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

　　前 記

　　1943年秋冬，晋察冀山区腹地经受了敌寇持续三个月的残酷“扫荡”。1944年初，晋察冀北岳区军队和政府为表彰反“扫荡”中的战斗英雄和多年的劳动模范，也为了动员大生产召开了“群英会”。会上，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同志被授予“子弟兵母亲”荣誉称号。我所在的军区抗敌剧社有些同志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剧社指定我根据戎冠秀的拥军事迹写剧本，由胡朋扮演戎冠秀本人。我们二人曾陪同戎冠秀同志返回她的家乡体验生活。那时我和胡朋还没有结婚，在那段时间里，胡朋一直同戎冠秀生活在一起。剧本写出后，由杜烽同志导演，于1944年秋演出。日寇投降后，话剧《戎冠秀》曾于1946年春在张家口公演。

　　建国以后，戎冠秀同志以烈属代表、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等身份多次来北京开会，我曾多次同她会面。如果胡朋也在北京，我们便一同去看她。那时，她对我的感染已不限于拥军。我由于参加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在建国后对农村变化也很关注，便很想以她为原型写一个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

　　1957年5月，我作为人大代表，曾利用“视察”的机会，去河北平山县下盘松村，看望了同是人大代表的戎冠秀同志，顺便做些农村调查。

　　五月四日

　　自平山县洪子店到观音堂乡政府所在地观音堂村，行八十华里。除中午在刘家坪休息吃饭用两个半小时外，共用九个半小时。晚宿观音堂乡政府，见到副乡长焦占林。

　　当晚早早睡下。多年没有走山路了，一天来所见所感，在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是一幅贫瘠山区的图景：从古道往上十五里没有人烟，狭窄的河谷里堆满了从高山滚下来又被河水冲刷了千万年的各式各样的石头。石头堵塞着河流，河水弯弯曲曲，时而浪花飞溅，时而清碧见底。而旁的山上只有枯黄小草，没有树木。河谷里除了石头就是陷脚的沙砾，这沙砾上被牲口踏出的一排排蹄印也就算是道路了。独木小桥和堆积的卵石连接着这条似有似无的道路。每次山洪骤发，道路即改变一次。山洪汹涌时，人和牲畜便只好在山梁上寻路而行。现在还不是雨季，但可看到洪水的痕迹，那干枯了的苔藓和水草的浅黄色黏沫还沾附在石块上。行至傍晚，村庄在望。村旁有梯田，麦子稀疏瘦弱。副乡长说，前月一场春雪，把麦子冻死不少。

　　目前流行性感冒正在山区蔓延，这本是容易医治的病，但由于这里没有医生，距城市百数十里，又不通电话，只好任疾病蔓延。在观音堂，许多人家全家病倒；在秋卜洞乡已经有四十二人因感冒转肺炎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

　　五月五日

　　上午由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焦占林同志和供销社韩存有同志向我们介绍下盘松村的情况，而后十时出发，行八里路，到达下盘松村，并见到“母亲”戎冠秀同志。

　　十三年前来过的下盘松村，依稀还能认出：村头的小门楼和村中的大槐树，山坡上戎冠秀那三间房和那斜斜的小路又出现在眼前。山里的乡亲对外来的客人很亲，一进村就有人打招呼，一个小女孩高兴地领我们去社办公室找干部。社办公室是一间小屋，小炕上堆了半炕的白马牙玉蜀黍种子，两个会计面对面伏在小炕桌上核对账目。两个人中那个留胡子的中年人现任会计股长，他竟是当年的支部书记赵忠。

　　因为社的主要干部不在家，我们就先去看望戎冠秀。戎冠秀在十年前土改后便搬下山坡，住到分给她的两间新房子里来了。在门前的水渠旁，戎冠秀正在洗衣服，见我们来了，高兴地迎上来，甩甩水淋淋的手同我们握手，对我说：“做梦也想不到你来呀！”然后就张开嘴笑起来，并把我们引进她的家里。

　　戎冠秀的老伴李有已去世多年，两个女儿结婚后都不在身边，跟她一起生活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外孙，男的八岁，女的七岁，都在上学。而戎冠秀本人已是年逾六旬头发斑白的老人，她穿了一件破旧的黄军装，外罩一单褂，高兴地为我们斟水。房间不算大，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新制的两个躺柜和炕桌。柜上摆着茶具和暖瓶，墙壁上挂了长的、方的、大的、小的若干相框，有各种会议的合影和人像，其中有我替她照的那张放大的半身像和我的家庭合影。戎冠秀操劳一生，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她的躺柜上摆着别人送给她的漂亮暖瓶和名贵茶叶，却同时也摆着自己拌的杨叶和要掺在糠饼子里的棉籽麻糁，屋外堆放着大筐野菜。说她俭朴，也不尽然。我们来了以后，她就动手为我们做面条吃，做大米饭吃，包饺子吃。她对于来访的客人、政府和部队的同志一直是热诚大方的，而对自己则节俭得近于吝啬。在买公债上，在卖余粮上，在一切公益事业上，她从不吝惜自己的一切。

　　她在劳动上也是积极带头的，但因为适合妇女干的活有限，加上两个外孙的拖累和几度外出开会，而自己毕竟也是六十开外的老人，所以去年仅得到三十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她的这种看来不错的生活，主要是靠了人大代表每月五十元的补贴。这五十元在农村是十分顶用的，她不但不需要儿子和在外工作的女儿财物上的支持，还替女儿照看两个孩子，为缺奶的孙子每月花六七元请了奶母。只是年龄使她在劳动上难以像以往那样处处带头，而文化程度又使她难以担负社里的重要工作。她是靠了多年来一副正直的热心肠和自我牺牲的良好品质继续受到广大老实农民的爱戴的。自私的干部、落后的人们则埋怨她，嫌她不能向上级替本村叫苦。救济款发得比别村少，怨她；公粮掏得比别村多，怨她；有些农户大量宰杀猪羊被慰问团发觉受到批评，也怨她。作为一位有影响的老模范，她的不辞辛苦、以身作则，一直受到本县、本区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本村却受到主要领导干部的冷淡、埋怨和暗中的打击。好心的农民来劝戎冠秀，怕她得罪人，劝她忍耐。嫉妒她的人却说：“反正她每月有五十块钱哩，她才不怕！”她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共产党员的谦虚朴实的本色，相信党和政府，响应党的号召。落后的人们议论她：“又叫政府给灌了米汤了！”

　　她居住在深山，离区五十里，离县九十里，乡区干部不常来，来也是抓中心。她是县委委员、区委委员，因为路远，开会时常不通知她。县、区的领导还未能看到她长期以来作为模范共产党员的感召作用，未能利用她的良好影响开展工作。她是一颗明珠，她是可以产生更大影响的。endprint

　　饭后，我们被安排在戎冠秀的邻居、复员军人宋福喜家北屋西头的一条小炕上休息。而后去街心和几位村干部、社干部熟识了一下。晚间列席了本村的党员会。

　　五月六日

　　六时起床，沐浴着晨光在水渠旁洗脸。今天一天还在戎冠秀家吃饭，她不叫我吃派饭，早晨给我做大米饭，中午给我包饺子，晚上又是大米饭。

　　乡党委书记刘瑞亭来了，向我介绍了光宇村（下盘松村）的基本情况：村子在本乡是比较富裕的，地多也好。在外边工作的人多，大都是在企业部门或做教员。果木树多，羊群搞得不错。人口：男134，女112；党员26（22男、4女），团员13（6男、7女）。支部不团结，支书韩增儒本位、自私，大道理能讲一套。队与队间有隔膜，党员争工分，干部拣轻活干，量别人不量自己。

　　正说着，支书韩增儒来了，向乡书记刘瑞亭叫苦：“工作没法推动了！社长光顾盖房，不检查生产！花生到这会儿还没种哩！粪还没上上！农业股长急得不行，人家（指社长宋槐）光说顾不上！干部不纯洁！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检查！”正说着，支书的老婆在外喊支书去挑水：“你养活不起人，就别揽这些事！当这支书图个啥！”

　　支书韩增儒走后，乡书记说他老婆有意见是因为救济款的事。此次救济款还没发下来，很可能没有他家的。支书每次都领救济款，群众有意见。发救济款由干部讨论决定，谁都想要。旧年至今本乡已发救济款两千三百多元，平均每人一元多。

　　午间睡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就和陪同我的老崔在村里转。在社会计室的院子里和盖房子的那伙干部群众扯了一通。在羊圈里看戎冠秀的二儿子李存金起粪。在村头与韩增良谈。在村南头与韩存英老汉谈，听他扯了半天记工不合理的事。

　　晚饭后在街心和乡亲们闲谈，戎冠秀也在场。回来后，坐在戎冠秀门前的石阶上、水渠旁，听戎冠秀老人讲述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秉公办事遇到的阻力。她劝我当众批评她，说：“这样我就好做工作了。”我来看望她，她却一直在谈公事，谈妇幼保健，谈拥军优属，谈改变农村的坏风气。月光下我望着她那已开始变白的头发，觉得她不仅是子弟兵慈爱的母亲，也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良知正義的化身。她考虑将农村的医疗和婴儿保护问题、妇女权利问题作为个人提案送交全国人大，要我代她起草。

　　月光下，水渠旁，母亲和远道而来的军人儿子坐在一起……

　　五月七日

　　来下盘松村的第三天。今天开始吃派饭，早晨是赵瑞家，午间是宋纪贞（宋文之子）家，晚上是春进子家。

　　上午房东宋福喜没有下地，和我们谈了一上午，谈村里的情况，谈支书韩增儒的为人。

　　支书韩增儒，前天晚上的党员会上见过，一副笨样子，穿一身破衣服。他主持会，一面看着几张纸片，一面吸着鼻涕，说：“过去打日本、斗地主、土改、复查，现在社会主义了，我们要好好想一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应该好好想一想，是啊不是？……”他的口头禅是“领导上”如何如何，“政治上”如何如何，是一个长期以来“贯彻”上级文件，用名词术语压服别人的人。他父亲韩存印是老党员、老农会主任，是全村的尖尖人物。他任村支书，他的二弟韩增先任社的农业股长，他极想让他的四弟韩增良担任社的会计，因群众反对未成。人们说：“全村的工作难做就难做在他们父子几个，都是占公家便宜、难斗的人。”群众说：“干营生时，见他家人去你就去，又不背伤又轻闲！”特别令人反感的是，他家已是余粮户，却一直在领公家的救济款。他的方法是在发救济款前对别人说“我看你可以领一份”，同时装穷叫苦，以启发别人提他。他在冷天穿单衣，穿开花露肉的棉裤，哆里哆嗦说：“可冻死人啦！”一等救济款确定，立时把新棉裤穿上。吃好饭躲在家里吃，吃菜粥等赖饭就端着碗上街。有时用怠工来威胁，一次没有吃上救济，上级调他去受党员训他就不去。上级对他没办法，“工作离了人家不行！”复员回来的军人看不惯他的作风，就跟他斗，宋福喜第一个“碰的背兴”，韩存有第二个“碰的背兴”，去乡信用社工作了。

　　韩增儒是这样对待戎冠秀的：

　　一、戎冠秀的一只羊准备过年宰了吃，韩增儒借去过八月十五，说年底还她一只一模一样的，戎冠秀同意了。到了年底韩增儒用钱买了一只小羊给戎冠秀，理由是那卖羊肉得的钱买不到原样的羊了，气得戎冠秀哭了半夜。

　　二、责怪戎冠秀：“慰问团们、上级们，一来就上你家！可把咱村闹得不轻！听你的话，影响了咱村的救济款数了！”

　　三、上级批评了村里过年杀猪数太大，村里人议论纷纷，怕区里要来收税，都恨这报告情况的人。这本是韩增儒写进报告里的，为了推卸责任，想推到戎冠秀头上：“戎冠秀，是不是你讲的？上级在你家呆过，一定是你讲的！”戎回答说：“若是我讲的我就承认，说是说过，就是不知道那些数字！我看向上级报告的是负责干部，不是负责干部不知道那数字！”

　　四、戎冠秀去北京开会，请韩帮着写一份材料谈谈村里的事，好向毛主席汇报，遭拒绝。

　　五、戎冠秀是乡党委委员，可是支部开会常常不叫戎参加。讨论救济款时，更不让戎冠秀知道。在戎冠秀未当选人大代表前就是烈属，从未领过一分钱。

　　以上是宋福喜介绍的关于戎冠秀的。以下是宋福喜谈他自己的一席话：“我在部队上干了十来年，土改时回来，看不惯农村干部这作风，净顾自己个人。我也是缺把火的人，就跟他斗，一碰碰了个背头！……我也当过一阵子主要干部，后来还当过一年社长，当过一年民政。不行，斗不过人家！……我现在是个好人主义，我不犯错误，你怎么也怎么不了我！什么也不怕！……我也不落后，我也不进步，进步不了。反正，社会进步也不能把我落下！……

　　“我当民政的时候，管发救济，我就卡着不发给支书。嗯，惹下他啦！发救济是最惹人的……我当水利股长，为咱们修这水库的事去县开先进工作会议，我什么也没说。我要在会上说说成绩，准能闹杆大旗，村子一得奖，个人也得奖。我要得了奖，回来也准闹我。我什么也没说。……说起支书韩增儒这人，嘿嘿！……endprint

　　“你们来了，我起初不想叫你们住我家。你们调查出什么来，他会寻思是我说的。……你们来了以后，我心想，我是说实话呢还是不说实话，不知你们想听什么？成绩吧，这村有的是，毛病吧，也不少。”

　　宋福喜向我们谈情况时，他妻子在屋外做饭，时而插嘴打断：“你说那些干什么！”他就说：“那怕什么！这又不是外人！”而后就朝我们笑道，“我这个人不说是不说，一说就收不住！”

　　他是军队下来的，有军队作风，说话用的比喻也都是军队名词，什么“组织纪律”“上下级关系”“作息时间”等。最后他是这样说的：“上级不是不知道这些事，知道了又顶个屁用！这要是在咱军队上，早就……”

　　下午狂风，我在屋里记笔记。晚上戎冠秀同志和乡信用社主任韩存有来看我，说明天乡长康德隆同志要来。

　　五月八日

　　上午康乡长来，和本村干部研究当前的工作。目前的工作首先是往地里送粪、选种——研究播种白马牙玉米、花生栽种问题；其次是检查一下劳动定额执行情况和民主办社情况。

　　支书韩增儒来看康乡长，并对我们说：“昨晚开支委会，研究了一下生产问题，本来要叫戎冠秀的，见她睡下了就没有叫她，也没有叫你俩。”

　　其实，我们早已知道昨晚开支委会，曾怀疑为什么不叫我们，估计是研究救济款发放问题。果然，今天老崔参加布置生产的会回来，证实了昨晚的支委会确实研究的是救济款问题。

　　今天下午随乡长康德隆和老崔一起去地里转，并去湾子里休息。中午利用影响参加了湾子里的生产组长以上干部会。归来已四时。

　　乡长康德隆，今年三十八岁，看起来却像四十岁以上的人，秃顶了，留了胡须。原来在李台村当干部，调出来当乡支部书记，后改任乡长。月薪四十元，要养活十口人，他有父亲、妻子和六个儿女、一个侄子。他知足地说自己生活得不错：“一辈子受苦人，也没个文化，这就很不错了。”他对其他干部干活比他少、薪金比他多却申请救济不以为然。他要在这十二个村庄跑来跑去地工作，背着铺盖，提着小包袱，揣着旱烟袋。山区村庄远，有的远达数十里，跑遍全乡各自然村要半月二十天。他的小包袱里包着文件、笔记本、手电筒和一包旱烟。他熟悉农活，看到别人干什么也能下手帮两下。各村都有他的熟人，这个是他舅，那个是他姨家侄儿，各村都有人叫他的小名“二锁子”，有人不叫他乡长，就叫他“二锁子”。他习惯于嘻嘻哈哈地解决问题，不能严肃地批评人，也不能果断地处理问题，他说：“在本乡工作困难太多！净亲戚！批评也抹不下脸！……这村（指下盘松村）跟乡的矛盾，我不能出面解决，明明是这村自私本位，我要是一批评，就有闲话……”

　　今天吃派饭，早晨在宋红之妻李庆林家，中午在房东宋福喜家，晚上在宋水家。晚间考虑这村的主要问题，准备回县后作一汇报，并提几点建议。

　　五月九日

　　下盘松的情况、主要问题和我的建议：

　　这村的主要情况是自然条件好，土地较多、土质好，果木也多。青年劳动力少，但在外面工作的多，因而经济方面较为充裕。是老区，群众对党和政府有高度信任，有十多位十年以上老党员，有全国人大代表戎冠秀同志沟通着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能及时把国家的政策精神带到农村。以上是有利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员少，团员也不多，青年一代在生产和工作上的作用不显著，做工作靠老干部，作风因袭，对新事物不敏感。妇女党员团员不多，虽积极参加生产，但往往受到排挤。少数当权干部作风不民主，没有凡事同群众商量的习惯，特别是有些干部的自私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众。党员和群众中很多人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害怕打擊报复。该村距区、县太远，领导不便，该村生产不错，工作能按时完成，所以以上问题也易被上级忽视。

　　目前阻碍生产和工作顺利开展的症结在党内，党员权利受压制。（我们刚到乡就看到群众长达数页的检举信，在下盘松村接触的老党员对村支书存有惧怕心理。）包工包产、记分制度，自上而下决定，违背按劳取酬原则。队长支配不动大家，要求辞职。党内矛盾、干群矛盾集中在村支书韩增儒和农业股长韩增先兄弟身上。另外救济款和救济物资的发放，一直由少数人研究决定，本村群众因享受不到救济而极为不满。

　　我的几点建议：1.建议县、区、乡领导对下盘松村党支部进行一次整顿，通过发扬民主调动党团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改选党支部。2.建议对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工作再做出具体规定。名单的确定必须认真听取群众意见。3.山区如何执行劳动定额，如何使半劳动力的妇女和老年人也能积极参加生产，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4.山区迫切需要解决医疗问题。距区、县远，没有电话。大批婴幼儿死于出疹子，流感流行期许多人全家病倒。观音堂乡曾组织中医联合诊所，不知何故撤销；孟家庄有区卫生所，但太远，出诊费、里程费动辄数元。

　　下午补日记，晚研究老崔的汇报稿。

　　五月十日

　　在地里遇见湾子里一个生产小组，其中一个着绒衣制服的壮年，名叫韩增新，干活很猛，一个人扛一百五十斤木料。中午在他家休息，知道他的二弟韩增峰就是抗战初期袭击平山城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某区队长韩光宇（人称“韩猛子”），因此下盘松村被改名“光宇村”。他的三弟韩增举也当过八路军，住医院时请假回来干涉过土改，后在作战中牺牲。他的四弟在某煤矿工作，月薪百数十元。他的父亲韩永年，劳动了一生，因为是烈属，受到政府照顾，曾任供销社主任，因自己不是党员，推掉了，现在平山城内养病。从房屋的陈设看，有中堂、对联，墙上许多镜框里装着大大小小的照片，有全家的合影，有军人、着制服的干部，其中韩光宇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屋里挂着毛主席像，挂着歌颂新社会的对联。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家庭：父亲富农，儿子有的参加了革命，是共产党员，有的在阎锡山手下工作过，甚至参加“剿共”。日寇来，因他家是八路军，烧了他家的房子；土改时贫农团分了他家的财产；因为是烈属，受到政府和乡邻的尊重。

　　下盘松党支部的现状是：党员的平均党龄十四年零五个月，抗战初期的老党员占半数，解放后的青年党员只有五人。老党员对党信任，打过日本，斗过地主，给工作能完成，但意志衰退现象也严重，对不合理现象已无斗志，容忍、苟安。会还是开的，但开会左叫右叫，一个多钟头集合不起来人。集合起来，蹲在那儿抽烟，不发言，好人主义，谁也不得罪谁。戎冠秀就生活在这样的党支部里。下盘松的党支部已经衰老，只有戎冠秀还保有政治上的锐气，她劝我批评她：“你批评我工作不积极，我就好工作。要不人家什么也不告诉咱知道，开会也不叫我参加。”endprint

　　真正能改变支部面貌的青年党员还没成长起来。

　　五月十一日

　　戎冠秀知道我们后天要走，就又留我们吃饭，不让我们吃派饭了。为了做饭，她没有下地，于是我利用一些时间和她闲谈。土改时她已是新中农，不在贫农团，甚至受到某些人的欺凌，最使她伤心的是那面授予她“子弟兵的母亲”称号的奖旗竟被没收移作他用。

　　下午补记材料，并替戎冠秀回了两封信，写了人大会议的提案。

　　晚饭后，和老崔去湾子里，找社主任韩喜林、社农业副股长赵玉华、老党员宋英开了个小规模座谈会，会后已十一时，踏着月光回来。

　　五月十二日

　　在下盘松村的最后一天。戎冠秀，我们的“母亲”，早晨为我们做面条吃，中午为我们做荞面饸饹吃。

　　上午约乡信用社主任韩存有来谈，下午约村主任韩存月来谈。所谈内容为韩增儒的父亲韩存印和他的几个儿子。

　　韩存印，1937年的老党员，今年六十一岁了，本来还可以干些轻活，因为贪污工分，哪个生产组都不愿要他。特别是偷砍禁山上社里的树，偷社里的柴等，在支部会上受到大家批评，要给他“留党察看”，上级批的是“严重警告”。他十分不满，说：“开除算了！唉！开辟党时就有我！我当了多年农会主任，老了落了个留党察看！”

　　他的老婆是十年前续娶的，因带了她的儿子过来，韩存印不接受，两人为此闹离婚。

　　他的大儿子韩增儒，如前所记。

　　他的二儿子韩增先，是农业股长，跟他爹“是一号材料”。

　　他的三儿子韩增明，是个老实人，抗战初期参军，在部队当司号员。韩存有说：“那时我们在一起，我当上士，他当司号员。去年八月他回来过一趟，已经是副教导员了，和我见了面。老同志了，两人谈了半宿。我向他介绍了他们父子的一些行为，后来韩增明写信回来对他父亲进行一些教育。韩增明的媳妇是六亩园的，为人正派，因看不惯韩家这些人的自私，不常回家。一次韩增明寄回一百元，让哥哥和父亲分，为此父子妯娌闹得不合，打架。”

　　媳妇们以韩增儒的媳妇最刁泼，原是党员，被劝退。她最喜欢在丈夫开会时耍蛮，“你给我回去！家里连饭也没的吃，你也不管！”要不就说，“没水了挑水去吧！”再不然就说，“没烧的啦！你光知道开会！人家有吃有喝，你图的什么！”“养不起家口，你就别当这干部！”

　　他的四儿子韩增良，原在八区当青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期间调他南下，他拒不服从，成为蜕化干部。

　　乡党委委员、信用社主任韩存有，1938年入党，在部队当过战士、上士、司务长，1947年复员回家，当过村支部组织委员和书记，土改中担任过新农会主任。因为斗不过韩增儒，而到乡里工作。他一副黑胡须，两眼炯炯有神，今天是专来找我谈有关农村情况的，以上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对农村出现的“新式富农”的忧虑。他提了几个人的名字，这几个人比较有文化，对群众有影响，但他们不顾大局，主张分社，很可能扰乱斗争的步伐。

　　晚间参加了村支部的党员会。明天就要离开下盘松了，我在会上谈了两点，想给群众的民主要求撑撑腰：一是民主问题，一是党的作用、党内团结的问题。会开到十一点。

　　五月十三日

　　五点钟就起床。戎冠秀起得更早，她为我们煮了八个鸡蛋，让我们带到路上吃。

　　戎冠秀大娘就是我们的母亲，这些天她把自己仅有的细粮毫不吝惜地做给我们吃。我们知道大米和白面是按定量出售的，供应站不可能增加，我们吃了，她和小外孙就没的吃。今天，她一定让我们吃了早饭走，不让我们去观音堂吃早饭。我们怕她不高兴，就依了她。吃饭时她流露出惜别的神色。

　　再见吧，在北京见！戎冠秀握着我的手，陪我们走到村外。当我们走上去湾子里的土坡时，还远远望见她立在村口。

　　我后悔这次来没给她带什么礼物，于是在观音堂的商店里买了一只花脸盆和一些别的日用品托人捎给她，并附了一封信。同时，也买了些小礼物，托人送给房东宋福喜夫妇。

　　在观音堂，我们把这些天了解的情况向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作了汇报。

　　后 记

　　次年，我被北京军区任命为河北省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从1958年秋到1961年春，在那个岗位工作了三年多。其间，戎冠秀同志和本地区其他劳模开会回来路经石家庄时还曾到分区做客，我没想到在这里又一次同她见面。她到我住的房间看到胡朋的照片时，还向其他劳模介绍她熟悉的“男老胡”“女老胡”。

　　那时，我写的剧本《槐树庄》已由军区文工团演出。剧情纯属虚构，主人公性格却模拟了戎冠秀同志。

　　“文革”十年，我们和戎冠秀老人中断了联系。传说“文革”期间戎冠秀也被批斗，幸有乡亲保护，未使挟嫌报复者得逞。1974年胡朋借去石家庄执行任务的机会，还曾专程去平山县下盘松看望过她。那时离我们第一次见她已经三十年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恢复活动，从1979年开始，戎冠秀作为人大代表，每年都到北京来开会，我和胡朋每年都到她住的招待所去看望她，听她谈家乡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记得1979年，戎冠秀已八十三岁高龄，她抓着胡朋的手，说起在天安门又看到毛主席像时的心情，说起大家都说毛主席犯了错误，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她说：“犯了错误也是咱们的领袖。”这话给胡朋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戎冠秀因年事已高，辭去了人大代表，来京的机会少了。1989年8月我去广州开会，13日早晨广播中听到戎冠秀同志在石家庄去世的噩耗，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她去世时九十三岁，作为她的儿女，我们竟不能去向她告别。

　　匆匆几十年过去，我作为剧作家，曾两次把她作为原型；胡朋作为演员，曾两次在舞台上模拟过她。这些，连这篇《老区山乡十日》所记，都已成为若干年前的陈年旧事。

　　2017年8月

　　责任编辑 刘遥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