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超

　　“才子佳人”结构是我国古代言情小说中的常见叙事模式。自《诗经·周南》中的“君子”和“淑女”两情相悦始，“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文人墨客笔下历经千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情节套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鲁迅语）这种叙事公式的定型标志着“才子佳人”模式的发展成熟，也是这些文本所共有的致命弱点，内容的大团圆结局，情节的固定僵化，成为后世诟病所在。

　　尽管“才子佳人”模式本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但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模式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人们一面陶醉在这类艺术作品中，一面又去创造新的但仍无法摆脱传统模式的情爱文学。”即使在文学受到意识形态的裹挟，爱情成为作家表达禁区的时候，这一模式仍然以一种潜在的暗流形式存在于当代文学之中。那么，“才子佳人”模式的美学能量和吸引力何在，以至于人们会如此迷恋这种古老的爱情原型？显然，“才子”与“佳人”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至高价值标准和人生终极理想，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潜意识”的集中体现。

　　但是“才子佳人”模式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读者审美趣味的变迁，决定着这一模式在保留传统美学效果的同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造和变异。在深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中，“才子佳人”模式如何与其他主题结合，借此逃避严格的政治审查，获得写作的合法性，并迎合民间阅读趣味，完成文学对时代的突围两方面的使命，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不断尝试与努力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才子佳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书写模式，将其置于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通过对其具体内涵和主题、叙事方式上的变奏进行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范式和审美特征，以及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前二十七年”文学中，愛情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驱逐，文学中传统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是需要进行规训和改造的对象。男女之间的私人情感只有与革命政治话语相连接，才具有表达的合法性。这一时期，“才子”和“佳人”也被迫改头换面，具有了新的身份特征。“才子”不再是文弱书生而是在新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有着强健的体魄，坚定的思想信念，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英雄人物。与之相对应，“佳人”也从传统的闺房楼阁中走出，“只爱武装，不爱红妆”的革命信仰战胜了不切实际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两人的结合一方面源于爱情的萌动，另一方面更由于对彼此政治身份的审查和肯定，而往往后者对两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七年”文学时期，这种被革命话语所置换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存在于大量小说文本中。《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爱情是典型的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一个美丽的落难女子，在偶然间与饱读诗书的北大才子余永泽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结为连理，颇有古典文学中“郎才女貌，终成眷属”的意味。但是这种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在革命语境下注定要让位于无产阶级爱情。当林道静接触到卢嘉川这一富有时代内涵的新“才子”后，作者以一种决绝而简单的方式让林道静抛弃余永泽，投入到对卢嘉川的爱情中，以完成对作品合法性的争取，爱情只有在党的指引下，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并获得完满的结局。

　　“十七年”文学中对爱情的描写，基本延续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且革命对爱情的裹挟更为强化。《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和白茹，《红旗谱》中的严萍和江涛，《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和银环，《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和汪霞等等，在这些“红色经典”中都存在着革命置换过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革命而产生爱情，并在爱情中增强对革命的信念。这一时期，作者有意识的将“才子佳人”模式加以改造，引入文学创作中，一方面体现了对时代主流意识的迎合，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意运用。在一个爱情被视为禁区的年代，这些带有古老爱情原型的书写无疑能够抚慰人们的情感饥渴，也成为这些文本至今读来仍然能够吸引读者的能量所在。

　　但是在政治意识的严密管控下，这种对爱情书写的谨慎尝试稍有越界，便会遭到严厉的批判。从50年代对《我们夫妇之间》《红豆》《洼地上的“战役”》等文本的批判便可窥见，虽然作者在对爱情主题的表现上有意识的向主流话语靠拢，但正如荣格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和意图，但实际上却仍然受无意识的操纵，仍然是自发创作过程的俘虏”，文本中“才子佳人”模式所反映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作家创作主体意识与时代话语之间存在的裂隙，当然这种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是无法逃避主流话语审查的。《红豆》里江玫与齐虹因为对革命道路的分歧而分道扬镳，一颗红豆寄托着两人美好的爱情。《洼地上的“战役”》中，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为了保持意志的坚定性不得不以殉身的方式完成对爱情与革命的调和。小说中“才子”和“佳人”的定位，以及对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承继或改造的不彻底，注定了情节走向的悲剧性，也成为被当时主流话语所否定的原因。

　　政治上的批判虽然能够从表层形态上限制作家的创作，但却无法阻止潜在的文学力量萌动。在主流文学中消失的“才子佳人”模式在当时另一种文学存在形态——地下文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第二次握手》中的苏冠兰与丁洁琼，《波动》里的肖凌和杨讯，《公开的情书》里的真真和老久等等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表现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人物塑造。尽管在这些文本中，“才子”和“佳人”早已消失了古典文学中的本来面目，其结局也不尽完满，但主人公对爱情所抱有的真实情感和大胆追求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伴随着“文革”政治风暴的结束，文学创作环境呈现回暖趋势，爱情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曾经为了革命而忽视的真实情感，那些逝去的美好年华，引起人们新的反思。1978年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就通过进步女青年孟小羽的内心独白，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在社会生活中位置何在的问题？这一曾经令无数革命青年困扰的问题第一次在文学中被明确地进行讨论。小说结尾孟小羽下定决心走向同样善良、进步的陆玉春，共同投入到国家建设中，显然代作者给出了答案：爱情同革命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这篇小说的出现为新时期的爱情书写开通了道路，“才子佳人”叙事模式也得到了一个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endprint

　　新时期初期，虽然在伤痕、改革、反思文学中仍然延续着“前二十七年”中的政治社会学视角，爱情不可避免的沦为历史反思、进行现代性思索的有力工具，但是在具体的爱情表现上，作家们有意或无意中回归到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并依据时代潮流和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了现代改造。历经十年浩劫的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环境面前，如何恢复过往的身份优势，抚平心灵的创伤，无疑对两性关系的建构是一个有效的切入點。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对古代叙事中的“才子落难，佳人相救”原型的承继，那些才华横溢但却时运不济的“才子”带有知识分子自我映射的色彩，而温柔美丽、倾心相助的“佳人”则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

　　肖平《墓场与鲜花》中的陈坚和朱少琳，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和冯晴岚，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童贞，张贤亮《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和秀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和马缨花、黄久香等都属于这种传统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男性知识分子面临着精神压迫和物质匮乏的双重磨难，即便如此，在他们身边总有着一个不离不弃的温柔女子相伴，她们或是传统意义上的“佳人”，出身较好，善良单纯，如朱少琳和陈坚有着思想和精神的相通；或是来自山野，泼辣但却用情专一，如有着“美国饭店”之称的马缨花，两次离婚的劳改犯黄久香。“佳人”的定位虽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种形态，但是她们在文本中的作用却大致相同：为落难的知识分子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身份确认的有效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绿化树》中马缨花对章永璘和海喜喜的选择同《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在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之间的抉择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政治身份已经不再是爱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才子”的内涵有着向传统书生回归的倾向。

　　但是这种不惜代价的付出并非总是以完美的结局告终，那些“佳人”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多被叙事者和读者所抛弃和遗忘。章永璘在接受黄久香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抚慰的同时，也明确两人之间的隔阂和差别，最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抛弃黄久香而独自离开，虽然张贤亮在这里巧妙借用意识形态进行重新编码，但仍然掩盖不了故事所体现出的“男尊女卑，始乱终弃”的传统爱情套路。即使在改革文学中，一同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的男女在地位上也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改革上是领导与被领导者或者是主与副的关系，如同红花绿叶是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朱德发、谭贻楚、张清华语）“佳人”不过是“才子”恢复身份和进行历史反思的工具，经过现代改造后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始终没有逃脱男权主义无意识下对男女关系的建构框架。

　　“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历经数千年一直延续至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和流变，特别是在文学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的当代文学中。在80年代中期以前，爱情主题并没有取得独立的表现空间，必须要依附其他主题之上才具有书写的合法性，因此纵观“才子佳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奏，有对传统的承继，也有根据不同时代主题的置换、改造和变异，展现出了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又存在分歧的丰富内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