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双娴

　　才子佳人小说，大约是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多有一套固定的情节模式，即“私定终身后花园，才子及第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但正是这样千篇一律的俗套情节，却拥有着众多读者，因为这类小说为那些被古代社会纲常伦理所压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大团圆的结局在许下人生圆满愿望的同时，其实也是對人生现实缺陷的一种抗拒性心理的反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土壤的改变，才子佳人这一故事模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断的复制着。这种复制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通过不断的嬗变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后“人的觉醒”和忧时感伤情绪影响下，才子佳人小说完成了由喜到悲的一次转变。这次转变不仅打破了大团圆结局的窠臼，还为文革后的新时期暗含才子佳人叙事的小说奠定了悲剧的美学风格。

　　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了“异质混杂”的时期。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二元并立的局面受到了以现代传媒为媒介、资本力量为依托的大众文化的冲击。难以被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完全规训的精英文化，面对日益狭小的生存缝隙，转而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才子佳人叙事又以隐秘的方式和不同的面貌在这些作品中复活了。同时，消费社会中产生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又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恋爱模式，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和人物的婚恋价值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和农村之间固有的藩篱已经被打破。在巨大的社会转型面前，路遥是敏锐察觉到城乡交叉地带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一块敏感伤口的人。《平凡的世界》可以成为此类题材小说的前奏，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也终究跌落到城乡之间终究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里。

　　到了90年代，《废都》中的唐宛儿通过背叛第一段婚姻获得了和周敏走向城市的机会，为了在城市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她转而又投入了庄之蝶的怀抱。这个符合男人一切想象的女人，最终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个体人格，成为了男人的依附物，但终究也无法改变她无路可走的结局。带有旧式文人情愫的知识分子庄之蝶，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走向了肉体的堕落之路。他对唐宛儿被捉回乡村一事的不作为，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在文化资本还具有巨大优越性的90年代初期，才子的贫弱颓然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之中。

　　在贾平凹另一部小说《高老庄》中，从乡村走出来的高校副教授高子路和带有混血气息的城市美人西夏之间婚姻关系的确认，已经不仅仅是两人爱情合法化的体现，还隐喻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召唤和改造。西夏的形象堪称完美，不仅容颜美丽而且举止优雅，如果说高子路对西夏只是物化的、欲望化的观赏，那么西夏对高子路的反审视则是一种浸着权力意识的凝视。文化和种族的差异造成了高子路与西夏间爱情的不平等关系，两性之间的相处模式明显是单向的影响而不是双向的沟通。

　　但高子路永远也无法把自己同化成一个城里人，他一回到农村又变成了一个农民。这次回归，通过“他者”西夏的观察，乡村文明被完全暴露在城市文明面前。高子路这个半城市化的人，一方面受过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渲染，不能完全融入到乡村文化中去，另一面又不能完全剔除自己根植在灵魂深处的“农民性”，他最终只能以再次“出走”的方式来结束这次的回归之旅。乡村才子焦灼于自己在城市中无法安放，在乡村里无处复归的精神主体，只得永远的漂泊下去。

　　阎连科则彻底结束了乡村才子的精神漂泊。在《风雅颂》中，发疯和死亡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如果说造成庄之蝶和高子路精神错位的原因是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之间矛盾的话，那么在杨科这里，他面对的则是“自我”在权力体系面前的全面溃败。和导师的女儿赵茹萍的结合是杨科人格分裂的源头。城市之中没有“佳人”，有的只是赵茹萍这样被妖魔化的形象。她为投机钻营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在婚后生活中，杨科接受着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一方面，他发现妻子和副校长偷情的时候只能发出痛苦的哀求，另一方面，他自认为能够改写民族文化史和古典文学史的诗经研究专著被学术界称为“大可质疑”。知识分子不再是萨义德所说“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压迫的权威”这样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丧失自尊全面矮化的人。才子佳人之间风花雪月的爱情被彻底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庸俗化的权力联姻。杨科需要赵茹萍的“爱情”，这是他进入主流圈子不可缺少的砝码。说到底，他自己也是权力体系的同谋。杨科最终被迫出局，结束了他和赵茹萍之间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回归故乡成为他对自己最后的“救赎”。

　　在以上作品中，乡村才子经过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化，把自己构建成现代社会中城市精英的努力都失败了。“佳人”不过是城市文明的象征物，无论是“天使”西夏还是“妖妇”赵茹萍都被放置在更深层的隐喻之中。

　　纵观90年代及新世纪的小说，除了那些在分裂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苦苦挣扎的乡村才子之外，还有一些已经脱离了乡村背景的才子们，城市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与乡村才子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因为自身乡村经验的巨大惯性而被拖拽出历史舞台。进入主流文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似乎是他们可以预见的命运，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江南三部曲》中，突显着对才子佳人叙事的改写和重置。在《人面桃花》中，富家出身的陆秀米在与革命党人张季元之间发展了一段畸恋，张季元对于陆秀米而言是有着双重意义的，“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张清华语）。在张季元生前，陆秀米无法和他建立起合法的两性关系（因为张季元的革命者姿态和母亲情人的身份具有双重的不合法性）；在张季元死后，陆秀米只能在自己“天下大同”的实践中从精神上无限靠近他，这场精神之恋在革命失败之后也被无形瓦解了。在小说中，格非对于才子也极尽调侃，张季元不仅只能在革命历史的边缘游走，而且不过是一个“满口的天下大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意志不坚定者。

　　男女之间的精神恋爱也延续到了《山河入梦》之中，谭功达因为过分纯洁而执着地追求着乌托邦理想产生的孤独感，契合了集体化时代，因为个人自由理想遭到社会排挤的姚佩佩的孤独感。在这个时代，男子之“才”转化为“政治才能”，姚佩佩的“佳人”属性也最终为她带来了被人强暴的灾难。最后，随着谭功达入狱，姚佩佩被捕，真正的“才子”和“佳人”都沦为了局外人，恋爱已经不是这些才子佳人人生的全部意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