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琪

　　在“十七年文学”中，干部形象需要作为党的化身，以正面人物或是以一种权威和标杆式的人物出现，他们在推行和实践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坚定不移，一心为公，在道德上和生活上也几乎没有瑕疵。“双百”方针政策和干预现实的口号一出，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基于现实塑造的更加真实的干部形象，表現了干部当中存在的灰色情绪和官僚主义等现象，如《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韩常新、刘世吾等。这类创作很快遭到批判，之后干部形象仍然以正面为主，并且渐趋“完美”。为了反映党内斗争的严峻、复杂和必要，也出现了一些站在党的对立面的干部形象，他们利用党员干部的身份获取便利却不跟党一条心，成为除了地主、资本家、落后农民之外，又一类需要斗争的对象，并且更加复杂。

　　干部形象多为男性，真正作为干部身份出现的女性角色很少。在“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中，女性干部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轻到重的过程。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比如《三里湾》中的村干部构成，男女比例差异悬殊，秦小凤是唯一的女性村干部，还要身兼两职，而且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也没有对她过多着墨。这其实符合当时的现实状况。

　　“十七年文学”处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而农村的妇女问题由来已久。转换思想，脱离过往妇女所背负的封建的、婚姻的、家庭的、伦理的枷锁，快速地理解、接受党的政策，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并不容易。所以“十七年文学”最初更多是表现那些旧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女性们，她们对新生活从抵触到慢慢适应、接受的过程。比如赵树理的小说，重点关注农民在新、旧思想转换中的困境，表现面对新政策的旧人们的选择和挣扎，创造出了一批生动的“中间人物”形象。因而女性干部形象没有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甚至主要男性干部如支部书记金生，也不是作者的叙述中心。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遵照了生活本来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轨迹。

　　到了“十七年”后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学十分注意表现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作为正面人物和党的化身的党员干部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在经历了成长为干部所必要的时间过程和种种考验之后，女性干部形象也渐渐出现。她们主要是村里的党、团干部，如《艳阳天》中的焦淑红，成为东山坞的团干部，争取村内更多思想进步的青年入团，辅助党支书萧长春的工作。这些干部多较年轻，本身是女性中的进步新人。

　　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故事经常是围绕工厂这个环境展开，女性干部基本上是工厂内的工会干部，是联结资本家和工人的纽带，代表工人发声，维护工人利益，也是党的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如《上海的早晨》中沪江纱厂的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余静，公私合营后成为公方代表；一直表现优异的女工汤阿英，公私合营后成为厂工会副主席。城市中女性干部形象的出现不像农村那样困难，因为她们生活的环境更加广阔，也更加复杂，其中有的人是从抗战时期就投身党的工作。而且工人在建国前后和改造前后根本性质变化并不大，不像农村土改、入社等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城市改造的重点对象在于资本家，在于改善劳资关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因而这种政策上的转变更容易被人接受，获得支持。

　　女性干部不仅数量上非常少，作家对她们的塑造也呈现出单一化和模式化的特点。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缺少作为反面人物的女性干部形象，形象类型不够丰富和多样化，几乎所有出现的女性干部都是正面人物，始终紧跟党的脚步，保持学习和向上的状态。相比之下，男性干部形象则复杂的多，既有萧长春、王国忠（《艳阳天》）、杨健（《上海的早晨》）这样的好干部，也有马之悦（《艳阳天》）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干部，和李世丹乡长（《艳阳天》）那样好大喜功、看不清形势、助涨恶人之风的领导等。

　　其次，女性在成为干部之后，仍然是需要帮助、需要成长的对象。在小说内部特定环境中，她们往往是处在农民或工人和权威的党的化身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充当最“新”和最权威角色的一定还是党内级别和思想觉悟比较高的男性干部。她们对事情的判断总是先有一种感性的认识，再经过更进步的干部的点拨，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过渡，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艳阳天》中，在东山坞第一次干部会冲突之后，萧长春感觉到马之悦等人的不对劲，但无法决定应对方法，就去乡里找王国忠书记寻求意见，在那里碰到了焦淑红，两人在王书记的指导下，开始用阶级眼光看待东山坞存在的问题，逐步认清了马之悦的真实目的，策略从原来的团结转变为团结加斗争，思想上也有了提高。

　　《上海的早晨》中，支部书记余静向分管沪江纱厂的杨部长汇报厂里情况。起因是工厂总经理徐义德为了牟取暴利，使用质量差的配棉，导致工人工作量加大，女工汤阿英因劳累过度早产，孩子生下后不久夭折，引起工人不满。于是召开劳资协商会议，质问徐义德原因，徐义德推脱说为配棉公司提供了质量不合格的棉花。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有所好转，但是工人生活很快又面临困境。徐义德再次推卸责任说是因为最近棉花缺货，质量普遍差，希望工人们克服一下，慢慢会有所好转。余静汇报后杨部长很快分析说，她们这是上了徐义德的当，一切都是徐义德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施行的诡计，并提出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重点试纺的解决方案。而余静此时才恍然大悟，“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最后则是女性干部的情感归属问题。这些女性干部多与给予其指导和帮助的上级领导结为夫妇，比如《艳阳天》中的焦淑红和萧长春，《上海的早晨》中的余静和杨健等。他们的结合甚至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作者也会在叙事中为他们的结合扫清障碍，让主人公以最合理的方式恢复单身状态。萧长春的原配是他父亲做主为他娶的童养媳，两人育有一子，之后他的原配妻子患病而死，这为之后的萧长春与焦淑红这两个“新人”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合法性。余静和杨健也是这样，小说中余静的丈夫三年前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杨健的太太戚宝珍也在小说的推进中因病去世，正是这样的安排让余静和杨健的结合显得“合理”。endprint

　　此外，在其互相确定心意的过程中，男方大都是被动的一方，这一过程总是从女方的心理活动开始，然后是周围人的撮合与暗示，这时像萧长春、杨健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顾个人私情的干部才会明白，然后顺理成章地接受这种“安排”。如果说萧长春和杨健在小说中是作为党的领路人和党的化身的存在，那么这种设定其实是希望女性干部要不断地向党靠拢，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在这里，婚姻实际上是使女干部和党结合得更加紧密的关键一步。比起双方的两厢情愿或儿女私情，他们的结合更像是一种最优配置，更像是为保持新人的“新”而必走的一条道路。正如作品中余静的妈妈所认为的：“他们两人如果结婚是最完满也最理想的。”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结尾往往是阶段性胜利式的结尾，人物关系也配合着胜利的结尾而有阶段式的推进，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结合本身也是胜利的一部分。

　　还有一类特殊的女干部形象是知识分子干部形象，具有代表性的是孙犁表现抗战初期生活的小说《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钟。她最初是支队长高庆山的助手，负责组织动员会和妇女救国会。她毕业于师范学校，喜爱文学，也几乎是全县文化程度最高的干部。但是她的命运并没有按照一般新人的成长轨迹发展，而是在全篇的第52节被冲锋枪扫射受伤后就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消失”了，直到尾声部分，作者才又不无惋惜地交代了她最后的遭遇。与前面提到的女性干部形象的塑造相比，李佩钟并不是遵循一般模式塑造出来的干部，她是一心为公的好干部，但她的身上也保留了人性复杂和真实的一面以及些许的知识分子情怀，所以在她的身上，有很多矛盾之处。在“十七年”这一时期创作环境和创作要求下，这种矛盾也可以被视为她身上存在的“缺点”。这些造成了她无法拥有一个阶段性胜利式的结尾。

　　她一出场，就显示了与农民出身的干部很不同的一面，“这时又进来一个女的，穿着海蓝旗袍，披着一件灰色棉军衣，望着高翔，娇声嫩语地说：‘高部长，你还不去？”“旗袍”和“娇声嫩语”，都是在革命干部身上鲜少用到的装饰语。她在谈起自己如何投身抗日工作时，说自己胆小、脆弱，是被抗日运动“卷进来了”。在审判田大瞎子之后，她询问高庆山的意见，结果还是被挑出毛病，高庆山再想与她讨论工作，她没精打采地说：“我想休息休息……可是你说吧！”这里显示出了她的矛盾，既有作为知识分子很自我的一面，又有身为干部克己奉公的觉悟。但最能表現其复杂一面的莫过于她对支队长高庆山的暧昧感情。高庆山即将上前线，她特意订的羊肉饺子，吃得过程中“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见高庆山出汗，立马递了自己的干净手巾过去。吃完饭，她坐在床上，“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然后问他，“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这一系列的动作、语言表达了她对爱情、对家庭的渴望和难以抑制的感情冲动。但她又是理性的、道德的，当她妈妈问她是否与高支队要好时，李佩钟沉静地说：“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在“十七年文学”特殊的创作环境中，对于女性干部形象的塑造是有固定模式的，这个模式框架可以保证人物发展的完整性和存在的合法性。想要与之对抗，作家会感到创作的艰难，人物塑造也无法充分的展开，但其中保留下来的人性中的“杂质”，却也使“十七年文学”中多了一些动人的、有血肉的女性干部形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