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在谈这个题目之前，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潜叙事”。

　　关于“潜叙事”研究的历史，大概可以上溯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梦的解析》之“典型的梦”一节中，弗洛伊德通过深度分析《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等经典文本，将其中暗藏的一种与“弑父恋母”有关的无意识——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上升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来进行分析。这应该算是较早对文学作品的“潜叙事”或“潜文本”进行分析的例子。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在医学界饱受争议，然而在文学领域，这种由无意识牵出的对文本潜在层次的分析，却为批评与研究敞开了一个无限幽闭而又巨大的空间。

　　之后荣格从“集体无意识”中提炼的“原型”，以及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对“原型”理论在文学中的化用，构成了“潜叙事”分析的主要历史源流。总体而言，在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方法的烛照下，文学文本内部或者深处曾经一度为研究者熟视无睹，却又与无意识有着深刻呼应或印证的那些东西，便显得越来越重要和清晰。在大量作品、作家主观意识、读者阅读期待中存在的象征、形象、结构等，都属于“潜叙事”研究所要处理的范畴。

　　如上列举了一些西方理论与方法，只是方便读者确证“潜叙事”于学理上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潜叙事”的存在方式却相当暧昧和含混，当我们下意识地用“套子”“路数”等看似感性、先于理论的词或概念去讨论文学时，实际上我们就正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着与“潜叙事”“潜结构”有关的问题。

　　每一种“潜叙事”都由来已久，要么因为无意识促动而生成，要么因为长期存在而成为无意识。以“才子佳人”为例，这个古老的叙事模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便已见雏形。从动物界的本能看，雄雌之间的交配乃至生育过程，都是有严格的选择与淘汰机制的，雄性中最强悍和最优秀者首获交配权，劣势者则被无情淘汰。在北美的驯鹿种群中，因角斗失败而丧失交配权的一只雄鹿，甚至会自沉于冰冷的沼泽以“自杀”，以此来完成大自然惨烈的物竞天择。人类的延续虽然不会再有动物界的残酷选择，但由动物界遗存下来的男权主义的婚姻观念与制度，却是长期存在的。这表明“权力”和诸多附加物是男权社会婚姻与性爱制度中的决定性因素所在，而“读书”或者“有才”也便成为这些附加物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美女爱书生，佳人配才子，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以此理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然也是上述古老机制的一种转换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数千年过去，今天的人们依然会津津乐道于此种婚恋模式，我们对于理想爱情中男女双方的想象，与《国风·周南·关雎》中的这句诗还是如此相合。这正体现着综合了文化与人性之种种因素的集体无意识的魅力。

　　在中国最伟大的史书之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作者写到贫穷但才华横溢的司马相如，以乐声打动卓文君深夜私奔，两人历经坎坷，最后终成眷属，司马相如荣登高位但仍然不改初衷，这正是后世大团圆式“才子佳人”叙事的早期典范。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遭遇了来自双方家庭的重重阻力，最终双双殉情，也成为文学史和情爱史上的传奇。相比《司马相如列传》，《孔雀东南飞》“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可谓以少有的悲剧与浪漫氛围，为“才子佳人”叙事增添了另一重审美内涵。

　　至唐代，“才子佳人”叙事的发展迎来了高峰。唐传奇中《柳毅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裴航》诸篇的故事，都使才子佳人故事结构更趋丰富和成熟，并成为唐代以后叙事文学中的典范构造。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叙事中的“才子”，多属家境贫寒而富才华之书生，并大都注重或专一于感情，“佳人”则或是大家闺秀、精灵仙女，或是凡尘女子乃至青楼歌妓，但都相貌不凡且德才兼备。“佳人”于“才子”遭难之际施以援手，中间历经挫折磨难，除少数悲剧收场之外，大多以團圆结尾，则是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叙事的典型情节模式。唐传奇作为文人“小说”，为后世话本、戏剧、笔记以及白话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与结构范本，这一时期确立的“才子佳人”叙事范式也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种种“变体”，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类似的构造得以还原为“皇帝婚姻模型”的一个特例。一方面，唐明皇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是典型的皇帝式婚姻结构，但另一方面他又“三千宠爱在一身”，又有着“才子气”式的专一与特立独行，这刚好可以看作是一个潜结构彰显的例子。唐明皇与杨贵妃虽然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与“佳人”指代，但两人的爱情故事却遵循和体现了之前“才子佳人”叙事确立下来的范式与审美特征，或者说，白居易是按照一种事先的定制模型，设定了唐明皇的态度，以及他与杨玉环的关系。

　　王实甫的《西厢记》使“才子佳人”叙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类似《墙头马上》《张生煮海》《柳毅传书》《倩女离魂》等杂剧作品以及南戏中的《拜月亭》《琵琶记》等也以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接受度体现着“才子佳人”模式的巨大活力。明清之际，小说这一文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长篇“才子佳人”小说虽然在剧情上难逃模式化之嫌，人物性格也略显单调，而且在日常生活与人情冷暖的描写上也很难与《金瓶梅》时代的世情小说相比肩，但是这些作品仍使“才子佳人”成了小说中具有文体意义的一个类别。

　　在谈及与《红楼梦》有关的任何文学问题时，似乎都会体察到这部作品的原型或“元问题”的意义。在梳理“才子佳人”叙事的谱系时，也照例会看到其联系与瓜葛。其中的“佳人”形象可谓花团锦簇不可胜数，只是贾宝玉的形象与“才子”之间的对应关系，则稍显暧昧了些。在典范的“才子佳人”叙事中，“才子”形象的“才学”，总是与忠孝两全的“德行”相对应，“才子佳人”之所以能成型，“才德”与“情感”必须匹配并置。贾宝玉当然不缺少诗才、文才，甚至也不缺少与世俗相抵触的“怪才”，但其身上最突出的因素却是“情”。借由“才—德”向“才—情”的转向，《红楼梦》在借助“才子佳人”模型营造了必要浪漫氛围的同时，也顺利脱出了伦理的藩篱，使“才子佳人”这一源于人性深处的故事构造重新归于对普遍人性的依傍。曹雪芹当然不愿意我们这样看，他在第一回开宗明义便作了“预防误读”的警示，“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且其中终不能不涉淫滥……”这话我们自然充分理解，但要从“潜叙事”与“潜结构”角度看，《红楼梦》对“才子佳人”的应用却是最登峰造极的，只是它化用和改造了这一老套，却几乎摆脱了其所有的弊端与缺陷。endprint

　　“才子佳人”构造的有意思之处，不止是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其在西方文学中也能寻得太多印证，歌德当年正是依据《玉娇梨》这部中国式的才子佳人传奇，作出了“世界文学”的预言。循着这一逻辑，我们便能在文艺复兴之前的“骑士文学”、《神曲》里的但丁与贝雅特丽齐、《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与奥菲利亚、《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玛甘泪……直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与绿蒂、《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与达吉娅娜……这些人物关系身上，找到几乎共在的“才子佳人”普遍模型与套路。

　　“才子佳人”的故事史，几乎也是新文学历史的一个戏剧性插曲，或者缩影。在新文学诞生之前，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几乎都是在低水平复制这类故事，后来革命文学出现了，旧模式似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仔细看却会发现，一切的旧套并未真正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涂上了新的脂粉或油彩再度登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才子佳人的多重影子，茅盾、曹禺、钱钟书这些作家笔下，也仍然在巧妙演绎着类似的故事。建国后，虽然我们的作家在革命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书写着自认为“新”和“进步”的事物与观念，但在革命油彩的包裹下依然是未完全化掉的旧玩意。这一点笔者曾在《“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有过较系统的阐释。当我们从“潜叙事”的角度重新观照“前二十七年”文学时，可以发现许多最受意识形态“器重”的作品如《创业史》等，其中的旧套路与老模式就越少，相应地其“文学性”也就较差；而像孙犁、赵树理这些作家，因为较多地保有了传统文人的或民间的文化元素——换言之，其作品中有更多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反而更具有文学的活力。在长篇小说中，那些相对边缘的作品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等，还有因为“小资产阶级趣味”而被批判过的《青春之歌》等作品，则因为保有了较多的传统性——即各种“潜叙事”因素，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文学性魅力。

　　为何古老的叙事模型能与“文学性”的多寡相关？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一大功能与使命是对于人性的描写，这一问题便不难理解。像“才子佳人”这样的“情结”，其人类学的起源应该是源于进化论的规则，如前所述，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决定了男女之间原始的选择趣味，雄性的足够强悍或者优秀，雌性的足够美丽性感，当然是“遗传优化”的强制性需求，所以演化为“才子佳人”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在文明社会中，原始的丛林法则被复杂化为一系列与情感和伦理、与权力和无意识有关的东西，而文学正是要把这些复杂而敏感、纠缠而微妙的东西表现出来。

　　这种理解便涉及到我们讨论“潜叙事”以及“才子佳人”的第二重意义。每个时代的类型化故事都对应着深层的共性，却又有着细节上的差别。对后者的厘清与反思，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把握时代精神的变迁。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是最明显地体现着“才子佳人”叙事套路的小说之一。过去的落难“才子”，变成了白天偷着在铁锹头上烙“稗子面”煎饼、晚上在被窝里捧着《资本论》的“资产阶级右派”，而“佳人”则成了被调侃为“美国饭店”的身份暧昧的少妇。“盘火炕”取代了“以诗为媒”，成为这对“才子佳人”交好的重要契机，而最后迫使二人离散的除“小人拨乱”之外，“阶级斗争”“文革”等宏阔的“时代主题”才是更主要的原因。章永璘与马缨花的故事仍然是“才子”落难、“佳人”搭救，双方因“才”与“貌”而相互吸引，一度呈现大团圆的趋势，最终却劳燕分飞的一个老套路。但是通过身份、情节的巧妙置换，古老的故事不仅将时代巨轮下个人的悲欢离合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对一个时代的问题形成了理性讨论难及的反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贾平凹的《废都》、格非的《春尽江南》等一系列作品，都多少凭借“才子佳人”模型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文化与精神变迁的实质。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不少作品不以“才子”作为主人公，但是文本的叙事主人公却分明带有“才子”的特点。他们善于表达、多愁善感、思维敏锐，这些叙事主人公与女性角色之间发生的故事，也体现着“才子佳人”模式在“潜叙事”角度产生的影响。包括莫言、王朔、苏童等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这样的解读框架中发现新的意味。

　　如果将文学写作本身视作一种“才学”，将文学的目的之一视作对超越现实生活的“憧憬”，那么或隐或显的“才子佳人”叙事将在对文学“本质”的呼应中长存不灭。从变革的角度来看，媒介迅速发展、消费意识空前蓬勃、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的今天，與“才子佳人”正式成为小说中一个独具文体意识的“类别”的明清之际何其相似。在这样的时代，“才子佳人”等古老的叙事将会焕发新的生命，而欣赏和洞悉其中的奥秘，也将帮助我们发现“当代文学”的另一番风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