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一、课堂、课外

　　沈从文每星期从呈贡进城，在联大泥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换成了茅草屋顶——的教室上课，有一次椅子被男生占满，后到的三个女生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1}

　　“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一九三九年考入中文系——都选了，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都上过沈从文的课，他一九八六年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别人未及的记叙——

　　纸卷：“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题目：“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沈从文自己创作，他也一直习惯叫“习作”，叫“实习”。他不赞成命题作文，但有时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谦抑：“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

　　贴：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裁纸边：学生习作写得好的，沈从文作主寄到报刊发表，“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一进城，文林街二十号那间宿舍，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邊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2}endprint

　　二、年轻朋友

　　汪曾祺说沈从文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但没有交待何以谈起这个话题。沈从文的云南生活，大致不出昆明及呈贡范围，无暇远行游览山水之胜，却还要说高山绝顶有一户人家，这样的信息，来自去丽江玉龙雪山的年轻朋友李霖灿、李晨岚、夏明。说起来，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李霖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已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霖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一九三九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藝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社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霖灿一生中的大事——他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

　　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

　　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虫鱼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荪老师那里看到的边民经典。……

　　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

　　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在痴心妄想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

　　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从骆克博士（Dr. Joseph Rock）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待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3}

　　李霖灿先独身前去探路，回昆明后又与画家李晨岚结伴，一九四〇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四年，前两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聘约，几年以后，编出《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翻译么些经典，为么些文化研究开拓荒地。

　　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虹桥》，以李霖灿、李晨岚、夏明——也是艺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了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霖灿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画具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庄丽和华美，是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正是此一时期纠缠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粲的变化，也正合乎李霖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作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掉换工作方式，由描绘叙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素朴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卷386页。以下引本全集，只标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

　　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却一直没有等到续篇。后来在四川李霖灿又遇到李晨岚，得知李晨岚由丽江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作竟夕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这小说没法写下去了。李霖灿捶胸跌足，以为是李晨岚的讲述“扼杀”了小说。

　　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一九四五年，沈从文发表《？骉断虹？骍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虹》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是后来到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骉断虹？骍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

　　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

　　三十四年彼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晨岚、霖灿及一鹤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允为写一中篇，计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

　　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意被时代却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

　　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14；449）

　　李霖灿当然看不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识，他在台北故宫任职，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直到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霖灿从台湾越洋电话打到美国张充和家中，听沈从文一口气讲了十七分钟——古代服饰纹样！“我也是一名博物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四十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心下一片茫然！”{4}

　　等到李霖灿再叙师生情缘，写的却是《一封不说哀伤的追悼信》，收在沈从文纪念集《长河不尽流》中。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

　　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的故事，流传甚广，各种说法略有出入，大体相同。一九三八年考入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回忆录中记叙：刘文典“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5}刘文典个性狂狷自负，他看在眼里的人本就没有几个，何况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平心而论，这个故事更说明的是他对新文学作家的态度，倒也不全是针对沈从文个人。endprint

　　就连联大时期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的吴宓，谈到新文学，还是不改五四时期的思想，而情绪上似乎更加“痛苦”：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6}沈从文《“五四”二十年》论及“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吴宓的痛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又有日记：“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7}

　　吴宓老实认真，还读沈从文的文章；刘文典这样的“学问家”，大概是不读的。

　　不过，对于青年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汪曾祺说：“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8}

　　年轻人看不起沈从文也有一个故事，没有刘文典的故事传布广，但更有意味。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故事里的年轻人是穆旦：在联大读书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某次游泳休息时在边上一个小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穆旦）不认识杨起，随口议论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9}这话估计是早些时候说的，后来穆旦与沈从文有较多接触，看法自然变了。再后来，譬如抗战结束后沈从文编《益世报·文学周刊》，穆旦的诗刊载最多，更可见关系的密切。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前后变化。

　　略述几个例子，以见沈从文跟年轻人的交往：

　　程应镠：一九三六年在燕京大学办刊物《青年作家》，到沈从文家里约稿，从此相识。一九三八年在联大历史系读书，一九三九年沈从文推荐他编辑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不少在这里发表处女作，汪曾祺大概也是的吧。我记得的有袁可嘉等。……从文先生常常拿一个蓝色小包袱到我的住处来，从那里拿出用各种不同稿纸写的文章，有的还经过他亲手修改。”{10}一九四五年初，沈从文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他转交给此时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程应镠负责。

　　王逊：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入土木工程系，大二转入国文系，大三又转到了哲学系。一九三八年毕业后，在昆华师范教了一年书，又考取联大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因为文物鉴赏、美术史等方面的共同兴趣，王逊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烛虚》里有这么一段话，谈到“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X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12；3-4）“朋友X先生”，即指王逊。意味深长的是，从服饰器物研究文物制度和文化史，不也正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内容和探索方式吗？《烛虚》集出版后，王逊在《云南日报》发表过书评《？骉烛虚？骍颂》。一九四八年十月，时代大转折之际，已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为配合“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特请王逊撰写《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发表于他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一四期，并同期刊出林徽因的《？骉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骍读后记》。一九五七年，王遜在中央美院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与此同时他被划为右派；后来文革，更是遭受迫害，一九六九年五十四岁病逝。

　　钟开莱：一九四〇年联大数学系毕业，留系任助教。他与王逊同住昆中北院，与文林街二十号只隔一个操场，中间有一株大树。虽然近，但沈从文进城，事情多，来找他的人也多，听他谈话不能尽兴。钟开莱和王逊干脆去呈贡沈家作客，住过一两次，得以从容交谈。“记得他有一次正经地说：黄眼睛的女人性格不好办。可不知有哪篇象征故事作证？”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曾到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演讲，“每天早晨到我家吃稀饭（沈先生爱甜点心，桔子水），晚上喝鸡汤燉白萝卜。”{11}《从文自传》有一个地方写无辜苗民被捉去，以掷竹筊决定生死：顺筊，开释；阳筊，开释；阴筊，杀头。一个人活下来的机会有“三分之二”。一九八〇年沈从文在此处加了一个注：“这里原文是‘三分之二，我的好友数学家钟开莱先生说，根据概率论的道理，实际有四分之三的机会开释，建议我改过来。”（13；272）

　　至于学文学的年轻朋友，就更多了：除了上面说到的穆旦，还有金隄、杜运燮、巫宁坤、许芥昱、林蒲……一九四一年二月，沈从文致信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施蛰存，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18；391）

　　被沈从文预言“将来必有大成就”的汪曾祺，有一天晚上，“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他自然深知，亦不无骄傲，“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12}

　　三、期望生活有个转机

　　昆明物价暴涨不已，教授生活贫困日甚一日，不得已“另谋开源之道”。一九四四年初，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闻一多十二位教授，共同拟定《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以期于家用有补。{13}

　　闻一多家里人口多，几乎陷入绝境。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刻治过印章，此时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正式挂牌治印。浦江清撰写骈文启事《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具名同启。{14}

　　现存沈从文这一年致董作宾信三封，述及教授们以“诗文书镌”求售的情形。董作宾时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是窘迫到卖字，他把书件寄到昆明，托沈从文帮忙。四月沈从文写信告诉他，汇去所得钱款，又说：“力厂先生闻不久又拟开一展览会，如尊件能来得及，或可附入展览。……弟等在此一切依然照旧，米已到五万上下，因之虽能用阳光空气自慰，事到头来，还是不免相当紧张！”七月的信说，“诸字一时未出脱”；十一月，又收到董作宾由罗常培转来的字幅，“关于处理方式，昨曾与力厂先生谈及，或在不久将来，集诸友好作品共同展览一次”——力厂，即古文字学家唐兰，他张罗展览，效果如何呢？“至于上次力厂先生成功，事实上亦即失败，因售去廿八万元中，仅一千五百元一小幅系自动来买，其余均系介绍，不外面子人情，方得此成就，故成功中即寓失败意。因此一来，熟人中如雪屏、金甫与弟等，俱不欲作展览计矣。”而且，出现了新麻烦：“又此间最近市府尚有一新规定，即一切展览会得经由市府许可，审定各件，末了还得缴收一笔费用，将来同人展览时，尚得想法打破此种难关，否则物质精神，两不经济，转为彼等小官小吏限制，亦意中事也。”{15}endprint

　　五月四日，联大“文艺”壁报社举办“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主题晚会，邀请罗常陪、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等演讲，会场原定南区十号教室，来的人大大超过预期，容纳不下，临时改换场地到图书馆，不料引发纠纷，有人乘机制造事端，冯至开始讲演后突然电灯熄灭，会场骚乱，无法进行下去，只好改期。

　　五月八日晚，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改由国文学会主办，演讲者除了原先请的几位教授，又有增加，依次发言：罗常培致词，接着讲“五四前后文体的辩争”，冯至讲“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孙毓棠“谈现代戏剧”，沈从文讲“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卞之琳讲“新文艺与西洋文学的关系”，闻家驷讲“中国之新诗与法国文学”，李广田讲“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闻一多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的前途”。

　　此次纪念会，校内外参加者达三千人，被视为昆明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样大规模的五四集会，在大后方也是第一次。讲演者中闻一多最为激动，他说：“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我们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会议临近结束，闻一多第二次上台，提高嗓子道：“我号召大家第二次打倒孔家店！五四时候做得不彻底。”他还提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16}

　　闻一多要“出塔”——出象牙塔，当然是一个剧烈变化。联大入滇初期，文法两院暂设蒙自，十几位教师住歌胪士洋行楼上，闻一多埋头用功，除上课外足不出户，郑天挺戏赠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传為美谈。几年之间，从不“下楼”，到要“出塔”，闻一多的转变，自有复杂的内外原因和深刻的思想历程；不过，熟人同事，不很容易一下子就完全理解。当晚朱自清在日记里写：“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17}

　　“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想必沈从文很难同意。这固然出于他一贯的思想，反对文学与政治的混合绑缚；更重要的是，他也始终清醒，在眼下现实的不安与迫切中，寄希望于政治——政党争夺的政治——虽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却也不过是政治幻想。他十一月给董作宾的信谈及昆明情形，“最显著变化，则为同事中有于一夜间忽然左倾者。亦有从不对于政治有所活动，忽成为活动中心者。亦有平时老谈政治，在此时转趋缄默者。在日常见面同事中，各为种种幻想所兴奋，对平时所学所信已有支撑不住趋势……弟因住乡下已六七年，每星期只有机会留城中一二天，便当真已成为一乡巴佬，因一入城时只闻热闹，已分不清楚某某熟人属于某某党派，且更摸不着彼等明日尚在转变中也。……至于国内各部门分解与腐烂，恐仍在继续，绝不会因为此等微弱呼喊即可望转机获得。凡已在分解与腐烂事事物物，势必到溃决后方慢慢可望新生。”{18}

　　六月底七月初，刚放暑假，沈从文一家迁至跑马山下的桃源新村，租草房居住。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张兆和到那里新办的建国中学任教。桃源新村村长、建国中学董事李沛阶回忆：由于护国中学无人照料，师生流离失所，云南大学教授李吟秋接手改办为建国中学，“（闻一多）先生慨然应聘教授文学，潘光旦亦任优生学、沈从文任现代文学、吴晗任历史、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任英文。几位大学教授肯于在乡村中学任教，令诸教师学生感动。”{19} 沈从文义务教高中作文课，历时一年半。

　　李沛阶眼见沈从文一家清苦，主动提出请他在自己的酒厂挂名当股东，送他一些干股，让生活得到一点改善。这番好意，沈从文婉言谢绝了。

　　他给董作宾的信里说：“弟在此住处名‘桃源，虚有其名而已，茅屋三间，小园一弓，全院中种不结子桃树三株，日常工作为挖土、挑水、磨刀、烧火，凡事做来溜刷在行处，竟若比写文章还高明一着。”{20}

　　桃源比呈贡离昆明近一点，因为在滇越铁路线边上，沈从文去城里上课，直接在桃源站上火车，不用骑马了。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学年他在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与马芳若合上“国文壹B（读本）”，一年级必修课；两门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中国小说”和“现代中国文学”。

　　九月十六日，沈从文给七年不见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七年战争影响到国内各部门问题，真是无从说起。至于新文学方面，便是做官的对于这个运动控制力的加强，政府要用它作点缀，因此学术奖金文学部门有个位置，可是得奖的却多是些不相干的作品。控制力虽加强，运用方法可并不进步，因之国家出钱编的书，办的刊物，还是不大有销路，内容也不见好。在野左翼依然要运用文学作宣传，也并无何等好作品出现。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他要跟胡适说的具体事情是，“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隄先生，同译了我廿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

　　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

　　他天真地设想这本书或有销路，甚至因此重提多年前曾经产生过的到国外去看看的念头——我们或许还记得，他年轻时候跟王际真通信，说过“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这样的“痴话”；如今同样“妄想”，却无可避免地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现实沉重感：

　　这本翻译的出版若成功，大致还可望继续译一个短篇选集，和一个与战事有关的长篇新作。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译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廿年工作，实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因为在国内大学谈这个问题已近十年，解释它的过程得失及作品得失时，还有条理，美国人真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过去与将来有所认识，我作这件事情，一定尚能称职。兆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她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两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endprint

　　我们期望生活有個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在国内也许真如什么人说的，业已落后，追赶不上时代，成为无用的人了，但在另一方面，精力可见出价值和意义处，说不定正多！用我平时态度写战争，写我极熟习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即不大容易得到付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味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18；432-434）

　　王际真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里面有一篇沈从文的《夜》。

　　这一年沈从文没有新书出版；尤为遗憾的是，在特殊状态下，他烧掉不少文字。《烛虚》留样本正文前，记了这么一句：“三十三年因心脏病，计焚毁日记本七册，另稿十五件，多未发表故事。”（14；448）自此，他没有一本成册的日记留存于世。

　　四、礼物

　　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土纸本《长河》，因之前屡遭删节，此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赫然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10；102）。头年十二月间，沈从文校读全书，罕见地加批了大量注释。这份自注初版校样保存了下来。一月四日，沈从文在这个校注本后写道：“十二月十五日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时阳光满室。长荣、子和、老三等战死已二年。陈敬摔车死去已一年。得余离开军职已三年，季韬、君健两师部队在湘中被击溃亦已四个月。重读本文序言，‘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10；182）

　　三月十二日，闻一多等三百四十二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文稿由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罗隆基补充而成。为征集签名，闻一多跑到沈从文乡下住处，签名后，沈从文留老友吃了顿饭。

　　三月二十日，昆明《观察报·生活风》发表了沈从文的《赤魇》，这是篇名带“魇”字作品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

　　九月，西南联大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沈从文在本学年上的课有：文学院中文系，与李松筠合开“国文壹五（读本）”，一年级必修课；“各体文习作（二）乙（语体文）”，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中国小说史”，文学和语言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两门，与中文系合并上课。

　　九月八日晚，沈从文彻夜未眠，写小说《主妇》，送给张兆和作纪念礼物。“我们住处在滇池边五里远近。”“村中百十所新式茅草房，各成行列分散于两个山脚边，雨季来临时，大多数房顶失修，每家都有一二间漏雨。”现在，“战事已结束，雨季也快结束了。我们还住在这个小小村子中，照样过着极端简单的日子，等待过年，等待复员。”“对日战争结束后，八年中前后两个印象还明明朗朗嵌在我记忆中，一是北平南苑第一回的轰炸，敌人二十七架飞机，在微雨清晨飞过城市上空光景，一是胜利和平那晚上，住桃园的六十岁老洋人比得，得到消息后，狂敲搪瓷面盆，村子里各处报信光景。至于两个印象间的空隙，可得填上千万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都大城的毁灭，以及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蹂躏摧残，万千种哀乐得失交替。即以个人而言说起来也就一言难尽！……我虽竭力避开思索温习过去生活的全部，却想起一篇文章，题名‘主妇，写成恰好十年。”“今天又到了九月八号，四天前我已悄悄的约了三个朋友赶明天早车下乡，并托带了些酒菜糖果，来庆祝胜利，并庆祝小主妇持家十三年。事先不让她知道。我自己还得预备一点礼物。要稍稍别致，可不一定是值钱的。”（10；312，313，314，317）

　　他想到“和自己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即便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的“忘我情境中”，“总还有个谦退沉默黑脸长眉的影子。”（10；316，317）

　　他想写出主妇素朴的心，她的宽容和透明理解，可是不知从何措手。他把从九月八号下午以来的家庭生活情景写下来，把自己写作时的思绪写下来，就成了这篇作品叙述的内容。接下来，他又写道，天亮了，他出门到田埂间散步，从路旁摘了一大把带露水的蓝花，送给主妇。

　　九月九日上午八点多，程应镠与王逊等几个年轻朋友来时，沈从文刚从外面散步回家。

　　冬季的某天，闻一多邀吴晗，专程同访桃源新村，劝说沈从文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由于对党派政治的一贯反感，沈从文不肯参加，让多年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失望了。以前闻一多、沈从文等在冯至家讨论翻译现代作品时，也曾涉及这个话题，“提起年青同学需要领导，那时民盟还不露面，我就说过我的性格恐不宜于人事周旋，如集团中应付人，他作来可能有作用得多。”（27；91）

　　这一年十一月，日本开成馆出版了冈本隆三翻译的《沈从文短篇集》。中文书，有一个绿杨书屋的盗印本《沈从文选集》。

　　年初文聚社版《长河》（一九四八年上海开明书店出过改订本），实际上是沈从文到一九五七年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新书。

　　五、复员前后

　　一九四六年寒假，沈从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内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