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

　　“英雄美人”叙事模型中，“英雄”形象一方面强调身体上的勇武有力，另一方面强调精神品格的无私伟大。因此，“英雄”是一个兼具肉身性和精神性的话语符号。“美人”形象突出人物外在形态的“美貌”，英雄与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多样，结局往往不得善终，富有悲剧性。

　　新中国初期的文学作品延续解放区文学的创作模式，为符合新生政权意识形态的建构，不断激活和改造着古老的英雄美人叙事套路。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叙事中，英雄作为政权政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被塑造成所谓“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形象。被集体话语征用的英雄美人，面临着人性书写的禁区和风险，因而肉身性容易被阉割，只留下高尚无私的精神性。人物一旦被先在地定义为英雄，就变成了没有肉体温度的时代雕塑，这在红色文学中非常普遍。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骁勇善战，品德高尚，性格几乎完美无缺。《红日》《铁道游击队》中的军人群像，《红旗谱》中背负国仇家恨的农民朱老忠，《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和杨晓梅等无不如此。

　　完美无缺的“英雄”和“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美人”有时作为英雄的点缀而出现，如《林海雪原》中喜欢少剑波的白茹；有时则化身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女英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银环；《青春之歌》中的美人则是被英雄发展和教育的对象。拥有党员身份、信仰坚定、性格坚强的进步青年卢嘉川，无形中成为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推动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的林道静完成了灵魂的“换血”：由一个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美人”成长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新人”。

　　英雄背负着历史理性和集体主义话语，其“正谕话语”（朱大可语）的单纯性和唯一性所具有的精神洗礼功能，更容易和叙事的悲剧性结合起来，使叙事中“崇高”的审美品格得以升华。只有走向牺牲，才能成就不朽的国家神话，从而为革命、集体和国家主义浇筑一座用以纪念和教育的红色丰碑。“牺牲”在革命文学中回归了它最初作为祭品的原意，英雄美人真正成为了革命的“牺牲”，铁骨玫瑰成全了一场悲壮的国家寓言。将“革命”注入“浪漫主义”，实现崇高和悲壮的审美诉求，是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中的英雄美人难逃悲剧的一大原因。

　　《百合花》以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通讯员为叙事核心，环绕在他周围的两个女性形象分别是叙述者“我”和一个不愿意借被子的新媳妇。在得知年轻的战士为保护大家英勇牺牲的消息之后，新媳妇用自己的婚被盖上了小英雄的遗体。绣着百合花的枣红色婚被透露出新婚之夜身体交合的性隐喻，在这里，主动让英雄享用表征身体的符码，是对英雄行为的一种追认和升华，它成为了美人祭奠国家英雄的方式。因此，英雄将身体献祭给了国家，美人则将身体献祭给英雄。“新媳妇”所代表的女性话语被置换成更具有普泛性的“人民”（“老百姓”）话语，国家、英雄、美人的多重献祭关系，在“军民一家亲”的严肃话语之下，无比庄严和圣洁。

　　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中的英雄美人叙事模式是主动献祭式的，它出于集体话语的需要，将个体的牺牲行为国家化和光荣化，以增强叙事的悲剧性和崇高感。七十年代末政治解冻之后，文学作品开始正视历史伤痕，反思集体话语对人的戕害，铁骨与玫瑰的悲歌就变成了特殊时期历史晦暗的见证。

　　梁晓声在《论崇高》中提到：“我认为崇高是人性内容很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以此关照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更能看到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所在。《今夜有暴风雪》塑造了几位在北大荒暴风雪中艰难成长的返城知识青年。其中，裴晓云这一悲剧形象颇值得思考。她不被信任却心怀对理想和爱情的期待站到了哨位上，最终在严寒中冻死。除了对其进行了英雄主义的赞颂之外，作者没有止于对其高尚行为的单一化处理：她的死正是由于排长故意安排不更换岗位造成的，梁晓声用这一情节反映出了政治特权与个体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透露出对历史的深情叹惋和冷静沉思。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文学中英雄的身体注定要献祭给国家和集体，七十年代末的伤痕、反思文学已开始为英雄美人的牺牲注入控诉的泪斑，其后的小说越来越开始解放英雄美人的肉身性。

　　莫言的《红高粱》对传统“英雄美人”模式也进行了现代挪用和改装。余占鳌首先以土匪身份占有了戴凤莲的身体，后面才彰显出其英雄血性。相较之前的英雄叙事，书写草莽英雄更方便与情欲叙事结合，余占鳌作为民间英雄的象征，被作者复活了肢体暴力，同时与民间伦理中的“义”“道”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既是英雄好汉又是土匪无赖的身份组合。因此，余占鳌与戴凤莲高粱地野合的情欲叙事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而余占鳌的儿子豆官在生殖器被枪射中之后仍没有丧失性能力，亦可视为作者对民间英雄肉身性延续的强调。

　　除了对英雄美人肉身性书写的恢复，莫言还将草莽英雄置于民族仇恨的国家主义现代话语中，为其镀上一层历史使命的光辉。《丰乳肥臀》中抗日别动大队司令司马库的血性男儿形象、《檀香刑》中义和团造反者孙丙的汉子形象，都是置于多种政治势力的交锋中呈现的。英雄配好枪炮走上战场，美人为其备好食粮。戴凤莲就是在战火中为余占鳌送拤饼时被枪射中而死。古老的“江山美人”二难命题在这里得到解决，英雄为了“江山”奋勇杀敌，“美人”也为了“江山”献祭生命。“枪炮”是革命英雄的现代武器，是政治势力的象征，“英雄美人”的古老套路在被施加了意识形态的魔法之后，变得更加宏大庄严，荡气回肠。历史的真相和隐情、革命战争的残酷和离乱、剥离政治话语的人性闪光，都要求作者为英雄美人同时赋予民间性和集体性，才能够在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红高粱》中英雄美人的悲剧性命运更多出于文学的叙事逻辑和读者的审美需求。戴凤莲只有倒下，才能感受到生命意志的高扬，她倒在为英雄续粮的路上，才能令英雄之死更加悲壮。她的谢幕是对英雄美人浪漫主义叙事的成全，兼有古典文学中霸王别姬式的风云气和儿女情。

　　在九十年代小说的英雄叙事中，“英雄美人”的悲剧性在于个体命运的徒劳和无力，不得不被政治和時代的绳索捆绑。《兄弟》中宋凡平品德高尚，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位理想的凡人英雄形象。他的悲剧是一出“好人的悲剧”。宋凡平与李兰生活幸福，却遭遇了动荡的时代，面对红卫兵的诬陷和毒打，宋凡平的反抗使其英勇无畏的英雄性彰显，而他的死又增强了英雄的悲剧色彩。余华对宋凡平惨死车站的充分描写，强化了英雄“血性”的特征，也写出了宋凡平所象征的传统农耕文明体系下君子人格被践踏的悲剧，突显了孤胆英雄时运不济的悲怆和苍凉。

　　严歌苓的《芳华》对“英雄美人”叙事模型的改造更为复杂。刘峰、林丁丁和何小曼三人构成了典型的“爱而不得”的“一男二女”三角关系。刘峰形象的刻画反思了被历史使命和集体话语定义的“英雄”的一生，而“美人”则被一分为二：林丁丁是摧毁英雄神话的“蛇蝎女人”，何小曼是守护英雄的“圣母”。小说中的“文工团”是表现英雄美人肉身性的绝佳场域，青春、肉体、欲望都在军队这一象征国家意志的队伍中暗自生长。正如萧穗子所说：“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刘峰是一个雷锋式的好人，叙述者萧穗子对他的评价是“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大家也习惯了他圣人般的“好”。被集体挑选出来的英雄，也注定难逃被国家话语书写和规训的命运。刘峰对美丽而虚荣的独唱歌手林丁丁爱慕多年，他的示爱和身体“侵犯”由于林丁丁的拒绝演变成政治错误。同时享受两个男性追求的林丁丁，无法接受一个“干尽好事，占尽美德”的“圣人”多年以来偷偷惦记自己。在集体话语的裹挟之下，好人刘峰已经成为一个失去了正常人性的他者和异类，当他作为男性的正常欲求凸显出来，反而会被集体认为不正常，亵渎了“英雄”这个标签。被从属的政治集团驱逐出去，便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因此刘峰渴望着肉体的结束。他投入最艰苦的环境，参加对越反击战，正如《洼地上的“战役”》那个有政治污点而决意在战争中牺牲自己的战士王应洪，英雄只能用壮烈的牺牲来完成对“英雄”的最后诠释。

　　身体与精神之间正常、非正常的反讽，同样也表现在女兵何小曼身上。生性自卑、在重组家庭里备受白眼的何小曼，内心怀有一种向往牺牲的意志。她写了五份请战书上战场，背负伤员行进十几里地，回来后忽然被拔高成英雄，其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终于精神崩溃。她精神失常后不断呢喃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正是对造神行为的反讽。欲做普通人而不得的英雄们，最终只能被时代风云剥蚀得支离破碎。《芳华》寄予了作者对被集体话语遮蔽的英雄个体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关照，省察并批判了大众对“作为人的英雄”的漠视，又在这一小说的创作实践中，真正写出了“作为人的英雄”的悲剧。

　　革命文学中英雄美人的叙事模型，作为叙事潜文本迎合了民间文化心态，也是作家在国家意志规导下发挥文学性的叙事策略，而书写英雄美人的悲剧，正契合了国家话语的庄严性和崇高感。在新启蒙文学中，作家开始书写英雄美人的个体命运被集体主义绑架的悲剧，叙事也更多依靠文学叙事的内在逻辑而成立。前者，英雄和美人的悲剧在故事之“内”，英雄只是一个象征国家的符码，其悲壮的牺牲是被歌颂的，用以对读者进行精神的洗礼；而后者，铁骨和玫瑰的悲歌却在故事之“外”，作家深入到英雄的灵魂之中，表现出他们令人叹息的命运，发出含泪的批判。这两種尺度下不同的“悲剧”，正说明作家意志、国家意志和民间心理三者之间不断冲突、互相扭结所形成的张力，也呈现了当代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激活英雄美人叙事、改装传统话语资源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