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

　　一

　　夜里落了今年的头一场雪，吃了晚饭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冒雪花，直到黎明时分还未曾停歇。躺在炕上睡不着的老人们便想，这样的一场头雪，定会把箭子川道整个儿染白了。川里积了厚厚的雪，道路就阻塞了，走车和行人就都有了难处，想做的事就只能作罷了。既然什么都不能干，不如索性多躺一会儿，等热气腾腾的馓饭熟了，起来吃上两碗，再出去和那些老不死的家伙胡抬会儿杠，这一天的日子也就好熬了。入冬了，土埋了半截的老人们都是这么过日子的，熬一天算一天。

　　可老校长却熬不住。左脚脚踝骨折对于一个快要八十岁的老人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镇上卫生院的大夫说了，人老了，骨头是脆的，经不起折腾，容易折，却不容易恢复。大夫建议老校长到市里的医院做手术，被老校长拒绝了。他说听天由命吧，废就废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老校长向来一口唾沫一个钉，儿子仓仓只好任由他的性子，把他拉回家养伤。这一养，就只能成天待在炕上，哪儿也去不了了。两个多月来，倒是吃了不少苦头。

　　其实，老校长在人前说硬话的时候，心里还是紧了两紧。若是一条腿废了，晚年就要看儿孙的脸色过日子了。他比谁都清楚，人老了，就是一块臭石头，扔哪儿哪儿硬，叫人硌得慌。村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杨家峪的母亲六十岁就瘫痪在炕上，如今过了十多年了，还在炕上呻唤，整个人几乎成了一把干柴。水火都在炕上，老太太身上起了褥疮，浑身都烂了，可就是死不了，饿不死，疼不死，还要拖累杨家峪。家里本来就不宽裕，这些年为了照顾母亲，杨家峪又哪儿都不能去，家里就靠女人一个人撑着，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按说，老太太一辈子也是个贤惠人，并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也不该受这样的惩罚，可老天偏偏不开眼，叫她受罪，让儿孙们受苦，哪里又有个公平。老校长一个月前还去看了看老太太。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老校长，抓着他的手，像个孩子一样放开了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头发全白了，眼睛凹陷下去，就像个活鬼，可偏偏眼亮耳明，头脑一点儿也不糊涂，吃饭也好，自个儿的疼痛自个儿知道，一天三颗安痛定，不吃就眯不上眼。老校长看得恓惶，就骂她：“你个老怂，咋就不死呢。”老太太就把头往炕上碰，可她哪儿来的力气——头根本抬不起来，只是略微有这么个意思。老校长落了两滴泪，担心自己哭出声来，就按住她的头，给她塞了五十块钱，逃了出来。

　　太原府人常说，好人天可怜。这话传了好几辈，谁都知道。可好人真的就有好报吗？为什么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活的时候享受足了，死的时候，一闭眼一蹬腿就走了，干干净净，反而生死俱荣，可杨家峪的母亲年轻时守寡，受了一辈子苦，临到老了，却又受了这般多的罪，难不成真的是命苦人天注定吗？所以，这人世间的事真是说不准，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约只是弱势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老校长把这人世间的事算是看透了。久病无孝子，这话搁在谁身上都是对的。杨家峪的母亲住在臭气熏天的房子里，闭门闭窗，暗无天日，杨家峪极少进去陪母亲说话，也没有背老太太出来晒过太阳，这样的做法在太原府是被人嚼舌根的。可大家还是忘了，在老太太刚刚瘫痪的前几年里，杨家峪可算是人人夸赞的孝子，隔三岔五就给老太太擦身子、换洗衣服，背她看戏、晒太阳，做儿子能做的他都做到了。老太太心情也好，逢人就夸儿子。可这样的事要坚持十多年，并不容易。这几年，杨家峪真是彻底绝望了，他从四十岁伺候母亲，到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母亲把他从青年牵扯进了老年。这十二年，他活得麻木了。除了围着母亲转，他哪儿都去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穷，儿女一天比一天大，他和女人一天比一天老，这心里就憋屈得慌。后来，他就有了酒瘾，空闲的时候，除了喝酒、抽烟，再无二事。对母亲的照料也没那么上心了，也懈怠了，他也像村里的老人们一样，一天一天地熬着，熬得自己胸无大志，眼神痴呆。别人说，有喝酒的工夫，不如给老太太好好梳洗一番，他就只撇撇嘴，挥挥手，继续喝酒。说话的人就叹着气，摇着头，骂着他“坏了良心”走远了。他的心里却蓄满了苦汁，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苦就着烧酒灌下肚子，不然，他会半夜惊醒的。

　　老校长理解老太太的苦处，更理解杨家峪的难处，所以，他从不责怪杨家峪。作为六知堂的掌家人，老校长心里也没底，等他真有一天站不起来了，也瘫在了炕上，他的儿孙们能不能做到杨家峪一半好，他不知道。老校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德仓快六十了，为人憨厚、老实，不多话，不多事，虽成不了什么大事，却是个庄稼把式，种了一辈子地。尽管不富裕，日子倒是过得畅快。二儿子德昌早几年拖家带口去了乌鲁木齐，扎下了根，光景好，但就是最终没能生出一个儿子来。多年来，这一直是他心头的疙瘩，但现在他也想通了，正如德昌说的，城里人不讲究那个。做儿子的想通了，他还瞎操心什么，也就慢慢放下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么。

　　老校长跟着三儿子仓仓过。仓仓还年轻，两儿一女年纪还小，都在上学，大儿子才刚上了高中。儿媳妇文清脾气虽然不好，家却持得好。只是两口子都是心气儿极高的人，隔三岔五地争来吵去，闹得日子没一天清静。尽管有他把持着，一家人表面看起来还是劲往一处使，可心里却各有各的算盘。仓仓在箭子镇做农资生意，租了大门面，又招了人替他看摊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这小子，四十好几的人，却没个正形，被传言和镇上一个做箱包生意的女人勾勾搭搭了好些年。起初，老校长还以为是别人说笑话，也没当真。后来，他无意间和赵四说起这事，才知道了个大概。老校长当时就把嘴气歪了，恨不得一下子赶到箭子镇上，把这个狗日的腿给打折了，再把那个卖箱包的骚货臭骂一顿。当时，他还骂了一句有生以来最脏的话：“到底在卖逼，还是在卖箱包？”老校长连着三个透夜没合眼，思前想后也找不出好的对策。他一辈子行得端、走得正，从未让人戳过脊梁骨，说过半句闲话。纵使在五十一岁上亡了妻子，他也没有做出过半点出格的事，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放着家里的女人不好好伺候，在外面打野食。这就是伤风败俗，就是不要脸。

　　那到底找不找？闹不闹？这样的问题在老校长心里来回甩了几十个跟头，到最后，他却是自己把自己说服了——他丢不起这个人。他不想把事态扩大，他也终于明白了文清整天吵闹的原因。他觉得对不起文清，平日里就对仓仓骂得多一点，有时候甚至拿棍撵着打他。但他心里也明白，对文清再偏袒，也不能把这丢人的事挑明了。不然，她就没脸活了。再说，文清又没大闹，兴许只是如他一样听到了些皮毛，并不知根知底，她自然就有不闹的道理。倘若他在里面一搅和，要是乱了套，岂不是小事化大了？到时候，再让那坏怂提出来和她离婚，不是把这个家给祸害了吗！想着想着，老校长的心就稳下来了。后来，他找了个机会跟仓仓提了提这事，在他的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责令他跟那个骚狐狸赶紧斩断了，不然，他就上吊去。仓仓也是怕他，口头上答应了要断，要好好过日子。

　　仓仓跟那个女人究竟断了没有，他们俩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以老校长的睿智，他也知道感情这东西，并不是说断就能断了的。但好歹仓仓还是收敛了些，从不借口在外面过夜了，说话做事都显得本分老实了许多，对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也都上心了。文清对老校长照顾得也周到、勤快了。老校长想了想，仓仓能做到这个份上，总归是做了努力和斗争的。至于今后再怎么样，他也管不着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能活到什么时候还真说不准。等他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往后的日子怎么样，也就不是他的责任了。众人再来戳脊梁骨，他也看不见，听不见，无碍了。但老校长心里还是没底，等他瘫在炕上动不了了，这坏怂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老校长这么胡乱想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穿戴整齐，拄着棍颤悠悠地开了上房的门。

　　二

　　老校长属于六知堂祥字辈的老人，有个名字叫志祥，可因为他在太原府辈分极高，又是桃李满川道的欣喜局面，谁还能再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字，于是人前人后，大家就都叫他老校长。

　　老校长是范生的三爷，也是李想的三爷。范生的太爷爷当年从陕西携家带口逃荒到太原府的时候，老校长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是太原府六知堂的三少爷。六知堂的老东家杨远之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他一生积善行好，置了偌大一份家业，养活了上百口人。六知堂的总店就设在太原府杨家的水磨旁，占据了村头的显要位置，而太原府又在通往三县的三岔路口，不论是从白驼去略阳、固城，还是从水洛去秦州，都要经由太原府。从箭子镇向西而行十里路，过十字坡，才到箭子川道，再走五里路，就到了太原府。因而，太原府便自然有它的要紧和繁华之处，而六知堂恰恰就拔了头筹，太原府的老一辈人都知道，也只有六知堂的杨老太爷才能守住那一块风水宝地。

　　因着天时地利人和，六知堂的分店也开遍了桐岭湾和关山一带，最兴盛的时候，仅在桐岭湾至清水县城，就有十一家分号。可杨家的家业再大，也挡不住土匪的骚扰，再加上六知堂经营的是药材生意，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便成了各路神仙争夺的重点。因此，在杨老太爷晚年的时候，日子不太平，药材生意渐渐难以为继，便先后关闭了多处分号。后来杨老太爷撒手西去，将家业交给大儿子经管之后，便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杨老太爷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资质愚钝之人，既没有传承父亲的手艺，也没有将六知堂的药材生意发扬光大，只好变卖分号，遣散下人维持生计。而三儿子志祥年纪还太小，不能在家里主事，但到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少爷还是少爷，不用操心吃穿用度，还是整天开开心心地在学堂里读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范生的太爷爷范庆奎来了。他们是逃荒来的，一家人从箭子川道上蹒跚而来，在六知堂门口就迈不动腿了。范生的太奶奶一头栽倒在六知堂的门口，不省人事。当时志祥的大哥正好在坐门诊，便慌忙命人把人抬进去抢救。范生的太奶奶也无大碍，只是饿晕了，灌了一碗小米粥之后，渐渐缓了过来。范生的太爷爷一看人有救了，就跪下磕头，还让儿子也跟着磕头。最后，这个面黄肌瘦的人就央求志祥的哥哥收留他们，纵使做牛做马，他们也都愿意，只要能有口饭吃。这就为难了六知堂的掌柜的，他一直在遣散下人，想了许多法子，都遣散不了，怎么还能收留吃闲饭的人呢。他坚决不同意，可这一家人也坚决跪着不起来。志祥放学回来，见他们可怜，说什么都要收留下来。弟兄二人争执了一番，最后还是当哥哥的拗不过弟弟，就把这范家人留了下来。等到了新社会，范家人当家做主了，而六知堂因為是地主成分，便成了太原府，乃至整个箭子川道批斗的主要对象。但范家人不忘本，关键时候，范生的爷爷范永胜给志祥辩护，甚至铤而走险，执意承认曾和志祥结拜过，并将二儿子——李想的父亲范存娃改为杨姓，叫了杨存娃。这样说起来，两个亲弟兄，就一个姓范，一个姓杨了。可等到杨存娃这一辈的时候，因为父亲早死，再加上自己不灵巧，便不得不入赘到李家洼当上门女婿，两个儿子便又姓了李。到后来，老丈人偏又生了儿子，将他们一家撵回了太原府。就这样，范家一门，自此便成了范、杨、李三姓的混合体。有时候想想，老校长就觉得好笑而别扭。因而，在六知堂的祠堂里，李家虽然还没有灵位添进去，但自从李想一家迁回太原府时，老校长就为李家在祠堂里留了一块位置，他说，终究还是杨家的人。

　　老校长做少爷时，上过旧社会的学堂，算得上是太原府最有学问的人，最后众望所归，担任了太原府小学的教员。最初，小学就设在六知堂的总店里，全村的孩子都由他一个人照管，教他们做人，教他们读书。志祥少爷坐在杨老太爷之前坐过的位置上，威严而神圣。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校长，及至后来建了真正的小学，老师也由一人增加到六人，作为民办教师的志祥仍然是校长。到他光荣退休的那一年，他依旧威严而神圣。太原府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从老校长的棍棒下走出去的。他们每每凑在一起谈论往事，就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身上留下的伤疤，然后不无感念地说着老校长的好。他们都深深知道，老校长那时候的杀威棒是真正的对他们好。唯一遗憾的是，在老校长退下来两个月后，国家的政策就落实到了民办教师身上，将1998年之前的民办教师统一转正，而之后的则一刀切。直至而今，太原府的人提起这事，还会为老校长惋惜。但这并不影响老校长的威望，老校长依旧是太原府人人尊敬的人，几乎有了和杨老太爷同等的声誉。因而，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旦提起六知堂，就会提起杨老太爷，也会提起老校长，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杨家坟茔里的先人修来的福分。

　　同样，赵四、范生、李想都是老校长的学生。从年龄上讲，赵四只比范生大五岁，比李想大八岁，但从辈分上来说，他则和老校长同辈——当年赵四的父亲给六知堂当管家的时候，杨老太爷就对他极为器重，尽管两人差了十多岁，但私下里却是兄弟相称。赵四的父亲一口气生了九个女儿，直到六十岁的时候才生了赵四，是捧在手心里养大的。赵家后来扎根在太原府，自然成了六知堂家族里另一个外姓。

　　生病的这段日子里，老校长算是想明白了，自己毕竟是老了，不服老不行，胳膊腿儿都迟钝了。要不是自己一时冲动逞强，也不会去镇上闹事，更不会被人踩断了腿。事情虽然过去了，可自己招来的罪还是得自己受。可话又说回来，范生也真是可怜，本来瘸了一条腿，如今一场车祸，竟然把两条腿都搭进去了。尽管保住了命，但这往后的日子可就难活了。

　　这几天，老校长想了想六知堂后辈中所有的子孙，从他们的能力、见识和在太原府的地位等多角度做了衡量，思来想去，也没找到一个令他称心如意的人选来。族长这个位子对于而今的太原府人而言，听起来已经有些可笑了，六知堂的名头也早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老校长动不动就拿六知堂说事，这个曾经在箭子川道里威名赫赫的名头怕是不会有人知道了。现在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族长，或者掌柜的，有事只是说让三太爷“主事”。“主事”这个称呼其实什么都不是，连个尊称都谈不上。大家都知道，“主事”其实就是受劳累，出力不讨好。但老校长却觉得六知堂的家训不能丢，他必须要找一个人出来重振六知堂，不然，就断了脉气。

　　断了脉气，也就断了六知堂的后路。这是杨老太爷在世时一再强调的事。扁头山上的回旋地里有两棵井口粗的大柳树，柳树荫蔽着六知堂的先人祖坟。文革时，所有的墓碑都被捣毁了，只剩下了坟头。后来，老校长带人重新培了坟头。尽管没有墓碑，但二十三座坟头，他却如数家珍，一个一个谈起，丝毫不差。老校长曾带着仓仓一一指点过，可仓仓觉得都是先人，拜一拜就好了，记住了也没有什么用，因而记了好多次，也还是含混不清。没办法，老校长只好在这几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等大家落了座，围在一起吃献菜的时候，又彻底地讲一遍。多数人并不在意，只顾着嬉闹，当然也有人认真地听，不懂的地方还要问。问着、听着，如此三五年下来，李想、赵四和范生三个便都记住了，而且记得和他一样清晰，老校长才安了心。

　　这几年埋人，各家有各家的想法。有时候是方位投不上，有时候是节气不对，有时候是人家的儿孙叫了远处的怪阴阳看了新的风水，因而很多人便都进不了，或是不进祖坟了。再者，祖坟的坟地也没有多少空余，好多人又觉得其中的脉气叫他志祥一脉占尽了，哪还有别人的好，是以也都不愿进祖坟，也不管祖坟里的事。老校长就心里暗自着急。

　　老校长曾找桐林湾的樊先生掐算过，这要是人人不进祖坟，祖坟的脉气就断了，六知堂的气数也就尽了。再加上，前年扁头山和高水潭一带被乡政府规划了个万亩果园的项目，让大家都在山上种苹果树，说是等苹果结了果，太原府也就富起来了。对于乡政府的想法，太原府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大家都知道无非又是个头头们弄钱的事，与老百姓致富没有半毛錢关系，就像八年前在箭子中学附近的川道里建了大量的蘑菇棚，对外宣传说是争取了数百万的扶持项目一样。那回，大棚倒是建起来，蘑菇也种出来了，势头看起来也红红火火的，可没出两年，负责技术培训和蘑菇收购的四川农贸公司就卷款逃走了，还顺便拐带走了两个年轻媳妇，一下子将蘑菇大棚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所有的大棚都倒闭了，户主们输了个精光。多年以后，大家才听到风声，是乡上的头目们卷了钱，骗了四川人，四川人没奈何才又骗了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坏，坏透了的坏。而这坏，仅仅是乡上换了换头目，便不了了之了。因而，像万亩果园这样的项目，太原府人谁还敢信呢。

　　可是，后来，还真漫山遍野种了苹果树。到第二年秋天，又动了大工程，修路。这路一修，偏偏就修到了回旋地的大柳树下。乡上的意思是让六知堂迁了祖坟，别挡了全村人发财致富的道路。这一下就惹恼了六知堂的人，老校长带着人躺在坟头上，扬言让他们的铲车从他们身上轧过去。乡上一听闹事就软了，责令村上解决问题。村上的书记和老校长等一干人商量了三天，结果，为了全村人的利益，老校长最终答应将两棵大柳树铲倒。为了这两棵柳树，老校长病了好几天才缓过来，他说：“树倒了，脉气就散了。”

　　老校长后来经常去扁头山上看坟茔，终究心疼不过，就想着找人再种两棵树来聚聚气，好歹也能补救一下。可年轻人却觉得倒了就倒了，还讲什么迷信，哪儿有什么脉气，有的话，也早散了。老校长心里疼，召集了两次，也没人行动，就无望了。但他想着，树迟早要种。而现在看来，这抢救脉气的事，他只能交给下一个管事的人了。

　　三

　　这雪却是水雪，下了一夜，只有屋顶、麦草垛等一些高处积了些，其余的都化了。水泥院里有一小股水往外淌，滴檐水也滴滴答答地往下掉，未曾融化的积雪一片一片的，像皮毛市场上斑斑点点的羊羔皮。空气清新极了，深吸一口，竟然甜丝丝的，沁人心脾。老校长闭上眼，靠在门扇上，一面享受着凉飕飕的欢喜，一面想，这气候不弄人，终究还是没有大冷。才刚刚过了寒食节，就要下大雪，也没有道理。要是真下了大雪，还不把他急死在家里？这一切都是真切新鲜的感觉，将他这几天在炕上憋出来的闷气一扫而光。

　　仓仓的女人文清从西厢房里出来，看见公公站在上房门口仰着脸，就自个儿先把脸红了，想着一定会惹来一番唠叨。要说在平时，她一定会早起，把一切都收拾妥当，可今儿个仓仓那个死货却硬是缠着她做那种事，偏不让她起来，她心里也起了惰意，想着下雪了，炕上又只有他们两个，难得仓仓大清早的有兴趣，再说，她也好久没摸过男人的身子了。

　　她知道仓仓在外面有人，之前一直不让他碰，她想以此来惩罚他。可她越是这样，他却越加离她而去，越发不愿意和她做这事了。后来她想明白了，要是不想离婚，她就得忍着，也该换换方式方法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蛮干瞎闹，就像六婶子说的，男人是哄回来的，不是闹回来的，你越闹，他越是烦你，反而越会离开你。文清想想也是，都这么一把岁数了，两口子在一起也快二十年了，哪能说分开就分开呢。公公也说过，六知堂二百多年的基业，还没有离婚的先例。当然，文清也舍不得这个家，舍不下孩子。再说，她一个三十七八的女人家，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岂有不想那事的道理。

　　所以，仓仓想要，她就给了。刚开始是仓仓摸她，黑着灯，她躲在被窝里敛神静气，装作睡着了的样子，任由了他。这样，起码从表面上让他觉得她是在生气呢，做女人的也勉强能挽回一点颜面，不然，这男人会越来越放肆。要是在之前，他这样摸她，她就使气打开他的手，把被子压在身底下，身子挪到炕边上，他的手就再也休想伸进来。仓仓知道她的脾气，有时候又怕吵醒睡在身边的儿子，也不想在炕上招惹她，就收了手。其实，她有时候是想让男人霸王硬上弓的，她想使个性子，想让他哄哄自己，可又不想明说，就暗自期待着他来硬的。谁知道，这狗日的，不但不来，反而一赌气，翻身侧脸睡去了。她又不好意思再去拨弄他。再说，这样耽搁一阵子，天也就亮了，该起床了。因而，这事就总是憋着怨气，憋着憋着就把文清憋坏了，而仓仓却有镇上箱包店里的女人。于是，很多個夜晚或是早上，她和仓仓赌气的时候，她就想自己的男人骑在那个女人身上纵身驰骋的样子。

　　那叫付红英的女人，她见过好多次。只要是去镇上，她都要去她的箱包店里看一看。目的是探查这个骚货是不是正和她的男人在一起厮混，她也好在镇上的房子里将他们抓个现行，也好端了仓仓的窝底。只要公公还不死，她就有救，再也不能等着公公进了土，他再把这个女人领进家门。当然，她也不怕他们将她赶出家门，但人总得活一张脸，他们不羞，她还臊得慌，他们不赶，她也没脸留着。那个女人在西街的李家巷子里租了房子，带着孩子。他的男人在石嘴山的煤矿上下井，三年前的一天，井塌了，六个箭子川道上的人被压在了下面。那是一件在箭子川道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沸沸扬扬地被传了两三年，及至而今，只要有人提起，大家还会有一番慨叹和感伤。

　　文清起初对付红英还有些同情，想着一个女人家拿着丈夫的人命价在镇上做点小生意，也着实不易。仓仓既然遇上了，能帮就帮一点。她也去见了几次付红英，给她帮过两次忙，她还请他们两口子吃饭呢。付红英打扮得洋气，毕竟是在镇上做生意，不能太寒碜了。但文清看出了她也是穷人家出身，好像只上过小学一年级，说话礼数都差了许多。就像太原府剧团里的刘成成，唱戏只能坐着或站着，嗓子是清亮的，可只要一挪脚步，做两个动作，就如断了线的提线木偶，失了协调，能笑掉人的大牙。因而，太原府有个俗话：刘成成唱戏——坐货。这付红英就是这种坐着唱的货——表面高人一等，骨子里是彻底的粗俗。这也好理解，付红英的娘家是固县东边关山脚下的付家山上人，自小家里穷，小时候放牛放羊，好不容易嫁到箭子川道来，这就算是出了山，见识上自然要狭隘一点。虽说她命不好，但好歹也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丈夫出事以后，二话不说，就在镇上开了店，这几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这顺风顺水里，仓仓出了多少力，出了多少钱，只有仓仓自己知道，他的投资已经远远大于收益了。

　　可怪就怪文清小看了付红英，恨就恨仓仓瞎了眼，守着这样一个媚俗的女人不撒手，真是差了品味。但文清还是听了六婶子的话，也听了三嫂的话，她瞧不起人家，人家也瞧不起她呢，她一年四季就知道在土里刨，也不晓得收拾打扮。虽然上过初中，可这点儿文化也不养人，灰头土脸的谁稀罕。于是，这一年来，文清也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了，不时去镇上买新衣服，穿上后直接去付红英的店里逛一圈。做了头发，也去逛一圈，摆出一副对人爱理不理的态度。这样一逛，心里的气也就平顺了。而付红英却是一如往常地招呼她，端茶倒水，喊姐姐，甚是亲热。有时候，文清内心很恍惚，以为仓仓和付红英有一腿是别人的谣传，压根就没有那事。可事情却是真的，仓仓都已经亲口承认了，她还怎么能自欺欺人呢。

　　两个女人就这样较着劲。谁也不挑事，谁也不服谁，糊里糊涂地你来我往。可女人的心胸，再怎么宽阔，也容忍不了另一个女人霸占着自己的男人——当男人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她只要想起另外一个人，就心里疼得厉害。

　　人活着，心态很重要。有时候，你要是总想着别人处处跟你为难，那你就心里没一天安生，烦躁得紧。久而久之，你的坏脾气就影响了周围的人，反而使得别人都远离了你。而一旦心态好了，看开了，即使别人与你为难，你也不与他们赌气，尽可能地活得豁达一点，反而使得对方不好意思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而这事文清却能做，只是做得有点委屈。心里尽管懊恼，但表面上，文清却能把持得好，她要以一个新的姿态和仓仓周旋，要让他知道付红英是靠不住的。那样的女人为了生活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只有她文清，才是他仓仓唯一可靠的女人。她对这个还是有十足的信心的。

　　于是，这一回，她在他的身下，坦然多了。她没理他，却也享受了他的抚摸。她昨晚刚刚洗了澡，又喷了点香水，他昨晚睡觉的时候还说她越来越妖气了，她能看出来他的满意。但她拿捏着自己的情绪，故意没理他。因而，她对今早的事还是有些把握的。他慢慢向她靠了靠，闻了闻她的头发，见她仍然睡着，就猛然起身，一口叼住了她胸前的白鸽，另一只被他捏在手里，慢慢地揉搓着。等他把嘴换到另一只白鸽上的时候，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眼睛微闭着，可叫声出卖了她。她太兴奋了，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抬起下身迎合他。可他偏不立刻满足她，像玩老鼠的猫，慢慢吻她的小腹。她真的受不了了，就翻起身，将他压在了身下。

　　这是头一回她骑在他的身上将战斗进行到底。她控制了整个战斗的节奏和旋律，她的长发披散开来，垂过脸面，身子上下颠簸。正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山鬼。仓仓小的时候，被老校长拿着杀威棒一而再地逼着背过屈原的《楚辞·九歌》，到后来，他就喜欢这一篇《山鬼》，也就牢记了这一篇，及至现在与人谈起文化，他也能脱口就来，惹得那些做小生意的人赞不绝口。于是，镇上人都说仓仓是做生意的文化人，一定能把生意做大做好。

　　这也是这几年来仓仓第一次这样看文清的身子。没想到竟然还是这么白，尽管肚子上有赘肉，却并不影响美观。他倒是喜欢女人肉肉的，总说那些干瘦如柴的女人就是穷鬼的命，做起来硌得慌。文清的乳房向来浑圆而大，年轻的时候，他不摸就睡不着觉。这几年摸了付红英的，倒是忘了自己女人的手感。仓仓半仰着身子，举着文清的乳房，一时兴起，想主动过来，可文清哪里还给他机会？她撸了一把头发，调换了位置，叫声一浪赛过一浪。仓仓后来就把枕巾塞到了她的嘴里。

　　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文清大汗淋漓，喘着粗气。她把脸别过去，靠着墙。早先，无论仓仓怎么央求她骑到上面去，她都不应承。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她就用被子把头裹得严严实实，在上面应付几下，仓仓还没摆正位置，她就已经下来了。仓仓说她就是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而这一次，仓仓知道了她的苦心，心里也暗暗自责了一会儿。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她，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然这样了，付红英那里也不是一时能放得下的。再说，他觉得他还是爱着付红英的。乡下人一般不被允许说爱情，只说过日子。若是有人说是为了爱情而在一起，就能让人笑掉大牙。可仓仓知道他们两个是有爱情的，这让他很苦恼。他觉得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离开付红英，尽管她也有时候让他很伤心。他见不得她骚憋憋勾引男人的样儿，但他还是舍不得。

　　仓仓深深叹了一口气，扳了扳文清的头，却没有扳过来。他靠近她，将胳膊伸进她的颈下，像多年前那樣将她一把搂在怀里。她却一翻身，抱住了他，将头深埋进去，他的胸前立时就湿了一大片。

　　四

　　夜里，老校长梦见了大儿子德仓的妈，那是他的父亲杨老太爷在世时给他定下的姻亲。那时候，小志祥既是小少爷，又是上过学堂的学生，哪儿能应了这门亲事——他心气儿高，一直想着去天津卫，去北平或者大上海瞧瞧的，最不行也得去看看西安城。可杨老太爷根本不理他这茬，老人家就一句话，外面的世道太乱了，若是翻过关山，进了八百里秦川，你的小命就是一条咸鱼的命，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被人钓走了，放在锅里炖了。杨老太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玄乎，但当时志祥根本就不懂鱼和钓鱼的事。

　　六知堂最有钱的人家没吃过鱼，说起来也有点玄乎，却是事实。用杨老太爷的话说，如果不是省吃俭用，怎会有这么大的家业？想吃山珍海味，那还不把这个家败光了？杨老太爷中年的时候，去秦州给一位当兵的官爷看过病，在秦州大饭店吃过鱼。那时候，他就觉得太奢侈了，一顿饭几十个大洋，简直是要人的命。从此，他就死活不吃鱼，觉得吃鱼就是败家。因而，杨老太爷说到了鱼，志祥其实不太懂，他甚至没见过鱼，松树河里能抓到的只有泥鳅。小时候，几个人比胆量，把小泥鳅拿来，生吞活咽，他倒并不觉得可怕。所以，志祥就不要命地和杨老太爷挣扎、反抗。可终究还是抵不过杨老太爷的王法。他哪儿也去不了，长工洪武受命将他捆在房子里，直至把他的野心盘住了，让他答应不再去外面胡闹才放了他。杨老太爷这一下灭了志祥的性子，同时也给太原府的人验证了六知堂的森严家法。

　　后来不久，杨老太爷就撒手西去了。志祥的哥哥一执掌家业，就张罗着给他娶媳妇，二十岁的志祥知道木已成舟，再反抗只能是害了自己。没办法，他只好接受了。

　　西家园的张氏比老校长大两岁，娶进门的时候，就以一双天然粗放的大脚吸引了太原府所有的人。过门后的半个多月里，大家还不时来他家门口借故偷看张氏的大脚。这张氏也不含糊，径直把脚踢出来，让大家看个够，直看得女人们惊叫连连，看得男人们啧啧慨叹。大家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箭子川道里竟然出了个不裹脚的女人，还是个膀大腰圆的主，尤其有一对大奶子和一个大屁股。当年杨老太爷见了儿媳妇后，曾以一个大夫的专业口吻说：“这就是个生儿子的好身板。”太原府的乡亲都有些担心，杨老太爷将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塞给志祥少爷，这不是成心要挫了少爷的锐气吗？这白白嫩嫩的小少爷岂能受得了这样的女人？怕是降不住啊。

　　这张氏来的第二年，果然就生了儿子德仓。也正如杨老太爷预料的那样，张氏真的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只不过毕竟是小户人家的女子，放养大的，不大懂礼数和女红，全凭着一股子力气，干庄稼活毫不含糊，这就惊呆了太原府看笑话的人。他们这才发现，原来一双脚板大，也有大的好处。于是，就有人松了气，面对自家死活不肯缠脚的女儿，一番恼怒之后，便赌气说：“算了算了，人家六知堂的少奶奶都不缠脚，我们还讲究个屁。”后来就当真有半大的女子不缠脚了。只是这做母亲的终究还不敢任由了孩子的心性，就把鞋子做得小一点，让其自生自灭。慢慢的，仿效的人多了。大家都觉得志祥少爷的女人真是不简单，反而越发敬重起她来。

　　好景不长。这大脚女人后来又为志祥生了一个女儿，出了月子不久，就大病了一场，紧接着卧床不起，半年后竟撒手西去了。临了，志祥的哥哥也没诊断出得了什么病。这果真应验了乡亲们最初的说法——真是降不住啊。

　　志祥和德仓的妈一起生活了四年，真是做了四年的甩手掌柜，百事不管。直到她死后，面对着一儿一女，他才恍如隔世，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啊？还好，这么多年，他很少梦见过她，尤其是在三十岁上娶了德昌和仓仓的妈，便更是梦不到了。她就像一缕风，从西家园吹过来，在六知堂落下了两颗种子，又疾疾吹走了，除了卷起一股尘烟，露出了两只大脚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记忆。他甚至连她的面目也想不起来了。

　　可是，昨儿个，这个大脚女人却来了。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壮实，挑着一担水，吱吱呀呀地从坡上闪过来。他在场院边上背搭着手看云彩，看见她过来了，水桶欢唱着，她也眉梢高挑，嘴里似乎还哼着小曲。可他故意不理她。从她进门后，他就没怎么理过她，甚至和她在炕上耍，都是她主动变着法儿折腾他。可奇怪的是，她的水桶就一直在半坡上晃悠，只见脚步动，不见人影走。老半天了，他回头看时，女人依然走得很起劲，像是在向他招手，却又不叫他帮忙。他生气了，大声骂她：“你就是个出死力的驴。”他的声音很大，她却似乎没听见。要是在平时，她一准就冲他嚷了。于是，他又喊：“看你扭得这么欢，小心把腰扭断了。”他的话音刚落，她却往后退，连人带桶眼看要滚下坡了，他才急了，跑过去救她。待他到了她跟前，她却一把拽住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把持不住，就跟着她一起往下倒，前面是坡，坡下是高崖。他的眼前一下子就黑了，两个人一起往黑暗里滚。这时，她说：“你也要受些罪，不能光顾着享福，福气还是要留些给儿孙的。”

　　半夜里，老校长惊醒了，仿佛自己已经死了一回，竟然浑身的汗。这几天炕烧得很热，他只好挪到了里手炕台的地方，靠着褐色的油光光的台面，才舒坦了些。这炕台还是六知堂旧时的炕台，比现在新式的宽而高。台面还是清代的式样，用松树河里的鹅卵石磨成粉，混了鸡蛋清搅拌而上的釉子，因而成色数十年不变，非但不变，还越加明亮了。太原府多数人家都将炕台换了几次，有的人每次盘炕都要重新做一次，台面就用水泥，简单方便，但样式总是变，却是越变越不好看了。炕台是放置女人们嫁妆的地方，老校长的大脚女人是一对小门箱，后来娶了第二个女人，就变成了新式的板箱。儿媳妇文清进门的时候，又变成了半人高的炕柜，而如今，大多数人家都用大衣柜了。这样一来，炕台就没了用处。因而，如今的太原府人盖新房子，都一律不做炕台。但不管世道怎么变，志祥却总觉得老的东西好，实用，养人。所以，他死活都不肯打了炕台。仓仓说要买个大衣柜，老校长就说，那还不如打一副好棺材，马上就能用得着。

　　老校长仰面把头放在炕台边上，看着板箱，心里骂他两个死了多年的婆娘。骂着骂着，就痛恨起第一个大脚女人来。要不是她先死了，他怎么会有后来的辛苦呢？既要养活孩子，还要伺候第二个病了十多年的女人。他遭了这许多罪，怎么能说他享福呢？他享了个屁！又是二十多年，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后来，他就骂自己老不死的，想些年轻时当少爷时玩耍过的好东西，想着想着，就又睡着了。

　　老校长本想躲开文清，也好彼此都不尴尬。可他跛着一条腿，拄棍回身又不方便，只好故意闭上眼，装作没看见。听着文清轻盈的步子进了后院，老校长才干咳两声，慢慢又挪到了炕上。老校长的咳嗽是叫儿子儿媳们起床的暗号，多少年了，始终如一。只两声大家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允许老校长再叫第三声。这一习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到现在反而成了生活的基本状态，条件反射了。

　　等老校长慢腾腾地挪到大门口，开了门，仓仓已经穿好了衣服。仓仓探出头来，欲问他去哪儿，却愣是张了张嘴，没喊出声。老校长听出了仓仓的响动，没理他，低声骂了句：“好怂。”可一脚踏出门外，他的心里却通坦了，心里又说了一句：“狗日的，看来是要好好活人了。”

　　老校长一颤一颤地出了巷子。站在场院边上，就能将川里的一切尽收眼底。天气还有些冷，巷子里的水四处流着，各家的房檐上都滴滴答答地掉着水珠。几乎没人在外面走动，能看清楚的几户人家，除了一缕一缕从烟筒里冒出来的浓烟，也无太大的动静。庄户人家本就是这样。入冬了，也就闲下来了，无非就是下棋、打牌，也该是享受的时候了。老校长想了想，就觉得自己对儿子和儿媳要求多了点，要不是他在前面指手画脚，人家的日子说不定痛快得很呢。

　　五

　　仓仓美美地吃了两碗馓饭，便去了镇上。临走前，文清見家里没别人，就在饭桌上拉着仓仓的手撒娇。这种事，两人结婚二十年了，都没在上房里做过。当文清再次将仓仓的手拉到她领口下面的时候，仓仓就像被电击了一般，倏地一下就将手撤回来了。文清还不死心，想着仓仓是怕公公回来看见，就说：“放心吧，人来了我能听得见。”说罢，兀自动手在仓仓的裆里摸起来。仓仓还是怕，心神不安的四下里看，觉得似乎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他，警告他不能乱来。仓仓就又把文清的手拿开，一边扭头往大门口看，紧张极了。可文清却像是被点燃的干柴，早起在炕上被点着了，一早上都心慌意乱，做饭的时候，也一如刚过门的小媳妇，脸红身子燥。这时候，两人一起吃饭，她看着时机正好，心里就又有了念头。她也想着，像仓仓今早的态度，定然也是有了疼她的意思，想必是在付红英那里受了委屈，她何不趁机多拉拢拉拢他呢。

　　文清二话不说，一把搂住仓仓的脖子，在他的脸上一通乱啃，手又迫不及待地伸进了仓仓的裤子里。仓仓身上却已沁出了一层细汗，他越挣扎越怕，越怕就越往后仰，一不小心，就从沙发上跌倒在地上，碰得眼前的火炉挪了位置，烟筒歪歪斜斜了。仓仓一下子就火了，一把推开文清，冲着她大吼：“贱不贱啊！”

　　文清着实没料到仓仓会如此恼火，按今早在炕上的水乳交融，他再怎么紧张也不用这样啊。文清坐在地上，背靠着沙发，茫然而羞怒。她瞪圆了眼睛盯着仓仓。仓仓站起来，走出去，站在廊檐上拍打着屁股，说：“别给一点颜色，就想染大红。”文清眼里噙满了泪水，咬着嘴皮强忍着没哭出声来。

　　仓仓走了。直到老校长的咳嗽进了院门，文清才擦了擦奔涌而出的眼泪，站起来收拾好了炉子、烟筒，端了碗碟从上房里出来。经过老校长身边的时候，她勾着头，没说话。老校长愣了愣，回身看文清进了厨房，才觉出了不妥。等文清给他盛好了饭，又一次勾着头经过他身边，进上房门时，老校长才闷声闷气地说：“别哭了，有我呢，他还翻不了天。”

　　这话要是在往日里说出来，文清心里的不快或许就一下子消散了，她还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也不是撒泼大闹的女人。即使仓仓对她这样，她也只是小打小闹而已，终究还没在人前撕破脸皮和他闹。她总是对仓仓抱有期待和幻想，就像她做的这许多努力一样。她对他的归来信心十足。可这一次，她却是突然醒悟了，仓仓那么狠劲地将她一推，就将她推醒了，将她的梦打碎了。她一下子觉得空荡荡的，自己就像是无依无靠的浮萍。而老校长的话却使她的心里有了布匹撕裂般的痛感。

　　因为下雪，集市上人不多，多数店面都没开门。如果不是因为文清瞎闹，仓仓也许就不到镇上来。他径直去了付红英租住的小院。院子是熟悉的，人也是熟悉的，时间又十分精准，仓仓一掀门帘，就从背后抱住了正烤火看电视的付红英。付红英没回头，闭了眼睛，感受着仓仓的搂抱。她最喜欢这样的感觉，令她温暖而踏实。

　　后来，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仓仓喝着茶看她。付红英经过了精心打扮，她把头发挽成发髻，白嫩的脖颈全露了出来，身上又喷了薰衣草的香水，这是仓仓喜欢的味道。房子里热腾腾的，穿不住外套，付红英只穿着件黑色的紧身内衣，胸口拉得有点低。她学着仓仓的样子泡了一杯淡茶，双手抱着杯子，小心翼翼地浅浅喝着。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水壶冒着气，咝咝地响着，壶盖偶尔突突地跳两声。两个人都不说话，像是各怀了心事。这与往常完全不同，仓仓没有主动与她亲热，她也没有羞赧地说想要。

　　终于，付红英说：“又吵架了吧？”

　　仓仓抬头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

　　付红英给他添了水，又说：“这有什么可气的，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仓仓还是没说话。付红英就觉着他是真的生气了，便起身去衣柜里拿出一件呢子大衣，抖落开来说：“我昨天刚买的，好看吗？”她说着，就将衣服穿在了身上。她转过身来，系着扣子，一脸期待地望着仓仓。

　　“我们还是散了吧。”仓仓冷不丁地说。他低着头，重重地吸了一口烟，整个脑袋笼罩在烟雾里。

　　“什么？”

　　“散了……对我们都好。”仓仓的声音小了许多。等了一会儿，又说，“你也该找个人嫁了，为孩子们想想。”

　　付红英慢慢将大衣脱下来，随意扔在了床上。她坐回来，仍然抱着杯子浅浅地喝茶。

　　等仓仓抽第三颗烟的时候，仓仓刚想说话，却被付红英抢先了：“我想在镇上买个房子，你来了就方便了。”

　　仓仓说：“别胡想了。”

　　付红英说：“散不了！”

　　仓仓便不说话了。这样的对话也不止一次了，每次都是这个结局。但之前仓仓只是说说，却不是真心要散，他还真舍不得这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即使吵架了，过两天也就自然好了。可这一次不同，他是真的想散了。他已经认真想了三个月了，他觉得瞎闹的年纪过了，该收收心干正事了。

　　付红英过来搂着仓仓的脖子，在他耳朵上吹口气，说：“再陪陪我吧，我想要。”仓仓没心思做这个，想推开，却又觉得不好，只好随了她，端坐着，既不拒绝，也不迎合。

　　六

　　赵四昨晚上约了几个人在南山上转了半夜，打了几只兔子和野鸡。赵四特意留了一只野鸡来孝敬老校长。老校长感慨地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有出息的、没出息的，算起来也有几百人了，可真正把我当老师看的也就只有你个狗日的了。”

　　赵四说：“人家有出息的都在外面忙，没时间回来。像我这样没出息的，又不怕您老人家骂，没皮没脸的，也就没有顾忌了。”

　　老校长说：“我当了三十年教师，这个行业里的深浅我还是清楚的。每一个做教师的，都把那些学习好的学生看成是手心里的宝，平日里也给他们吃偏食。可真正能把老师记在心上的，却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这些学生也往往最有出息，也容易成事。”

　　赵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我给您老丢脸了！给您老脸上抹黑了！”

　　老校长顺手摸过手边的棍，作势就要打：“你个狗日的，就知道鬼混。”

　　赵四跳下炕躲开了，嘿嘿地笑着。老校长叹口气说：“你娃娃若真是有出息了，也就記不住我这个老家伙了。”

　　赵四是六知堂的后辈中最不怕老校长的一个。反而，他经常像个孩子一样捉弄老校长。两个人一见面就掐，掐来掐去，老校长最后总免不了一阵慨叹，骂赵皮匠毁了儿子的前程。但人到中年的赵四却并十分怨恨赵皮匠。这么多年的沟沟坎坎都走过来了，这一辈子也基本定型了，再回头说那些令人不快的事，也毫无用处。赵四说，过日子就是唱戏，只要自己把自己唱高兴了，管球他看戏的人。老校长最后总是骂，你个懒怂。老校长的意思是，以赵四的聪明，绝对有能耐发家致富，之所以到现在还这样潦倒，完全是因为懒惰造成的。赵四听了老校长的抱怨，不辩解，也不生气，只说，懒人自有懒命。

　　老校长说：“你个狗日的，若是好好过日子，我就把六知堂交给你来打理。”

　　赵四说：“我的个祖爷爷啊，都什么年代了，还说六知堂？您老是不是越活越糊涂了，还做着您的少爷梦吗？”

　　老校长说：“社会就是像嫦娥一样奔到天上去，人也不能丢了先人，不能断了脉气。”

　　赵四说：“您老说的这些，就是讲迷信。”

　　老校长说：“这怎么是迷信？你看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人，哪一个不盼着认祖归宗？再有钱的人，不管走到哪儿去，也不能忘了先人。往前看三代，谁的先人不是睡在农村的泥土里？别看那些城里人一个个光鲜得很，要是没有先人的脉气，他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说不定什么时候飞着飞着就没了。”

　　赵四向来喜欢和老校长拌嘴。他觉得老校长真是老糊涂了，大家都快马加鞭地往前走，他却固执地向后看。眼看村子渐渐空了，那些有本事的，都纷纷去了城里，在城里买了房子，把孩子也带到了城里上学。像杨晓军，在兰州干快递，也买了大房子，将七十岁的父母都接了去。虽说老人一辈子在农村呆惯了，喜欢农村的热土，可终究还是在快要进土的时候享受到了城里的热闹和方便，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人家这就已经是光宗耀祖了。太原府的房子还好好的，人家都不要了，转手卖给了杨二娃。临走，杨晓军还说今后再也不回来了，这个地方太穷了，把人都穷怕了。这几年，那些曾经用打得头破血流争抢来的宅基地，都一处处荒草萋萋，颓败不堪了。谁还讲究脉气？谁还会把六知堂看在眼里？

　　赵四说：“您老就是让我做六知堂的老太爷，我也不愿意了。”

　　赵四的话还没说完，老校长就当真将棍子甩了出去。要不是赵四躲得快，就真打在身上了。老校长生气了，赵四却不生气，一会儿，又将头伸过来嬉皮笑脸地说：“您老下午就把野鸡炖了，好好补补，别操那些闲心了。”说完，赵四又把头缩回去了。

　　按理说，六知堂的族长就应该传承给杨老太爷的大儿子，再传承给大儿子的大儿子，依次下去，一如皇帝老儿传承皇位那般有章有法，这样才能服众。可老校长的大哥永祥后来沉迷于医术，一心想着要把祖辈的基业补回来，整天不是看病就是翻医书，忙得焦头烂额，根本就无心家族里的事；二哥继祥人又痴笨，担不起大事。最后，只好让志祥来掌管大局。

　　老校长之前是想把位子传给仓仓的，以他的能力，挑起六知堂的大梁倒是没有问题，可他却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了污点。在六知堂的祖训里，犯上和淫乱是两条大罪。仓仓这事算是辱没了先人，要是在杨老太爷手里，指不定还要被赶出家门呢。更严重的话，还会被从杨家族谱上拿掉。可现在毕竟时代变了，这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整个太原府，行为不检点的男女多的是。那些留在家里的女人，男人们一年才回来一次，免不了有人熬不住，出了幺蛾子。有几个倒是明目张胆，像三草、云香，去镇上傍了外地的老板，谁还能把她们怎么样？日子不照样过么。但说归说，老校长心里的那道坎却过不去。以仓仓的品行，主了大事，反而会玷污了六知堂的脉气，那他就犯了大罪了。

　　这几年，老校长一直在观察，在试探。几个年轻人中，范生是残疾，没本事，被人笑话了半辈子，自然是担不了重任的；赵四倒是有些能耐，人也聪明，可他狗日的就是不学好，里懒外勤，整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乱鼓捣，完全是破罐子破摔，这样的人就更不能服众了。这样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李想是个好苗子，家里光景宽裕，家里家外都布置得井井有条，人又有学问，还供出来一个上大学的弟弟。这些倒是合了六知堂的脉气，让他来主事，他也能放下心。

　　因此，老校长曾有意无意地找李想谈过几次话。尽管李想都以还年轻不能担此重任为由推脱了，但他从李想的眼神中能看出来，李想应该愿意做六知堂的主事。再者，李想是外来户，有了这个名份压身，他就能堂堂正正地在太原府行走了，别人就更不能在背地里说他是外乡人，是李家洼的野种了。但老校长也有难处。年初，他找李想郑重地谈了一次，他希望李想能改李而姓杨，却被李想的母亲一句话拦下了。那个人高马大、大手大脚的女人，双手叉腰站在他面前，说：“我的儿就是要跟我李家的姓，你们现在才想起来要让后人姓杨，早干吗去了？”一句话就把老校长气了个半死，他后悔当初答应杨存娃入赘，但那时候，他也是迫不得已。那件事在他心里早成了伤疤，可这婆娘却总是戳他的疼处。后来，当着母亲的面，李想的态度便有些坚决了。

　　老校长也看得出，李想是故意拿腔拿调呢，他看准了他会求他，他要的就是他这个族长当着众人的面求他来执掌六知堂，那他的面子才大，今后才好叫亲房们听话，地位也能跟得上。但老校长不会为这事求他个黄毛小子，既然“不是个角儿”，谁干都行，也不一定非要李想来干。而话又说回来，老校长瞅准了李想，其实也是为了范家好，他是想在临死之前，为他的结拜大哥范永胜做一点事，因为他欠他的太多。正如李想说的，要不是范家，便没有他的如今。这个恩德是几辈子都报不完的。而让范家真正地在太原府站住脚跟，也是范永胜临终托付他的事。可范永胜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死后，范家却如此不济，招亲的招亲，换亲的换亲，真是运势衰微了。现在范家有后了，而范家指给杨家的儿子却姓李了，这无疑就是要把范家和杨家的关系慢慢断掉，让范家后人再无杨。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范家今后还怎么在六知堂里生和死？老校长想，再怎么难，他也要把这事扳过来。

　　还是修家谱吧，这是老校长思前想后觉得唯一可以斡旋的办法。六知堂的家谱是混在太原府三个家族的大家谱中的，在他以前，都写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可到了仓仓这一辈，家谱就乱了套，没了规矩。后来，管家谱的人把它当成文物，收了起来，再也不让人在上面乱写了。而六知堂一脉，却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四分五裂。老校长觉得重修家谱，就有了重振旗鼓的意思。当然，他还有一个心思，就是想把家谱修到李想这里后，让他自己做主，看他到底会不会改李姓杨。既然面对面谈不拢，倒不如把这块砖头扔给他，让他自己去思量——他要是改了杨，那就说明是应了主事；如果坚持不改，老校长也就死心了，该再做打算了。

　　“回来！”老校长断喝了一声。赵四就又乖乖地进了上房。老校长伸开鸡爪子一样的干瘦老手在被子下面摸索了一阵，抓出一个笔记本，扔给赵四。赵四狐疑地瞅了瞅，“族谱”两个字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一本做工极为精细的手工白纸笔记本，大八开的仿古宣纸，横向装订，封面是质地光滑的防水牛皮纸。老校长用毛笔写的“族谱”两个字用透明胶带方方正正地贴在正中间，倒是别有一番韵致。

　　老校长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要用心去做。”

　　赵四说：“凭什么啊？”

　　老校长说：“就从我的祖爷爷这头开始做，做一本六知堂自己的族谱。”

　　赵四还要辩解，老校长却大喊一声：“滚！”

　　七

　　十一月头上，又下了第二场雪，太原府的冬天才算是真正到了。整整两天，大雪封门，夜间还伴着呼呼而过的西北风。风吹进山坳，呜哇呜哇地叫，胆小的孩子就把头藏进被窝里不敢吵嚷，大人们便说，狼来了，狼来了。到了第三天早上，雪才停了。院子里已经扫了好几回，只有薄薄的一层，可到了巷道里，却发现雪已埋过了脚踝，到了小腿肚上。这算得上是箭子川道里十多年来下得最大的一场雪，于是，就有人担忧：“老天爷要罚人了。”

　　老校长的腿出奇地好转了，不用拄棍也能走一段路，但终究是没好利索，离不了拐棍。他站在场院边上，眯着眼，雪照得眼睛睁不大。他看了看整个川道，心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厉害，他弯下腰，双手捂着心口，竟喘不过气来。老校长没奈何，只好一屁股坐进了厚厚的雪里。正好文清出来扫场院里的雪，慌忙跑过来扶他。老校长嘴皮铁青、双目紧闭、额头出了汗。文清着了慌，吓得哭起来，边哭边叫爸。仓仓闻讯赶出来，两个人一起叫爸。老校长紧咬着嘴唇，浑身像筛子一样抖动不已。文清搭了把手，仓仓将老校长背起来去找五奎，下坡的时候，脚下一滑，两个人就都摔倒了。等翻过身来再扶老校长，老校长却睁开了眼睛，气色也慢慢缓和了。仓仓和文清一下子轻松了，要扶他起来，老校长却摇摇手示意他们不要动。

　　老校长躺在雪地里好一阵子才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坐起来，问：“怎么了？”仓仓和文清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阵儿，老校长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雪，说：“都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

　　范生老早就醒了，背靠着窗子看书。炕被云秀烧得热烘烘的，上房里的炉子也烧得正旺，火苗在炉膛里呼呼地往上窜，壶里的水已经开了一次。云秀给范生泡了茶，将馒头在炉子边上烤得里嫩外焦，恰到好处。范生从没有受过这样的伺候，心里有些羞愧。这几天，他总是拖拖拉拉地不肯吃、不肯喝，云秀冲他吼，他也不回话，每到无人时，就偷偷地哭。云秀发现了几次，知道他是心里难受，就没有戳穿他，故意说：“我又不常伺候你，就这一半回，你也就受了。”范生心里怕的本就是这个，又听云秀说了，心里就往上泛委屈。云秀看见了，笑着又说：“你就安心地吃着、喝着，有我在，你受不了罪。”

　　范生现在已经信了云秀，知道她不会再抛弃他了，却又觉得自己往后会拖累她，也拖累孩子。想着，兀自又哽咽起来，眼泪一串串落在新被子上。云秀看不下去了，站在他面前吼：“你一个大男人，整日里哭哭啼啼的，叫我们娘儿们的日子怎么过？你若真的为我们着想，就好好吃、好好喝，像個真正的爷们儿一样，挺起胸膛，看着我们，这日子好歹也要过下去。”说罢，云秀将茶水倒了，重新添了热水，递到他手里说：“太原府的男人，不会喝茶，就叫外人笑话了。”范生望着云秀，端着杯子不肯喝，眼泪依然在眼圈里打转。云秀说：“别怕尿多，有我呢，还怕你尿在炕上？”范生惨然一笑，喝了一口。

　　老校长进了院子，轻轻地把伤了的脚在拐棍上磕了磕。院子里的雪扫尽了，垒起高高的两堆，光滑的水泥地面上有薄薄的冰。老校长拄着棍，小心地往前移动。云秀透过窗子看见了老校长，却没有出来迎，她还在为范生车祸的事生老校长的气。

　　等老校长站在上房地上的时候，云秀尽管板着脸，却还是给老校长倒了茶，还请他坐到炕上去，并将烤好的馒头端到他面前。老校长也不客气，脱了鞋，盘腿坐在炕沿上，边吃边喝。云秀就找了个借口出去了。

　　老校长说：“有些事，看开了，也就不是事了。别自己老憋着，心里委屈了，就找人聊聊，喝喝茶、下下棋，这一天一天也就过得快了。”

　　范生望着老校长，费了很大的劲，脸憋红了，才发出“呜”的一声。他额头的青筋暴出来，像两条蚯蚓粘在脑门上。

　　老校长知道他想说话，又说不出，心里急。于是，就操起手边的棍，隔着炕桌在范生的胳膊上敲了敲：“别急，慢慢来。”说完，又敲了敲。范生果然就松弛下来，蚯蚓淡了，额头却冒出了细汗。老校长又说：“你都一个多月说不出话了，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慢慢来，总能说出来的。”范生抬手，在炕桌上轻轻拍了一下。

　　老校长看到范生腿上放着的书，白色的封皮，醒目的黑底大字，“周易”，封面上的周文王长髯绿袍，袖着手，有着与中国古代所有圣人一样的祥和面目。老校长年轻的时候，看过民国版本的《周易》，却没看太懂，只记得周文王的画像和孔子的画像差不多。

　　老校长笑了笑，刚想奚落范生两句，却又觉得不妥，遂又摇了摇头。范生看这种书有些年头了。早几年，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周易研究》，一直在枕头下垫着，老校长还笑话过他。那时候，他还劝范生，如果真对这玩意感兴趣，不如跟着冯六爷学个阴阳，也好混一口饭吃。有一次，老校长还问过冯六爷，可冯六爷却说范生是个跛子，当不了阴阳。当阴阳念经，其实是给亡人唱戏，他一跛一跛的，亡人看了是要笑话的。老校长后来也就再没提过这事。后来，倒是樊先生说过能教范生两手吃饭的本领，却又要等到机缘凑巧时才能相传，老校长知道，樊先生其实是等着范生给他送礼呢。可范生也拿不出什么贵重的东西来，只好把这事压在了心底。尽管如此，范生也无悲无喜，闲了，就自己看看书，并不想在阴阳行当里混一口饭吃。

　　可现在想想，他也极不容易。如今瘫在炕上，原先鼻音重嘟嘟囔囔说不清话，现在连话也不能说了，真是雪上加霜。他还有什么理由嘲讽他呢。老校长放慢了声音说：“也罢，不能说话，你就好好看书么，书里自有颜如玉，书里自有黄金屋，想看啥就看啥。”

　　范生又是一阵激动，望着老校长，满脸通红，偏偏说不出话来。老校长被他看得也难受，就叹了口气，下炕，穿鞋：“真是造孽啊，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么废了。”

　　“血光之灾！”

　　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老校长浑身一震，半张着嘴，小心翼翼地在地上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别人。老校长以为自己糊涂了，听乱音了，就转向范生。范生依然憋红着脸，脑门上还爬上了蚯蚓。他用双手挥了挥，发出了声音：“一月之内，血光之灾！”这一句标准的普通话，老校长是看得真真切切，听得明明白白。他指着范生，老半天，也是憋足了劲，才问：“谁？”范生说：“你！”

　　“你狗日的，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老校长明白过来后，又惊又气。

　　范生说：“天意啊——”仍然是一句普通话。说完后，他就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劲儿，一下子，有些颓然。

　　老校长生气了，大骂：“你狗日的，要是阎王爷不收，再咒也没用！”

　　八

　　这一天，太阳当空照，沒有一丝风，这种冬日里的暖阳总是稀缺而金贵。在家里憋得心慌气短的老家伙和在热炕上暖不住的小娃娃差不多都倾巢出动了，都去了戏场里看热闹、拉家常。

　　老校长去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杨石先早已在戏场南端的水渠边讲国际大事了。杨石先长了一张能言善辩的嘴，什么大事在他嘴里一翻腾，就小了；什么小事，在他嘴里一回旋，就又大了。因而，凡有平息不了的口舌之争，就都要请他去评判。大家都说杨石先继承了杨诚诚老先生的衣钵，但杨石先却不屑于此。他叼着烟，双手插在裤兜里，半仰着脸，对周围聆听的众人说：“他除了会说西游记，还会什么？”

　　杨诚诚的西游记几乎影响了太原府六十岁以下所有的人，在整个箭子川道里名声很响。据说早些年，杨诚诚跟着师傅在秦州城里说唱卖艺，连县长也请他们说过书。与范生等一般大的人，都对说西游记的杨诚诚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刻记忆。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便是在山神庙前围着杨诚诚听西游记。那是如糖一般甜蜜的记忆。每每想起来，就令人全身漫过幸福的激流，乃至后来，所有人都觉得电视里演的西游记没有杨诚诚嘴里的西游记精彩。

　　“孙悟空抡起金箍棒，大叫一声，妖怪，哪里走？”这是杨诚诚讲得最多的一句，却也是令孩子们最为痛恨的一句，因为每次讲到这里，杨诚诚都会停下来，对周围的孩子们说：“狗日的，拿烟来。”孩子们正在兴头上，心里被猴挠了一般，就一个个争着嚷：“先讲嘛，讲完了再给。”杨诚诚拿树枝挨个在大家头顶上敲一遍，冷冷地说：“不拿烟，就不讲。”这时，大家就都慢腾腾地离开了，求也没用。而等孩子们在别的地方玩一圈回来后，杨诚诚便又接着讲了起来，并不提拿烟的事。孩子们很快聚拢而来，望着他口吐莲花，想着那美丽的白骨精。

　　如今的杨诚诚差不多快要九十岁了，已经老得掉光了牙，一说话嘴里就漏风，声音一点都不亮清了，而且动作迟钝、眼神散漫，一段白骨精没打完，就气喘吁吁，看起来就要死了——可他却总死不了。他依然每日里双手拄拐蹒跚而来，打开折叠式的小凳子，坐在北面的墙根下，眯着眼，嘴里不停地咕哝着。不管眼前人多人少，不管别人听不听，他都会说上几句西游记，好像说一段西游记已经成了他的职业和使命，不得不为一样。而更多的时候，他的身边总是聚满了下棋的人和打扑克的人。他已经被太原府的孩子们遗忘了。偶尔有人会发一支烟给他，他也不道谢，理所当然地等着别人点着，就眯着眼吸。这个无依无靠，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汉，就这样在太原府的日子里一天一天等死。很多人都弄不清楚，他如此老了，究竟是如何自己烧炕，自己做饭吃的？但这样的疑问也仅仅是疑问，并无人去细究。

　　老校长走近他，大声喊：“老不死的。”杨诚诚只是略微点点头，并不睁眼。他知道是谁喊他，应不应已经无关紧要了。

　　新一代“嘴儿匠”杨石先以他自成一派的幽默风格拉拢了一堆人，里层是孩子们，中间站着一些无所事事的女人，最外面零散站着的才是男人们。杨石先的演说惹得大家的笑声一浪接着一浪，引得打扑克和下棋的人也都不断往这里望。

　　杨石先说：“跛子的普通话比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要标准。”

　　全能的女人阴阳怪气地说：“好怪哦，怎么就一下子会说普通话了？”

　　豁嘴正正在后面瓮声瓮气地说：“跛子肯定是沾了仙气了，不然好端端地怎么会呢？”正正的声音像一串臭弹砰砰砰地响。

　　仓平的女人说：“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说沾仙气，就沾了仙气呀？西园的段二娘请了一辈子神，也没让神上了身，只能眼巴巴地天天磕头烧香，连头都磕破了。他跛子凭什么出了个车祸就沾了仙气？”

　　瘦猴儿二有肩上扛着铁锨，傲然说：“跛子就是装神弄鬼哩。三平家的鸡丢了，要是我，也能猜得出跑到了南边，其它三面都堵死了，只有南边的墙上有豁口，谁都能想得出来，有什么稀奇？”

　　二有说话总是摆出一副臭架子，胸部抬得高高的，眼睛始终往天上看，但他人长得寒碜，明明是“丑角”的身子，偏要摆出“大净”的架子，那些媳妇们看不顺眼，他一说话，就有人顶嘴。全能的女人说：“你懂个屁！你倒是也装一个神，弄一个鬼，看像不像？跛子说二旺的媳妇成不了，不是真的就没成吗？这个你也能掐算得来？”二有一时噎住了，就要骂人，却被杨石先的话拦住了：“跛子怕真的是要翻身了，六知堂的脉气又能续上了。”

　　杨石先的话一锤定音，他说跛子要成大事，那就八九不离十。老校长在北墙根下叮嘱杨诚诚，让他睡觉的时候，看一看炉膛里的火，别让煤烟把他祸害了。杨诚诚嘴里嘟囔着，老校长没听清，却听清了杨石先的话，心里就犯了嘀咕：莫不是跛子说的是真的？这么想着，老校长就出神了，想是否应该去问问跛子，看这个血光之灾有没有破解的办法。这时候，一个孩子站在他面前，叫了一声“爷爷”，老校长勾着头没在意。接着，就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他：“杨大大。”女人的声音清脆、嘹亮，硬生生把老校长从恍惚中拽了回来。老校长抬头一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一起，小男孩穿得干干净净，衣服和鞋子自是与太原府的孩子不同，有些城里娃娃的样子，而女人就更显得与众不同了，高高瘦瘦的身板，酒红色的烫发，皮肤嫩嫩的。女人站在他面前，笑容可掬。

　　女人又叫了一声：“杨大大。”孩子跟着叫了一声：“爷爷。”

　　靠着墙根的老头子们便取笑起老校长来：“哪儿的亲戚啊？都叫大大了。”老校长愕然地跟着问：“哪儿的啊？”

　　女人说：“大大，我是付红英，这是您的孙子四儿。”老校长喃喃自语了一遍“付红英”，突然心里一阵发紧，身子向后晃了晃，如果不是靠在墙上，怕是已经跌倒了。付红英忙上前扶住老校长，叫着：“大大，大大。”老校长稳了稳身子，力不从心地将付红英的手推开，慢慢地说：“这大大不是乱叫的。”

　　只听南端的杨石先对大家说：“看看，好戏来了。”

　　九

　　果然一场好戏。老校长坐在上房的廊檐上，背靠着土墙，暖暖的太阳慢慢从他身上斜过去了。他双手筒在袖口里，以一贯的专注和定力盯着水泥廊台边上阳光一点点移过去，他的身上已经开始冷了。冬日里的天，太阳一下去，就有了寒气，但他仍然那么坚定地坐着，视死如归的样子。誰也不知道老校长内心的波澜起伏——棘手的问题让他无从着手。没办法了，他只好这么干坐着，和他们熬。他是熬了一辈子的人了，也不怕熬不住年轻人。

　　文清坐在西厢房的门槛上有气无力地哽咽着。她哭闹了一下午。先是和付红英在院子里死缠烂打，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女人，谁也不肯相让，谁也不听劝，老校长即使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她们在院子里滚来滚去，最后都累了，就借着拉架的人顺势住了手。然后，她们又坐在两边对骂，文清有六婶子和三嫂等附近常来常往的女人们助阵，骂起来理直气壮，声音响亮且彻底。起初，付红英还回击两句，到后来，她就没了还口的机会，也就不还了。她低头坐在东厢房的门槛上整理衣服，那个叫四儿的小男孩也安静地坐在她身边，帮她擦身上的泥水，偶尔回头望望撒泼的文清，无辜的眼神中透出一丝轻轻的恨意。付红英摸了摸他的头，对他说：“别怕。”四儿又看了看文清，也看了看老校长，往付红英身边靠了靠。

　　到了做饭的时候，六婶子和三嫂等人见事情并没有收场的迹象，就借故各自回家去了。文清无人帮衬，慢慢泄了气，坐下来开始哭。她头发散乱，浑身沾满了泥水，嘴唇干裂，脸上有一道血印，看起来就像个疯病刚过的脏女人。而她对面的付红英却显得利落了许多，经过了刚才的收拾，她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她低着头，不说话，只是偶尔看看老校长。她的态度异常坚定，扬言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

　　这是一件辱没门风的事，在老校长七十多岁的一生中绝无仅有。面对这个找上门来的女人，他真的无可奈何。她说她是仓仓的女人，四儿是仓仓的儿子，这么多年了，她都在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可如今仓仓却要和她断了，要把她和儿子赶走，她不得不来讨个说法。她说：“我要呆在这个家里，让他娶我。”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坐在低处，老校长宛若又回到了六知堂的旧时光中：他的父亲杨远之坐在六知堂的正厅里，他的大娘和母亲一左一右坐在两侧，对他父亲恭恭敬敬，他父亲所有的儿女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任何人都知道，在六知堂里，老爷的话就是圣旨，反抗和挣扎都是徒劳的，从来没有人敢和老爷对着干。可现在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毁了六知堂百年声誉的，竟然是他这个老族长的儿子，竟然是杨老太爷的亲孙子！这简直就像个笑话，等于太原府所有的人都来扇了他一耳光。要是依着老校长这种愤怒的心情，他能打断仓仓的腿，然后将这个疯女人和这个野孩子赶出太原府。与其让这个管不住裆里家伙的坏怂在外面惹是生非，还不如打瘫了，让文清照顾他一辈子，也总比这样丢人现眼强。

　　而事实上，老校长想得最多的是范生的警告。看来这就是祸端了，若是硬来，如范生预言的那样成了血光之灾也未可知。因此，老校长压了压心里的怒气，安静地看着这两个女人在院子里闹腾。

　　等太阳上了东厢房的房檐，家家户户冒出了青烟的时候，老校长才清了清嗓子，说：“到屋里来说吧，别在外面让人看笑话。”付红英带着孩子二话没说就昂首挺胸地往屋里走，文清心里本来还有怨气，不肯去屋里，可一见付红英的样子，就又来了气，也气咻咻地起了身。

　　仓仓黑着脸坐在沙发上，这让文清和付红英都吃了一惊。老校长边往炕沿上盘腿，边问：“你说，该咋办？”仓仓长出了一口气，像是吐出了心中的霉气一般。这个下午他按照父亲的意思，在付红英和文清进门之前躲在上房里，大气也不敢出，憋坏了。但这事，他躲不掉，他招惹的祸端，就该由他来了结，这一点担当他还是有的。既然已经撕破了脸面，那就按最坏的结果来处理好了。一个下午，他已经有了结论，也想好了应对措施。他对付红英说：“你不该来这儿的，对你没任何好处。”仓仓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文清一下子就直起了身子，冷冷地瞪着付红英。

　　付红英早料到了仓仓会这么说，她淡然地问：“你果真要逼我？”

　　仓仓说：“不，是你在逼我。”

　　付红英轻蔑地笑了笑，对四儿说：“你先在院子里等我。”四儿出去了。付红英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一把戴着刀鞘的刀子，没等别人反应过来，她就抽出刀，把刀子一下子刺进了右大腿，血立刻渗出来，染红了她深灰色的紧身裤。仓仓惊慌失措地向后退了退，大喊：“你要干什么？”付红英脸上带着苦苦的笑，咬着牙不说话。

　　谁都没有料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恶性事件，却在一把刀子下轰然坍塌，像夏夜里一跳而过的闪电，只是其后并没有轰隆隆的雷声。仓仓一家人竟然和付红英坐下来谈了谈今后的事，更多的是以商量的口吻。正如杨石先所说的那样，仓仓并不是真的要和付红英断开，他还是舍不得。到底是不是两人合伙制造的苦肉计也难说。杨石先还说，老校长也真是老了，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还想管别人。于是，所有的闲人便都觉得在这场毫无新意的战斗中，老校长其实成了真正的笑话。

　　文清吃了败仗。起初她并不觉得是自己败了，她是觉得付红英可怜。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带着几个孩子，还做着小生意，又为仓仓这么个贱货白白挨了一刀子，真是冤死了，划不来。因此，当老校长决定让付红英住在家里休养几天的时候，文清没说半个不字，而是爽快地答应了，还为她收拾了东厢房，铺上了干净的床单被褥。晚上，她还安慰仓仓：“就让他们住下来吧，我来照顾。等她腿上的伤好了，再让她走。她也怪可怜的，一个人不容易。”

　　那一夜，文清睡得极为安稳。她提心吊胆地过了这么几年，总担心指不定哪一天，仓仓就休了她，现在，她心安了。她知道仓仓是真的舍不下她，老公公也离不了她伺候，孩子们也离不了她。以后，等她把付红英伺候好了，付红英也就能明白她的一番苦心了，也就能感激她的宽容和照料了。因而，在文清看来，她的噩梦就要结束了。

　　然而，让文清没料到的是，半个月过去了，付红英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已经行走自如了，整天除了找六婶子、三嫂等人说话之外，有时候甚至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务，比如做饭、烧炕、伺候公公和仓仓等。有时候，她看起来更像这个家里的女主人，文清却显得有点多余了。奇怪的是，公公和仓仓都没有要赶走她的意思，而文清为了换取付红英的感激，也不想出口赶她。于是，他们就在一个院子里生活着，在一个锅里搅着勺子。

　　十二月的时候，赵四把修好的族谱拿来了。他说他去找了一趟李想，为换姓的事征求他的意见，可没想到被李想赶出了家门，差一点就挨了揍。赵四可怜兮兮地站在老校长身后，说：“要不是我跑得快，说不定这会儿都不能见您老人家了。”

　　老校长瞪了赵四一眼，回过头，幽幽地说：“这狗日的，他是要逼我？”

　　赵四一听老校长话头不对，就嬉皮笑脸地说：“您老人家可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身子……”

　　“他当真是要逼我……”老校长打断了赵四，将拐棍在炕头重重敲了三下。赵四一看老校长真生气了，不敢造次，慌忙给他倒了杯水，立在一邊候着。老校长呼哧呼哧地喘了半天粗气，好一阵子，才隔着窗子撂出了一句狠话：“你们都是把我往死路上逼……等我真的死了……你们怕也过不安宁。”

　　赵四知道，老校长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但以老校长的脾性，他不会轻易说出“死”字，看来真是被逼急了。谁说不是呢，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女人，一个孩子，就这样赖着不走，成何体统！他一辈子的威望，就这样被他们糟践了——他成了太原府的一个笑话。如果再不赶紧将六知堂主事这个帽子摘了，那六知堂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赵四其实将老校长的心思摸得透透的。

　　当然，李想也心知肚明。他知道老校长是要将家事踢给他，让他用六知堂的家法来断仓仓的公案。老校长的想法听起来就有些可笑。这年头，有些人连国家的宪法都不怕，还会怕你六知堂的家法？他老人家活得越来越不明白了，人家都在往前赶，他却往后退。一百年前的家法还能管得住现在的仓仓？真是笑话！

　　不过，也对，李想就是看笑话的人——这么多年了，他心里还憋着一口气。他始终都不能原谅老校长当初要把他的父亲赶到李家洼的事。在李想看来，那就是赶，就是抛弃，尽管老校长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解释，但李想就是过不了心里的那个坎。如今，又要他把姓改回来，既然要改，为何不改为范姓，那岂不是真正地认祖归宗？而让李想更生气的是，范家就剩下了一个范生，先是残疾，后又瘫痪，现在又说着普通话装神弄鬼，这简直就是辱没先人。范家让范生延续脉气，那真是要断了根啊，而他这个真正的范家后人，却不能姓范。这到底是哪门子的规矩？他倒要看看，老校长那么大的能耐，如何管教自己的儿子！

　　事实上，赵四对老校长撒了谎。他并没有去劝李想，而是和他串通好了。他知道，若是让李想改姓杨，那范生也就得改，他赵四也得改。尽管赵家的先人当年是六知堂的管家，那也不能让赵家人成了杨家人啊。

　　所以，赵四在族谱的最后三页上各自只写了李想、范生、赵四三个人的名字，再没有其他赘述。

　　十

　　直到仓仓在东厢房的炕上被文清抓了个现行的时候，文清才确信，付红英是真的要留下来了。

　　文清是一番好意，拿了两个六婶子给的玉米面甜饼子，想让付红英尝尝。大中午的，她推开门，却发现仓仓也在，两个人赤裸裸的。文清冷不丁进去，三个人都惊着了。这一次，文清突然表现出了难得的镇静，她稳稳当当地将甜饼子放在桌子上，冲他们两个笑了笑，说：“六婶子的玉米面饼子，甜得很，你们忙完了吃吧。”然后，她像个慈爱的母亲一样，笑眯眯地退出了东厢房，并轻轻带上了门。接着，文清去后院抱了些柴火，将东厢房的炕又烧了一遍。然后，她再次打扫了院子，把几个廊檐上码放着的闲杂物品一齐搬到了后院，又将后院的鸡圈归整了一遍。天色还早，她就开始做晚饭了。她准备了鸡蛋，还想杀一只鸡，改善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她悄没声息地在后院里将一只下蛋勤快的母鸡宰了，倒提着回到前院，鸡血滴了一条线。她烧好了水，慢斯条理地在东厢房的廊台上拔鸡毛。她的心情似乎极好，甚至唱了一段“花儿”小调：

　　河里的石头翻三翻，水小着就翻了个两翻。

　　我一回娘家转三天，想你着就转了个两天。

　　哎哟哟，想你着，就转了个两天。

　　阿哥吆……

　　文清出出进进地忙碌着。如果单从表面来看，任何人都很难想象得出这个女人内心里的煎熬和愤怒。屋里的两个人再也没了兴致，却不敢莽撞地出来，只好窸窸窣窣地慢慢穿好了衣服，隔着窗子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文清唱完了，说：“仓仓，你晓得不，六婶子家的公鸡给三嫂家的母鸡踏蛋哩，却被母鸡把脖子上的毛都啄光了，你说失笑不？”说完，文清自己呵呵笑起来。

　　直到文清的大盘鸡做好了，端到了上房的炕桌上，仓仓和付红英才出了门。老校长坐在正上方，四儿坐在老校长身边，文清盘腿端坐在炕边上。這是文清头一回这么理直气壮地和老校长坐在一起吃饭，她竟然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尴尬，就像是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平起平坐的架势。

　　仓仓进来后，坐在了靠近炕台的炕边上，低着头。付红英则站在当地，憋了半天，突然说：“你要知道，我不怕你，我是可怜你。”文清给老校长夹了一只鸡大腿，给自己也夹了一个，吃起来，头也不抬，但她的周身却是寒气逼人。老校长有点担忧地看着文清，文清把嘴塞得满满的。老校长长叹了一口气，跟着吃起来。这一吃，文清心里就有了底，这说明老校长还是支持她的。

　　“我本来是不想走的，但这样熬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付红英环顾了一圈炕上坐着的人，缓缓地说，“既然得不到这个家，这个男人我死也不放手。”

　　老校长说：“你想怎么样？”

　　付红英说：“我不贪图什么，只想要个知根知底的男人。今儿个我就把话挑明了，仓仓既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只要你放开他，不干涉我们来往，你我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老校长跪起身，拿着筷子冷不丁地在仓仓头上狠狠敲了一下，骂他：“你狗日的还想要两个女人啊？”

　　“您老现在教训儿子，迟了吧？我连孙子都给您抓养大了，这点要求不过分吧？”付红英说着，在四儿的头上摸了一把，对四儿说：“听爷爷的话，妈妈空闲了就来看你。”

　　一家人都憋着气，看付红英进进出出收拾自己的东西。直到她出了院门，大家才舒了一口气，而文清却已经泪流满面。老校长的目光在仓仓和文清之间来回晃，最后落在了四儿身上。他叹了口气，摸了摸四儿的头。文清突然放声大哭，声音很响，像是能穿透墙壁。

　　老校长再次来看范生时，范生的日子已经非同寻常了。他刚刚从神位上“褪”下来，“褪身”的“褪”，不是“退位”的“退”。范生坐了龙王爷的神位，替龙王爷在箭子川道里布施行善，这是范生第一次被龙王爷附身时，当着众位乡邻说的话。

　　龙王爷借范生之口说：“这数十年了，吾一直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北山之下游荡。箭子川道乃贫瘠干涸之地，使吾常年遭受饥渴。尔等刁民，不念恩德，却三番两次毁我龙庭，吾本要惩罚尔等，毁了龙脉，却又不忍尔等遭难。近观众生，唯太原府六知堂范生可承我衣钵，造化乡里，望尔等听之敬之。”

　　范生这一番话，字正腔圆，是标准的普通话，很是精妙圆润。他闭着眼，天庭饱满，印堂发亮，众人听了之后个个心惊胆战。年龄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北山沟里有个小龙潭，这些年真是荒芜了，水几乎要尽了，早先搭建的低矮草棚也在今年的洪灾中塌陷了，至今无人再管。于是，有人私下里嘀咕，今年的洪灾莫非是龙王爷的惩罚？当然也有人不信，觉得范生是故弄玄虚。但当范生褪了身子，松一口气，回到他的肉身的时候，却又是一副畏缩的样子，说话依然嗡嗡嗡地含糊不清，与刚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他本人又对刚才作法时说的话一无所知，甚至表现得十分惊愕。更令人称奇的是，最近范生判了许多公案，比如给人找物品、预测家事、化灾祛病等，无不灵验。短短两个多月，在太原府屡试屡中。这几番事实摆在面前，不信的人也渐渐信了，而这样的例子在箭子川道也不是头一回。于是，大家便都认了范生，称其为龙王爷。

　　云秀端来脸盆，范生洗了洗手，用白得晃眼的毛巾擦了擦，才又回到了颓然的模样，好像刚刚一场法事让他元气大伤。跪在地上的全能的女人被人扶起来，踢了踢腿，才慢慢自己站稳了。她从怀里掏出二十元钱，毕恭毕敬地双手递给范生。看范生点了点头，她就把钱放在炕桌上，然后向后退了一步。范生说：“龙王爷的话你都记住了？”全能的女人点了点头，说：“嗯。”范生又说：“那就按龙王爷的意思认真去做，别马虎。”全能的女人又“嗯”了一声，范生便闭了眼，养起了神，全能的女人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老校长看得呆了，等没了外人，才小声叫：“范生。”

　　范生没睁眼，只说：“今儿个是十五，这里只有龙王爷，没有范生。”

　　云秀在一旁说：“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他都这样，平日里倒好好的。”

　　老校长笑了笑，近前来，坐在炕沿上，隔着炕桌看了一阵范生，低声叫：“龙王爷。”

　　范生慢慢睁开眼，点了点头，说：“知道你会来。”

　　老校长说：“我的灾难解了吗？”

　　范生右手掐了掐，好半天才说：“血光解了，可灾难还在，没有破解的办法。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谁也不能拂了天意。”

　　老校长至今不信范生，只是觉得有点好笑，但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就不妨再调侃一二，老校长便问：“那么，六知堂未来谁掌家主事？”范生掐指算了算，缓缓地说：“六知堂的新主事不姓杨。”老校长摇了摇头，笑了笑。他知道范生说的是李想，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要把主事传给李想的事六知堂人尽皆知。而这一刻，老校长却觉得他不能把这个主事传给李想了，他要改改范生的预言，也灭灭李想的锐气。他就是把这个主事越界传给孙子茂才，也不能传给李想。

　　老校长晃晃悠悠地出了范生家，不觉又是一阵心慌气短。他觉得六知堂的脉气真是聚拢不来了，要散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后来就上了扁头山。太原府被他盡收眼底，李想家突兀的院子就像一座清静的寺院，甚是清晰。他突然发现，整个太原府顺着松树河，竟然像极了一条盘踞在低处的小龙，而李想家仿若就是龙头，昂首挺胸，迎风而上。这才不多几年的工夫，太原府好像扩大了一倍，塬上的人家大都迁到了平川里，不知不觉间变了早先的模样。难道这是天意，李想注定要成为掌舵人吗？老校长心里竟然苦苦的。他从小道上穿过去，走到了回旋地的祖坟前。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无事的时候，都要来看看祖坟。他就像个尽职尽责的守陵人一样，驱赶那些漫山遍野的放羊娃，斩断盘结在坟头的乱树根，添堵老鼠打开的洞，养护周围大大小小的松柏。更多的时候，老校长其实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父亲的坟前，絮絮叨叨地说一个下午的话，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人也就舒畅了许多。

　　老校长一直坐到天色将晚，村子里青烟缭绕的时候才缓缓往外走。他突然觉得有些头晕，想着可能是起身的时候有些猛了，就又双手撑地，跪在了坟前。缓了好一阵子，他再次努力起身，觉得双腿被压得麻木了，颤颤抖抖地站不稳，只好全力撑着棍，一步一摇地往前走。他仿佛看见一条小白龙从南边的沟畔里腾空而起，周身散放出金色耀眼的光芒。四周突然狂风作响，他很快就听到了那些夭折了的太原府的孩子们，在南畔沟里发出的怪里怪气的叫声和笑声。几百年来，太原府所有夭折的孩子都被丢弃在这里，现在应该是数以百计的庞大队伍。他们一个个挣扎着，努力地想要腾空而起，去追赶小白龙。他们把小手伸向天空，可密密麻麻的小手，却像干枯的树皮，甚至比他自己的手还要干枯。他正在惊讶，他的父亲却出现了，老人家依旧是一袭青布长衫，微笑着端坐在南山顶上，金黄的阳光罩着他。老人家向他招招手，他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那些南畔沟里的孩子们也和他一样往父亲的方向跑。他生怕他们抢走了父亲，就跑了起来，越跑越快，直至一脚踏空，他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人们是晚上十二点左右在回旋地里找到老校长的。老校长被抬回来后，已是奄奄一息了。五奎来给扎了针灸，打了吊针，最后才说：“风打了，命算是保住了，往后的事谁也说不好。”而这时，范生端坐在自家炕上，闭着眼长叹了一声，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说：“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