黑蛇，就说达到了为他延寿的目的。这样一种瞒不过三岁小儿的谎言，却被延寿心切的前法官萧成杉轻易相信了。萧成杉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地慨然付出了一万元。再比如，只因为在电脑上偶然看到了一个人讲自己吃了千岁膏之后的感受，萧成杉便不无天真地迷上了这种据称可以延年益寿的中药。为了实现多活三年时间的目标，萧成杉义无反顾地刷卡六万元一次性购买了40瓶千岁膏。然而，就在“寿令智昏”的前法官萧成杉沉醉于长寿的美梦之中的时候，“我”却在无意间发现，这单瓶售价高达1500元的千岁膏，除了红糖之外，竟然只包含有催眠药唑吡坦这一种成分而已。就在千岁膏的骗局被“我”无意间撞破的同时，从派出所和晚报传来的消息，也充分证实所谓的拍拍延寿操和费大师提供的那些延寿手段全都是骗局。如此一连串延寿骗局的相继被揭穿，自然会对年事已高的萧成杉的精神世界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使他对自己的未来迅速由盲目乐观而转向消极悲观。作家为萧成杉所特别设定的前法官这样一种社会身份，有着艺术反讽意味。倘若说前法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那普通人的上当受骗，就更是顺理成章，更属题中应有之义了。周大新在对当下时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某种弊端进行批判的同时，不失尖锐地揭示批判了国人内在精神结构中逻辑理性普遍缺失与匮乏的严峻状况。
再次，是老年人在所难免的身体病痛的折磨。自打一连串的被骗事件发生之后，萧成杉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在这期间，尤令萧成杉难以接受的，就是为了帮助“我”而慨然与“我”结婚的行为竟然遭到了一些同龄人的严重误解。骤遭嘲讽的萧成杉，一时气血攻心的直接结果，便是脑出血病的急性发作。虽然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却仍然给萧成杉留下了身体偏瘫的严重后果。此后，萧成杉也就开始了自己的轮椅生活。关键是，萧成杉的这次脑出血病，还仅仅是他承受各种老年病症折磨的开始。先是突聋，紧接着是右眼的失明，最后，萧成杉竟然变成了一位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患者，到最后，“他已经重新变得像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任何能力来应对生活和这个世界。”
从最初的情感孤独，到后来的不断上当受骗，一直到迭遭各种病痛的折磨，借助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真切观察，周大新在《天黑得很慢》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正是以萧成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年人逃无可逃的苦难生命存在困境。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主旨是要在真切呈现老年人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写出某种能够超越生存困境的生命救赎力量来。这就是原本素不相识的雇主萧成杉与雇员“我”之间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的建立。他们俩之间的这一条亲情关系线索，完全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一条艺术结构主线。萧成杉与“我”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不仅没那么融洽，还颇有几分紧张。萧成杉对外省大专毕业生“我”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戒心。如此一种戒心的存在，自然会让“我”一开始对萧成杉的印象不够好。
在此后长期相处的过程中，虽然仍会有磕磕碰碰，但随着相互间的了解，他们之间某种超越血缘的亲情关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尤其是在经历了萧馨馨携夫婿远走异国他乡的事件之后，萧成杉和“我”之间那样一种相依为命的亲情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了。萧馨馨是萧成杉的独生女，在母亲去世之后，她事实上成了萧成杉唯一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然而，因为萧成杉过于呵护女儿的缘故，他与常生之间的翁婿关系一向不够和谐。常生之所以决定赴美留学，应该与此有关。常生要到美国去，萧馨馨一万个放心不下。由于她的留学陪读，父亲萧成杉就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中国。这样一来，萧家就只剩下萧成杉与“我”相依为命了。萧馨馨和常生远走异国他乡之后的生存境况并不那么顺心如意。由于萧馨馨的再一次流产，夫妻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常生的情感出轨，这对萧馨馨形成了强烈的精神刺激。紧接着，常生又以萧馨馨已然变成一位泼妇并使自己的自尊心备受伤害为由正式提出离婚。离婚事件，更是使得萧馨馨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每况愈下，竟然被医生诊断为重度的抑郁症患者。虽然罹患重疾的萧馨馨仍然惦记着抚养老父的责任，但却终归无法挣脱病魔的控制，到最后，无法自控的她，在给“我”留下遗言，委托“我”替她履行赡养父亲的责任之后，跳楼自尽。
与萧成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我”，被迫承担起了照料萧成杉的全部责任。面对着如此一个突如其来的重任，尚且年轻的“我”也曾有过犹豫，也曾一度生出过畏难退缩的念头。但一方面由于不明真相的萧成杉对养老院坚决拒绝，另一方面由于善良的“我”不忍辜负馨馨姐的那份特别信任，到最后，“我”还是毅然独立地承担起了陪伴、赡养、照顾萧成杉老人的那份责任。
仅仅是这样的一份责任，并不足以促使“我”对原本素昧平生的萧成杉生成难以割舍的亲情。在亲情生成过程中，有几件事情的催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一，就在“我”因为惨遭男友吕一伟的抛弃，意欲以“毒鼠强”先毒死吕一伟，然后以同样方式自杀的时候，萧成杉以其前法官的高度警觉，偷梁换柱地用红糖调包了“毒鼠强”，使得“我”避免了一次极其愚蠢的犯罪行为。其二，虽然“我”和吕一伟的爱情关系被迫中断，但“我”却早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个无辜的孩子生下来后，萧成杉给他起名为“承才”。承才存在着上户口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萧成杉竟然主动提出可以和“我”结婚。虽然“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采纳了萧成杉的建议，但内心里一直认为萧成杉有不轨之心，认为他是乘人之危地企图合法占有自己。只有到领取结婚证后“我”主动进入萧成杉房间“献身”的时候，方才因遭到萧成杉的怒斥而彻底明白，他是真真切切地想以这种方式帮助到“我”。其三，在萧成杉得知自己已然罹患老年痴呆症并且很难治愈之后，他做出了两项决定。一个是因为怕成为“我”的累赘，无论如何都要和“我”坚决离婚。另一个则是立下了遗嘱，所有财产都由“我”和儿子承才继承。
萧成杉人性中善良一面彻底打动了身为家庭保姆的“我”的内心。正是在这样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他们俩之间方才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已然超越了血缘的亲情关系。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萧成杉罹患老年痴呆症后“我”那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为了把视自己如亲生女儿一般的萧伯伯从如此一种惨境中唤醒过来，“我”不仅四处寻医问药，而且在好不容易觅得一种民间良方之后，竟然不顾女性本能的羞耻心理，坚持每天夜里都把自己的奶头塞进萧伯伯的嘴里让他吮吸。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奇迹终于出现了。“萧伯伯关于人生的一点微末记忆出现了，他记起了最爱他的母亲。”小说结尾处，面对着处于复忆状态中的萧伯伯，“我”所给出的精神立场是：“我不知道他的记忆力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老年痴呆病在他身上會不会还有反复，但我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他。”从文学象征的层面上说，借助于家庭保姆“我”如此一种令人倍觉尊重的、洋溢着爱意的行为，周大新所给出的，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明显地提升着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的内在思想艺术品质。
或许与剧作家的身份有关，在长篇小说《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中，陈彦聚焦表现的，是舞台上的戏剧人生。在女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作家相当出色地凝聚表现了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一开始的这两段叙事话语带有非常明显的预叙色彩，以高度凝练概括的方式，把一部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三言两语提炼出来了。从土里土气的“易招弟”，到差强人意的“易青娥”，再到极富有诗意的“忆秦娥”，一个人三个不同的名字，所串连起的，正是女主人公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一部《主角》，可以看作是这两段预叙性叙事话语的充分展开。《主角》的故事起始于“文革”即将终结的1976年，那一年，尚且被称为“易招弟”的女主人公刚刚十一岁。陈彦的笔触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伸到了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故事情节前后持续四十年之久。到小说结尾处，忆秦娥已经年过半百。因为叙述者的聚焦点始终在忆秦娥身上，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这部长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或者说教育小说。顾名思义，成长小说的要旨就在“成长”二字。一开始的时候，易招弟还仅仅是九岩沟一位初通人事的青涩女子，被她的娘舅胡三元生拉硬拽着进入了宁州县剧团。到了小说结尾处，秦腔的一代名伶忆秦娥，无论是事业还是情感都已经饱经沧桑了：“她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都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地存在着。”忆秦娥这样一位只晓得一心一意练功唱戏的“戏痴”，竟然会对人生生出一种身心疲惫感、一种百无聊赖感、一种强烈的厌倦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长达四十年“唱、念、做、打”的舞台生涯中，忆秦娥究竟受到了怎样深重的打击与伤害。从懵懵懂懂的无知山村少女，到名满天下的“秦腔皇后”，陈彦所真切写出的，正是秦腔一代名伶忆秦娥满蘸着血泪与汗水的成长过程。
但《主角》又绝不只是一部成长小说。关于这一点，陈彦自己其实也有所自觉：“如果仅仅写她的奋斗、成功，那就是一部励志剧了，不免俗套。在我看来，唱戏永远不是一件单打独斗的事。不仅演出需要配合，而且剧情以外的剧情，总是比剧情本身，要丰富出许多倍来。”⑤陈彦一再强调的“剧情以外的剧情”，实际上就是忆秦娥个人成长历程之外的社会、时代等因素，这些“剧情以外的剧情”在文本中所占的份额超过忆秦娥本身的份额。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强势介入，《主角》就由一部成长小说而被提升为思想艺术境界更为开阔的社会小说了。陈彦这部长篇小说最出彩处，正在于借一个秦腔名伶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巧妙地写出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情形。或者，一种更准确的表达是，作家在一种人物与社会彼此互动的情形下，既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变迁，更传达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演变状况。整部小说共分为上、中、下三大部分，尽管中部与下部之间缺乏相对明确的时间界限，但依据文本内容，结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四十年发展变迁过程的了解，我们认为，上、中、下三部分具体对应的，分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这样三个时代。在密切聚焦忆秦娥个人命运的同时，陈彦以其生动的笔触真切写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秦腔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剧种的命运遭际。其中，尤以上部的表现最为出色。
上部的主体故事时间，是七十年代后半期。这个时期，恰好是“文革”即将结束以及最终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虽然说忆秦娥是整部长篇小说贯彻始终的主角，但在这一部分，最能够突出地体现那个转型时期秦腔与时代之间矛盾冲突的人物形象，其实是把忆秦娥引领上秦腔之路的她的娘舅，那个敲鼓佬胡三元。敲鼓佬胡三元，是一位视敲鼓、视秦腔为生命的戏剧人。少年时的忆秦娥眼中的胡三元形象是：“她舅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更威风。……后来易青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她舅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这个时候的胡三元，是在给米兰敲戏。而米兰，正是胡三元多年的红颜知己胡彩香的死对头。事后很多年，等到远赴美国的米兰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们方才搞明白，米兰与胡彩香不仅是同村人，而且曾经是可以割头换颈的好朋友。她们俩的交恶，与争当主角紧密相关。既然她们俩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死对头，那胡彩香要求胡三元不要给米兰好好敲鼓，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而胡三元，之所以在答应胡彩香不好好敲鼓的前提下，事到临头却依然在很用心地敲鼓，只是因为他觉得米兰的戏演得不错，较之既往有不小的进步。当一个男人，置自己的感情于不顾，只是一门心思地着眼于戏剧事业的时候，他内心深处对于戏剧事业、对于秦腔、对于敲鼓这门技艺的热爱，是无法被否认的。
胡三元专注于敲鼓技艺的那个年代，正是“文革”后期。在那个时代，他对于敲鼓技艺的专注，很容易被看作是走业务至上的“白专道路”。胡三元与时代政治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胡三元的两次闯祸而表现出来。第一次，发生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时候。毛泽东的去世，毫无疑问是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胡三元在这个关键时刻仍然不忘敲鼓，自然会被诸如黄主任这样的极左分子看作是对时代政治的挑衅之举。事实上，身为县剧团敲鼓佬的胡三元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意识，更不会自觉到要以敲鼓的方式刻意对抗时代政治的地步。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胡三元便被从公安局放了出来。从主观动机来看，他的敲鼓行为的确不存在故意冒犯时代政治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他在毛泽东治丧期间的如此一种下意识敲鼓行为，又充分说明他对于敲鼓技艺的热爱已经达到了无以自控的地步。胡三元之所以会因为热爱敲鼓技艺而屡屡与县剧团的黄正大主任发生激烈尖锐的冲突，从更为纵深的层面来说，其实正是秦腔这一古老的传统剧种与以“破四旧，立四新”为自我标榜的“文革”时期时代政治之间的水火不容。这一点，在1978年老戏解放后晒服装这一细节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按照裘存义的说法，这些老戏服装从1964年底起已经封箱整整十三年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借助于渐次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力量，这些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牛鬼蛇神的老戏服装方才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这些老戏服装，包括视敲鼓若命的胡三元，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极富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质言之，他们既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干脆说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种象征，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性与生命本真力量的象征。胡三元之类的戏剧人对于秦腔百般珍视，是因为在其精神深处早就把秦腔看作自己的生命寄托之所在。他们对秦腔的珍视与呵护，乃是其骨子里高贵人性的充分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胡三元这样一种并非自觉的敲鼓行为，毫无疑问可以被理解为，人性与生命对于畸形政治的本能对抗。能够把那个时代秦腔备受压抑的气氛真切地传达出来，能够把自由人性与生命之象征的秦腔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对抗恰如其分地书写出来，正是陈彦《主角》上部最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个地方。
胡三元的第二次闯祸，已经是万马齐喑的“文革”结束之后了。在“文革”结束后的文化领域，曾经一度被封杀长达十年之久的《洪湖赤卫队》的重新上演，是一个思想解冻的标志性事件。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方剧种纷纷以改编上演这部歌剧为尚，胡三元所在的宁州县剧团也不例外。那个时候，胡三元正处在因为第一次闯祸而被剥夺敲鼓权利的阶段。由于这台戏的舞美工作量很大，正在赋闲的胡三元便被导演指派去参与舞美工作。其他都好说，让胡三元最上心的，就是那门土炮。三次内部彩排都沒有问题，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由于胡三元求功心切地给土炮添加了过多的炸药，结果却乐极生悲地在舞台上发生事故，炸死了一人，严重炸伤了两人，这两人中也包括胡三元自己。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给黄正大主任提供了整治胡三元的口实与理由。一方面，胡三元求功心切，乃至于误伤他人，应该承担相应的罪责，但在另一方面，“文革”已经结束，黄正大仍然在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就充分说明作为历史运动的“文革”消失易，但“文革”期间形成的惯性思维却消失难。正是因为受控于此种惯性思维，黄正大才千方百计地要借助公安的力量把自己“眼中钉肉中刺”的胡三元置之于死地。好在公安部门还算明察秋毫，只是按过失犯罪判处了他有期徒刑五年。通过胡三元与黄正大之间的这一次较量，陈彦试图写出的，其实是“文革”结束后思想转型过程的艰难与曲折。这种情形，用李清照“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诗句来加以说明，恐怕是最形象最恰切不过的了。
胡三元之外，陈彦通过对女主角忆秦娥那堪称一波三折的学戏过程的细致书写，所真切映现出的，也是七十年代后半期那个“乍暖还寒”时节秦腔与时代政治之间必然的对抗与博弈。到了中部和下部，时代转换，虽然陈彦依然试图如同上部一样借一方舞台凝聚时代风云，但或许与时代精神内涵的理解捕捉与表现难度的加大有关，秦腔这一传统剧种与社会、时代之间的互动性书写，较之于上部还是稍有逊色。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虽然曾经的那样一种政治的禁锢与压抑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但秦腔的存在、传承与发展，却面临着新的压力与挑战。八十年代，秦腔剧团所面临的，是所谓的改制问题。正如同陈彦已经写到的，在那个时候，省团被迫分为彼此之间带有一定竞争性质的两个分团。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时代，来自于市场的强劲挤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秦腔剧团必须设法解决的根本问题。文本中诸如忆秦娥的被迫去茶社走场以及刘四团改头换面之后的重新出现，都说明着市场经济对于秦腔这一传统剧种的必然侵蚀。关键在于，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文本中把这些全都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倘若陈彦能够以更丰富饱满的生活细节，更犀利透辟的人性穿透力量，如同上部一样，把秦腔这一传统剧种在八十年代之后所遭遇的来自于政治机制和商品经济的双重钳制，以及秦腔艺人们对这些钳制自觉不自觉的对抗充分地书写表现出来，那么，较之目前的文本，《主角》思想艺术上的更上层楼，恐怕就是确凿无疑的一种理想现实。
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级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尹学芸。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尹学芸，虽然自打2014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玲珑塔》开始，才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但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单就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表量，以及这些作品发表后所引起的关注度来说，绝对找不出第二个能够与她相匹敌抗衡的作家。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的这些作品，虽然也偶有起伏，但却从总体上保持了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深谙此道者知道，一个作家，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该有多么困难。尽管很难简单地归结出尹学芸的成功之道，但细细想来，导致她这些年来能够在中篇小说领域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对于现实生活理解与分析能力的非同寻常。她不仅能够直击社会现实，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当下时代根本的矛盾症结所在，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极具艺术性的切入点。她最近的中篇小说《望湖楼》（载《收获》2018年第3期），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小说文本。
《望湖楼》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看似不经意的饭局所引发的人生故事。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望湖楼”，只因为这一场看似不经意的饭局，就被安排在望湖楼饭店。小说故事依然发生在尹学芸一贯的故事发生地埙城，主人公之一，是曾经在埙城担任过最高长官，现在却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陶大年。在一个接连降过三次雪之后的正月天，陶大年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是以前同学贺小三的电话，执意邀请他去望湖楼参加一个饭局。对于陶大年来说，去望湖楼吃顿饭，是寻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虽然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位贺小三究竟是谁，但既然对方如此盛情，那陶大年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按照他出席此类宴会的一般情形，陶大年在电话中呼朋唤友，一共邀约了八个人参加这个多少带有一点意外色彩的饭局。请客者贺三革（即贺小三）却原本以为陶大年充其量多带一个司机，这样一来，连同他专门请来陪客的于少宝，最多也就是四个人的饭局。二者相差这么多，到最后果然引发了一场意外事故。
这位贺三革，好端端地为什么突然要请身居高位的老同学陶大年吃饭呢？原来，这场看似意外的饭局，与贺三革的一种感恩心理紧密相关。很多年前，贺三革的妻子袖珍“在铸造厂看机器，因为故障丢了一只手，虽然进行了缝合，但那只手只是摆设。厂子以操作不当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贺三革给当时任企经委主任的陶大年打了个电话，按工伤等级做了一次性赔偿，给了两万多。那时的两万多，解决了大问题。”面对着老同学雪中送炭一般地施于援手，贺三革倍觉感动。然而，“事后他想去看陶大年，表示点心意，被陶大年拒绝了。”即使很多年过去之后，贺三革都没有忘怀陶大年当年对自己给予的帮助，他之所以一定要请陶大年吃饭，是出于如此一种感恩心理。贺三革之所以要专门去望湖楼请客，与一种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能清醒意识到的潜在虚荣心理有关。望湖楼乃是埙城最高档的一家酒店。除了陶大年这样的达官贵人，其他如贺三革和于少宝这样的平民百姓对望湖楼平时连想都不敢想。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非得坚持到望湖楼这样的高档饭店请客吃饭，不是虚荣心理作祟，我们也很难找到其他更合理的心理动因来加以解释。
没想到，就这么看似寻常的一次饭局，到后来引出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尽管已经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望湖楼这一顿饭的昂贵价格，却还是令贺三革和于少宝震惊不已。饶是他们俩加一块已经带了足足五千块钱，到头来也还差三千八。万般无奈之下，贺三革只好把于少宝当人质留下，自己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取钱。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赶，最后竟然赶出了一场意外的灾祸。下了雪路本来就滑，再加上乌鸦山又有一个大坡，贺三革匆忙赶路的结果，是不期然地摔了一跤，“如果没有这个下坡，一切都可以重新改写。路不会那样滑，也没有那块六角形的石头。父亲不会在这儿摔跟头，也就不会把脊柱摔错位。关键是，他骨质疏松很厉害，医生说，别人摔跤顶多把骨头摔断，他却能把骨头摔碎。”贺三革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肯定与他长时间的营養不良有脱不开的关系，因为总是处于经济困顿的状态，才会导致他的营养不良。
在很多作家笔下，故事情节发展到这里，一般也就不再向前继续推进了。写作者很显然已经由一个饭局而相当巧妙地触及到了当下时代中国社会业已非常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但到了尹学芸这里，贺三革的意外摔成瘫痪，却仅仅意味着故事刚刚行进到中途，尚有更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内涵需要作家在接下来的部分做更进一步的挖掘与表现。尹学芸的高明，表现在她在这个时候适时安排身为陶大年家保姆的喜鹊登场亮相。贺三革摔跟头事件发生之后，把陶家与贺家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喜鹊。身为陶家保姆的喜鹊，也正好是贺家尚未过门的儿媳妇。一方面，是未来的公公意外摔伤，另一方面，致使摔伤的一个间接原因，却是为了请自己已经服侍多年的主人陶大年吃饭。一般的读者很难预料到，这两样事物拼贴在一起之后，所引起的竟然是来自于喜鹊的激烈反应。
未来公公的意外摔伤，带给喜鹊的感觉，首先是自己终于获得了一个充分显示存在价值的机会。她在获知贺三革摔伤的消息之后，不管不顾地丢下陶家的保姆工作，全身心地照顾贺三革。喜鹊特别渴望能够通过婚姻的方式进入这个城市。在喜鹊如此热心投入地照顾贺三革的背后，隐藏着企图不择手段成为埙城人的这样一个“小九九”。
然而，等到喜鹊从于少宝嘴里了解到未来公公贺三革的摔跟头竟然与自己正服侍着的主人陶大年有关的时候，故事情节就再一次发生了意外的反转。置身社会底层的苦命的贺三革因为请陶大年在望湖楼吃饭而摔成重伤，而陶大年夫妇却依然享受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如此一种对比强烈的情形，不能不让心存正义感的喜鹊对陶大年夫妻生出怨恨。喜鹊对贺三革的关切，已经超出了个人亲情，而更具有了同一个社会阶层人之间惺惺相惜彼此施于援手的意味。但喜鹊根本想不到，等到她说明真相之后，平时看上去特别温文尔雅、通情达理的陶大年夫妇不仅没有表示应有的关心，还准备要辞退喜鹊了。
难能可贵处在于，借助于贺三革滑跌一事写出当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事实的同时，尹学芸更进一步地写出了阶层内部的分化。当喜鹊义正词严地告诉男友贺坤，那天被请的陶大年他们，事实上也对贺三革的摔伤负有一定责任的时候，贺坤却无论如何都感觉难以理解。如果说贺坤仅仅是对喜鹊有所不解，那么，到了贺三革这里，喜鹊干脆就被看作是一个坏女孩，“她正教唆他们的儿子走歪门邪道，儿子跟了她，变坏是迟早的事。”贺三革坚决要求儿子贺坤从此远离喜鹊。尹学芸的这一笔非常重要。正是通过贺三革莫名怨恨其实一直在帮助着自己一家的喜鹊这一细节，作家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底层民众贺三革心灵的被扭曲异化状况。首先，妻子袖珍当年的工伤，理应得到合理的赔偿，但贺三革与袖珍却硬是把这笔账算到了陶大年身上。很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坚持要在望湖楼请客，正是这种所谓感恩心理作祟。其次，他自己的这一次摔伤，陶大年他们明明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贺三革，却不仅不去追究陶大年们的责任，反而稀里糊涂地把怨恨投向了真心诚意帮助着自己家庭的喜鹊身上。所有这些恐怕都与贺三革在现行社会体制下长期不自觉形成的那样一种只知道逆来顺受的奴性心理紧密相关。能够写出这一点来，证明尹学芸思想艺术能力的非同寻常。
一方面，既是自己保姆工作的被辞退，也是与贺坤联姻希望的彻底破灭，另一方面，既是陶大年夫妇得知真相后的无所作为，也是贺三革他们的一味忍让退缩，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最终结果，就是喜鹊的铤而走险。既然对贺三革们的忍气吞声倍感不满，心怀满腔怨气的喜鹊，就自己动手了。在租下了石板胡同的一个民居之后，她开始逐个地给那天参加过贺三革饭局的达官贵人们发信息，既为贺三革讨回必要的赔偿，也为自己，更为自己所归属的这个社会阶层讨回必要的人性尊严。没想到，出席饭局的数人中，只有尚小彬一人，在实地了解到贺三革的凄惨处境后，给喜鹊所提供的贺坤账户打了三万块钱。但心存悲悯的尚小彬根本想不到，正是自己的这点善心，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必要的证据，最终使本來行侠仗义的喜鹊以短信诈骗犯的身份而锒铛入狱。借助于故事情节的最后一次反转，尹学芸所真切写出的，实际上是命运所具有的吊诡与难以捉摸的性质。
左马右各，是一位名叫骆同彦的作家的笔名。“骆”字左边为“马”，右边为“各”，这个拆字游戏，大概就是这一怪异笔名的由来。此前我虽然已经注意到有这么一位作家的存在，但这篇《面花年二》（载《收获》2018年第3期）却是第一次深入接触的作品。或许正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带给我的，自然也就是特别惊艳的感觉。年二本名年大志，因为排行老二，所以便被故事发生地窑田镇的人们称之为“年二”。小说标题中需要稍加留心的，乃是“面花”二字。只有在读完全篇之后才明白，原来，“面花”指的是男主人公年二脸上一种特别的笑容：“他脸上永远挂着与己无关、与世无争、一脸和气的笑。时间久了，这‘麻场上的人，就都喜欢年二。年二这脸上的笑，也有了名气。不知哪一天谁说了句：年二笑时，像脸上开着一朵面花。这话就越传越邪，谁看年二，都觉得他脸上真是开着一朵花。年二不再是原来的年二，他变成了‘面花年二。”作家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年二是“面花年二”，乃因为这一绰号与他不幸的悲剧命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小说中的牛姐之所以会选中年二去陪两位尊贵的女人，与他那如花般的笑容紧密相关。牛姐的感觉没有错，“面花年二”的确很讨书记老婆崔晓玲与派出所长媳妇黄玉桐的喜欢。不喜欢不要紧，这一喜欢就使得“面花年二”不仅变成了“面首年二”，而且还进一步牵引出了本篇小说的主体故事。
既然年二由“面花”变为“面首”，那左马右各这部中篇小说与性的紧密相关，就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要想成为“面首”，身上必得具备让女人特别喜欢、一旦沾上便欲罢不能的“好处”：“年二有让女人念叨的一点好处，只要是跟他上过床的女人。都暗地里喜欢年二那种疼惜女人的温存样子。年二和这些女人没有感情，但他又让这些女人感到年二和她们做那事时，内心里充满真情。”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特别的能耐，年二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相继在床上征服了崔晓玲和黄玉桐。首先是书记老婆崔晓玲。年二的“很艺术”与她丈夫吴东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或许与吴东身为政客有关，他在床上的表现也很“政治”。在为数有限的性行为中，倘若吴东在上她在下，那就是“上下级关系”，倘若倒过来，那就是典型不过的“反动”行为。关键在于，一旦崔晓玲试图“反动”，吴东马上就会反过来“镇压”这种“反动”。一位政客竟然把性事也变得如此这般“政治”，其了然无趣自然可想而知。但即使是如此“政治”的性事，由于吴东在外面越来越忙，他们之间也几乎没有了。
同崔晓玲一样差不多处于怨妇状态的黄玉桐，内心里其实一样有着对于“面花年二”的渴望。黄玉桐觉出了年二与自己丈夫张继卫的不同。尽管崔晓玲与黄玉桐在床上特别迷恋年二，但她们内心里却非常清楚，这不过是一场无论如何都当不得真的人生游戏而已。这一点，崔晓玲的感受可谓最为真切：“她知道喜欢是个什么东西。那是人需要，但又最不可靠、还能迷惑人的井。她现在就在这井边转悠。她要留神。井水里的影子好看骗人，水桶一晃，就碎掉，水面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她要站稳在边沿上，人不能滑下去。”
倘若他们之间这种“三人行”游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倒也罢了，关键问题在于，崔晓玲竟然不知不觉有孕在身了。既然她已经很长时间不和吴东在一起，那这孩子便肯定是年二的无疑。崔晓玲一直有着要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没想到，到头来，这个孩子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不期然出现。怎么办呢？首先是瞒着年二，其次，是面对着吴东和盘托出：“吴东一点激烈的反应也没有，只是说他想要这个孩子。他也希望崔晓玲留住这个孩子。现在冀南市委正在考察他，过完春节，他有可能升任冀南矿区区委书记。崔晓玲说她要离开窑匠街，跟他到矿区去住。吴东答应了。吴东没问这个孩子是谁的。”既然崔晓玲搬走了，那黄玉桐的搬走也就是迟早的事情。她们俩一搬走，年二一时陷入无法适应的情感孤寂状态，最后他还由此而彻底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由于年二独居在大哥年大勇房子里，一直到死后第三天，才被人们发现，“死了的年二歪着脸，身体有点斜向躺在床上，右侧脖颈斜着有一道二寸长的刀口，深及动脉。”到底是谁杀死了年二，小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从文本所留下的若干蛛丝马迹来判断，谋杀年二的背后主谋，应该是即将在官场继续获得升迁的崔晓玲的丈夫吴东。有两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其一，是在获知崔晓玲怀孕的消息后，吴东特别对崔晓玲说了一句话：“我们有孩子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其二，已经升任为冀南矿区政法委书记的张继卫在专门召见牛姐的丈夫、生意越做越大的田福光老板的时候，先后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吴书记强调指出，在稳定这件事上，一点不能出乱。”另一句话是：“这事，你懂得该怎么去做。”听了这两句话后，“田福光夹着黑色公文包，表情有点凝重地走出张继卫的办公室。”我们把这两个细节与牛姐为什么要特意把“面花年二”拉进崔晓玲和黄玉桐她们的圈子联系起来，谁是杀死年二的幕后黑手，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面花年二”的悲剧质点在于，他有意无意之间已经触碰到了吴东们所能容忍的底线。吴东可以容得崔晓玲有面首存在，但却无论如何容不得自家孩子有一个“面花年二”这样的生身父亲存在。因为不经意间触碰到“政治”，年二的悲剧命运就无法避免。
但其实，年二的这一次被杀，已经是他的第二次触碰“政治”了。年二的第一次触碰“政治”，还是在他高中二年级尚且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卷入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之中，“他只记得他答应任永忠，加入组织。任永忠对他说，我们是同志了。这让年二有点奇怪，像是他忽然进入到某部电影的场景中，也让他感到要打破点什么的新鲜。一周后，胡军秘密地塞给他一个纸卷，年二展开一看，是自制的委任状。上边写着：兹委任年大志同志为‘月亮党特别行动队少将旅长。”年少无知的他，很快就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将一伙高中二年级学生年幼无知的戏仿行为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来加以处理，其不当之处，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当时的年二由于懵懵懂懂间对“政治”的触碰而被判处劳教，却是确凿无疑的一种事实。如果说第一次触碰让他劳教三年，并在劳教被解除后只能成为“面花年二”，并以“面花”的方式融入到崔晓玲与黄玉桐的圈子里，那么，他第二次触碰“政治”的后果就更加嚴重，使他彻底丢掉了自己的小命。在《面花年二》这部看似穿插不少性事书写的中篇小说中，通过年二这个“只是雨后路面积起的水洼中的一滴水”式的普通人的人生悲剧，作家左马右各一方面对不尽合理的“政治”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另一方面充分地写出了人类个体命运在残酷“政治”面前的吊诡与无常。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那一首贯穿文本始终的童谣，以及小说结尾处关于崔晓玲和她七岁女儿的描写。那首童谣的内容是：“窑匠街，五里长，到处都是锅盔墙。锅盔墙，锅盔墙，锅盔房里藏娘娘！”结尾处的场景是，那个长得格外漂亮的七岁小姑娘和同伴一起，一边跳着皮筋，一边唱着童谣，而不远处的门楼下，“站着一个丰腴妩媚的女人，她像刚刚出现，又像是在那里凝立许久；那样子，仿佛陷入到无限凝滞的时光和回忆里。”我们无法否认以上描写所具有的那种强烈艺术反讽意味。崔晓玲和漂亮女儿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生活，那么，那个命运不幸的“面花年二”呢？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所油然生出的，也就只能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无端感叹了。
读过作家鲍十的中篇小说《岛叙事》（载《钟山》2018年第1期）已经很久了，一直想着要为这个中篇小说写点什么，为什么鲍十的这部《岛叙事》令我念念不忘呢？或许与这部小说的历史容量大因而艺术饱满度高紧密相关。在很多小说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注水而过度膨胀的艺术弊端的当下时代，如同《岛叙事》这样高度浓缩，在三五万字的篇幅内，包容近一个世纪时间跨度的中篇小说，可以说非常少见。“岛叙事”这个标题，很容易给读者造成的一种错觉，即这是一部以那个孤悬在海中状似荷叶的荷叶岛为叙事者的实验性小说。在读完全篇之后，我们方才明白，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方式的小说作品，那个荷叶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拟人化之后的叙事者。结合文本所欲传达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变幻来看，鲍十的本意是想让这个荷叶岛成为历史风云变幻中自始至终的在场者或者见证者。我们不妨把“岛叙事”理解为以这个荷叶岛为中心的一种历史叙事。
虽然《岛叙事》的叙事时间长度差不多一个世纪，从女主人公云姑婆即云英珠幼年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写到了当下时代，到这个时候，云姑婆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深谙小说写作规律的鲍十，没有平均使用力量，他只是睿智地抓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再现了近百年来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首先一个历史节点，是抗战时期。这个时候的云家，尚属荷叶岛上的殷实之家。既然家境殷实，那把自家孩子送出去读书求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了云姑婆五岁的那一年，即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她的两个哥哥云方和云正，就被父亲云莲生送出去读书了。云莲生根本不可能想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竟然会一去不复返。兄弟俩读书接受教育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家国情怀的养成。时值抗战时期，投笔从戎积极报效国家，自然也就成为他们家国情怀的直接体现。只是给父母写了一封辞别的信函，兄弟俩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场。兄弟俩投笔从戎的结果，竟然是双双为国捐躯。只不过，他们俩为国捐躯的消息，一直等到云姑婆十七岁，也即1949年的时候，方才从他们的战友梁久荣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
与梁久荣的到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第二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49年后的“土改运动”。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始自1947年冬，终结于1952年冬，前后历时五年。或许与荷叶岛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有关，这座岛上的“土改运动”从时间上说是比较滞后的。梁久荣1949年来到荷叶岛的时候，这个地方正处于从根本上颠覆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土改运动”期间。梁久荣的到来，一方面确證了云方与云正的死讯，另一方面也为他与云姑婆的最终联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一历史节点，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其一，是梁久荣的被迫更名。在决定与云姑婆成亲后，云莲生向他提出了更名的要求。云莲生之所以要求梁久荣更名为梁玉昌，主要还是因为他曾经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与共产党的部队面对面打过仗。其二，是时过不久之后云莲生和云程氏莫名其妙地双双亡故。那一年九月的一天，云莲生与云程氏一起驾着一只小舢板到海上去了。虽然出门时说是去看一个熟人，但却从此就下落不明了。云莲生夫妇为什么要自我失踪呢？与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紧密相关。首先，是工作队进驻荷叶岛。在云姑婆的记忆中，父亲曾经对她说过自己家财产即将被瓜分的事情。只要我们将工作队来到荷叶岛的细节，与云家财产即将被瓜分的细节联系在一起，就不难明白云莲生夫妇为什么要神秘地自我失踪。他们夫妇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向这个不公平不合理的时代表示一种无声的抗议。
第三个历史节点，就到了所谓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历史节点云姑婆们感受到的是某种政治力量的压迫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历史节点，压迫着云姑婆们的就是一种经济力量了。我们当然应该对经济的强劲发展表示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它对文化传统造成的冲击与破坏。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其一，是由张千主导的荷叶岛首次拆迁。面对着一些不愿意被拆迁的住户，张千们所使用的，竟然是一种肆意折磨整治的无赖手段。先是深夜时分把“钉子户”的窗玻璃打破，紧接着便是人为的经常性停电。一番折腾下来，这些“钉子户”只好被迫同意搬迁了。其二，是后来老况联手晏宁宁所主导的拆迁。倘若说此前张千的拆迁带有明显的暴力色彩，那么，这一次拆迁就“温柔敦厚”了许多。但强制性地迫使原住户搬走，却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面对着他们“彬彬有礼”的步步紧逼，如同云姑婆这样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当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只能乖乖地就范。但云姑婆一直在为已然存在了很多世代的祖宗祠堂的被拆除而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假如我们把云姑婆心心念念的祠堂理解为文化传统的一种象征的话，那么，云姑婆们反对、拒绝拆迁的行为，自然也就变成了对于文化传统的自觉维护，其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
一座很不起眼的小海岛，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构成了鲍十的中篇小说《岛叙事》。九九归一，在一部中篇小说中，能够借一方小岛而艺术地凝结表现百年历史风云，充分见出作家鲍十非同寻常的思想艺术才能。
注释：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版。
②张辉《假如 骉红楼梦 骍没有第一回》，载《读书》2014年第9期。
③④王春林《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问题小说》，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⑤陈彦《骉主角 骍后记》，见陈彦《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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