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伟

　　人间烟火

　　一

　　雾霾笼罩着城市和乡村，有时候竟连着十天半月看不到太阳。我们穿梭于这个城市里，跟着前面长长的车队，呼吸着同样杂七杂八的东西，听着收音机里郭德纲的相声，过着凡俗的生活。

　　和南方不见太阳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的。南方无非是或浓或淡的阴天，或大或小的雨水，或厚或薄的云层，挡住了射向人间的阳光，而不用担心空气中混杂着什么能够刺激人呼吸道的东西。而我们却不得不屈服于我们的环境。

　　也会有蓝天。那是风来之后，就像清晨拉开窗帘一样，掀开了藏在深夜背后的白昼，忽然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端庄秀丽起来。

　　与南方相比，北方的冬天也许有一点幸福，那就是烧得热乎乎的暖气。即使阴天下雪，也不用像南方那样在阴冷的天气里哆哆嗦嗦。所以，在天晴的时候，你会看到热电厂的烟囱黑的或灰的浓烟，顺着风在空中摇摆，又顺着风飘散。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告诉我说，石家庄发现了一条黄色龙，并飞走了，他说是听收音机说的。父亲不识字，他所获得的信息都是从广播里或者别人的话里来的。于是，好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父亲所说的有关“龙”的信息。因为自己年纪小，也没有自主判断的意识，更无判断的能力。在那时候的农村里，没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没有能使自己脑洞大开的工具，但却对父亲的话将信将疑。

　　其实后来自己忽然就解释清楚了。当我看到烟囱里的黑的或黄的浓烟的时候，就理解了父亲所得到的信息的真实来源。应当是某工厂开工，或者暖气锅炉点燃，在广播里用文学化的语言作了报道，某某工厂的烟囱钻出了一条黄龙，于是这个信息就通过父亲告诉了我。也许没人能够记得这么一条新闻，我却记了三十多年。

　　原来，并不是天上的真龙，却是人间的烟火。

　　就如过去的年年岁岁一样，今年的烟囱依然在冒烟。烟火还是一样的烟火，人间已不是一样的人间。

　　二

　　炊烟，是对父母的记忆。

　　炊烟，是我们的乡愁。

　　每当夕阳开始让树梢、房屋、庄稼晕黄，炊烟便悠悠地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钻了出来，召唤着忙碌了一天的家人回家。

　　炊烟在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中都是美丽的，都是温暖的。袅袅的炊烟既有诗情画意，又有茶饭之香。因为中间浸润的是家的亲切。

　　在过去，村里人做饭大多数情况下是烧秸秆，也有树枝。最多的是棉花秆和玉米秸。棉花秆和玉米秸是村民手头自然的烧火之物。

　　一到秋天，便是一年中最為充实的季节。成熟的谷子一片金黄中杂有些许的绿模样，那是尚未全干的叶子。玉米棒子也不等熟透便被镰刀放倒；有高粱的地块便是黄绿的森林托举着通红通红的云朵。庄稼收割下来后，除了玉米的叶子和部分秸秆可作牲口的饲料外，秸秆基本上就当作了做饭的柴火。棉花的秸秆像树枝一样经烧、耐用，其次是玉米秆。农民几乎是不愁烧火之物的，随手皆是，俯首可拾。

　　刚刚获得土地的父老把每一寸土地都打理得饱满生动。所以，我们在秋天就会看到许许多多沉甸甸的收成，除了上面说的主粮，还有花生、大豆、黍子、芝麻、红薯、胡萝卜、白萝卜、大白菜等等。都赶在这个季节成熟了。

　　于是收获的气息充斥着村里的每个角落。

　　玉米秸被垛在野外，甚至大街；屋顶上搭起玉米墙，还晒着芝麻、花生。

　　刚刚收拾下来的花生是不折不扣的美味。于是洗去泥巴，搁点盐巴，放几个八角、花椒，煮上一锅，犒劳一下大人、孩子。

　　能够煮了直接吃的还有玉米、大豆、红薯、胡萝卜。玉米和大豆不能等长得太熟，不然太硬，趁嫩的时候吃，所谓老玉米也是不能等熟透了。大豆在老家叫黄豆，趁绿的时候可以煮来吃。现在夏天到户外吃羊肉串的时候，往往也来一盘花毛拼盘，就是花生和毛豆，毛豆就是黄豆，黄豆就是大豆。

　　灶间的柴噼噼啪啪地响，灶火把母亲或者父亲的脸映得通红。

　　孩子有时候也搭把手，烧火是没问题的。在农村待过的孩子谁还不会烧火啊？把长长的秸秆在小腿上一磕，折成几段，塞进灶膛，看着呼呼的火苗，听着锅里翻滚的声响，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了。

　　那时候家里人多。我们哥仨加上父母，一家五口人，三个男孩子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所以家里的灶是大灶，锅也是大锅。好在家里粮食已经够吃了，再也不用为吃发愁了。大灶需要风箱鼓风，呼答呼答的风箱和呼呼的灶火，烧得满屋蒸汽，饭香扑鼻。

　　过年时的大灶是最忙碌的时候。蒸完馒头蒸年糕，蒸完年糕做豆腐，做完豆腐煮猪肉。当饺子端上桌的时候，除夕夜氛围便进入高潮。家家户户已经燃起了烟花爆竹，人间的烟火带着乡土庄稼的气息直冲云霄。

　　三

　　有了火，人类才有可能延长寿命。

　　一道闪电击中了一棵已经干枯的老树，引发了大火。古老的人类对突如其来的大火充满了恐惧。也许他们认为是上天在对他们所做过的什么进行惩罚。

　　当大火熄灭时，他们终于明白，上天不是在惩罚他们，而是在警示、引导他们。他们在大火烧毁的地方发现了被烧死的动物。在饥饿充斥的时代，他们尝试着食用每一种东西。他们发现，经过烧烤过的动物肉，远远比生食好吃，易消化。所以，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一场革命，一场用火的革命，一场有关人类生存的革命。

　　一开始，他们小心翼翼地保存自然形成的火种，既能取暖，又能烧烤食物，喝上热水，还能驱赶狼虫虎豹。后来，他们学会了钻木取火，逐渐进入刀耕火种的时代。

　　在中国史书中，对人类取火用火也早有记载。南宋罗泌所著《路史》中就说：“遂明国不识四时昼夜，有火树名遂木，屈盘万顷，有鸟名‘号鸟，啄木则灿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其枝以钻火，号遂人。”说是燧明国圣人燧人氏受神鸟“号鸟”啄木出火的启发，发明了钻木取火。《韩非子·五蠹》中也有论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蛇虫……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则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神话，说明了人们一直把取火用火，当作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评价人类用火：“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 贾兰坡先生在《人类用火的历史和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则说：“人类对火的控制，是人类制作第一把石刀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这一伟大创造，在人类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纵然水火无情，但不能不说，水和火是自然给予人类的两大礼物，并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五行之列，成为万物的生产者。

　　人们把人间烟火赋予一种温暖的情感，当作家的归宿——万家灯火，是照亮夜行人孤独寂寞心灵的光芒。而一点渔火，也能点燃旅者心头的离愁别绪，并随着那一点火光而心情摇荡。如今，人们在举办活动时，也喜欢在院子或野外，点燃一堆篝火，载歌载舞，释放情怀。

　　篝火最初的意义就在于在野外烧水做饭取暖，也有着驱逐野兽的目的，但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仪式，一种渲染气氛的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符号。

　　老家在正月初十晚上照例是要在门口点燃一堆火的，把一年不用的旧物件，比如旧笤帚，旧笸箩统统烧掉。孩子们在火堆上跳来跳去，念着“烤烤腰腰不疼，烤烤屁股屁股不疼”的俗语，给年节增添了不少的欢乐。

　　四

　　最近读《苏轼图传》，说到苏轼知徐州期间，给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其中就包括一项重大贡献——发现并使用煤。

　　在煤出现之前，徐州的老百姓是烧柴做饭的，而柴奇贵。书中说，“有时一床被子还换不到半捆湿柴”。

　　不仅仅是徐州的老百姓，在煤出现以前，各地的老百姓引火之物只能是柴。柴米油盐酱醋茶，首屈一指的是柴。俗话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说法，但没有了柴，就起不了火，即使有米，也只能生活在“寒食”当中。所以说，打柴是一件很要紧、很正经的事。樵夫的工作很神圣，但却正如古诗中所说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不知道有谁依靠打柴而发家致富。

　　升斗小民的日子从来是艰辛的。

　　而我们也很难设想在没有煤的日子里老百姓生活是不是有些困窘。有山林的地方，打柴问题倒是不大，可是没有那么多山林的地方呢？尤其是沿海地区，该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平原地带不缺植物的秸秆，但其他地方呢？这当然是个问题。明代以前，玉米还没有来到中国，棉花也最早在宋末的时候才大规模在内陆种植。显然，苏轼生活的年代里，虽然物产丰富，锦衣玉食，但还是没赶上穿棉花，吃玉米，也没有赶上烧玉米秸、棉花秆。引火之物值钱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也不能坐井观天地以为各地都要烧玉米秸、棉花秆，但除了打柴外，烧庄稼的秸秆是不二选择，大同小异而已。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古代在长时间里是没有“一日三餐”的，而是一日两餐。稼穑艰难，产量不高，取火不易，因此晚餐一般只是把朝食剩下的或有意多做的饭热一热再吃。少吃一顿饭，便可少烧许多柴火。当然，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才逐渐实现了“一日三餐”，尤其是煤的发现，更是既解决了民用燃料，又保护了森林，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为未来世界的大变革打下了物质基础。

　　五

　　我们管不入凡俗的人或行为叫不食人间烟火。而大多数人却享受着人间烟火带来的乐趣。一杯酒，一壶茶，一本书，一碟菜，一碗粥，一两肉，在人間烟火中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可以与酒肉相交，也可与诗书为伍。可以在闹市开怀，也能在斗室静坐。张国荣在一首歌里，把每个生命比喻成不一样的烟火，无非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生命不同，但要活出同样的灿烂。

　　而他却毅然告别了人间烟火。这也是生命的奇绝之处。

　　六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生活相对富足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资源需求量大，却日渐枯竭的时代。人间烟火到底还能够燃烧多久，我尚不知道答案。而什么时候能够享受没有雾霾的人间烟火，就像享受回忆中的炊烟那样，也似乎是一种美的梦想。梦想，当然希望早日实现。

　　心有千结是乡愁

　　我闲暇之时，回到赵县老家探访了几处古迹——尚谈不上是名胜，因为既没有名胜的声名，也没有名胜的模样。大多数都沉默于郊野，泯然于荒丘。于是回来写了几篇文字，题目统一为《寂寞赵州》。写写赵州，写写家乡，一直是萦绕在心头而挥之不去的情愫。虽然，有时候也对家乡的种种有些失望，有些无奈，但内心深处还是对这个历史军事重镇、文化名城有着刻骨的热爱。这便是植根于内心的家乡情怀。

　　我写过《赵州赋》，又写了《寂寞赵州》，还写过《大地无言》《太阳的颜色》，都是基于对老家、对父老乡亲的热爱、敬重，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大地无言》《太阳的颜色》写于近二十年前，当时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回家也多，看到这里的大地，看到这里的人们，总会产生一些感悟，于是就把这些感情写了出来，这里面是浓重的情感。

　　只因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

　　始终忘不了这一片广袤而生机勃勃的田野。这是上天赐予中国最好的一片土地：四季分明、土壤肥沃、交通便利、一望无际。在农耕文明久远的中国，土地是根本，这也是上帝对这一方百姓的眷顾。纵然在历史上从不缺乏苛政猛于虎的时段，但这方土地的收成总还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能够苟活并且绵延下来。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片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上达庙堂，中至江湖，下见布衣。

　　当下正值隆冬。窗外是灰茫茫的一片——正赶上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社会上各种吐槽，各种段子，也只是无奈、愤怒和叹息。这种无奈、愤怒、叹息不仅仅是对天气，还有其他。

　　我便更加留恋曾经经过的那片土地。

　　正是在冬季。

　　旷野尤其显得空旷而博大，过冬的小麦被或厚或薄的雪覆盖着，也可能仅仅是一层霜花。已经天寒地冻。西伯利亚寒流从北而来，在这里撒着欢儿肆虐，吹得树梢、电线“呜呜”作响，卷得尘土和草木的枝叶漫天飞舞。父老乡亲们已经忙完一年的农活，便闲散起来。那时候打工的氛围还不是很浓，我们的父辈们再也不像在他们年轻时要战天斗地地去穷忙活。忙活了一年的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高高兴兴地准备过个好年。如果是要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盖房的话，就要在入冬前打上几架坯。这是在过秋之后唯一的强体力的劳动了。而我们还要顶着风骑着自行车上学去，有时候由于风太大，只好下来推着车子走，竟然没感觉到辛苦。那时候，并不知道雪莱，也不知道他的《西风颂》，但知道春天是早晚要来的。而在心中，却没有想这些，大概想的是千万别迟到，甚或什么也没想。

　　而春天却不会迟到。

　　春天当仁不让地是一年中最美的一个季节，这里的田野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四季当中最美的。用一碧万顷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绿油油的麦子在浩荡的春风里和明媚的阳光下展示健康而旺盛的生命，给看倦荒凉一冬的双眼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偶尔一片金色的油菜花，为这片绿意浓浓的土地增添一抹亮色。飞虫在麦田里热舞，翅膀在阳光下熠熠放光；而劳动者的身上也镀上了一层金色，浑身充满着力量。他们不是朱自清先生笔下在春天里舒展筋骨的人们，他们在用自身力量争取丰收。在他们的眼里，这土地虽然美丽，但他们需要的是收获。因此，他们唯有在春日的阳光下辛苦耕耘。此时，这里温暖而宁静。热闹是屬于那些小虫子们的。它们用飞舞阐释生命，而土地用宁静在孕育生命。

　　而小麦一旦到了抽穗的时候，天气就立马开始热了起来。

　　然后就是“三夏”时刻。“三夏”即夏收、夏种、夏管。一阵干热风，就能让昨天还青青的小麦一夜见黄。当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农民们便开始在麦垄里点玉米。玉米不像小麦用播种机来种，也不是像现在一样用玉米点播机，而是要用一个小铲子铲出一个小坑，在坑里扔上几粒玉米种子，然后再用脚划拉一层土盖上。待小麦收割完时，翠绿的玉米苗已经长出寸数高了。点玉米是很累的一件事，不仅仅是天气已经转热，更重要的是无数次地弯腰直腰，让大多数人有点吃不消，干完一天的活总会累得腰酸腿疼。点玉米累，而管玉米一点儿也不轻省。等玉米长高一点，就要间苗、锄草。间苗就是让每个坑里出来的三四棵苗留一棵，除了“木秀于林，鹤立鸡群”的玉米苗外，大多数就得拼运气了。尔后便是施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越是下雨的时候，我们越要往地里跑，给玉米施肥。趁着雨水，把营养灌输给正在拔节的玉米。拔节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不上，就像孩子一样，会耽误其一生的成长，影响收成。再高一点，又要撒药。有的时候用喷雾器打药，有的时候却要用手把药撒在玉米的顶叶的心里，防止一种病虫害，大概是叫钻心虫吧。那种药叫666粉，现在已经禁用了。

　　当然，给玉米间苗还不是最累的，更累的是给谷子间苗。给玉米间苗拿着铁扒子半弯腰就行，而谷子苗又细又小，得蹲下去，用手一棵棵地揪。每垄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谷子不像小麦。小麦是分蘖的，即一粒小麦长出地面后，会分成若干枝。而谷子却是一棵就是一棵。所以间谷苗很小心，半天也挪不了几步。有怕累的就干脆搬个小马扎坐着给谷子间苗。一天下来，腰同样会酸，但却间不出几行来。

　　然后就等着秋收。

　　喜欢秋收的味道。这时候已经没有收小麦时的又脏又热又扎，虽然也是累，但少了打仗般的紧张。同时，高高的庄稼被摞倒后，心头一下子便敞亮起来，眼界一下子也宽广起来，再加上庄稼青草特有的味道弥漫在天地间，和夏收的心情就立时大不一样了。地里又满是能跳能飞的促织、蚂蚱、扁担（一种昆虫），有时候就会不辞辛劳地跑上百十米抓一只拍着翅膀的大蚂蚱。那时候也有蝈蝈，甚至几个小伙伴挖起深沟大壑去找那种短尾巴的老鼠，一般都能在老鼠窝里掏出半斤粮食。

　　我想念那时高远的天空；想念那时充实的秋收；想念那一种青草弥漫的味道。

　　秋收完就是耕地、平地、种小麦。等待冬的光临，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除了一马平川的庄稼地，还有东部的梨区。赵州梨花、赵州雪梨和赵州桥、柏林寺一样，是赵州的名片。梨区也是赵县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给赵县税收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那里比较早地就过上了好日子，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基本都是在那边。现在，春天赏花和秋天采摘已经成为固有的仪式和活动，既给忙碌的城市居民一片休闲的空间，也多多少少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让我喜欢和留恋。

　　最近更是读到了许多关于赵州的文字，里面既有欣喜，也有遗憾。

　　欣喜文化的厚重，遗憾文化的遗落。

　　而我的感觉，还不仅仅是文化的遗落，是整个文明的迷失。

　　尤其是这些年来，我更能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那些消极变化。

　　从石家庄往回走，在308国道新宅店向东拐的那条路的南侧，是一条排污沟。在很小的时候，这条排污沟就有。那时候能从水里看到漂浮着各种医用垃圾，味道刺鼻。到后来，周边的人们竟然开始用沟里的水浇灌庄稼地。那时，没人告诉这水能不能浇地，也没人来处理这些散发着恶臭的污水。

　　而这些年来，这一片突然罹患癌症的人多了起来，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一片土地是否遭受到了污染，我们所吃的粮食是不是遭受其毒害。

　　然而，污染土地的又岂止是这条沟里的水？

　　曾几何时，人们都开始忙着挣钱。当人们从“斗私批修”的惶恐中走出来，从土地的束缚上摆脱出来，挣钱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养家糊口，是每个人的权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向的指明和黑猫白猫之论的兴起，更是激起了普通百姓的十足干劲。有能力有门路的建个工厂，没能力没门路的到工厂里打个工；有大钱的办个大工厂，有小钱的开个小作坊；胆子大的搞点创新，胆子小的亦步亦趋。马路边上一下子大大小小地建成了各种工厂，那还不够，于是把市内一些大的生产企业也引到家门口。甚至在“招商引资就是生产力”的号召下，从省外、国外引进大的投资项目，所以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一切看起来都红红火火。等到烟筒冒出黑的或黄的烟来，管道流出黑的或黄的水来，人们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人们不在乎浓烟滚滚，也不在乎污水四溢，因为这些似乎与大家无关。

　　而与我们有关的饮用水却越来越难吃到了。

　　据说，现在村子里浇地的水和饮用的水已经有300米深。这还不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有的地方所说已经打不出好水了。

　　忽然觉得心里好难受。

　　记得吗？小时候口渴了，会直接抄起瓢在自家水瓮里舀上半瓢水，咕嘟咕嘟灌下去，连嘴也不用擦一溜烟地跑去玩了。而如今呢？城市里到处是净水装置，老家的自来水也不敢直接入口，生怕落得个病从口入。

　　这真是生活的吊诡之处。我们必须承认，农村的生活的的确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子建得不比城市差，街道再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但环境却差强人意。光是堆在村口的垃圾，就成了心腹之患。

　　几乎每个村的村口，或者旁边的坑沟，都成了垃圾堆积场。塑料产品的使用不仅仅增加了垃圾的堆积速度和数量，更加重了垃圾处理的难度。过去的村里也产生不了多少垃圾，无非只是一些废纸、脏土、烂日用品，搜集起来一股脑地扔到粪坑里——家家户户都有粪坑，现在被城里人称作连茅圈。一边连着厕所，一边连着猪圈。粪坑出来的是纯粹的有机肥料，等到快耕地的时候，都撒到田间，给庄稼提供健康的营养。现在村里也几乎不再有露天的粪坑了，有机肥料也几乎被化肥替代了，所以垃圾堆放和處理就成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好在老百姓并不在意，他们都把垃圾堆到了村口，也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

　　每个村口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塑料袋在风中哗哗作响。

　　这些哗哗作响的白色垃圾，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口号、标语放在一起，多少有些刺眼。

　　刺眼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冒着黑烟的烟囱。

　　我们当然不能去矫情地苛责父老乡亲们的烟囱和黑烟。当城市里取暖都用上了干净的天然气后，村里的老百姓仍然只能用煤。我们躲在有暖气的屋子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农村老百姓烧煤本身是不道德的。但有些事也确实让人感觉些许无奈。

　　我今年给父母重新安装了取暖炉，跟父母说一定要烧好煤，别怕花钱。一是烟少一些，二是总得说来也费不到哪里去。父母就跟我讲起村里取暖的一些事情。说本村一位村民，取暖为了省煤，他把从村口垃圾里找的能烧的东西，比如说烂皮鞋什么的，都用来烧火取暖。我说那得多味啊，又有毒。他们说，谁管那个啊。

　　是啊，谁管那个啊！

　　村里一些人生活依然不富裕，所以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又不都是很苦，却也仍然什么也不在乎。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李贺的《浩歌》和纳兰性德的《金缕曲》，都使得赵州生动而具体地活在了千古诗词当中。读他们的诗词，我们能够想象出古赵州历史的悲壮与深远，感受到渗透在这方土地上那不绝如缕的文化魅力。

　　而今，这种文化都被经济的头脑冲得七零八落。

　　普通老百姓挣钱想过好日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本也无可厚非。但有时候敦厚的品格和传统的良知却不得不经受金钱的考验。淳朴民风，传统礼仪，文化精髓，都已经零落黄泥。

　　子曰：失礼求诸野。而今，野亦不复存礼。

　　不过，我仍然爱我的赵州。我也相信，家乡会越来越好。

　　年轻时，我们都努力逃离家乡；现在回头，眼里却满是泪光。

　　过去那些年

　　毋庸置疑，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气氛上最隆重的节日，喜庆的气氛是任何一个节日无法比拟的。西方的节日再热闹，但在这片土地上总会缺乏一种隆重的氛围；西方的节日再密集，也无法撼动春节的地位。春者，一年之始；春者，四季之首；春者，生机无限；春者，希望萌动。因此，自古春节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其来源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其习俗林林总总、纷纷杂杂。但春节回家，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习俗；春节团聚，是上千年来国人一年终了的期盼。风雪无阻，千里回归，国人每年都要赶在年前回家，赶回家过春节。我也是如此。

　　回家过年的感觉是从大学时代才真正在心里产生出来的。在此之前，家在眼前，家在身后，抬头便是，转身便至，上了高中以后，高中在县城之内，亦千步之遥，回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在其中。直至上了大学，从未离家千步的我到了京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家乡、什么是思念、什么是亲情。一年回家两次，暑假和寒假，每次都归心似箭，每次都望眼欲穿。想象父母的身影，想象父母的眼神，想象家中一亩三分地，想象陋室蓬荜。

　　回家，是一位游子的幸福旅程。

　　现在，仍然要往家赶，但我的感觉却是这不仅是亲情之所系，更多的是自我感觉在完成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是温暖的，也是冷峻的；是自觉的，也是他律的；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矛盾交织的。不断道听途说有小两口为回谁家过年而分崩离析的。我总觉得一种仪式更重于情感，是无法让人理解的。是礼大，还是情重？面对西方节日步步紧逼，我们尚能强守着最后的防线，但当文化内涵失落而完全演变为一种形式时，我不知道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又要过年了。不由得十分怀念小时候过春节的那些事情。当追忆成为习惯，便会经常感叹，感叹时光的雕琢，岁月的变迁，以及再也无法寻找回来的一切。过去只能存留在记忆当中，一点点地让我们用来回忆，用来感叹，用来温暖我们正在渐渐沧桑的心情。

　　一

　　对过年的追忆，需要把目光放回到三十多年前。因为那时候对“年”的渴望最为强烈，对“年”的记忆最为深刻，对“年”的感觉最为亲切，对“年”的期待最为迫切，与现在孩子们对圣诞老人送礼物的期待最为相似，因为过年，就标志着能够享受到一切平时享受不到的快乐。

　　那时候人们普遍过着穷日子。所以过年不仅仅是换上一套新衣服，还会吃上白面，包括馒头和饺子，还会放鞭炮，还会到戏台下买山里红吃，买洋茄子吹着玩，猜谜语，荡秋千。

　　于是，从入腊月开始，便会扳着指头算日子，渴望达到了极限。

　　不知道哪一种期待是最期待的，对于男孩子来说，可能是过年放炮，对于女孩子来说，莫过于有新衣服穿了。

　　男孩子对炮的喜爱是天生的，和女孩子对衣服的喜爱一样。那时候县城有集市，乡里也有集市。年底的集市比往常气氛更浓烈，人们赶集是为了备年货，买猪肉、粉条，买海带、鱼虾，买窗纸、神像，买烧纸、鞭炮等等。而集市上往往专门辟有炮市。烟花、二踢脚、小鞭，应有尽有。男孩子有的跟着大人，有的自己行动，都要买上一些大炮小炮的，准备大年三十晚上乒乒乓乓地放起来。有的孩子等不及，便在回家的路上，或者麦地里，偷偷地拿出几个小的，啪啪地放着，心里也跟着鞭炮乐开了花。那时候有一种东西叫“起火”，现在可以称之为“钻天猴”，我想应该是火箭的雏形。带根麦秆，在手里拿着，点着捻，“哧”地一声就飞向天空，没有什么危险性，还带点刺激。那时候我的脑子还是有点晕，也是小孩子的好奇之心吧，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好奇害死猫”。自己一直以为“起火”就是一个小炮加个麦秆就能飞起来，于是，自己在一个小鞭炮上加了一根麦秆，点着了，后果可想而知。手上被炸了个泡，还不敢让老爸老妈知道，咬着牙忍着，实实在在地痛苦了好几天。

　　改革开放的头些年，老百姓的日子还真是有了非常大的起色，焰火礼花一下子多了起来。曾经过年的时候，每到傍晚，四周便炮声隆隆。而天一擦黑，四下里更是火花四起，五彩缤纷，甚为壮观。只是这几年竟不如从前了。

　　那些年过年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穿新衣戴新帽。女孩子可能最大的期待就在于此。当然，臭小子们也是要换一套新衣服的。一年的衣服总要穿到年三十晚上钻被窝前才脱掉，然后第二天早早睁开眼，看有没有新衣服放在头起。其实这种期待的结果早已经预料到了，但还是抑制不了兴奋。从入腊月起，母亲便会从集上扯了衣料，拉着自己，找到村里的裁缝量三围，量身高，看到他们在衣料上拿着粉块划来划去，就知道这块面料将是自己的新装。同时也知道，到了大年初一早上，便可以穿着它走街串巷。那时候男孩子大多是军装绿，或者是深蓝色，没有过多可选的料子，至于女孩子穿什么衣服那时候我并不关心，而小小子们的一色的绿色却是最牢固的记忆。

　　大年初一起来便穿上新衣服去跟着大人拜年。有时候家长怕磕头把衣服磕脏了，还不让穿着新衣去，等把年拜完了，再让换上新装。按照风俗，女孩们是不用去转圈磕头拜年的，自然早晨一起来就可以换上新衣服，足可以臭美一阵儿了。

　　二

　　在村里，过年听戏一般要等到初五之后。在此之前要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有好事者便在村里最核心的十字街头架上秋千。秋千要用高有三四丈的四根沙杆，两两交错，搭起架子，上面架起横梁，然后用小孩胳膊粗的两根大绳绑到横梁上，在底部拴上踏板，一副秋千便搭好了。这不是李清照词中小姑娘悠哉悠哉坐着谈笑或作哀愁状的秋千，而是纯爷们儿玩的游戏。人要站在踏板上而不是坐在上面，用雙脚的力量将踏板蹬起来，越蹬越高，水平高者甚至可以蹬到与横梁基本水平的位置，让下面的小孩子们一阵阵的惊呼。也有玩双人的，即两人面对面站在踏板上，胆大的人还玩个花样，据说叫脑后摘瓜，我是忘了动作要领了，说是玩不好还会出人命，这才是勇敢者的游戏。

　　我们不敢上秋千，就只好到村里水塔下面猜谜语去。那时候，我们村有两位有文化的老先生，很热衷于搞点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其时还正上小学，经常到他们家玩，听他们唱戏，看他们写字。一到正月，两位老先生就会用红纸写上谜语，贴到水塔上，自己花钱准备上铅笔、橡皮、水果糖，猜中者普遍有奖。我就成了一个猜谜的爱好者，几天下来也会赚上几根红蓝铅笔，或者几块橡皮，成就感大大的。印象最深的一次猜谜竟然是歪打正着。谜面是“王母娘娘蟠桃宴”，猜一个常用的成语。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低层次的谜语的谜底。但自己那时尚小，已经觉得很深奥了。就想，蟠桃宴上来那么多人，吃桃子肯定会聚精会神地吃——呵呵，就这么傻。于是，我说是“聚精会神”，答案居然正确。后来，经解释才知道，哦，原来是蟠桃宴请的都是神仙。所以叫聚精会神。其实后来想想，会神也许对，聚精就不对了，堂堂王母怎么会召集妖精呢？这话如果说起来，倒显得矫情了。

　　过了初五，便有大戏可看。从初二初三开始，热心张罗的乡亲就开始在十字街当中搭戏台。戏台很简单，用几个大油桶——也许还有一些土坯吧——当台柱子，然后在上面搭上木板，在木板上铺上苫布，再搭上顶棚，左右后三面遮严实了，留出后台，就准备大戏开锣了。所谓大戏，其实是草台班子。从周边乡镇请来戏班子，唱几天。我记得印象深的有秧歌、坠子、丝弦。秧歌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扭来扭去的秧歌，是戏的种类，调子简单而并不优美。总有几个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妇女扮成小丫环和小姐，竟然也会惹得满堂彩。不能不说，当年农村文化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一年能放两次电影就算是不错了。直到大队部有了电视，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才算改变了文化生活单调的局面。虽然有了电视，但过年请人唱戏仍然是村里人热衷的。只要有戏，总是显得热热闹闹，有个过年的气氛。有的人家会把孩子的脸让化妆师涂抹上油彩，然后在戏台上让人提着走一圈，说是免灾，往往把孩子弄得鼻涕眼泪的。

　　就像鲁迅先生的小说一样，孩子们在台子底下，并不是为了看戏，因为台子底下有卖糖葫芦的，有卖甘蔗的，有卖芝麻糖的，有卖气球的——我们叫洋茄子。那时候的玩具基本上限于洋茄子、玻璃球，女孩们可能还有毽子什么的。男孩子有时候聚到一块“蹦罗锅”。所谓蹦罗锅就是一个人从蹲下，到半蹲，再到半立、直立，若干个姿势，其他的孩子依次从他身上跳过去。直到谁跳不过去了，他就开始蹲下让别人跳。女孩子们据说除了爱玩过家家，就是爱唱戏了。无论是过家家，还是唱戏，都是有角色的，她们或者扮演妈妈做饭、照顾孩子，或者依据戏台上的故事，自己再加上想象编排一下，披上床单，扮一下小姐丫环，吚吚呀呀地唱一段毫无情节、南腔北调的小戏。

　　三

　　过年的风俗，从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呈现出来的，与现在差别并不大。

　　首先是吃。头过年就要把吃的预备足了，反正冬天天冷，食物是很难放坏的。这样，一个正月基本就不用准备吃的了，拿出来现成的一做，就是一顿饭。

　　过年要蒸馒头、花卷、大卷。有些讲究的，还拿馍馍模来扣馒头，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出锅后再在上面点个红点，看起来让人特别有食欲。然后是摊煎饼。此煎饼不是我们现在早点吃的那种煎饼，而是用纯粹小米面，加上水调成糊状，再用老家的煎饼锅摊，松松的、甜甜的，有的还在里面加上白菜粉条的馅，别有一番风味。然后蒸年糕。年糕是黄米面做的，也就是黍子面。黍子的穗子有点像稻子，米性黏，产量低，长在地里一刮风就容易倒伏。由于产量低，不好管理，这几年我们那边已经不种了，每年都要买一些，做年糕。有的家里用黏高粱做，也可以。现在有些家里还用糯米——也叫江米来做，再加上甜甜的蜜枣，口感非常不错。

　　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晨是一定要吃饺子的。一般下午包上好多的饺子，供吃两顿。还记得一入腊月，就在一个碗里用秸秆篾串一串大蒜，长出蒜苗，做饺子馅时剪下蒜苗，可以帮助提味。据老人们讲，在他们小时候，家里白面，也就是小麦面很少，但过年的饺子是不能少的，没有白面，就用杂面和面，擀皮包饺子。

　　一般情况下，还会炒些花生，买些瓜子，当平常无聊时的零食用。这些年大多也不种花生了，每家都要买上一些，延续无聊时嗑着玩的习惯。

　　大年初一拜年，是最隆重又最不隆重的仪式。说是隆重，因为凡是能动的男丁，除辈份最大的以外，都要出门给人磕头。主要是给本家大辈磕头，也有给邻居大辈磕头的，这属于自由选择，倒也无人强迫。说不隆重，是因为磕头也是一件很热闹的事，并不严肃。大家见面嘻嘻哈哈，有的并不一定真的磕下去，有的被人摁住非磕不可，热闹而无序。

　　在农村，早晨拜年都起得很早。春节是天气正冷的时候，这么多年来，对于早早起来拜年从心里是抗拒的，但又不能不去。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总带着很无奈的情绪。让来家里给父母拜年的人给堵到被窝里总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所以宁可起床等着。然后凑成一伙人，热热闹闹地去给老辈拜年。

　　走在街巷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每一群人都嘻嘻哈哈，过年快乐的情绪充斥着每一条街巷。

　　吃过早饭就去给逝去的先辈们上坟。各地风俗不同，有大年初一早晨上坟的，也有年三十下午上坟的，我倒是觉得年三十上坟比较合情理，既然是上坟祭祖，就应该在年三十下午，要在我们享受之前，先让先辈们享受，这才符合我们的孝心。但我们那的习俗仍然是初一早晨上坟。上坟也是男人的事情。轰轰隆隆一大家族，边嘻嘻哈哈地走，边乒乒乓乓放炮，大人小孩一片喜庆。到了坟上，磕头、烧纸、放炮，仪式才算告一段落。到了正月十五，还要上一次坟，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工作，不再回去了，都是家里的哥哥兄弟去，仪式比初一要简单许多。人们不再结伴，而是独来独往。

　　初二是婚后女子回娘家的日子，无须赘言。

　　關于初十烤火的记忆是温暖而深刻的。初十晚上，吃了晚饭，家家户户门前都会燃起一堆火，人们把旧的不再用的东西都放到火里烧掉，小孩子们还在火上蹦来蹦去，有谚语曰烤烤腿腿不疼，烤烤腰腰不疼。还可以包一块年糕在火里烧，烧透后吃掉，别有一番情趣。

　　过年敬神，是老一辈人最神圣的工作。过年前，要先请上各路神仙的像，是那种木刻版画形式的。现在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留，但在村里，却是倾注了一片诚心。腊月二十三，先将灶王神送走，俗语有“二十三，糖瓜粘”的说法，以便让灶王向玉帝汇报工作时，多说好听话。所以灶王爷身边老有一副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到了年三十，就要将各路神仙供奉起来。进大门一般要供奉土地，堂屋里供奉关公和全神，灶台上当然是灶王，粮瓮上要供仓官，另外现在有的在自来水管处还供上龙王，也求个风调雨顺。一到晚上就看到里里外外灯火通明，香烟缭绕，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一抹温暖色彩。

　　另外，贴春联，贴福字是亘古未变的习俗。再在室内贴上身体健康的红纸条，有车的写上日行千里，日进斗金的吉利话，一派红红火火的年味就跃然而出了。

　　南长街往事

　　自从有车做代步工具后，我很少坐公交车了，即使出门也会打车。但自去年底，雾霾袭城，城市实施汽车单双号限行，于是我又开始坐公交车上下班。车走在裕华路上，尤其是经过南长街口时，我便想到了许多陈年往事。

　　年轻的时候，要到石家庄坐火车，是必须经过南长街和裕华路的。我一般从老家坐长途汽车到华夏汽车站，然后转乘3路车至市第二印染厂。我的叔叔在印染厂工作，他那里就成了我的中转之地。

　　第二印染厂坐落在仓安路上，也就是现在的槐安路。而南长街连结了槐安路和裕华路。那时，裕华路也不叫裕华路，火车站附近一段叫南马路，再往西叫石邑路。和它对应的是北马路，是现在和平路的一段。石家庄的路在20世纪的时候是比较奇葩的，就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每一段有每一段的名称。

　　石家庄火车站似乎和其他地方的火车站没什么大的不同，高大的钟楼是其标志，从老远就能看到表针。每到整时，便会响起《东方红》乐曲，提醒着过往的旅客。

　　九十年代买火车票是一件很累人的事。要一大早儿去排队，如果来晚了，每个售票窗口前都已经排起了长龙。要是运气再不好，不是你要买的票卖没了，就是刚轮到你，窗口便停止售票了。这种事并不少见。售票员一个一个也都跟祖宗似的，你要赔着笑，多说一句话都跟要了她亲命一样，甩给你脸色看。

　　那时候也没有快车，都是时速六七十，最高不过八十的普通列车，绿皮的。好多时候也只能买到站票——能买上票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那时候还年轻，站上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曾经有一次买了一趟从石家庄到北京的慢车，咣咣当当地走了近九个小时。车厢内充斥着脚臭味、汗腥味和烟草味。在车厢连结处，往往是那些没有座位的乘客堆放着的大大小小行李包裹，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抽烟，聊天，烟雾缭绕，七歪八斜。有的人在这种晃晃悠悠、七荤八素的车厢内最易晕车，一趟旅行下来往往能扒一层皮。

　　后来才逐渐有了城际特快、朝发夕至或夕发朝至的快车，又到现在的动车、高铁，老火车站也已经不再使用，但钟楼上的表针，仍然在按时运行。

　　不能不让人叹息时空变化之大。

　　那时候路上车并不是很多，除了公交车外，大多数的人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到了冬天，烟囱里到处冒的是黑烟，感觉地下总有一层黑黑的烟灰。整座城市便陷入了灰色当中。不过，那时候毕竟还是有风，人们便把头蜷缩在衣领里跑来跑去。南长街两边开了一些门脸，至于卖什么的并没什么印象，也始终回忆不起什么了，只是觉得和其他小街道并无二致，门口都摆着、挂着土产或者日用品。我印象中南长街和工农路的交口，有个石家庄市手表厂的牌匾，但现在从地图上查找，却没有。查地址，也不是。也许是我根本就记错了，也许是后来搬迁了，反正现在地图上没有一丝痕迹。

　　叔叔是亲叔叔，但却和我们家不是一个姓。父亲有弟兄四人，一个妹妹。父亲是老大，在印染厂工作的是我的三叔，但从小就过继给了我的老姨（我们这儿的老姨指的是奶奶的姐妹而不是一些地方的小姨，有的地方也叫姨奶奶）。这是叔叔经常对奶奶埋怨和哭诉的一件伤心事，就问奶奶为什么把他，而不是别的兄弟送给了现在的父母，实际上是姨姨姨父。奶奶也是无语凝噎。

　　老姨父是市第二印染厂的老工人。那时候工人阶级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且允许子弟顶班。所以老姨父退休后，我的叔叔就到二印工作去了，他也成了我们家唯一的工人阶级，是在市内工作的第一人。他结婚后，婶子在老家当农民，叔叔就在工厂当工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叔叔在工厂住单身宿舍，所以我每次从家去北京上学时，都要在叔叔的宿舍住上一两晚，等买到车票后再走。后来我毕业工作回到这个城市，一开始没有宿舍，也在叔叔那里将就了几天，直到单位安排宿舍。

　　和叔叔住一个宿舍的，最早是一位和叔叔岁数差不多大的人，他和叔叔也是最好的朋友，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后来，换成了一位比较年轻一点的，十分喜欢足球，墙上是意大利某个足球队的海报，床上扔着关于足球的报纸，人不常见到。

　　叔叔虽然识字水平不高，但总算能识文断字，强过睁眼瞎。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农民特征和粗放的性格，头发蓬乱，爱喝酒，也爱喝醉。从一开始喝酒就叨叨他的不幸，他的郁闷，他的不满，直到两眼发红，眼泪扑簌，最后醉倒在对奶奶的埋怨里。

　　上大学时，我和叔叔通过两次信，有一次，我把入党的事跟他说了，老人家很高兴，还给我回了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励我好好为人民服务。

　　忘了哪一年，是个冬季，寒假。我放假回来后又路过他那里，这次他见到我后放声大哭，我知道他是为他的二儿子，我的一位兄弟而哭。那一年，那孩子大概才十来岁，得了脑瘤。我秋季开学时，还到省二院去看望他，谁知那也是一次永别。孩子手术没有成功，夭折了。十来岁正是活蹦乱跳的时候，对于任何家庭来讲，这都是不堪忍受的重大打击。我不能为叔叔分担任何痛苦，却只能跟着他一起哭，同时还要说些并不高明也并不管用的劝导的话。

　　孩子如果活着，现在也得三十多了。小时候是个胖墩儿，从感情上讲十分亲近，因为毕竟是亲叔伯兄弟。两个村子隔了十几里的路程，孩子每次来我家，父母也都会做顿好吃的给孩子吃，看着他吃饭的模样，父母眼中充满了爱怜。

　　大概十年前，那时候我已经在石家庄工作一段时间，叔叔单位改制，他们这批人有不少下岗了，他又回到了老家，终于和婶子不再两地分居。据说，他在家养了几只羊，每天早上会去路边放羊。我似乎能看到他拿着鞭子，和几只羊一起，沐浴在朝日的光辉里。中间他还曾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看我能不能找人帮助他解决退休金还是养老金的问题，我能力有限，未能帮他解决，后来也不知道解决没有。

　　期间，每年还见一次两次，还是那副爱喝酒，爱喝醉的模样。

　　三年前，叔叔突然病故了。听家里人说，他是得了脑出血。他在县医院住了三天，没救过来。我去县医院看望他，他也没有醒来说一句话。去世后，我去吊唁，却没能送他最后一程。

　　他的离世，总会让我想起奶奶和小叔叔。他们都是脑部出血去世的，比他走得早几年。也许在我们家的基因当中，脑部是需要十分注意的部位。或许，改变生活习惯和飲食习惯，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天气仍然时好时坏，所以有时候还得坐公交车。只要每次坐公交车，路过南长街口，我都会想到叔叔，想到火车，想到那些年的点点滴滴。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