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

　　《瘗鹤铭》甫一面世，诡谲缭绕，没有任何人见过完整的拓片，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本记载可供研究。从大文豪、金石学鼻祖欧阳修发端，后又历经元、明、清、民国乃至当代，考订此铭所属，就成了枉费心机的大事而著录史牒。毫无疑问，考证《瘗鹤铭》的书撰者，几乎是绝路。不但如此，书撰者至今还是“连体婴儿”，一般认为撰文者即是书者，书者也是撰文者。

　　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太守陈鹏年，趁江水退落残石露出之际，將《瘗鹤铭》打捞上岸。这一壮举给早已崩落江中的石刻一线生机，后人才能有幸看到那残损不堪的躯体。2008年，镇江市文化局、水利局主持打捞可能散落江中的其它残石；2010年，上海交通运输局千吨位“勇士”号出动，再次打捞。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几乎一无所获，央视有跟踪报道并制作专题片，轰动当世。

　　现存于江苏省镇江市焦山碑林的《瘗鹤铭》享受着帝王级别的待遇，那五块字口模糊难以连缀成篇的残石，在专门建造的亭里供奉着。它的书撰作者在天之灵有知，亦可得到慰藉。那么，作者究竟何许人也，让一千多年的学者专家乃至官方如此劳神费力……

　　通俗一点说，《瘗鹤铭》所写之事就是某人壬辰年得鹤，甲午年这只鹤死了，主人未能实现驾鹤西去的意愿，于是埋葬了仙鹤，“立石旌事”，写了篇铭文。几分真情，几分矫情，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这所谓的瘗鹤之铭，相比文人雅士的西园雅集、兰亭的曲水流觞而言，并非是庄重君子所宜为，未可大事张扬而雅集称颂。

　　《瘗鹤铭》历代的考订很多，虽然文本仍是残缺不全，却渐渐接近原文。铭文主人虽无定论，仍有成果。书撰者有王羲之、颜真卿、顾况、王瓒说，已经被后世学者所否定，没有异议。皮日休、陶弘景说集中在清代，当代亦有持，然而《润州图经》记载鹤铭早于皮日休，最后只剩下陶弘景了。

　　一

　　《瘗鹤铭》的书撰者指向了陶弘景。

　　残篇《瘗鹤铭》所记的“甲午”，即天监十三年，亦即公元514年。在这一年，梁武帝萧衍为迎接陶弘景还山，专门为五十九岁的陶弘景建造了朱阳馆。

　　陶弘景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就是在职丞相也不过如此吧？如果书撰者均为陶弘景，那么，他在铭文中直接说破天监十三年“立石旌事”不就得了，又何必只用干支纪年，有必要那么隐晦么，这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更为可疑的是，偌大的茅山，岂无一只鹤的葬身之地？

　　诸多的疑问萦绕盘桓，在阅读了陶弘景相关的典籍、《瘗鹤铭》资料和历代的考证成果之后，我于2016年中秋节前一天，开启了实地考察之旅。到达镇江当天，即拜访《瘗鹤铭研究》的作者、画家罗勇来先生，就诸多我关心的问题一一请教，晤谈甚为受益，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镇江——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古代曾名为宜、朱方、谷阳、丹徒、武进、京口、南徐州、延陵、润州。临岸远眺，浩浩的江水，阔大无边。北有扬州，南有苏州，且在南京（金陵）和上海（华亭）之间，这镇江是如何镇得住的呢？

　　精美华丽的金山寺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的御作，白娘子凄美的故事，与这所寺庙密不可分。何以水漫金山？如果水能漫过金山，那水该是滔天了。北固山临江处的多景楼，米芾的名帖所述之地，不坐在那里，又如何感受“天下江山第一楼”此言不虚？而甘露寺，是刘备相亲的地方，周瑜设下的刀斧手又藏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不做徒劳而无果的考证，而是从典籍到实地进行考察，或许会瓜熟蒂落。那就先从陶弘景与镇江开始。

　　陶弘景生于南朝宋孝建三年，岁在丙申，长梁武帝萧衍八岁。

　　公元492年，南朝齐永明十年，陶弘景脱掉朝服，挂在了神虎门，辞去“奉朝请”，戴鹿巾径出东亭。这一危险的举动使友人十分惊诧，劝他：皇上讲究严治，不允许臣子们做这种“高奇事”，恐怕会问罪。陶弘景思考良久，还是给皇帝上表陈情。奇怪的是，皇帝并没有为难他，还赐给了帛、烛等日用品，并有令，按月供给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于是，陶弘景在征虏亭举酒挥别友人，轰动江东。尤其是宜都王亲自送行，竟至情绪失控，两人还“彼此呜咽”，让众人好不惋惜。想那陶弘景和友人依依惜别后，告别了生活已久的金陵，许久才平静下来，端坐在船头，悠悠荡荡东下，寻觅安身之处，是年三十七岁。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改长江以北为南兖州，长江以南为南徐州，治所在京口（今镇江）。陶弘景到达此地，恐怕得上岸了，再乘船就往华亭走了，他在何时何地下船，史无记载。

　　从镇江到茅山，地图显示直线距离63公里。下高速往茅山走，看地图很近，实际行驶在状如羊肠的路上，曲曲弯弯，又似乎很遥远。半路不单未见到人影，连一只飞鸟也不见。道路两侧是树林，幽静得让人发慌。我到达茅山时，山门尚未打开。

　　这就是闻名天下的茅山，道家的圣地，它曾经叫句曲山。

　　“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陕西咸阳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汉元帝初元五年走进了句曲山。他们在这里采药炼丹、济世救民。在他们之后，句曲山改为茅山。据《华阳陶隐居本起录》说：“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

　　陶弘景遁入山林之初，就以逍遥的姿态怡然自乐。他弘扬道家学说，所著道家著作丰厚，终为道教上清派宗师。他一生未娶，没有妻室拖累，又形貌伟岸、精神矍铄，行动于山水之间，乐哉快哉！当地的人们以为他是神仙下世，好不艳羡。当皇帝问他“山中何所有”的时候，他答小诗一首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他真的是要与世隔绝，然后修炼成仙，终了驾鹤西去吗？

　　非也！

　　终究，陶弘景不是完全不问世事遁入山林的道士。

　　人间四月——对于我们的主人公乃至历史，都是个特殊的月份。江南的自然美景自不待言，重大的历史转折，也像事先排练过的剧目一样，依次有秩序地上演。成也四月，败也四月。

　　四月——改朝换代。

　　公元500年，身为雍州刺史的萧衍在襄阳起兵反齐，年终围困建康城未克之际，众多有名望的大人物犹豫观望，陶弘景即派弟子假道奉表，后又援引图谶，奉议国号“梁”。公元502年，干支壬午，这年的四月，梁武帝萧衍成了南朝梁的第一任皇帝，改元天监。武帝“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陶弘景被人们称之为“山中宰相”。陶弘景一直对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多有赞许。他之前隐遁的原因，也透漏出其对“治国平天下”的渴望：他的所谓“奉朝请”，无员，也不是官位，与他四十岁做尚书郎的期许实在相差太遥远了。他给从兄的信中，直言不讳：“今年三十六岁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

　　“无自劳辱”——这是我最喜欢的词语与心态，和王羲之不要“贪冒苟进”异曲同工。人活着，所谓的尊严，所谓的品性，其实是自己的选择，并非别人赐予所致。无加选择的“贪冒苟进”，必然得卑恭，卑恭也必然得屈膝，屈膝即“劳辱”也！

　　史书记载陶弘景为人圆滑，即“圆通谦谨”。他与“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大都关系密切。纵观陶隐居的一生，几乎未与任何人正面交恶。和他为友，其谊甚浓而绵长，几乎伴随一生。悼念沈约诗曰：“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浓烈的情感到了至哀无文的境界，令千百年的后人如同亲历。

　　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也是官迷心窍者断然做不到的。

　　既然是“山中宰相”，又为国家定了国号，何不把“山中”二字去掉，直接为宰相，岂不省却了冠盖相望的书问不绝。问题在于，梁武帝萧衍并没有真的认识到陶弘景的政治才能，也或许，陶弘景并不具备宰相谋略。当参谋是一回事，当参谋长是另一回事。

　　大位坐定，梁武帝多次想请陶弘景出山未果。陶弘景画了两头牛奉上，一头散放水草间，另一头戴着金笼头，有人手拉缰绳还用棍子驱赶。梁武帝萧衍是个文武全才的皇帝，当然理解两头牛的含义，他还风趣地说陶弘景是要效仿“曳尾涂中”。

　　在惠风和畅中，君臣之间或者叫做君民之间的关系也仿佛是在“蜜月期”，然而，世事总不会那么平庸，“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诗句映照了南朝的总体走向，暗示了国家命运的前景，也给梁武帝萧衍与隐居的陶弘景的关系降下了阴霾。

　　二

　　从茅山的山门进去，顺坡而下，两边树木交织。清晨道路恍惚，又无人烟，寂静得让人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盼望奇迹发生：或许会见到一只鹤悠然觅食。待到了华阳洞，我想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不是陶弘景曾经站过的地方？抬头看一眼右边山坡上的朱阳馆，就盯住了摩崖石刻下面的洞口了。我想那茅氏三兄弟，就曾住那里呀！但在那里住着，看不出舒服，让人联想到的只是压抑与憋闷。

　　观洞台的平台上，有历代华阳洞摩崖石刻图片，无法接近山体观摩，看图片也聊补无米之炊。有好多字的形态，接近《瘗鹤铭》的体势。

　　“甲午岁化于朱方”——这句话不难解释，就是在朱方那只鹤死了。我的疑问是，若是陶弘景养鹤，放养在茅山就行了，哪里有必要带着鹤去镇江呢？在（梁）陶诩的《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宋）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唐）李延寿的《南史》、（唐）姚思廉的《梁书》乃至其它诸多文献里，不但没有陶弘景带着鹤到处溜达的记载，甚至镇江陶弘景也很少去。重要的记载在《南史》中有一次：“后梁简文帝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异之。”陶弘景与梁简文帝之间，那种敬重的关系贯穿始终。依我的浅薄理解，这所谓的化于朱方，大而化之，是谓这个管辖区而已，并非一定是那只鹤死在了镇江府上。

　　“壬辰岁得于华亭”——话虽然一句，却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又是四月——信仰骤变。

　　公元504年，梁天监三年四月初八日，梁武帝舍道入佛，并在佛前忏悔下了诏书，说耽事老子，染此邪法，要迷途知返了，明确说道教是邪教。问题是他的好友、“山中宰相”陶弘景是因为崇信道家而隐遁山林的，他们的关系又将如何呢？

　　是的，陶弘景处在了尴尬的境地。如不出意外，陶弘景也得像其他道士一样，卸妆还俗。然而，万事皆有意外，梁武帝并没有敕令让陶弘景放弃信仰。相反，还给了他重要任务——炼丹。

　　梁武帝文武全才，并非荒唐的皇帝，然而，他在以佛教為国教的同时，还要享受道家的炼丹术成果。他给了陶弘景黄金、朱砂、曾香、雄黄等等，果然炼丹成功。那所谓的丹药如霜雪般颜色，服用后身体轻盈。但偶然成功，并不代表总会如愿，其后，陶弘景再也没有炼成仙丹。尽管武帝还让别人替他炼丹，但他不敢服用。

　　陶弘景的信仰被嗤之以鼻成了邪教，还要利用他的信仰炼丹，这与“山中宰相”实在是大相径庭，与他自幼所倾心的道家人格相去甚远。但武帝丹药的需求，又在他一人身上。他想以死了断，却得顾及追随他的徒弟们，他在精神折磨与肉体劳顿的双重重负之下煎熬……

　　依然是四月——逃走的四月。

　　公元508年，梁天监七年四月——还是一个人间四月天。无论如何，谁都不会忘记四年前的那个四月，梁武帝舍道入佛。茅山的天，茅山的水，茅山的地，还有那岭上的白云，再也没有了原先的模样，陶弘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怡悦了。整整四年，他在友情、修炼、折磨、殚精竭虑中苦苦挣扎。

　　四月天——这是江南最为惬意的月份。热浪与潮湿还没有袭来，而山间的草木，早已生机勃勃。留恋这等美景，享受这个季节，是谁都不会拒绝的。然而，陶弘景却不再留恋，痛下决心，带着两个信徒，托言静斋，化名王整官，号外兵，夜半之时，悄悄离开了茅山——这相当于逃跑。

　　“夜半钟声到客船”——陶弘景离开了他的圣地，流浪到了永嘉楠溪青嶂山、霍山、木榴屿。从天监七年四月到天监十一年十月，离开茅山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田少乏糠”，又有“寇掠充斥”，生活艰难不算，不时还有生命危险。

　　陶弘景失踪的四年多的时间里，梁武帝萧衍又当如何呢？他虽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却也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陶弘景。他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了木榴屿，而此时的陶弘景，早已造屋，准备住下去。这是司徒慧明断然不敢答应的，他不召回陶弘景，难以复命。于是，陶弘景“相随而还也”，结束了他四年半的流浪生活，史称“远游”。

　　老友、现任皇帝如此有情有义，并没有记恨他出走逃跑的行为，还派人在荒屿找到他，无论如何，陶弘景的感动大于出游的动机。于是，他在鄮县即今宁波礼阿育塔，自誓受戒，也算是对梁武帝以佛为国教的一种妥协。陶弘景从宁波即鄮县回返句容茅山，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太湖东岸或者西岸。根据文献显示，他走的是太湖东岸，由宁波渡海至嘉兴、苏州、常州。

　　新近有学者认为，“壬辰岁得于华亭”，十月从木榴屿出发，陶弘景根本没有时间到华亭去买鹤，其实是误解。误解之一是，得于华亭，并不一定是购买，也许是人禽相惜呢！误解之二是，这所谓的华亭即现在的上海松江，陶弘景不一定就得到沪。松江山水佳境，山为浙江天目山余脉，谓之“九峰”；水为长泖、大泖、圆泖，谓之“三泖”。三国陆逊曾为华亭侯，并非只是现在的松江区，这个地域都可以泛指华亭。按我的理解，这都不是问题。以陶弘景的学识，他一定知道《平复帖》书者陆机的遭遇，那也是君臣间的相遇。无论那只鹤与他在哪结缘，他都会想起陆机临刑前“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凄婉与悲情，也完全有理由写下“得于华亭”的笔墨。

　　三

　　从新建的朱阳馆下来回返，打算兼程去焦山《瘗鹤铭》所在地。

　　从宁波即鄮县渡海如在平湖上岸，经苏州、无锡走太湖东岸到达常州即晋陵，直线距离不足350公里，即使是走旱路绕行绍兴、杭州、宜兴走太湖西岸，直线距离360公里。我们认为他是渡海走太湖东岸，除了私心向往那华亭鹤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如果走西线到达了紫砂的故乡宜兴后，可以走溧阳直接到茅山，而没有必要再到晋陵即常州了。再次，也不要低估了梁朝的交通工具，以皇家的财力与派头，应该会水陆兼行，而不会坐牛车赶路。

　　陶弘景到达晋陵，圣旨也到了，让他迅速进京面圣。这种急切的心情，在《华阳陶隐居内传》中表露无疑：“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

　　梁武帝萧衍有多么想见陶弘景呢！他会有多少朝政大事，想听听陶弘景的远见呢！

　　是的，國家的确有极其大的事，那就是《梁书·武帝本纪》记载的“是岁作浮山堰”。淮河上修建的拦河大坝，目的在于水淹魏军，位于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是淮河历史上第一座用于军事水攻的大型拦河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工程。工程浩大，其难度比修筑万里长城要大得多。在陶弘景到晋陵的时候，大坝早已动工，而此时再让他卜卦吉凶，则是难以扭转乾坤了。他对此工程无言以对，既阻止不了，也无理由赞同。在武帝与陶弘景的纪传中均无两人关于这件事对话的记载，这只是猜想而已。

　　就他们的关系状况而言，陶弘景没有去都城面见梁武帝这是他唯一能做到了，既不伤害大家的面子，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得了诺奖以后总统请他吃饭，他说因不愿意到遥远的地方与陌生人吃饭而拒绝。

　　比起福克纳，陶弘景的拒绝更为复杂，辞以疾——他身体没有病，而是他心理有病。站在陶弘景的角度，设身处地——他最初向往的是尚书郎，向往的是与君共谋天下，然而他进了山，当了陶隐居，当然，他还可以著书立说。但正当在他用心于老庄哲学的时候，道教成了邪教，他还得用这所谓的邪教为邪教的判定者炼丹。他的出走或者叫做出游、远游，多少有点负气的成分，甚至就是负气。难道普天之下就没有我陶弘景一个安静的地方么，就没有一个让我专修道教上清的地方么？就让我做一辈子曳尾涂中的那只龟行不行？

　　很显然，不行。

　　梁武帝火眼金睛。哪怕陶弘景藏匿在深山老林，哪怕躲藏在没有人烟的小岛，梁武帝都不会让他彻底消失在视线之外。这不是抓捕，也不是如来的掌心，是八抬大轿，抬着他来。道教成了邪教，而陶弘景的信仰，陶弘景的修炼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果陶弘景有道观的话，仍旧可以照常运行，并没有被打个稀巴烂。陶弘景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多少有点投桃报李的心境。尽管如此，他也不能肯定，梁武帝是他的朋友，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后世学者对他自誓受戒往往诟病为佞佛。但当年他几乎以死相拼，他隐姓埋名出走，逃到天边海角，无论是吃糠咽菜，还是饱受盗贼的侵扰，他都没有消沉而无所事事，仍旧在上清派的路子上走下去，还能怎样呢？他把他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他又不想伤害他的老友武帝萧衍。这一切，又让陶弘景怎么见萧衍呢？他见了皇帝，是相拥而呜咽，还是论战佛教成为国教的不妥，还是讨论道教的真诰呢？

　　这让我立即想起被后世十分推崇的明代书法家、画家徐青藤徐渭。他可以立即与对他好的朋友、恩人翻脸，也会在癫痫发作时，杀死他的老婆。相比之下，仅仅谈论为人，我们更需要陶弘景，而不愿意有青藤在身边。

　　公元513年，梁天监十二年，岁在癸巳，七十三岁的沈约撒手人寰，这让陶弘景沉痛不已。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其才华学识并不在陶弘景之下。他与陶弘景的友情致密，一首《酬华阳陶先生》足可表明二人的亲近，诗云：“三清未可觌，一气且空存。所愿回光景，拯难拔危魂。若蒙九丹赠，岂惧六龙奔。”自从陶弘景隐遁山林，沈约在最为得意之时，也曾真挚相约出山，陶弘景没有答应，继续修炼。

　　沈约走了，陶弘景应该嚎啕大哭，然而，他没有，他把嚎啕释放成“并洒秋风前”的数行泪，而这数行的泪，已经“不落十余年”，正是他这十几年心迹的写照。心里苦啊！又有几人能懂得呢！陶弘景不去进京面君而是决意还山，甚为合情合理。陶弘景与梁武帝萧衍的关系进入了极为微妙的阶段。

　　天监十三年，岁在甲午，那只华亭鹤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了。《瘗鹤铭》文曰：“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就地掩埋，就有了埋葬仙鹤的铭文。梁武帝给陶弘景建造朱阳馆并于翌年冬天落成，敕书让陶弘景搬进居住，他三次推辞。以陶弘景的心境，他依然不能完全相信武帝萧衍会放过道教。他将《瘗鹤铭》文，派人呈上武帝，想试探萧衍的反应，这等于是变相询问武帝，是否还允许道家继续存在下去。史无记载，估计梁武帝并没有回复。他不得不再次试探。于是，在此后的天监十五年，就有了《上武帝论书启》和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武帝与陶弘景的书论，并非泛泛之谈，许多名言都出自论述之中。君臣之间不再那么遥远，仿佛一切都在恢复之中。然而，再也没有冠盖相望的情景了。

　　四

　　梁武帝自从将佛教立为国教，佛教即弥漫天下。梁武帝先是身体力行，不再接近女色，继而敕令不得杀生。南北朝时期，南北都有大一统的夙愿，于是导致战乱频仍，哪里有不杀生的道理？他所谓的不杀生，无非是佛殿供奉用素食，入药之物也用植物代替动物而已。更为出格的是，他以皇帝之尊，舍身入佛，还美其名曰“皇帝菩萨”。这所谓的“皇帝菩萨”，是真的要当住持的，并且弘扬佛法，讲授经文。数日后，经大臣们出钱把他赎买回来，他才继续当皇帝——荒唐至极。如果作为普通人，未为不可，然而，毕竟他有一国的重任与职责，即使日理万机，也未必能国泰民安。据记载，那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僧侣有十万之众，而农桑荒芜，军备废弛，全国大事即礼佛参禅。

　　这让陶弘景忧心不安，他派弟子潘安文进呈《周氏冥通记》。这一举动得到了武帝的批复，肯定了冥通的真实性。也许武帝知道了陶弘景依然有进一步弃世的打算，或许武帝还需要丹药，这使得陶弘景的道观没有被废弃，他的信徒们也没有被遣散还俗。然而，君臣关系的渐渐疏离，自不待言。既然武帝对茅山网开一面，陶弘景再次投桃报李，精心冶制宝刀两把呈上皇帝，一曰“威胜”，一曰“善胜”。武帝甚为珍爱，几乎作为镇国之宝。

　　再度四月——

　　公元531年，梁中大通三年，岁在辛亥。事有凑巧，又是一个四月天，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薨，立晋安王萧纲为太子。梁武帝将陶弘景给他精心制作的宝刀赐给了太子，这让太子谢恩父皇的同时，更为敬重先生陶弘景。

　　《瘗鹤铭》文的题目存有“瘗鹤铭有序”和“瘗鹤铭并序”两种记录，都讲得通，不必赘言。接着下面另起一行，就是“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后世学者谁也不愿意正面公开讨论这个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历代考证其作者的名家学者，都将书撰者混为一谈。无论将《瘗鹤铭》所属给予王羲之、皮日休或是陶弘景，毫无疑问地全盘安在一个人身上，让人好不奇怪。没有人署名说这是我作的文章，然后再起个名说这书法也是我写的，如果想表露这个意思，写某某撰并书即可。“华阳真逸”不用说，这是《瘗鹤铭》的撰文者，这个所谓的“上皇山樵”，并不是铭文的主人，而只是书写者罢了，历代大家怎么会都不知道撰和书的區别呢？是不注意，还是故意躲闪？

　　有考证书法作者的，除了仍旧把撰文者归结为皮日休或者陶弘景外，没有任何其它思路，于是又考证“上皇山”的所在位置。遍查典籍，尤其是《山海经》《地理志》，古往今来，华夏大地确乎没有“上皇山”那座山，于是进一步牵强附会。典型一例是（清）吴东发《瘗鹤铭考》说：“查地志无所谓上皇山者……元始有上皇天地之称，是华阳之教始自上皇，以之名山，隐喻华阳也。”这意思是，茅山的华阳就是上皇山……

　　我认为，没有上皇山，即使有，也不可能与《瘗鹤铭》有任何的关系。

　　“华阳真逸”和“上皇山樵”是两个词组，“华阳”是地名，“真逸”是号；“上皇”是称谓，“山樵”也是号。那么“上皇”是谁？天下又有谁配得起如此的称谓呢？

　　显然，陶弘景不配使用或者说承受不起“上皇”这个称谓，可以断定，《瘗鹤铭》的书法者绝非陶弘景。也不用以井栏的题字与《瘗鹤铭》书法风格体势相近来考证它的书写者是陶弘景了。

　　如果《瘗鹤铭》撰文者是陶弘景，那么，紧接着又出现了问题。他不可能用“华阳真逸”代替他的真实姓名或者字号。

　　公元536年，梁大同二年，岁在丙辰，陶弘景卒于茅山梁武帝给他建造的朱阳馆。《南史》说他没有疾病，弥留之际还作了《告逝诗》，极为从容地离开了世间，年八十一岁。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邵陵王萧纶撰《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文。至此，和《瘗鹤铭》的撰文者“华阳真逸”只有一字之差。陶弘景对外文书的函札往返，在隐遁茅山之后，自称“华阳隐居”。“真逸”“贞白”“解真”乃至别人给他的尊称“真人”，“真”字到处都是。虽然梁武帝萧衍和邵陵王萧纶父子不顾及其父亲“陶贞宝”的名讳在他死后封谥“贞白先生”，但他自己若是称“华阳真逸”，他就有不孝之名。

　　《瘗鹤铭》的书撰者究竟有多大的隐情，又有怎样的苦衷，何以如此的隐晦呢？让我们隐隐约约知道书撰者是谁，却又无法确定。仿如道家迷宫，明知有路，却无法走出来。

　　据《南史》本传记载，陶弘景妙解术数，有预制诗一首：“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他以此诗来断定梁朝的未来。

　　“威胜”和“善胜”是陶弘景对梁武帝由衷的赞美之词，武帝之于梁朝的建立和建设也的确称得起“威胜”和“善胜”。

　　世间已无陶弘景，南朝人士的“竟谈玄理”“不习武事”愈演愈烈。而梁武帝接纳叛将侯景，委以重任，直接导致了他和国家的悲剧。

　　侯景与萧正德内外勾结，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宫城陷落，武帝被囚禁。

　　梁武帝临死前的一段日子，也着实让人顿生几许感叹。这里有几句对话，虽然与《瘗鹤铭》的文献考察略显疏离，我还是愿意予以陈述：

　　武帝在文德殿召见侯景，问他：“你在军队里日久不是很辛苦吗？”侯景低头不敢做声。武帝就又说：“你是哪个州的，胆敢来这里？”侯景还是不敢做声。等到召见完毕，他从文德殿出来，对随从感叹说：“我在千军万马中厮杀，从来没有畏惧过。今天见萧公，让人自生恐惧，岂不是天子的威严不可侮犯。我可不想再见到他。”于是，他们从此再也没有相见过。梁武帝永远不会承认侯景这个自封的丞相，而侯景又没有胆量将被囚禁的皇帝杀死。威严、不屈、坦荡、气势，是小人永远惧怕的，也是他们永远不具备的气质，无论他们如何得势与得逞。

　　在梁武帝萧衍被囚禁的日子里，我想，他不会再对权位寄予任何的指望，反思和理清后事才顺理成章。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忘记天监十五年九月，完工仅仅四个月的浮山堰崩坏。据《资治通鉴》说：“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对此，武帝是否有个反省呢？那么多人死于那个天方夜谭般的工程，与他所钦定的国教教义相去多远呢！

　　眼下，曾经叱咤风云的梁武帝，而今成为囚徒的萧衍，除了反思反省检讨，就是得尽量理清后事了。可是，又有什么好理的呢！他还是不会轻松地死去，他还是不能放下国家的过去。

　　侯景和陶弘景，名字中都有个“景”字，这“景”字，无论好坏，都让他刻骨铭心，系于国家和他自己的生与死。他对举国信佛，对于陶弘景，对于佛教与道教，又有怎样的反省呢？

　　“威胜”与“善胜”，这是陶弘景对他过往的称赞与肯定，以陶弘景对世事朝政的熟谙与洞悉，有没有对他今后执政的期许与祝愿呢？他曾经威胜过，更以他的文武兼备善胜过。问题是，此时此刻，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胜了，更没有机会善胜了。如果萧衍翻检陶弘景与他的函札往返、《瘗鹤铭》的铭文，会多多少少冲淡寺庙香火的熏烘与钟磬的缭绕。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通顺的话，那么，他书写一遍《瘗鹤铭》文，并非是奇怪的事情。因性情钟情于书法的人物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和状态——随手书写或者抄录，可以慰藉失落的情绪，以满足心理的需求。这随手之作，这发自内心的书写，更有可能成为经典。《兰亭序》如此，《祭侄稿》也是如此。前者是诗集的序言，后者是一篇激情澎湃的祭文而已。

　　一贯钟情于钟繇书法的梁武帝，以他对书法的洞达，以他存世手书《异趣帖》深厚功底，写《瘗鹤铭》那个水准的书法，似乎并非难事。武帝存世书法《异趣帖》，乾隆御笔释文曰：“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君不……”

　　这《瘗鹤铭》残卷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这是一种怀念，这是一种反思，还是武帝对自己的最后救赎。

　　五

　　午后，到达象山广场。隔江而望，焦山就在对面，江中孤山一座，甚是奇异。罗勇来先生给我介绍焦山碑林博物馆长丁超先生，我乘坐轮渡去找他。就要到焦山了，就要亲眼看见《瘗鹤铭》原石了，那期待，让我这个老夫仿佛成了青年。

　　存放《瘗鹤铭》原石的亭子外观设计非常精巧，仿如古建筑。里面很大，那五块残石就嵌镶在人工的山体上，字迹隐约可见。看到古人留下的遗迹就在眼前，如何不让人激动呢！而这激动之余，不免有些嫉妒。室内清洁一尘不染，温度舒适，你不得不佩服当地对于文化古迹的珍视。我家附近的封龙山上有个汉碑堂，《祀三公山碑》就躺在里面，还用铁链子捆绑锁着，形同死囚。《祀三公山碑》无论从中国文字史还是书法发展史看，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是，它没有焦山《瘗鹤铭》残石那么好的运气，这真有晏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感觉。问题还在于，《祀三公山碑》不仅是橘子而且是贡橘，为啥处境是那么地酸楚？

　　摩崖石刻书法，遍布大江南北。泰山、武夷山、丹霞山、秦岭、响堂寺、舟山普陀……三山五岳，游人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呈现，少有专门研究。“中国摩崖石刻书法群”的实地考察——有文化、历史、人文、艺术四重价值并形成规模，《瘗鹤铭》在“焦山摩崖石刻书法群”考察范围之中。诗人、书法家旭宇先生鼓励我著书《瘗鹤铭》，理清补全铭文，考证作者。一千多年聚讼纷纭的悬案，我也不会有超人的能力。因此，我不做考证，做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古今所有学者，无论考证的正确结论，还是错误的判断，都给予足够的尊重。

　　“通经博古，世其家学，专心六书，尤嗜金石文字”的张弨考订的铭文，是实地考察三天后补订的。他还做了《瘗鹤铭复原图》，相当严谨，并对水中露出的石面做了拓片，与原作应该最为接近，比较可信。通过现存的五块残石看，张弨本的確理顺了流传下来的各种混乱版本失序的铭文。本文考察的铭文文献，以此为蓝本。下面铭文框内字是根据别的版本补上的，未必准确。补“纪尔岁辰”四字，多为人不允，如补“西竹法里”更为后人不从，但根据前后文衔接，“纪尔岁辰，厥土惟宁”比较通顺，符合整篇文风，姑且存之。“等”字原为“竹”字，替换为“等”。替换和根据其它版本补字共计13字，勉强算是史上没有空白字的版本了。

　　瘗鹤铭有序

　　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语鸣。纪尔岁辰，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山阴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夅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

　　依我愚钝的想法，如果是陶弘景撰、武帝萧衍书，绝不会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夅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这两行，这两行是后加上去的。陶弘景不避讳高堂、梁武帝自称“上皇”，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不相符。书撰者若是一个人，在古代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文人都会书法，就像今人使用硬笔一样。如果书撰者同是陶弘景，那么，正确的署名是：华阳陶隐居撰并书，这是最简约的了，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再编造另一个“上皇山樵”书。

　　实地观摩，这两行是后补的想法就更加强烈。尽管字口漫漶，又经千年反复折磨、剔凿、别刻，与原作相比早已经失真，然而，那艺术的原种并不会销声匿迹。

　　浮玉崖壮观亭上有米芾诸多名家的题字，往前走即可见到一块巨石，人们通常称它为“雷轰石”。据说，这块石头的位置就是《瘗鹤铭》落水处。上面山体上，就是历代闻名的摩崖石刻《瘗鹤铭》的原来处所。我一直对雷轰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果科学可以鉴定那些石头是否遭到过雷击就好了。铭文中说，在这座山下，选择一块高而干燥的地方，埋葬了仙鹤。这焦山江水环绕，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尤其夏季，大雨滂沱，山水倾泻，又有江水波浪翻滚，冲刷岸基，哪里有干燥的地方？况且，焦山石质密度很低，山体表面仿佛石块堆积，山崖石头还崩落江中，掩鹤之冢随时都有可能被山水或者江水冲毁，何以虔诚？华亭鹤的禽冢绝非在焦山，而在茅山更合理。

　　疑问颇多：大致从公元514年算起，到1048年丹阳郡守钱彦远得江中残石并建“宝墨亭”为止，在534年漫长的时间里，历经了南朝陈、隋朝、唐朝和北宋部分，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人见过完整的摩崖石刻在山壁之上？难道五百多年历代大家都熟视无睹，从来没把《瘗鹤铭》摩崖石刻放在眼里？非得等崩落江中捞出一块来才宝贝似的建“宝墨亭”？唯一的解释是，摩崖石刻《瘗鹤铭》完成之后，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使得后人第一次看到它，就是残存于“壮观亭别刻”鹤铭的上半部分内容，绝非鹤铭遭到雷击而崩落江中。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所谓的《瘗鹤铭》竖写行文，竟然从左边开始，也被浮夸成行文排版“奇特”。这就是个低级的错误，不能原谅也几乎不能犯的起码的常识性错误，有违基本规矩的错误，根本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大字无过《瘗鹤铭》”——此摩崖石刻在黄庭坚眼里是为世间之最，可想而知，工程之巨大。大致磨平山体，直接书丹或根据小字放大描出字形，然后刻凿。这个工程需要脚手架，不然没法操作。无论古往今来的考证者将作者给了谁，他们都不可能到焦山直接书丹。种种迹象表明，《瘗鹤铭》摩崖石刻是一次秘密行动。我说它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是因为，这么大的动静，历代史籍包括地方志乃至人物内外传，没有丝毫的记载；书撰者姓名字号又是隐蔽暗指；只用干支纪年而不敢堂皇用朝代纪元；文本叙事含糊其辞地有意回避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如此种种，逼迫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过往的年代，那个可能发生别样故事的年代。

　　惊心动魄的四月——

　　公元549年，南朝梁太清三年，岁在己巳，震天动地的大事频发。多少有点宿命的感觉，还是一个四月天，梁京城连续两次发生地震。“一念修怨”，让梁武帝萧衍万劫不复，四月刚刚过完，饿死在了净居殿，迁棺至太极前殿，终年八十六岁。同年底，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

　　世间已无先生陶弘景，如果他在世，纵然不能柄握朝政、左右乾坤，却可以在危难之际给萧衍个指引。时局混乱动荡，南梁朝權柄其实已经旁落，皇家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侯景手中——杀害太子、王子等二十余人。梁简文帝萧纲在梁武帝萧衍驾崩之后即皇帝位，梁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到太清五年十月遇害，在位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实际上就是侯景的囚徒。

　　诸多的惊悚事件，悲惨的处境，让梁简文帝萧纲如何不深深怀念先生陶弘景呢？梁简文帝曾经所作的《华阳陶先生墓志铭》，本为官样文章的悼念之作。就是在这官样文章的墓志铭里，深情与怀念也得以隐隐的表露。在“华阳洞陶先生蝉蜕于茅山朱阳馆”之后，他在铭文中说：“真以归空为美，道以无涯为真……无名之道，不死为仙……郁郁茅岭，悠悠洞天。三仙白鹤，何时复还。”以皇帝之尊位，呼唤白鹤的复还，暗示我们他早就知道鹤铭。这里的“真”，与华阳真逸的“真”，又有什么区别呢！陶弘景号“华阳隐居”，此情此景，站在简文帝的位置，将“隐居”改为“真逸”，再确切不过了。而“上皇”，只有站在简文帝那时的位置才会有如此的称谓，是在位的皇帝对驾崩的父皇或者太上皇才能有的恭敬。“上皇”配搭“山樵”，说明简文帝更愿意他的父皇不是被饿死的，即使成为砍柴的樵夫，也强于惨遭毒手，含泪而作“上皇山樵”。这个称谓非“梁武帝”莫属。“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隐含多少无奈，隐约间似隐似现。

　　侯景弑杀了太子以及诸多王子，而萧纲的命侯景何时来取呢？作为侯景囚徒的梁简文帝，他能干些什么呢？在他被囚禁的日子里，曾愤然于墙壁写道：“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数至于此，命也如何？”不称朕而以字自称，是因为他早已经不把自己当皇帝看了，他更愿意成为一个士人，远离这宫殿的大监狱。他更向往茅山，更为敬重的是他尊称先生的陶弘景。

　　依《瘗鹤铭》的原意，是要在兹山之下鹤冢旁立石的。现在焦山的摩崖石刻，可以即名为“石刻”或者“刻石”，更准确的叫做“勒石”或者“上石”，“立石”二字不够准确。不要认为这是古人的疏忽，这仅仅是无奈和时差造成的。

　　如果陶弘景所作《瘗鹤铭》仅仅为武帝因怀念、反思而抄录，侯景不但看不懂，也不会对一张纸片有什么兴趣。但翻检文案，看到父皇的手书，曾经著作过《老子义》《庄子义》的简文帝，如何不动容呢？而此时，在忧愤与怀念双重的簇拥之下，他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瘗鹤铭》刊石，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大事了。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最好不被侯景发现，即使发现，也不会给参与者造成杀身之祸。于是，他另纸写下了“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至于后补于五号石的“夅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则完全是自我封号。无论征君、外仙尉还是真宰，都是一个愿望而已，并非可以作为官职考证的官衔。

　　从所谓的雷轰石仰望《瘗鹤铭》原址，看那并不坚固的山体，想象着遥远的年代。奉简文帝之命将《瘗鹤铭》刊石，这只是猜想而已，没有任何记载。如此隐匿书撰者，如此的行文隐晦，如此的勒石诡秘，只有是在非常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乱而急迫的，应该是前面书丹，工匠即跟着在后面凿刻。也许将“瘗鹤铭有序”和“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凿刻之后发现顺序错了，也就将错就错吧！或许，为掩人耳目，故意排错，让人一时难以读通，免于祸端。我更倾向于这是个故意的错误排版，而非慌乱之下所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际，为简文帝做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于玩命。

　　《瘗鹤铭》完工之后，历经五百多年，竟然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完整的《瘗鹤铭》石刻，也没有铭文全文的文献记载，更没有一个完整的拓片。这个疑问再次涌上心头。合理的解释是，石刻完工之后即被人为破坏了，那么，这个人是谁？没有别人，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囚禁梁武帝，武帝活活被饿死。侯景暴戾与人性的极度扭曲，不仅仅使得皇室遭到空前的屠戮，也让战争成了没有休止的常态，百姓遭殃，这一切使他异常心虚、恐惧与多疑。尽管刊石进行得很秘密，那么大的工程，密不透风也是难以做到的。当他得知简文帝派人秘密刻石，他一定认为这些文字很可能记录他的恶行。他用麻袋装土，将无辜的简文帝生生地压死，这种残忍而丧尽天良的事都干得出来，何况捣毁《瘗鹤铭》呢！

　　中国书法文化，包含着广阔的历史背景，更有地缘文化的浸润，乃至人文的渗透。《瘗鹤铭》距今1500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的侵蚀，人为的剔凿、割裂破坏，使得它遭到了肢解、分化、变形。别刻、伪刻、原石拓片混在一起，原作几乎成了个遥远的影子，影影绰绰，似隐若现。尤其大量伪刻泛滥，造成了极度的混乱。

　　“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瘗鹤铭”——历代欣赏《瘗鹤铭》书法的大家，恨不得说这就是王羲之或者颜真卿的遗迹，认为只有书圣和宗师才会写出这样的杰作，将鹤铭推到了浪尖。更有甚者，不惜贬损书圣，说王羲之的字只配当《瘗鹤铭》的奴仆。也有清醒一点的，说南朝禁碑，《瘗鹤铭》物以稀为贵，才弄得这么热闹，聚讼不休。上海古籍出版社鉴赏版，水前本于前，后附水后本，印制精良。水前本笔划清晰硬朗，水后本前半部分笔道粗漶明显，后半部分与水前本相差无几。又有现存残石可以直观观察，两相比对，可以作为考察的讨论依据。

　　判定书法杰作，仅仅靠美言和夸大其词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书法字势之秘笈，无非是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种。斜画紧结的典型例子是吴昌硕，形成了中宫紧密的字形态势；平画宽结的实践者最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字形散而笔划不游离于字势之外。《瘗鹤铭》字势结体基本属于斜画，即横画由左下向右上倾斜，其它笔画则互相呼应。然而，这种习惯并没有造成紧结的状态，鹤铭在斜画字态的同时而宽结才是高明之处，形成了飘逸消散的书法状态。就目前残石以及各种拓本而言，字势取向并不统一，多有突兀变化，是由于天然风蠹水剥漫漶，后人剔凿、伪刻、别刻所致。就整体留下的痕迹而言，很多字取横势，即拓展字的横向空间，压迫上下结构，如“山之下”“后”等。然其前后章法疏密有致，字的大小随心所欲、自然错落、粗细相间、变化不拘，给人以活泼俏皮而又古朴凝重之感，如此等等，这才是它一经被发现，就让人爱不释手的原因所在。

　　至此，《瘗鹤铭》是谁撰与书，还那么重要么？纵观书学的考据史，古代不论，就是近现代、当代，也是徒劳无功。考证闹得沸沸扬扬几成事件的《兰亭序》仍旧在王羲之名下；褒者认为天下草书至宝、贬者抨其草书失矩的《古诗四帖》仍然是非张旭莫属；《自叙帖》也有长篇大论考证为伪书，却因找不到归属仍为怀素所有。无论考证还是考察乃至评说，摈弃放情地浮夸、有意贬损，胸怀岂不宽广很多？将古代经典遗存、遗迹纳入书法文化的范畴，真心地保护它、拥抱它更有意义。

　　仰观峭壁山崖，俯瞰浩渺大江，时间流经之处，空间的座座丰碑，皆成至宝。金石甲骨乃至简牍，随着斗转星移，在进一步地漫漶乃至消失。缣帛纸张，亦有寿限，而交流转手过程中也难免遭遇灭顶。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后人唯珍惜才是。只有今天的科技才能做到影像的数字化处理，是以往所不能及。惟愿爰集志士同好，共同完成天下书法文化的数字化工程，永久地保存承继，信息全球共享。

　　岂不然哉！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