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义

　　1

　　大年初一，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爹的坟没了。我吃了一惊，好好的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声音苦涩地说是凶兆。凶兆不凶兆且不论，起码是不祥之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郁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和他爹是拐弯儿的亲家，我姑父是他爹的亲哥，姑父行二，他爹行五。他爹叫王栋梁，大洼村的村支书。

　　我叫他爹“叔”。

　　六十年代初，叔病倒了，那么硬实的汉子，卧床十日，转眼就成了一副骨架，就亡了。

　　叔死前，悄无声息，没告诉姑父，没告诉任何人，唯独通知了我。他看重我，说我是吃皇粮的人。当时，我是海城市农委常务副主任。我去看叔，本是三月扬花的季节，眼看着江河化冻、冰雪消融，谁料，天一阴，大雪竟然把气候又带回了寒冷的冬天。天刚蒙亮，下起了大雪，雪片大得像纸钱一样漫天飞舞。我骑着自行车骑了四十里，实在骑不动了，就选了一条便捷的路，上了白猪河铁路桥。火车一节一节地，旋着风，拉着鬼叫一样的长笛，在我身旁呼啸而过。咣当咣当的铁轨碾压声，在我耳边轰响。我小心翼翼地踩着枕木上的雪，咯吱咯吱，走了二里地。下了铁路桥，大洼村就白茫茫地摆在眼前了。

　　叔家，在村口。屋前是一方土坯垒起的围墙，起脊的院门楼建在小院的东南，院门外就是曲曲弯弯的村街。颓败羸弱的大门，错着牙般合不拢，推开门，迎面是一棵枣树。枣树一人多高，随着门洞的风响，枣树上一根枝条咔嚓就折了，雪洒了一地。枣树梢上有几颗去年的陈枣，落在了白雪上，虽然有些瘪，但因经了一秋一冬，血滴一样，红得灼人眼。

　　院里是低矮的三间土屋。我轻轻掀了土屋的棉帘，铁制的帘钩叮叮当当作响。堂屋光线极暗，我轻轻叫了一声“叔”，西屋没回应。一会儿，蓝色的棉帘鼓动起来，婶儿弓着腰，退着身，端着大木盆挪出来，慢慢转身，看见我，没说话，清瘦沧桑的脸隐忍着悲伤，下颚往东屋扬了扬，眼眶就汪满了泪。

　　我掀了东屋的棉帘，看见了叔。叔窝在被子里，半掩的窗帘遮住了外面白雪的光亮，昏暗的光线里，叔毫无血色的脸更加黯淡无光。炕下生了一炉炭火，屋里散着热乎乎的浊气。炕头散乱地堆放着一堆红白药片，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粥，粥很稠，粥面上几颗饱满的粗盐粒子，有棱有角地立着。

　　屋里极静。叔听见脚步声，睁开眼，看见是我，费力地欠了欠身，伸手从碗里哆哆嗦嗦捏了一颗盐粒子放在嘴里，嚼得咯嘣咯嘣地响。听着声音，我心发颤。叔曾跟我说过，小时候上过一回当，人说因为骆驼的草料里掺了盐粒子，所以骆驼能吃苦、能走路，吃盐粒子身子结实。叔心实，就信了，从那以后就一刻也没离开过盐粒子，嚼上了瘾，嚼了一辈子。

　　叔用手在炕沿轻轻拍了拍，示意我坐下。我紧步上前，斜着胯坐在炕沿，俯身看着叔。半月不见，叔脱了相，本来方方正正的国字脸，已经塌陷得没了原来模样，本来长长的浓眉，已经稀疏得像蒿草，鼻梁上有一线浅浅的青绿色，鼻翼处是暗灰色的，像是天长日久没洗净一样，脖颈下露出的一截胸膛，皱皱巴巴，像风干的兽皮。我的泪潸然而落。

　　叔没看我，对着墙，像是自言自语，有些事要交代了，不交代就来不及了，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一个黑裤蓝衫的人来接我了。说罢，他身子挣扎着用力向上耸耸，靠着墙半坐起，扭过头，焦躁不安地看着我。我知道，叔心里有一件羞于启齿的事，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苦苦纠缠了他十几年，折磨了他十几年，成了埋在他心头的一根刺，稍一触碰便会刺疼他敏感的神经。

　　我隐隐地替沉疴中的叔感到了人世的悲凉。

　　叔在海城市五十六个村长、支书中威望最高。他连续八年是海城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多次到市里开会，和省长照过相，在海城市最著名的“八一”礼堂受过表彰，领回了市里奖励的一辆独轮架子车。叔在死前要固执地捅破这张窗户纸，如果这张窗户纸捅破了，叔这一辈子不是白干了吗？叔的一世英名不是一下子就毁了吗？我说，叔，您要想透喽！叔决绝地摇摇头，说，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替我写一份材料，旁的你就甭管了。我说，咋写呢？叔说，该咋写就咋写！说完，叔就迷迷糊糊了。

　　出了叔的家，雪停了。雪后的天空蓝得像染过的一样，太阳正在头顶，白雪晶莹得像一地碎玻璃片，乍长乍短的光芒蜇得我睁不开眼。

　　2

　　那年我刚调到市里的郊区科工作，郊区科管的是乡村，地点就在离我家三十里外的大洼村。大洼村是大村，也是海城市的中心村，大洼村紧靠着白猪河，白猪河是条好河，是华北地区流入渤海的一条主河。上溯数百年，大洼村曾是明代官方生产芦苇的地方，那时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水鸟成群，苇海荡漾。村史说，一对姓王的夫妇推着独轮车逃荒到这里，车轴就在泥地里拧断了，他们干脆搭棚起灶，落地生根，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了二十代。

　　郊区科在大洼村的办公地点，设在财主王金造的一座老宅里。老宅在村东河畔，院里杨是杨，柳是柳，五间砖房相连，其中有四间厢房、一间堂屋。墙面是青砖，房上是红瓦，圆脊灌浆、渣土墁地。

　　王金造的爹当年在天津收估衣，收了就拉到内蒙去卖，赚了钱就回家买地，一分一亩地买，日久天長就攒了两百亩，他爹死了就把田交给了王金造。“土改”时王金造的两百亩稻田，一夜间就被分光了，眼看着百亩良田在他手上改了名、换了姓，王金造气性大，就朝胸口剁了两刀，怕死不干净，又在梁上拴上绳，吊死了。房子成了凶宅。村民们说，半夜三更，总有人大呼小叫。我们科长不信邪，说，我倒要看看他王金造能闹出啥花样？

　　一挂鞭炮响，科长就带着科里的人搬了进去。

　　科长姓左，是从冀东革命老区东八县来的，是抬着担架、跟着队伍浩浩荡荡进城的女干部。人长得虎实，齐耳短发，一张大脸，身体裹在一件腰身比大口袋还粗的黄色军服里，头上戴着一顶旧的黄军帽，脚上穿着一双家做的黑布鞋。说她是女人，谁人能信？男人的脊背，男人的腰，男人的屁股，男人的脚，除了胸脯挺得老高，活生生就是个大老爷们儿。三十好几，还单着。她识字不多，乡野气重，天不怕地不怕，破马张飞地就认干。

　　科里还设个秘书叫刘泽春，个头不高，留着二八分头，油光閃亮，穿着黑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长年累月地别着一支蓝色的钢笔。他除了长着外翘的八字黑胡，眉清目秀、白白净净倒像个娘们儿。他早年给日本人做过事，所以凡事不多言多语，谨小慎微，总是低头勾眼看人，但学问好，笔头子硬，瘸腿市长“阎老道”有弄不动的硬材料都要喊上刘泽春。再有老李、老汪，就不必说了，都是目不识丁之人，哑巴样儿，听招呼。

　　我们五个人，天天斜着膀子，背着布兜子，徒步到各村。当时正是分田分地、闹“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忙得我们十天半月难得碰面，院门老是落着铜锁。除了逮人、判刑是归公安和法院管，郊区科旁的啥都管，建立健全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再就是鸡鸭猫狗杂七杂八的琐事儿。科长还交代给我一个活儿，是巡查蚂蚱，这是个苦差。春秋两季，要在荒无人烟的开洼野地，搭上窝棚，安营扎寨。

　　蚂蚱学名叫蝗虫，春秋甩子。母蝗虫挺着大肚子到处找地方，像鸡下蛋一样，蹲在地上，一挤一挤，挤出一条莹白的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东西里面有五十到一百多只卵，二十一天后卵就孵成了。孵成了，蝗虫就抖翅膀，聚拢成黑色云状，在头虫的带领下，遮天蔽日，转眼的工夫，能把一地的庄稼刮地皮一样，啃得皮毛不剩。大洼村是千年退海地，每到春天，万物复苏，黄蓿悄悄钻出嫩芽，一簇一簇连在一起，是蚂蚱繁衍的好地方。

　　我带领几个人日夜巡查，我们人手一盏马灯，双肩背着一个扁扁的绿色铁桶，里面是六六粉药水，手握着一个从铁桶延伸出的喷雾器，一边走一边扒拉，一边扒拉一边喷，喷出的药水散出一股股刺鼻的味道。

　　干活时，我认识了一个叫王六甲的人，唠闲话时提到了叔。王六甲漫不经心地说，我们亲戚不远，他媳妇是我小姨子，小姨子面皮白，大眼睛，长得不赖。他说着眼神就有些淫荡，说，小姨子有姐夫半拉屁股。说完嘻嘻哈哈坏笑不止。

　　我问叔人咋样，因为叔当时在申请入党。

　　王六甲说，他呀！犟种，认死理，一条道跑到黑，话也金贵，一天不说一句话，三杠子擂不出一个屁。我不愿意跟他呆着，嫌他木得慌。

　　我说，语迟人贵。

　　他冷冷一笑说，他是抱养的，是亲爹亲娘扔了不要的，还贵？贵个屁！

　　胡说！

　　糊弄你我是你孙子！

　　他本人呢？

　　他比鬼精，能不知道？

　　主家是哪儿？

　　说不清。

　　一天，姑父突然叫人捎话儿，让我到他家去一趟，说有紧要的事，我急急火火地去了。进屋一看，姑父的小炕桌上摆了酒，姑父外号“铁公鸡”，过年都不待客，今天为啥呢？我看桌上，红红绿绿四个菜，拌豆丝、大葱蘸酱、卤蚶子、老咸菜，酒是一壶散酒。

　　姑父端着酒盅，乐呵呵地夸我，说，贤侄出息啦，成了公家人，来，贺一下！就当地碰一下酒盅。姑父抹嘴说，贤侄儿公干的地方在大洼村？

　　我说，嗯。

　　姑父咂咂嘴说，草青水绿，好地方！唉，我想打听个人，大洼村有个王栋梁，认识吗？

　　我说，熟，打头碰脸天天见。

　　姑父一听，眼一下子红了，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说，不瞒你说，不是外人啊！他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弟弟！

　　我一惊。

　　姑父说，这事我跟谁都没说过！我爹死活不让说。我娘生了栋梁九天就没啦，我爹连我们哥儿五个都养不活，就只能把栋梁送了人。我爹跟中间人定下三条规矩：一、送人不改姓；二、不往远处送；三、孩子长大何去何从自己做主。转眼二十多年了，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想起来睡不着，蜇心哪！既然你认识，你给牵个线搭个桥，让我们见见吧！

　　我问，咋不早找？

　　姑父手一摊，无奈地说，没有知己的人呀！

　　我摇头，说，按老理，既然送了，就不能找，再说栋梁啥想法？活不了一块死，为啥单单把他送人呢？他心里没恨吗？再说他家现在的爹娘还健在，知道了能干吗？这不明摆着如同刨根掘坟一样吗？再说栋梁现在干得好好的，是党的积极分子，这张窗户纸捅破了，你让栋梁咋办？这边是亲生的，那边是抱养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你叫栋梁咋做人？

　　姑父突然抱拳作揖，说，贤侄，姑父一辈子不求人，今天求你啦！就见一面，一面！其它的该咋还咋。我爹说他也去，去是去，他不跟栋梁过话，只照一面，死了也就闭眼啦。说完，姑父就哭了。

　　碍着姑父的面子，我就跟叔说了。叔在村里管保卫工作，那时叫治安员。他当时正在水车房子看水，一听，愣了，半天不说话。

　　我说，见吗？

　　叔眉头拧成了疙瘩，说，你说呢？

　　我说，“钱不能带少，话不能带多”，话带到，何去何从您自己做主。

　　叔从兜里掏出了一颗盐粒子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嚼，脸黑下来，思谋了半晌，说，见就见，见！

　　3

　　左科长给了我一张表，说，大洼村的王栋梁，听党话，跟党走，本人干得热火朝天，就让他填填吧。刚解放那会儿无论升学、参加工作还是加入党组织，都离不开填表。左科长说，组织科再三交代，有三项必须填写清楚：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出身。至于家庭出身，组织科说，就填爹。爷爷、祖爷也要说，一带而过，说说就行，关键是爹，历史从头到尾要填清楚，越详细越好。有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有没有参加会道门？有没有参加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伙？不明白的地方问问刘秘书。

　　我把这张表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叠好，揣在口袋里。

　　正是早春三月，蚂蚱甩子，我没进村，直接奔了荒郊野地。

　　我先到了水车房，水车房子在河沿，地基是横在河沟上的十六根粗实的圆木。圆木上起了三间房，一间大屋有磨盘大的水车，一头黑驴围着水车没日没夜转，另外两间，一间歇驴，一间住人。

　　一进水车房，看见王六甲窝在破被里，皱着眉，哭丧着脸。我问咋啦？他说脚崴了，说着伸出脚让我看，一脚的黑泥，脚脖子有点儿红。我说，走不了啦？他立眼说，咋走？我一笑，他的鬼心思我知道，熬不住啦！一出来就是二十多天，想媳妇了，再不让他走，他就该咬人啦。我说，想歇两天？他说，回去叫人捻捻就回来。我说，行！话音没落，他呼地掀了被子，腾地站起，拔腿就要走。我笑着问，还走得了吗？他说，走不了也得走！我说，你回去把栋梁喊来，我找他有事儿。他“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出了水车房，开始他还装模作样一瘸一拐，没出半里地，就一蹿一蹿蹽了起来，转眼就不见了。

　　谁料，六甲回村没回家，当天夜里就出了事，他跑到了八嫂家。八嫂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薄唇白肤，五官精致，长得水灵。八哥婚后十三天，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在鸭绿江边爬冰卧雪。八嫂孤灯苦捱，夜夜大针小针纳鞋底。六甲进屋就摸索到八嫂炕边，八嫂一声尖叫，使出浑身的劲头把六甲推倒在炕下，巡逻的乡民听到叫声，进屋抓了现行。

　　后来听说，抓六甲的时候，六甲大吵大闹，把屎盆子全扣在八嫂的头上，说八嫂守不住啦！勾引他，稀罕他，把他当成大蜜桃，抱着使劲啃。当时叔站在人群中，听着六甲埋汰八嫂，他冷不丁冲出人群，一脚上去，把六甲踹翻了。

　　叔隔天来到水车房，脸还阴着。叔看看我，问，啥事？

　　我从怀里掏出了表，说，这有个《入党登记表》，左科长让您填填。

　　叔没上几天学，接了表，翻来覆去地看，问，咋填？

　　我说，主要是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出身。

　　叔直呆呆地看着我，说，这复杂？

　　我说，不复杂。

　　叔说，你替我填吧！说完把一颗盐粒子放嘴里嚼了。叔问，什么叫本人成分？

　　我说，就是您是干啥的。

　　叔说，笑话，我天天在地里插秧割稻，你说我是干啥的？

　　我说，那就是农民呗。我就填了“农民”。

　　政治面貌？叔又迷惑了，用手摸着下巴，想了半天，说，啥是政治面貌？面貌是模样吗？

　　我说，不是，政治面貌是说政治方面的表现，当没当过国民党兵？入没入过会道门？是不是三青团？是不是国民党？

　　叔急忙摆手，说，不沾边！

　　我说，那就填“群众”，家庭出身呢？

　　一说家庭出身，叔直了眼，犹豫了半天，说，“出身”这咋填呢？出身是不是出生啊？是不是打哪家娘胎里出来的？是不是身上流的是哪家的血？说完疑疑惑惑地看着我。

　　说实在的，我一共上了三年半学，这么深的问题，我也说不清。

　　出身？身子出在谁家，就是出身吗？叔又问了一句。

　　我说，家庭出身，有点儿您说的这意思，可是……纠缠了半天，我也拿不准，就说，反正也不急，这项先空着，我问问刘秘书。

　　隔天，我专门跑回去找了刘秘书。刘秘书正在科里写材料，八仙桌上一桌的阳光，暖暖的，桌上平平整整铺着一沓白纸，白纸旁放着摘了帽的钢笔，钢笔旁堆着乱七八糟的材料，材料上面放着一摞报纸，最上面的那张报纸，一溜大字，是政务院刚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屋里只有刘秘书，这时的刘秘书一点儿也不拘谨，很放松，中山装披在太师椅的椅背上，上身穿家做的黄色汗衫，汗衫外套着黑呢子面的坎肩，两条腿交叉着高高地搁在八仙桌上，身子斜靠着椅背，仰着头，面朝房梁，伸长脖子，一根一根揪着脖子底下的绒毛，揪下一根在太阳底下照照，噗！吹上一口，那绒毛，在阳光下，飘啊飘，飘落在地。然后又在下巴上摸，摸着了，一咬牙，猛一拔，手里又有了一根绒毛，又看又吹，玩得很专注。我推门进屋，刘秘书吓了一跳，腾地站起，双腿并拢，两只胳膊垂在大腿两侧，“哈”的一声弓了腰。我笑了，刘秘书扭头一看是我，来了一个大红脸，骂道，吓了我一跳！随后，脸就阴了下来，说，你小子不在开洼野地，跑回来干吗？

　　我赔着笑脸说，您写材料啊？

　　他白了我一眼，说，大后天，要开“土改”总结大会，“阎老道”要讲话，那么多秘书闲着，非要我写。

　　我说，他看重您。

　　他“哼”了一声，说，这么大的材料，他们弄不动我也信！

　　我说，我打扰您啦？

　　他摆着架势说，没事。写材料这东西，不能早写，也不能晚写。早写，送上去，他们反正有时间，就横挑鼻子竖挑眼，你一句他一句，改起来没完没了，晚交上去怕误事，要不早不晚。再说，都是些文盲大老粗，能看出个毬？说吧，什么事？

　　我說，想问问您，“家庭出身”怎么填？

　　刘秘书斜眼看我一下，就把桌上的报纸扔给了我。

　　我说，您给我说说吧！

　　他说，这个问题你问得正是时候，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应填写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或参加革命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分。

　　我说，出身就是谁生谁养的吧？

　　他说，那当然。比如我吧，我爹给我养大的，他是给人送水的，我就填了“城市贫民”。

　　我明白了，又把叔叫到水车房，说，刘秘书说了，跟谁长大的填谁，爹是干啥的就填啥。

　　叔犹豫，说，不对吧，出身应该是身子出在谁家填谁。叔突然问我，我亲爹是干啥的？

　　这一下把我问愣了，我真不知道。一是和姑父来往不多，二是长辈家的事不便打听，就说，他是他，您是您，别管他。

　　叔说，不管能行？

　　我说，就听刘秘书的，您跟谁长大的就随谁。

　　他想了想说，行吗？

　　我说，咋不行？

　　他犹豫了，看我的眼神疑疑惑惑，半天说，要不就填？我跟你说说我爹的情况，我爹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虽然家境勉勉强强过得去，那都是一分力一分力换来的。叔给我摆出了忆旧的架势，说，我爹那时候给王金造当长工，一个人一天能割好几亩地，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一直割到天黑。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又都是本家，可王金造心黑啊！给人一粒粮食就像剜他的眼珠子，可王金造嘴甜会哄人，说我爹迟早准能富，说财是苦出来的，钱是流血流汗挣来的，鬼扯！我家富了吗？干活下力的人啥时能富？叔说着就嚼了一颗盐粒子，说，“土改”的时候，我家虽然有间草屋但没地，当时划成分是拿地说话，我家就定了“贫农”。

　　我说，就填“贫农”吧。

　　我刚要填，叔又把我拦下，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填这东西，咱打算入党，东西不能填歪，填歪就是不实诚。

　　我说，您放心。

　　叔说，放心是放心，这可不是小事，白纸黑字，板上钉钉，一辈子都改不了。

　　我说，知道。

　　我填完了让叔看，叔的脸一下白了，手往后一缩，像怕烫着一样说，不用给我看，我不认得字。我笑了，就把表收起，揣在兜里。我们在水车房说了会儿村里的治安工作，说完叔要走，走到门口，突然停住，回头说，咱原先说的那事儿，啥时办？

　　我恍然大悟，说，见面的事？

　　他极认真地点点头。

　　我说，你看，现在蚂蚱甩子，我都忙糊涂了，一半天听信！

　　叔在门口，定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没说，默默地走了。

　　4

　　说来也巧，隔天傍晚下了一场春雨。我从科里开会回到水车房，姑父一头雨水、两脚泥，就站在水车房子门口，见了我，大老远就亲亲热热地喊我，贤侄！贤侄呀！可等来你啦！我一看姑父身后还跟着个老人，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夹袍，戴着黑色的礼帽，礼帽压着眉头，遮住半张脸。老人见了我，警觉地四下看看，就把帽檐向上推了推，微微咧了一下嘴，就算打过招呼了。老人好面相，细皮白面，不像个受累的人，一张国字脸方方正正，鼻直口阔，浓眉大眼，那轮廓、那鼻子、那嘴唇和叔一模一样。

　　姑父说，这是我爹。

　　我恭恭敬敬叫了声“爷”，弯身致意，行了重重的大礼。

　　姑父小声说，我爹等着急啦！

　　我说，行！我跑一趟，你们在水车房子稍等。

　　老人说，麻烦啦！老人说话声音很低，像是怕叫人听见。

　　我心里明白，这是背人的事，不敢惊动旁人，我一溜小跑儿，去叫叔。

　　这是个乍暖还寒的夜晚。我们从村里出来，夜色从四面八方合拢来，天慢慢变成墨青色。我们上了白猪河大堤，白猪河一片亮色，河面阔大，月牙儿样的小木船孤独地飘荡在河面上。大堤上有白猪河上吹来的风，潮湿且寒冷。我真想不出兄弟、父子相见的时刻该是啥样？一别二十多年没有相见，见着了，是不是要抱头痛哭？骨肉啊！血脉啊！这是世上什么东西也替代不了的。我越想越控制不住，浑身打颤，紧张又激动。

　　叔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脚步极快，像是要一步就跨到水车房，泥在他脚下响，带着冬日的寒冷和冰结的坚硬。他敞着怀，落了扣的衣襟，在他胸口一掀一掀的。

　　叔到了水车房门口，突然站下了，像是怕，怕什么呢？后来叔跟我说，他是怕眼光，怕眼光相撞，一撞上就怕哭，怕那一刻想起一个没娘的婴儿，怕想起小时候的孤苦。叔突然矮了身子，蹲在地上，他收了目光，闭上眼睛。我问，咋样？叔说，心慌！缓了一会儿，叔迟迟疑疑站起来，移步，他脚步沉重，一步步走进了水车房。

　　水车房漆黑一片，一窗月光下，姑父低头默默抽烟锅，烟锅的光亮一明一暗，他的脸也一明一暗，烟雾在他头顶盘盘绕绕，浓重得像一座山，压得他抬不起头。进了水车房，我要点上油灯，叔上前一步把我的手按住，说，别！

　　姑父见叔进来，失了手，咣当一声，烟锅掉在地上，他浑身开始抖颤，半天才勉勉强强站起，他死死盯着叔的脸，时光似乎凝固了那么一小会儿，姑父的一行泪就顺着他的脸滑落下来。姑父扑上去把叔紧紧搂在了怀里，声音轻如蚊蝇，兄弟！兄弟！声音中满含着多年的苦楚、多年的思念。叔的表情异常平静，他把姑父那双粗糙的手，轻轻从肩头搬开，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盐粒子，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嚼了起来。

　　气氛突然凝重，屋里一片压着心事的咀嚼声。

　　水车房子一下显得庞大而空旷，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姑父忐忑不安地看着叔，叔不言不语，一步一步，走到床铺前，身子一拧，沉甸甸地一屁股坐下。

　　叔不看我姑父，扭头望着漆黑的窗外，他的神情很平静，像是什么全不放在心里，一切都不在意了。姑父上前问，你活得可好？叔的目光空洞茫然，好像没听见，脸上只是微微发青。姑父啜泣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地说，对不住啊！兄弟！叔看着姑父，眼睛一眨不眨，像是在姑父身上、脸上找啥，找家？找仇恨？还是找那一点點儿温暖？

　　姑父咚地跪下了，叔突然扬起头，那一刻，我看见叔满脸是泪。姑父紧上几步，抱住了叔的腿，叔的腿微微颤抖。姑父中风似的歪着嘴，一时竟然不知道说啥好。这时，水车房外，有了缓慢的脚步声，叔闻声，惊慌地站起。老人微微弯着腰，走了进来，我的心震颤了一下。老人本不想和叔见面，怕惊着叔，只想看一眼，了了心愿，他一个人躲在水车房窗旁的阴暗处，静静地站着，但他听到水车房的哭声，看到叔一言不发，实在憋不住，就进了屋。老人显得很平静，仿佛刚才的情景在他预料之中。他来到了叔的跟前，把叔打量了一番，他肃穆的脸庞，变得异常苍凉、异常忧伤。叔见了老人，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喊出来。

　　水车房里，变得很安静。两个人的眼睛都潮湿了。谁也没料到，老人颤巍巍摘下礼帽，给叔深深地鞠了一躬，老人头顶上的头发脱落得一根不剩，只有两鬓和后脑勺残留着稀疏的白发。他弯腰曲背，秃顶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此刻，叔把一捧盐粒子放到了嘴里，我听见叔嚼盐粒子的声音，这声音不同以往。叔离亲爹这么近，就隔着三两步，但叔一动不动，他只是仰着头。许久，老人直起腰，腰直得很迟钝，老人心中有多苦，有多痛，我无法想象，然而老人眼睛里闪烁的泪光，我看得一清二楚。老人转身的那一刻，有一颗豆大的泪砸在地上，他身子斜了一下，摇摇晃晃出了水车房。叔突然追到了门口，喊了声“爹——”，那声音压抑着，瞬间被风刮跑了。老人没应，头也没回，脚步沉重地消失在夜色里。

　　叔扭身，靠着门框，呜呜地哭了。

　　谁也没想到，这次父子相见，竟然对叔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致使他后来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5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们又在荒郊野外安营扎寨。叔十天半月就到水车房子来一趟，把他种的应时的瓜、枣、黄豆、绿豆、扁豆、芝麻，用黑布或蓝布包起来，悄悄递到我手上，有时还带上婶儿做的一双鞋、一件袄、一双袜子，笑笑说，受累吧！啥时回家，顺便给老爷子送过去。说罢，叔的脸上生出了不曾有过的光亮。我接过来，沉甸甸地拎在手上，像拎着叔的一颗心。

　　1950年冬，海城市“镇压反革命”开始了，公安快抓，法院快判，宣判大会定在大洼村召开，听说当场要处决二十七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提前一天，市长“阎老道”就来了。“阎老道”在东八县赫赫有名，他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是冀东军区的铁血虎将。

　　“阎老道”一下车，我“哎呀”一声，失了口。“阎老道”是个瘸子，这一声“哎呀”让“阎老道”听见了，他面目冷峻，眯起眼，上下打量我，轻声说，笑我哈？瘸子？是瘸，可我这瘸，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为抗日瘸的！他的嗓音有点儿细有点儿尖。“阎老道”说完，一瘸一瘸，晃着身子走在了前头。

　　左科长狠狠瞪了我一眼。

　　左科长、刘秘书，我们一群人跟着“阎老道”到村里转了一圈儿，然后去了水车房。“阎老道”站在水车房的高处，手遮眉头，向西瞭望了半天，用手指点点说，宣判大会就在这搭个台，开完会就拉到前面荒地毙了，那地界儿宽敞！“阎老道”转身说，左科长，要组织各界群众参加大会，把“地富反坏”也绑来，震慑一下，规模要大，气势要大，壮壮党和政府的声势。讲话稿还是你来，他指指刘秘书，说，意思要讲透，意义要说明，敌我阵线不能含糊不清。刘秘书双脚并立，双手下垂，“哈哈”地点头。“阎老道”看着刘秘书的做派冷冷一笑，说，你他娘的这是啥做派？我看你是让日本人吓出病啦！孬种！我这条腿就是打日本时打瘸的，我就不怕，杀鬼子，杀他娘的汉奸。这次就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让你们见识见识。

　　“阎老道”说的这个汉奸，叫王吉祥。

　　1942年7月，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获得重要情报，日军押运给养的车队要从滦县干河草村路过，他下令八路军12团2营在干河草村设伏。果然，一百多名日军士兵在伪军配合下，押著一百四十多辆大车黑压压就进入伏击圈，营长杨思禄一声大喊，率全营发起了攻击。

　　炮火纷飞，喊杀震天，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刺刀与日军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一百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制造潘家峪大屠杀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队”队长佐佐木二郎当场就被击毙。我军伤亡不小，左科长领着担架队，把数十名伤员转移到了十里外的一个山沟里。几日后，伤员们伤口溃烂，高烧不退，急坏了营长，为给伤员治病，营长派3连连长“阎老道”，化装进了海城市，要想方设法搞到药。

　　海城市有个大药房，叫德生堂，德生堂就在海大道，对门恰好是警察局。“阎老道”带着十几个人，摸黑撬开药房的门，不管中药西药，是药就拿。药房的伙计听到响动，不声不响从后门溜出去，直奔警察局，说，土匪抢了药房！警察局一个领头的，带着人呼啦就把药房围住了。“阎老道”他们一出药房，枪就响了，一个小战士让警察局那个领头的一枪撂倒，子弹正打中小战士的头盖骨，头盖骨像帽子一样就飞了。“阎老道”急红了眼，举枪还击，杀红了眼往外冲，冲到海大道街口的时候，那个领头的警察一枪打在了他的大腿上，就把“阎老道”打瘸了。从此，“阎老道”记住了那个领头的警察，他叫王吉祥，海城市警察局副局长。

　　王吉祥打死一个，撂瘸一个，得意洋洋，可坐下来细细一想，觉得蹊跷，为啥这些人，都用的一水的王八盒子，土匪哪有这样齐整的装备，而且这些人，出枪、举枪、换弹夹，训练有素，向外突围，配合默契，冲杀凶猛，绝不是草寇土匪能办到的。后来他看到德生堂的伙计送来的一张在烟盒上写的欠条，落款竟然是冀东八路军12团，他目瞪口呆，吓出了一身冷汗。

　　解放后，“阎老道”进了海城市，千方百计要找到王吉祥，但王吉祥在解放军进城的当晚就逃之夭夭。王吉祥后来见“镇压反革命”的风声一声紧似一声，他知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回了海城市。

　　王吉祥自首，直接去了市政府，他要见“阎老道”，市政府就设在当年警察局。熟门熟路，王吉祥径直走进了“阎老道”的办公室。“阎老道”刚泡了一杯热茶，见来人，就右手按住了茶杯，侧身站在了桌旁。王吉祥说，我来自首。王吉祥说哪年哪月哪日，他打死一个人，那人抢了德生堂大药房，当时他误认为是土匪。

　　“阎老道”一听，血冲到脑门，他死死地盯着来人，冷笑一声，说，我一进城就四处寻你，寻得好苦啊！“阎老道”说完，滚热的一杯茶，扬手就泼在了王吉祥的脸上，说，土匪？说得轻巧。你知道打死的那个人是谁吗？“阎老道”啪的一下，把崭新的绿茶缸子，砸在了地上，打死的是我的亲兄弟！他一腔热血参加革命，打鬼子，报国仇，没想到死在了你的枪口下，他才十六啊！“阎老道”牙咬得嘎巴嘎巴响。“阎老道”说着又啪啪拍着自己的一条断腿。

　　王吉祥心一沉，知道完了，他头一低，站开几步，腿一屈，咕咚跪在地上。

　　宣判大会在大洼村召开。水车房前面搭了一个主席台，四周用苇席子围了一个半圆的圈儿，席子上贴满了标语，“镇压反革命”“巩固新政权”“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吉祥”……

　　那一早，天冷得出奇，人们冒着酷冷，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大洼村，有学生队、干部队、农民队，从白猪河沿到水车房前，黑压压站满了人。不一会，远处来了一队马车，飞沙扬尘，马跑得疾快，扬起股股红云，走到近前，人们看到每辆车上坐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脖子挂着死刑木牌，上写着姓名，姓名上用红笔画了大叉，车帮上坐着五六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

　　当天叔管治安，带着红袖章站在大洼村的路口，疏散着拥挤的人群，一辆辆马车停也不停，在人群中飞驰而过。叔后来和我说，在第一辆车上，冷不丁，他看见了他亲爹。他爹就坐在车槽里，没低头，四处遥看，他的目光和叔的目光相撞时，叔的眼一下就花了，他爹的那张脸在一瞬间模糊不清了，叔只听着耳朵嗡嗡地响。

　　叔就呆愣愣地站在主席台下，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记不得，谁讲的话？讲得啥？谁宣判的？宣判的啥？叔一概不知，就知道死死盯着台上站着的他。叔见了他爹如此模样，就在心里决绝地不再叫他“爹”，而叫“他”了。叔看见瘦骨嶙峋的他，五花大绑，在台上站着，他的面孔在寒冷的光线下，变得苍白而衰老。他眼睛闭着，一脸的木然，仿佛沉浸在一个长长的梦里。

　　一切都是命里注定。

　　他被人押着，一步一步走向了刑场，脚下的枯草让他踩得沙沙响。他和所有的死刑犯站成长长的一排，他站在第一个，台上念了他的名字，叔到现在才知道他叫“王吉祥”。他的腿叫人踹了一脚，扑通跪下。一根细绳，勒着他的脖子，让人往后一拽，脖子直直地扬了起来，头像牵线的木偶一样。他的眼睛瞪得好大，挣扎着四处张望，他看见了叔，他僵硬地咧咧嘴，像是微笑，笑罢，闭上了眼睛。叔没有回避，死死地盯着他，凛冽的寒风中，他那谢了顶的头顶亮亮的，像一层冰，闪着寒光，四周稀疏的白发像枯草一样，拼命地在风中飘动。

　　左科长带头喊口号，左科长口号喊得粗壮、凛冽。叔也跟着喊，但没有左科长喊得粗壮、凛冽。叔清楚地看见发令人举红旗，枪响，他扑倒在地，一缕紫黑的血从他的嘴里喷了出去，那稀疏的白发飞起来，跌落在草丛间。

　　叔看见，“阎老道”一瘸一瘸，不急不慌地走下了主席台，来到了他的尸体前，看了看，伸手接过身后的人递过的一把王八盒子，扣响了扳机，在他的身上又补了几枪。他便血肉横飞了。

　　6

　　晚上，新党员在郊区科宣誓入党。左科长雷厉风行，说要趁热打铁、火线入党，让新党员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面前长见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长本事，分清敌我，坚定立场，增强斗志。左科长跟我说，栋梁同志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了，他是大洼村解放后第一批入党的积极分子，你马上通知他，让他来宣誓。

　　我到了叔家，进门就兴冲冲喊，叔，祝贺您啊！您入党啦！

　　叔一听，竟呆若木鸡。他直愣愣瞪着我，呼吸立刻就不匀了。

　　我说，你立刻到科里去一趟，向党旗宣誓。

　　叔起身把门帘子撂下，把房门轻轻关上，愣怔着问我，宣誓？

　　我说，是啊！在党旗下宣誓！全村人都去看啊！

　　叔緊张得浑身颤栗，说，我还去？

　　嘿！咋不去呢？不去能行？火线入党，这是您一辈子的光荣！

　　叔双眉紧锁，说，算了吧！叔从来没有这么小声说过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音柔软得像个女人，叔说，他今天伏法了。

　　谁？

　　王吉祥。

　　王吉祥是谁？

　　我爹。

　　一刻间，我觉得天崩地裂。今天，左科长指示我专门负责主席台，一脸严肃地千嘱咐、万叮咛，一定把领导照顾好。我今天在主席台上忙乎得天旋地转，枪啥时响的，人啥时倒的，我一概不知。

　　叔突然热泪盈眶，说，党那么相信我，可我没说实话，我没脸站在那么红的党旗下。他声音本来不大，末了越来越小。

　　我从他脸上看到了极端的痛苦。我冷静地想了想，说，叔您先别慌，这事跟您有关吗？您啥也没做错。

　　叔说，没做错？他是我亲爹呀！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

　　我说，刘秘书说跟谁长大就随谁。

　　叔咬着牙说，我让刘秘书害了！他一句话毁了我一辈子！

　　我说，这事您也不能埋怨刘秘书，报纸是这样写的。

　　叔拍着胸脯说，写是写，可我心里有愧啊！

　　我说，已成定局，没有退路，或生或死也得去！

　　叔在屋里来回走着，走了几圈儿，全身紧张的肌肉一点一点放松了下来。他猛然抬起脸，毅然说，去！事到如此，不去也得去！

　　夜里，风息了。风清月高，结冰的村路被月光一照，像冰河一样流向了王金造的老宅。王金造的大院子里波荡着月色，这里挤满了大洼村的老老少少，人人手里提着红灯笼，大家异常兴奋，大声议论着，大院里显得激扬又欢快。堂屋的大门敞开着，屋里四角都点上油灯，火苗忽闪着，有了缕缕的烟雾。迎面的大墙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党旗在油灯的映衬下红遍了一面墙。

　　几个入党积极分子都在堂屋坐着，脸上看不出有多少喜气，也看不出有啥表情，都闷着头抽烟，像是肩膀头上又多了几分重量。叔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头吊在胸前，寡言少语。

　　村人们议论说，一入党，就能升官，前程无量啊！

　　有人就说，党员多，力量大，以后的日子就有人领着往前奔啦！

　　也有的说，入了党，做了官，忘了本咋办？

　　有人就反驳，说，宣誓就是赌誓，赌了誓就不能反悔，悔了五雷轰顶。

　　大家哈哈一乐。

　　这时，左科长领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匆匆走进院里，院里一下安静了，她们一进屋，屋里的人全都站起来，叔也站起来，墙上黑乎乎一片人影。左科长说，这位是组织科的张科长。人们就点头。左科长说，张科长今晚特意从市里赶过来，领着大家宣誓。人们就看张科长，张科长长得挺清秀，一身军服挺干净。左科长说排成一排，人们排成了一排，面朝党旗。

　　左科长指指党旗问大家，这是啥色儿？

　　人们说，红色儿。

　　左科长说，红色儿象征着革命，革命就要流血，你们怕吗？

　　人们说，怕啥？

　　左科长又指指旗子左上角黄色的锤子、镰刀，说，这是工人和农民干活的家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入党了，就不是一般人，就是党的人，党的人就要干党的事，就看你们将来咋干？干好，给党旗增光，干不好，给党旗抹黑，记住了吗？

　　大家就说，记住啦！

　　左科长说，真记住啦？

　　人们说，记住就是记住，还能说了不算？还能忘了不成？

　　左科长说，起誓吧！

　　张科长纠正说，宣誓。

　　左科长笑笑，说，对，宣誓。

　　张科长站在了他们的前面，举起右手，攥起拳头，说，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嗓音要亮，声音要大。

　　外面就有人喊，使劲喊！把吃奶的劲使上！

　　又有人说，不使劲，就不让他入！让他滚毬！

　　人们哈哈笑。

　　张科长带头宣誓了，屋里屋外一片安静，张科长喊一句，人们跟着喊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叔宣誓的时候，眼睛看着房梁，不敢看党旗，腿一直瑟瑟发抖，抖得人心惊胆战。后来，左科长感慨地跟我说，入党宣誓的时候，就数栋梁同志激动，别看栋梁同志不爱言语，但心里有数，你看他宣誓的时候，激动得浑身都抖，栋梁真是好同志，难得啊！面对党旗如此激动，肯定对党忠心，这样的同志不重用那还了得？我已经报到组织科，他入了党，就让他到马口村去当村支书。马口村阶级斗争复杂，老支书屁股没坐稳，就让地主的小老婆拿下了。

　　宣誓完了，已是半夜，叔没回家，在漆黑的夜色里，独自一人去了水车房。我收拾了党旗，悄悄追过去。

　　叔坐在白猪河大堤上，望着静静流淌的白猪河。他根本不知道他刚才的样子有多么狼狈，他是仓皇地离开了党旗，离开了地主王金造的老宅子。叔坐着，望着黑乎乎的远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好久，远处没有一丝亮光。我突然听到叔哭了，叔没哭出声，只是狠狠掐断鼻涕抹在了鞋上。我挨近叔坐，叔勾过头说，怎么就这么巧？早不见晚不见，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叔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垮塌了。叔又说，面对党旗，我一阵一阵地发晕！

　　我说，你抖得真厉害。

　　叔扭头看着我，说，我抖了吗？

　　我点点头。

　　叔叹了一声气，说，那一刻，我耳边都是啪啪啪的枪响。

　　我静静无语。

　　叔突然说，我这算啥？我咋还有脸在党旗下站呢？叔惶恐不安，那不安中隐隐有悔恨和怕，悔恨不该认爹，怕的是，他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啥？

　　我说，叔，您可千万不敢胡思乱想，这件事，没人知道，就是知道了，党有政策，您是从三个月大跟着贫农的爹长大的。

　　叔摇摇头，固执地说，话是这样说，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反革命”的血。他突然悔得抡着拳头咚咚打自己的头。

　　我抓住叔的手，叔的手冰凉，我说，别多想啦，再想有用吗？

　　叔叹了一声气，说，没办法，既然宣誓了，就像赌誓一样，收是收不回来了。

　　我说，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叔想了想说，也只能这样啦。叔站起来，有力地拉着我的手，说，我要将功补过，一定干出个党员样儿，不给党丢脸。

　　我和叔慢慢往回走，走在路上，叔又叮咛了一次，说，这事千万不敢往外说出去，说出去坏了我的名声事小，毁了党的声誉事大。

　　我说，您放心。

　　自此，这件事成了我和叔之间默守了十几年的秘密。

　　姑父想起他爹的事来就哭，想起来就哭，说他爹是误伤了八路军，死得有点冤。他让我带信儿，想见见叔，叔说不见，一口回绝了。

　　好一段时间，叔的神情恍恍惚惚。我和左科长在街面上碰见他，左科长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的眼光竟然躲着左科长，有时，话没说完，贼人一样，侧着身子，匆匆地就走了，头也不回。

　　左科長望着叔的背影生疑，说，咦！栋梁这是咋啦？头发怎么几天不见全白了，额上的皱纹也多了，像是老了几十岁，是不是让他到马口村当支书感到压力大？

　　我忙说，是，叫谁谁也有压力，马口村也是千号人啦！

　　其实，我心里明白，叔心里有一块坚硬、生冷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叔和我说过，他一直觉得身后有一把刀，那把刀就是人们的目光，那目光简直要剜他的心。

　　7

　　转年一开春，叔走马上任，到马口村当了村支书。

　　我们郊区科也在同一年搬回了海城市，改名农村工作委员会。

　　左科长调走了，调到妇联当副主席。走的那天左科长跟“阎老道”拍桌子打板凳，大吵了一架，说自己虽然没文化，但愿意在农委干，愿意跟农民兄弟在一起，不愿意跟婆婆妈妈的老娘们儿打交道。平时那么凶的“阎老道”，却不温不火，该干啥干啥，接电话、批文件，理也不理她。左科长就在他身前身后转着骂，说他忘了当初躺过她的担架。“阎老道”突然扬了头，说，你算了吧！过去是过去，过去说明啥？说明你有功？功劳大？是！没错！你为革命是流过血流过汗，做过贡献，那只能说明过去。现在是和平年代，我们接管了城市，我们的干部就要适应新的形势，你大字不识，只知道破马张飞地干，能行？“阎老道”说完，仔细地端详着满脸涨红的左科长，突然笑了，说，你模样不错嘛！也该找个人嫁啦！这么好的一块地，荒了怪可惜！左科长铆足了劲，“呸”了“阎老道”一口，转身突突突地就走了。“阎老道”就冲着左科长的背影，哈哈大笑。

　　左科长真就嫁了，嫁给了比她大十二岁的《海城时报》的主编，一个门面挺清秀的文化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刘秘书被清理出市政府，到劳动局下属的服务大队当搬运工。我在火车站见过他一回，他正踩着颤颤悠悠的跳板往火车上扛大包，狼狈得衣不是衣、帽不是帽。

　　我留在了秘书科，管内勤，兼写材料。我天天守在机关，好几年没下乡，大洼村的事知道得越来越少。听说八嫂还苦苦地守着。村人说，八嫂那么年轻漂亮，又没有一儿半女，恐怕也守不了多少时日。后来听说八嫂为鸡毛蒜皮一点儿小事，跟婆家翻了脸，断了来往。我明白，一般规律，断了来往，就是为自己留一条路，这是改嫁的前兆。六甲入了监，他犯的是流氓罪，算算还有不多的日子就该出来了。他媳妇等着他，隔仨月俩月就去大狱看他，听说六甲给媳妇磕头作揖，感动得三行鼻子两行泪，悔得跟泪人一样。

　　叔的消息不少，但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叔轻易不进城。这次，我在海城市“八一”大礼堂召开的“‘七一先进共产党员表彰大会”上见到了叔。叔站在台上，戴着大红花。我一看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壮实的汉子，竟然瘦下去半个人，脸像没洗，黄巴巴的，头也没剃，像枯黄的草竖着，看来火上得不小，嘴唇都烧破了，涂着紫药水。身上是一身半黄半白裤褂，两边的裤腿上仍然各有一块大补疤，补疤是蓝色的，他卷着裤脚，穿一双家做布鞋，没穿袜子。但他眉目还是那么清秀，眼睛还是那么有精神。

　　散会时，我在台口等他。叔下台口，一见我就笑了，和我拉了手。叔的手掌裂开口子，翻着皮，手像是带着刺，粗糙得像锉。叔的脸面上很开朗，笑呵呵的。我关切地问，好久不见，您好吗？叔笑呵呵地说，咋不好？我说，中午您别走啦，在机关食堂吃点啥。叔想想说，行，我正想找“阎老道”说点儿事儿呢。说着，脸就有点阴，说，“阎老道”官大不讲理！

　　现在的机关有点儿机关的样儿了，办公室、食堂、会议室一应俱全。中午我在食堂给叔买了两个馒头、一碗玉米粥，再想要个猪油炒的白菜。叔立了眼，站在卖饭的小窗口，吵架一样跟我吼了起来，说，你发财啦？你是财主？吼得满食堂的人都扭过头，尤其新来的几个小姑娘，偷偷地笑，笑得我怪不好意思。叔拿了馒头，连拖带拽地把我拉到食堂门口，从兜里掏出一把盐粒子，说，有它就行了，臭讲究！

　　叔吃饭没坐在人堆里，蹲在人们过来过去的食堂门口的台阶上。他埋着头，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吃光了，嚼了两颗盐粒子，然后从我手里端过青瓷花碗，扬着脖，几口就把一碗玉米粥喝完，还把碗扬在头上，像接着屋檐下点滴的雨水，扬了一会儿，把碗边点点滴滴的玉米粥也舔了，最后把碗给了我，拍拍肚子说，吃饱喝足谁说也不服！哈哈一笑，就到我屋唠话去了。

　　叔一坐下，好像要把积攒了多年的话要一下子跟我说完，给我讲了村里的变化，村里组织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的互助组，缺耕牛、缺犁的人有了互换的机会；挖了几口压水井、盖了几个大粮仓；说了耙地、播种、收割；还说了谁家牲口配种，谁家猪下了小崽；说多年的盐碱荒滩，种了绿绿的小树苗，树苗如何偷偷地发芽，慢慢长大；讲了白猪河畔的野菊竟然悄悄地开花；村部的石榴树去年结了果；说有十几家老屋翻盖……叔说得有些得意，我能听到他的心跳和呼吸，我能感受到他那浓浓的、炽热的感情。他说村里搞了个五年规划，让大家提意见，开始村里人不好意思说，后来他各家走，挨门串，他们看他真心实意，就有啥说啥。他听了大家的意见，把规划改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好。

　　我一下感到，叔很自豪，这是他人生最蓬勃、最亮丽的时节。叔为什么拼命的工作，一刻不停歇的工作？我知道，工作是一种能除百病的良药，忧愁、痛苦、焦虑、孤寂，只要一工作就全忘了。

　　我问了八嫂的情况，叔止住笑，动情地说，说实在的我挺可怜八嫂，八嫂是逃荒要饭到的大洼村，没有娘家人，挺孤苦。八嫂想改嫁，可她又不敢，一是忘不了八哥，二是怕村人说闲话。其实她根本不用害怕，谁还能守着死人过一辈子？现在八嫂嫁了，嫁到了我们马口村，我是媒人，嫁的是村里的会计，会计人挺实诚，就是个头矮点儿，老婆在月科里受了寒死的。现在八嫂整天抱着前窝的孩子，笑呵呵地在村街上玩儿。

　　我问，她跟八哥家还有来往吗？

　　有啊！叔说，我把他们一家拢到一块把事说开了，婆家也没说啥，八嫂出嫁的那天，婆婆给她割了二斤离娘肉，八嫂抱着肉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八嫂把八哥家当自己的娘家，大年初二，三口子都回去。叔自言自语道，世上的事，没对没错，太阳一出人影向西，太阳一落人影向东。

　　我真是感动，叔的心，细到了极处。

　　叔說，你不知道，在朝鲜战场上战死的应该是我，那年报名参军，八哥是村里的副支书愣是把我按下了。他知道我的身世，说什么不让我去，他去，去了就没回来。叔的眼睛红了，说，八哥在上甘岭让美国人的炮弹炸得骨头和肉一点儿没剩，我在村头给八哥圈个空坟，立个碑。哎！叔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留个念想吧！我真想八哥。

　　我惦记着六甲。叔说，我到大狱去了两趟，人真是怪，看不见想他，看见就想骂他，我去一次骂一次，听说改造得不错，过两天就出来了。

　　我又问，您爹娘可好？

　　叔半天不说话，掏出了一颗盐粒子放在嘴里嚼了，说，我爹外号叫“诸葛亮”，掐指会算，啥事算得精明。他像知道我所有的事，但他不点破，他知道点破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就毁了。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他现在腿坏了，下不了地，整天坐在炕上，望着窗外出神。

　　正说着，“阎老道”咳嗽两声，从我门前一步三摇地走过。

　　叔腾地站起，走到门口，他停住，眼光躲着我，半天才说，我好多次在梦里让枪声惊醒。

　　8

　　我听到咣当一声门响，叔从“阎老道”办公室怒气冲冲地出来。我迎着叔，叔一脸的怒气，说，算啦算啦！成了老爷啦！摆谱啦！我问，咋啦？叔依然暴怒，粗声大嗓地说，马口村前的大坝，已经老得没了牙，再不整，赶上下雨，海水倒灌，几万亩稻田就遭殃啦！要修大坝，他张口没钱闭口没钱，哭穷！好像没钱就不办事啦！钱钱钱，钱是王八蛋！“阎老道”打开了房门，大喊，你回来！你给我回来！叔头也不回，突突地走了。叔走路时腰微微弯着，身子前倾着。我心里震颤了一下，感到叔失望啦。

　　“阎老道”喊了我，你来！我进了“阎老道”办公室。他火还没消，坐在沙发上喘粗气，说，这个王栋梁啊！不容我说话，整大坝要钱，钱从哪来？从哪儿来？他向我伸手。我说，大坝是要修了。屁话！“阎老道”手指头点着我的鼻子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生孩儿不知道痛，我还不知道大坝要修啦？给我倒杯水。他立眼喊，茶！那儿有茶！

　　“阎老道”也感觉到有一种不祥的兆头，这几天，天气格外地闷热，开个会满身是汗，像在蒸笼里。“阎老道”连着开了几天的会，农委、财政、市政、水利，每次会我都记录，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马口村前的大坝。

　　就在“阎老道”一个会接一个会开的时候，天变了。黑云压顶，雷声大作，大雨不容人们多想，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阎老道”听到雷声在窗前炸响，脸一下变了色，他把一堆文件往前一推，腾地站起，说，散会！立刻到马口村！

　　我跟着“阎老道”坐上吉普车，出了机关的大院，街面的水就到了脚脖子。“阎老道”连说，毁啦！毁啦！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就往马口村赶，美国吉普能趟水，水漫了车轮，还开得很快。我们沿着公路一直向西，路两边水沟里的水，眼看着就和路面齐平了，雨还在不停地下。“阎老道”急眼了，他从后排座位站起来，脑袋就撞上了顶棚，他弯着腰，左右看看，又颓然坐下，抽出一支烟，塞在嘴里，哆哆嗦嗦好半天才点着，说，马口村的大坝要是塌了，五十六个村就全毁啦！

　　车开到马口村前的大洼，陷进泥里，开不动了，光听着发动机鬼样叫。“阎老道”拉开车门，跳下去，我也跳下去，我们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直奔了白猪河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