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森

　　红疤手

　　红疤手姓戈名连营，是个卖虫的。

　　当铺巷住着几十户人家，干什么行当的都有，但以卖虫为生的只有红疤手。

　　这个绰号只是背后叫，没人敢当面唐突，谁失口叫了，他脸一板，目光里透出杀气，让人不寒而栗。老辈人常说，戈连营这个姓名总让人想起古诗词中的句子：“半夜行军戈相拨”“梦回吹角连营”。戈连营是否行伍出身，谁也弄不明白。

　　戈连营的模样，寒碜！身子瘦小不说，还是个驼背，左脚有些跛，右手的手背上有一块发亮的红疤，很显眼。

　　他年少时出外读书，一走好多年都无消息，待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祖居的当铺巷，这时候他的父母已經辞世。他也早过而立之年，孑然一身，又是个残疾人，这日子怎么过？

　　戈连营说：“巷子后面是雨湖，我的生计就在那里，弄碗饭吃小事一桩。”

　　街坊邻居半信半疑。

　　出当铺巷的巷尾，便是雨湖。雨湖不是一个湖，是上、中、下连着的三个湖，湖边长满了密密匝匝的芦苇和各种野花野草野树，虫鸣、鸟叫、鱼跃，风景不经修饰，充满了野趣。

　　戈连营总是在天还没亮时，手持长柄网，挎着几个小口大肚的竹织圆篓子，到雨湖去捉虫捕鸟。蚂蚱、螳螂、叫哥哥（蝈蝈）、蟋蟀、蝉，都要；也捕一种在芦苇丛中搭窝的水鸟，叫翠莺儿，成年鸟很机警，一有动静就飞了，飞不动的是幼鸟。

　　他为何这么早就去捉虫？因为早晨露水重，虫翅膀是湿的，飞不快，容易捉。

　　这些虫，或卖给大人听虫叫，或卖给孩子当“玩伴”。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捉用以斗架的蟋蟀，每只的价格就高多了。他说：“让它们斗得你死我活的，缺德。”

　　戈连营卖虫是在中午后至黄昏这一段时间。当铺巷巷口连着平政街，他的卖虫摊子就摆在这里。不远处有一所小学叫平政小学，过往的学生很多。下班的大人经过时，也会驻足以观。戈连营坐在一个矮脚凳上，面前摆着装了各种虫子的竹篓子，罩着丝网的小竹筐里装着几只翠莺儿幼鸟，用芦苇编织的小笼子一串串搁在脚边。每只虫也就一分钱或两分钱，幼鸟五分钱一只。

　　小孩子有买叫哥哥的，有买蟋蟀的，戈连营一边把他们选好的虫或鸟装入苇草笼，一边笑着回答各种问题。

　　“戈师傅，叫哥哥吃什么呀？”

　　“它最喜欢吃丝瓜花，还有嫩丝瓜藤。”

　　“叫哥哥有等级吗？”

　　“小朋友，你很肯动脑筋。以翅膀分有三等：短翅、长翅、超长翅。以声音分也有三等：脆叫、亮叫、老憨子。超长翅和老憨子，是最高等级，难得一见。”

　　戈连营说话的时候，有大、小苍蝇飞来飞去，他闪电般伸出有红疤的右手，把苍蝇抓住、捏死，从不落空，然后松开手掌，把死苍蝇喂给幼鸟吃。有时，他右手握一根小棍子，神速地把苍蝇击中，又狠又准。看着死苍蝇，他冷冷地说：“活该！”

　　小孩子看得惊叫不已，大人看了便知他腕力、指力和眼力的不同一般。

　　天快落黑时，戈连营卖完了虫、鸟，高高兴兴回家去。若是没卖完，他要先去雨湖，把虫、鸟通通放生。人问为什么？他一笑：“它有它的安身处。”

　　春、夏、秋三季，戈连营自然有生意可做，冬天呢？他也有绝活：造冬虫。“造”是湘地玩虫人的术语，就是人工繁育的意思。比如叫哥哥，属于秋虫，很难熬过冬天。但戈连营在入秋后捉来雌雄叫哥哥，放在铺了土的罐里，让它们交配，把卵产在土里边；入冬后，把土放在暖炕上（自己搭建的，窄而短，下面生一盆微火），每天洒点水，用棉被盖上，慢慢让幼虫从土里孵了出来；放点菜叶，有太阳时晒一晒，过几天幼虫便开始长腿长翅膀。叫哥哥前后要蜕七次壳，七天蜕一次，蜕一次便长一次，经七七四十九天长成了模样，然后开叫。于是有喜欢玩冬虫的人，就上戈家来买。

　　大家说：“这红疤手，怕是前世有恩于虫，虫也知道今世来报答他。”

　　靠着这营生，他悠然地度日，富不了，也饿不死。好心人劝他成个家，他摇头，说：“这碗饭就够一个人吃，我不能苦了别人。”

　　日历换了一本又一本，转眼到了1966年初夏，戈连营已经年过半百。

　　这天午后，戈连营照例在巷口边摆摊子。突然一群戴着“红卫兵”红袖筒的中学生，气势汹汹围了上来。

　　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小伙子，逼上前，大声说：“你卖虫供人玩，是腐蚀革命群众，你知罪吗？”

　　戈连营端坐着，说：“屁话，老子就卖虫了，怎么着？”

　　那小伙子恼了，抬起脚来要去踩踏那些竹篓子。戈连营突然挣挫着站起来，扬起右手使劲一砍，小伙子身子一晃，倒了下去。阳光下，那个手背上的红疤，亮得扎眼。其他的红卫兵捋袖逼近，戈连营跳到摊子外边，身子一蹲，一个扫堂腿扫过去，齐刷刷倒下一圈人。他拍拍身上的灰尘，说：“我红疤手是给你们留情了，不想死的，赶快滾！”

　　那些红卫兵“呼”地一声散开了。

　　戈连营虫也不卖了，收拾行头回家去。

　　巷里的人为他担起心来，谁敢打红卫兵啊，这祸闯大了。

　　果然，到黄昏时，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脑脑，一齐涌进了戈家小院，在口号声中，肆无忌惮地抄家。两个小时后，这群人又慌忙退了出来，静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戈连营照旧去捉虫捕鸟，午后照旧到巷口边去设摊。怪！

　　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戈连营当年外出读书，然后去了延安，练就一身好本领。他枪法好，大刀也使得精，当过侦察连连长，多次立功也多次负伤，如腰部、右脚，还有右手背上的红疤，是与敌人肉搏时留下的刀伤。当时的《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过他，称他为“孤胆英雄红疤手”。开国大典时，他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还留下了照片。他转业回家本可持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由当地政府安排工作或领取伤残补助，他一样也不要，靠双手养活自己……

　　小巷中居然住着这样的人物，不显山不显水 的，红卫兵去招惹他，那是自讨苦吃。

　　“戈爷，早！上雨湖去？”

　　“是啊，早晨露水大。”

　　“戈爷，出摊啦，祝生意好。”

　　“谢谢吉言。”

　　乐扫扫

　　乐扫扫的扫地声，总是在夜里十一点准时响起。

　　这条长长的巷子，叫当铺巷。家家户户早就闭门安歇了，巷子静如大山中的一条沟壑。大竹扫帚抚触着青石板铺砌的巷道，沙、沙、沙、沙……如细雨敲窗，如春蚕噬叶，很从容也很柔软。

　　扫地声从巷口响到巷尾，不多不少一个半小时。路灯下，飘着一条又瘦又薄的影子，孤零零的。扫地声从1966年的一个夏夜响起后，持续到眼下的1978年，十二年弹指一挥间。

　　子夜前后还没有入睡的，只有睡眠少的老辈子，或者是因职业习惯喜欢熬夜的人。比如，供职于社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何究源，两鬓斑白，犹笔耕不止。只要一听见乐扫扫的扫地声，他便会搁下笔，肃穆地坐正身子，那竹扫帚仿佛在他心上扫过来扫过去，心便隐隐发痛。

　　乐扫扫是巷中人背后叫的绰号，他姓乐名稍稍，来自古语：有得意处，乐而稍稍，乃君子之风。已届古稀的乐稍稍，既不是何究源的亲旧，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只是邻居而已。可不知为什么，听着这深夜的扫地声，何究源心痛之外，还有莫名的内疚。

　　文化大革命兴起时，乐稍稍正好退休。他原在一家街道小厂的医务室工作，里里外外就他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家境富足，读过医科大学，又应征在国民党部队做过几年军医，虽没有任何血债，但人生档案上有污点留存，抹也抹不去。居民小组长马大婶，按上级的指示，横眉竖眼勒令乐稍稍每夜扫一遍巷子，要风雨无阻，要扫得干干净净。

　　乐稍稍素来胆小，说话都不敢高声，连连点头。

　　“你要好好改造思想，认真赎罪。你为敌人治病，治好了让他们继续作恶，这罪可比天大。”

　　乐稍稍一张脸蓦地变得惨白。

　　从此，他夜夜扫巷子，也就有了乐扫扫这个名号。人们都习以为常，只有何究源寝食难安。是非颠倒的十年过去了，尔后是拨乱反正，世道变得清明，乐扫扫依旧不依不饶地扫巷子。没有谁指令他，也不可能有人督查他，只可能是长期的心理压抑，让一种外力强制的行为模式，变成了自我心理的庄严确认，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得赶快调治。

　　何究源曾背地里找乐扫扫的夫人和孩子，让他们进行劝说和开导，可他们说：“何教授，他不听啊，反说我们不懂世事。每天很早就嚷着吃晚饭，吃完晚饭就握着扫帚坐在客厅里，两只眼睛死盯着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差五分他出门，走到巷口正好十一点，然后开始扫地。扫完地回到家里，一定要把扫帚靠在床边。您是搞心理研究的，托您为他治一治。”

　　怎么治？何究源犯难了，他坐在书桌前长吁短叹。

　　何究源的妻子是个资深的中学语文教师，当她听丈夫说起这件事时，脑袋里灵光一闪，说：“老何，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什么意思？”

　　“让现在还是居民小组长的马大婶再训他一顿，命令他不准再扫巷子了，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何究源蓦地站起来，敲敲自己的脑门子，说：“你头发长，见识可不短。当年马大婶的恐吓，让乐扫扫在心理上牢牢地确认了她的权威性，谁人也不可替代，真应了‘唯马首是瞻这句古话。你是让我去劝说马大婶再次登场亮相，严令乐扫扫再不许扫地？”

　　“对。”

　　“马大婶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过去仗着出身好，跟着别人瞎起哄。这几年被大家责怪，头都抬不起来。她会答应吗？”

　　“你告诉她，她应该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拯救乐扫扫，等于是将功补过，大家会记得她的好处。”

　　……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马大婶领着几个居委会的年轻人，去了乐家。

　　乐扫扫握着竹扫把，坐在客厅里，见马大婶急火火地闯进来，慌忙站起，腰微弯，说：“我在看着钟，才十点哩，我不会迟到的。”

　　马大婶板起一张脸，大声说：“从今晚起，你可以不扫巷子了。扫了十二年，群众对你的思想改造很满意，我也很满意。以后，谁也不能再叫你乐扫扫，要叫乐先生、乐老师。乐先生，把竹扫帚放到院子里去！”

　　“是。请问巷子谁来扫呢？”

　　“已安排环卫工人打扫。”

　　马大婶说完，连茶也不肯喝，领着人走了。

　　每夜十一点钟，再没有扫地声响起了。

　　有一天，乐先生的夫人在巷子里碰见何究源，着急地说：“我家老乐，每夜不去扫巷子了，但到了十一点，又拿起竹扫帚扫自家的院子。”

　　何究源一惊，随即冷静下来，说：“这是一种心理惯性，慢慢……会过去的。”

　　“那就好，那就好。”

　　何究源心想：有的人会慢慢地爬过这个坎，有的人却永远也爬不过去……

　　玉须帘

　　退休前，竺可帘在公家的“湘潭华帘厂”织帘子。这个厂生产各种形制的门帘、堂帘、窗帘、廊帘、檐帘，材质有绒、棉、布、绸、绢、竹诸种。竺可帘是织竹帘的高级技工。

　　退休后，回到自家的小庭院，闲得骨头发酸，便自办一个小作坊，经理、工人就他一个人，还是织竹帘。

　　儿子竺小可早成家另过，老妻洪玲虽可打打下手，但不怎么热心这个事。她常说：“老头子，你织了一辈子的竹帘，还没织够？”竺可帘答：“我的姓和名，标榜的就是以竹织帘，非终其一生不可。”

　　他姓名中的“帘”，原本不是这个字，是竹头下加一个“廉”。《说文解字》称：“从竹，廉声。”推行简化字后，就通用为“帘”了。“帘”的原意是什么，是挂在酒店外旗杆上的一块布，名叫“酒帘”“酒旗”“酒望子”，如武松饮酒的店子，“酒帘”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五个大字。

　　在织竹帘的这个行当中，竺可帘是公认的名匠高手。他有一双识竹之眼，选出的南竹必是生长期两年以上的，节与节之间的間距长。然后是刨去青皮、磨平凸节，再经锯段破竹、划片成篾、分丝、匀丝、漂丝、晒丝十几道工序后，才在织帘机上绷好以蚕丝搓成的粗细均匀的线为经，以竹丝为纬，敛声屏气地开始织帘。竺可帘不织一般的竹帘，那种帘子每市尺用竹条不过一百根至一百二十根；他织的是“玉须帘”，每市尺须用竹丝一千根以上，织好的帘子还要装上好木头制作的天头地轴，如同装裱过的国画。织这样的帘子，不但要技艺精湛，还须心静有耐性。竺可帘的屁股上，常年久坐磨出了厚茧。

　　竺可帘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那里面有许多关于帘子的妙句，让他浮想联翩。“疏帘淡月，照人无寐”“金碧上青空，花晴帘影红”……只有竹帘才可以透光，隔而不隔，月影、花影、鸟影……当然也包括女人的倩影，可以实中有虚、静中有动地透现过来，别有一番美感。故古人说：“帘后美人，最堪让人心旌摇动。”

　　竺家的庭院里总是氲氤着竹子的清香，总是轮番响起斧锯声、刀凿声、织帘声。

　　竺可帘问：“儿子、儿媳、孙子，这个双休日怎么没有回来？”

　　老妻洪玲说：“他们忙吧。”

　　“给你打电话了？”

　　“没有哇。”洪玲换个话题，说，“老竺，这几条玉须帘，你可织了不少日子了，誰定的货？”

　　“一个年轻的局长，说是要送给省厅的大领导，只要好，不怕价高。”

　　洪玲“哼”了一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秋月皎皎。儿媳容巧巧，突然一个人回来了。一见二老，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小两口曾是大学同学，后来又都考上了公务员，一眨眼四十五六岁了，他们的独生子正读大学一年级。

　　竺可帘问：“我儿子欺负你了？”

　　“没有。”

　　“他赌钱、吸毒了？”

　　“没有、没有！”

　　婆婆问：“你哭哭啼啼的，为了什么？”

　　容巧巧说：“他不想看我，也不想理我。晚上，我们……各住各的房间，都关着门。”

　　婆婆又问：“他每晚还有休息日，都在家里吗？”

　　“在。”

　　婆婆忍不住笑起来，说：“老夫老妻了，看熟了的面孔，说厌了的话题，就这么回事。”

　　竺可帘说：“我送你两条玉须帘，一条挂在你房门口，有门帘你就不要关门了。一条挂在客厅与阳台的通口处，有月亮的晚上，你可以坐在阳台上赏月、看花，心里就没有烦恼了。”

　　洪玲说：“这不是那局长订好的货？”

　　“管他呢，他想要，就再等！先让自家人用。”

　　“老头子，我要给你一个点赞！”

　　容巧巧半天没回过神来，心想：你们做长辈的，得教训儿子不要轻慢了儿媳呀，这帘子解决问题吗？

　　竺可帘说：“巧巧，你跟你婆婆说说体己话，我出去买几包香烟。”

　　“爹，你去吧。”容巧巧忙说。

　　……

　　一眨眼过去了十天。

　　星期六上午十点，竺小可、容巧巧双双回来了，还挽着手，脸上笑得很灿烂。

　　竺可帘发现，儿媳妇穿着一件新旗袍，短袖、立领，黑底起碎白花；脸上化了淡淡的妆，眉修长，嘴小巧；发型也变了，高髻上绕一条珍珠项链。儿子呢，白西装、红衬衫、黑领带。

　　竺小可说：“谢谢爹给我们的玉须帘。”

　　“好吗？”

　　“好。巧巧坐或站在帘子后，怎么看，都入目。”

　　容巧巧脸色羞红，说：“小可，我还是我呵。”

　　小可说：“你还是你，又不全是你。”

　　容巧巧笑着转过身，一把抱住了婆婆，在她脸上响亮地吻了几下。

　　洪玲说：“这小女子乐疯了。”

　　竺可帘对小两口说：“你们多久没回了，我要 提早下厨，弄出几个下酒菜来。”

　　洪玲问：“要我去帮忙吗？”

　　“不劳大驾，你就陪着他们聊大天吧。”

　　“儿子、儿媳，你们多回家呀，我就可以多歇憩了。”

　　小可、巧巧说：“一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