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日子最难过的那几年，我也就十多岁。
家里越来越没有吃的了。刚入社那几年，家里还有些陈粮食，贴补几年，米面缸都干凈了。入食堂以前，粮食不够吃，总还能找些瓜菜掺着。队里吃了食堂以后，每顿到食堂去领饭，馍馍论个，汤饭论勺，定量。不够吃，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到了1960年，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每人每天六数，这是一个新发明的数量词，十两秤的一两叫一数。刚刚由十六两秤改为十两秤，说“两”，不太容易说清楚。食堂的定量为每天六两粮。三顿饭，每顿二两。黄面搓条，像甘蔗那样粗细，一顿一圪节玉米面黄馍，一碗清汤糊糊。任是大人孩子，都不够吃。我正在长个子，母亲只好饿着，给我省点。饿得母亲犯了胃痉挛，在炕头上翻滚，村里叫“犯肌”，能死人的。为一口饭食，家里免不了争吵。一天我放了学，母亲为我攒了一口，祖母竟然和她厮打起来。
父亲看着家里的乱象，低下头苦了脸。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力量养活自己的老母亲、小儿子。
那一年，父亲五十三岁。
这个时候，父亲艰难地做出了那个一生难以言说的决定。从此以后，这一份羞耻烙印在他的记忆里，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决定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想办法。
这个时候社员们的偷偷摸摸，已经不稀罕。下地收玉米，剥了玉米颗，衣兜里装些。割豆子，抓一把塞进里裤。打枣了，把大枣装进夹裤里层。把守巷口的民兵，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权当没看见。
父亲动这个念头时，已经是隆冬，天地冻僵了，庄稼都收了藏了。有凿墙钻库房去偷窃的，有去粉坊偷红薯偷豆腐渣的，但这些，父亲，他是万万不敢的。
高头村产菜。白菜、萝卜、辣椒，远近有名。初冬，白菜菜心卷实了，扳断根，有的藏进菜窖，有的就在地里存放。地里存放就是在白菜地挖一个平坑，将白菜分层摆好，翻一层土埋住。队里要卖菜，翻开土层，就是码放整齐的实心白菜，抖掉土，装车运走。
可怜的父亲，他只能去地里偷偷抱一棵白菜回家。
于是就有了那么一个寒冷的深夜。我钻在被窝里，迷迷糊糊醒来，看到父亲抱了一棵白菜，悄悄地进了里屋。豆粒大小的灯光一摇一晃，墙上父亲巨大的身影也在摇动着。父亲把白菜放在脚边，坐在炕头，缓口气。白菜怯怯地缩在一角，在化冻。
随后那几天，家里终于可以煮几锅清水白菜。那个年月，食堂之外，一碗菜汤，已经是救饥救穷的宝物。在难熬的寒冬，肃杀的天地之间已经被搜索得干干净净，但凡有一口能吃的都填了肚子。黄土地上，空荡荡的只剩裸土。
几锅白菜汤下来，家里人的面色，终于有了一点和暖。
父亲大约暗暗得意。但他不知道，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
我们队里的记工员是廼鹤叔。民国时期，廼鹤叔上过中学。队长、保管、会计等几个队干中间，只有廼鹤叔正经上过学。廼鹤叔也比庄稼人有见识。日本人在时，他给日本人当过马夫。阎锡山队伍来了，他在阎军当过兵。因此，渐渐地，廼鹤叔就成了村里不出面的队长，摇羽毛扇的军师，拿着队里的大权。
像廼鹤叔这样的能人，庄稼人那一点小心眼，怎么能瞒得过他？
他早已暗暗盯上了父亲，像一只捕猎的狼慢慢靠近再靠近，终于在一个黑天黑地的夜里，他的跟踪大获成功。
人赃俱获。父亲被押回小队部，在寒冷的空屋里瑟缩了一夜，第二天到大会上做检查。
父亲胆小怯懦，他本来就不善言辞，在众人面前更嗫嚅。我们家上一辈也是读书人，讲究耕读传家。父亲一辈子清白自守，没有沾过别人半点便宜。我们家的门楣上，“忠厚传家”几个大字还是父亲亲自写的。将他和“偷窃”两个字绑在一起，他怎么受得了？！
不知父亲是怎样度过那几个日日夜夜，他肯定经历了无数次锥心刺骨的自责。那一份丢人，那一份羞辱，是他后半生灵魂深处的千斤重压。
面对儿女，父亲从来不提这一回事，父亲也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早在幼年，从乡邻的窃窃私语，从他们背后的指指点点，我早已明白了什么。
可怜的父亲。他把这个污名一直背负了几十年。
廼鹤叔下狠手死整社员偷拿，是出于公心、热爱集体吗？是正直无私、主张公道吗？后来的事情说明，根本不是这样。
在1960年的生产队，队长、记工员、会计、保管这一伙队干，是最大的偷盗集团，廼鹤叔是当之无愧的偷盗主谋。
廼鹤叔游手好闲，队里社员下地苦干，他从来不劳动，骑着自行车在各个地块转悠，说得好听叫“检查生产”。开会讲话，吆五喝六，把社员训得不敢吱声，耍够了威风。
三年困难时期，全队社员都挨饿。廼鹤叔和一帮队干，倒是吃饱喝足、油水不断。
社员家家面有菜色，这个时候，廼鹤叔一家关住门在家里炸油坨坨（一种白面饼）。
这个时候谁家能吃了炒菜？人们路过廼鹤叔家门口，听得“嗞啦”一声，接着炒菜的香味飘出来。人们莫不停下脚步，交换眼色，那当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迺鹤叔和队长、保管偷生产队的粮食私分，这样的传说多了。
队里的粮库就设在迺鹤叔的大院子里上房。一天他们几人定下实施计划，队长带领大家上地，家家不准留人，廼鹤叔在巷里督促社员出发，实际是看管大家。巷子里空了，三人动手。保管打开库房门，一次偷窃小麦三百六十斤，三人每家分了一百二十斤。
场上打了小麦，当晚他们就偷盗。天擦黑，保管把一布袋粮食扛到村后，想从院子后墙翻过去。迺鹤叔站在墙头拿绳子吊。他一身懒膘，根本吊不起一袋粮食。保管又爬上墙，两人换位。倒腾之间被一个社员路过看见，两人撒了小麦，仓皇逃走。
队里卖棉籽，得了二十斤油。队长、保管、迺鹤叔几人分了，每家四斤。商量一下，还有政治队长，应该也分给四斤。几个人鬼溜溜装了油，盖严实了，黑夜隔墙扔进政治队长家。不料政治队长的父亲是个非常正直的老汉，一看这小油篓子来历不明，说什么也不要。隔天开大会了，老汉把油篓子送到会场，说上交。主持会场的迺鹤叔、队长、保管，被揭了疮疤也只能忍着，一个一个脸上红了绿了，没有个正经颜色。
传说好像不足为凭，但是乡民的口口相传，绝不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经过1962年的“三清”、1963年的“四清”，村民口中的传說，终于桩桩件件得到证实。翻查高头村的“四清”档案，廼鹤叔的结论是这样的：
毕迺鹤1959年至1962年担任三队记工员兼会计期间，借职务之便，纠集队长、保管，先后七次合伙偷盗集体财产，利用开会等名义贪污工分，浑水摸鱼，贪污盗窃，总值达四百六十九元零二分。
队长的机会更多。一旦大车赶集卖菜，卖菜款他总要截留侵吞。胶轮车换胶皮轱辘，他要倒换牟利。上油厂拉棉饼，他偷偷地多装。队里买苇箔，他经手就要占便宜。和几个队干部私下一咕哝，号称“补贴公分”，就地分掉二百斤玉米。他在记工员那里多记工分，食堂多领饭票。公社拖拉机来耕地，他借机大吃大喝。平日里饿了，他就到食堂要一个馍吃。按他个人交代，1960年到1961年，一年多，他白吃馍馍二百多个。在那个饿肚子的年月，吃一顿饱饭多难。有时候，一个馍馍就是一条命啊。
队长的威风还不止这些。惩罚社员，他动辄可以喝令社员停工回家。不听话，可以让食堂止了你的饭。停了饭，只有饿着。停了工，没有工分，拿什么吃饭？
翻看他的检查就知道：
1960年8月有一天，我和社员金菊，劳动时发生冲突，拿队长之权，罚金菊少吃了一个馍。
1960年，在队里劳动，和社员世忠因为做活质量发生冲突，就不让他在队里干活了。
1962年，派社员养孩去担粪，他不担，我没有说服教育，就停了三四天不给他派活。
“三清”“四清”最后定案，队长贪污、盗窃、私分、私拿等，共折款五百二十七元一毛七分。由于检查得好，退赔得快，没有给处分。
保管也跟着队长占便宜，粮油过手，都要给自己留点好处。1960年、1961年这两年，保管私分粮油，折款二百零四元。
这些钱款，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少。可是在六十年代，一斤小麦一毛多，一斤白菜几分钱，一斤猪肉也就三四毛钱。整个国家货币流通总量很小，那时钱值钱。队长一家八口，四个强劳力，一年分红，也就一百出头。五百元，就是一个人家五年的劳动收入，想起来怕人。他们搂回家的，大多都是小麦、食油。在困难年月，粮油国家统管，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出来。饥荒年代，吃喝无价。1960年人人挨饿，他们凭借着盗窃私拿，吃香喝辣。在饥饿难捱的那两年，这些队干，家家都是好日子。
“四清”清查结案，各队的队干很少有干净的。总归是法不责众，对这些干部，大都“思想教育”，退赔了事。
几十年后，六十年代农村的极度贫困已经成为历史共识。说来说去，都是饥饿，把人们逼得没了品行，是存活的本能，把人们逼成了无良的动物。人们本能地抓挠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良知道德先放到一边。人就这样活得不像人。
六十年代乡村队干的大面积犯案，也有制度性的缺失。这些队干，多数平时也不是多么坏。集体分配所得无几，集体的存储可就在手边，这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他们有接近财物之便，有条件非法作为。为了自家的好日子，这帮人也是恶从胆边生。高头村“四清”结案显示，大队干部在大队，小队干部在小队，形成各自盗窃小集团。
基层农村就由这些人管理。他们一家一家衣食无忧、脑满肠肥之后，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人模人样装扮起来，接着狠整那些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偷拿一棵葱、一苗菜的社员。他们坐在主席台，表面冠冕堂皇，背后涂满了烂污。
当父亲尴尬地走上被告席，当他卑怯地抬头望去，对面那些道貌岸然的审判官，其实一个一个都是江洋大盗。
曾经有人美化六十年代，说那个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秩序好，人人爱集体。中国农民的淳朴乡风，确曾维持了一个时期的大治，那一时期的宣传也确实香风熏人。但是匮乏时代的根本特征没有变。普遍的贫困，滋养不出紫气东来、惠风和畅。贫困造成了社员卑微的伸手，贫困诱发了队干的胆大妄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礼崩乐坏，让国人集体蒙羞，也让人痛苦地深思。
六十年代的乡村，在乡民，是逼良为盗，在队干，是监守自盗。
在村里，廼鹤叔好吃懒做、贪污盗窃，欺侮一村的乡亲，村人早已恨在心里。村头的世忠爷牵头，联名告状，吁请上级惩办恶人。1960年，乡村百姓还是用那种联名告状跪求青天大老爷的老办法。廼鹤叔还在台上，大家只能在暗地里悄悄串联具结。世忠爷晚上一家一家走访，交谈，然后掏出笔，取出印油盒子，让人家签名，摁手印。一村人不敢声张，很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还是在一个深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看到世忠爷进了屋，和父亲交谈。他们两人坐在灯下，灯光暗，看不清脸面，只听得世忠爷激动又气愤，他的声音突然就高起来，那是要拼死把官司打下去的劲头。他拿出状子，一张白麻纸，上边是毛笔字写的具状内容，历数廼鹤叔的种种罪恶，下边是村民签名画押。我的乡亲大都不识字，会写自己名字的也不多，大多画押。几个墨写的名字后面，紧挨着一个个血红的手印，怵目惊心。一村子几十家的指头肚的纹路在这里展示，仿佛歃血为盟，待机举事。那是一村人积蓄了好几年的强烈的怒火，压抑着只待爆发。
“四清”运动结束后，那些偷库房、骗工分的大队、小队干部，多数都经过“洗手”“洗澡”，没有给什么处分。老百姓也原谅了他们，困难年月，偷就偷了吧，退赔了就算了。到了廼鹤叔这里，大伙儿就不放过他。最终因为民愤难犯，廼鹤叔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成了专政对象。
廼鹤叔这顶帽子，有点张冠李戴，而上级重在政治正确，就找了个历史问题的缘由，总归是戴了帽子。
斗争廼鹤叔的大会那叫一个激烈。不需动员，屋里屋外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乡亲们早已经憋了一肚子气。声讨斥骂，渐渐地带上了火药味。
乡村的斗争会，在群情激昂的时刻很容易走向肉刑。山西的老百姓经常使用一种很简便易行的刑罚。摆一张条凳，上边再摞上一张条凳，让人犯高高地站上去，低头垂手，认罪服罚。在大会发言火爆的当儿，主持人一脚蹬翻凳子，那个高站在上的人犯就立刻倒栽下来，重重摔在地上。这个刑罚，简便易行。经过解放区斗地主闹翻身，这个刑罚被发扬光大，传播到各地。这些刚刚斗完地主的干部没有想到，转眼间这一套刑罚就轮到了自己头上。
廼鹤叔战战兢兢站上去，不一会儿凳子一脚被蹬翻，他“扑通”一声由高处摔下来，立刻鼻青脸肿。
两边看护的民兵把他拉起来，又往条凳上架，廼鹤叔吓破了胆，哭得呜呜的：“我不上啊，我知道，你们一会儿又要推倒——”
主持人说：“不啦不啦。”不一会儿，又是“咔嚓”一声推倒。
大会斗争暴风骤雨、群情激昂。这时主持人喊：“老拖，你也说说！”
老拖是老大的意思。父亲在这一门排行老大，村里人经常这样叫他。
父亲坐在会场一个角落，没有想到会点名要他说。他一边慌乱地摆手，一边口齿不清地拒绝：“我不说，我不说。”
一直到斗争会完了，父亲始终没有说。
一村人很奇怪，大伙都在出气，父亲怎么不说？
父亲当然不能说。廼鹤叔总是个本家，他有些不忍。再说，他怎么说？他说廼鹤叔抓了他的现行？廼鹤是偷，自己呢？他的善良，还有他的惭愧，让他缩回了身子。他越不过这个坎儿。
父亲一直笼罩在1960年那个巨大的阴影里。他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何况在一村人面前。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父亲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着这个话题。
七十年代闹“文革”那几年，村里穷得很。高头村想靠种菜换几个钱，也是难。上县城去卖白菜，菜帮子狠狠地剥，白菜都剩下雪白的心儿，二分钱一斤。高头村的菜车，一辆连一辆摆起，就是卖不动。只要有人问价钱，就像见了亲戚，拉住不放，像求乞。卖不了，天黑又拉回来。
“白菜怎么这么贱？”我问父亲，“白菜就没有过好价钱？”
父亲说：“当然有。1960年，白菜可是掏钱也难买。”
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断了话头，闭口不说了。我明白了。那个“地方”，不能去，就是走近了，也不行。
还有那么一回，母亲在笑话廼鹤叔遇到的尴尬。廼鹤叔斥责一个社员干活偷懒：“送粪偷懒什么行为？”那个社员反唇相讥：“库房偷粮食什么行为？”廼鹤叔红着脸僵在那里，下不了台，让人抓住了短处，免不了难堪。村里都当笑话传。
母亲说：“廼鹤说人家，‘送粪偷懒什么卫星？人家顶他，‘库房偷粮食什么卫星？”
母亲不识字，闹不清“卫星”和“行为”的区别。“大跃进”中“放卫星”太多了，让一个文盲也熟知了这个新词。
一家人难得开心地大笑。父母笑廼鹤叔出了洋相，我在笑母亲乱搬新词。笑着笑着，父亲突然变了脸色，收敛了笑容。我知道，这是又触到了父亲的隐痛。
廼鹤叔1979年摘帽，1983年去世。那时我还在老家，父亲没有通知我参加丧事。这一段往事眼见得渐渐地掩埋严实了。为了父亲，谁都不要翻腾起那一段日子才好。
父亲以为我不知道。我明白不该提起这事。我们之间，这个秘密，一直没有捅破。
父亲1991年去世。他那个心结，終到了也没有解开。
大抵是因为父亲的原因，这些年，我不由自主地关注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约在2006年，我看到了山西人文学者高王凌的论文。原来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和同好就开始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民。1992年，高王凌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的概念，开始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这个山西人，选择在山西晋中一带农村做调查，总结了农民在集体化时代的种种作为，他把这些作为称为“反行为”，即是指权力重压之下的消极应对，比如生产队的瞒产私分，大田里的消极怠工，社员的偷拿等等。1992年在美国的耶鲁大学，高王凌“反行为”这个概念获得学界认可，国内外学者把它誉为“弱者的武器”。2013年，高王凌的著作《中国农民反行为》出版。
我像搜寻解脱的符咒一样，翻开高王凌的这本著作，一眼就盯住了这个词——“偷拿”。它和一般的偷盗、盗窃意义毕竟不同，是饥饿年代的无奈之举。在国人的心目中，偷盗是大恶。多少先人治家，都把“饿死不偷人”当作头条戒律。家族有人偷窃，那是非常羞耻的事。可是当真遇上了“不偷拿即饿死”的岁月，偷拿还是容易为人们谅解。一辈子的老实人，这会儿也要去偷偷摸摸，这是让人多么心酸的事情。在1960年，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行为，这是中国农民面对强权的时代性应对。
偷拿，好听多了。我紧紧地抓住这个救命的词不放，心里只想着，为父亲减轻一点良心的责备。
关于饥饿的记忆，这些年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个美国老奶奶偷面包的故事。时间是1935年的大萧条时期，故事发生在纽约。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家里断了顿，孩子们几天没有东西吃。为了养活三个孙子，老奶奶到面包房偷了面包，面包房的老板将老人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愁苦、羞愧的老奶奶承认自己偷了面包，法官判定罚款十美元。这时，旁听席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出来，他向老奶奶鞠了一躬，掏出十美元代付了罚款。接着他面向旁听席，号召大家每人交付五十美分罚金，为这个老奶奶募捐。他说：“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奶奶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法庭上顿时一片寂静。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交了五十美分。连法官也为之动情交款。
这个站起身的男子说：“在纽约还有为了面包偷窃的市民，这是纽约的耻辱。我为此向大家致歉。”
他是纽约市市长拉古迪亚。
几十年来，这个故事不胫而走，传遍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传播的不仅是一种人道和悲悯，更是一种道德的救赎。当穷人为了挽救饥寒交迫的孩子，偷拿了填肚子的食物，上帝也会帮他遮掩。正像我一直为父亲抱屈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界也一直在为中国农民的隐痛正名。随着六十年代的农村研究越来越深入，那段群体含垢忍辱的岁月，渐渐地，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中国农民的隐痛，和美国老奶奶的羞愧一样，终于等来了世纪性的宽恕，该是给他们一个公正评说的时候了。
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一个人为尊严犯罪，世人都有罪。
2016年我又回了高头村，巷子里迎面碰到1960年的大队妇女主任，几句就拉扯到了廼鹤叔，她还记着当年的事情。
她说：“廼鹤那人，就是坏。巷子里，欺负过的人，不知有多少。”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又苫下眼帘，像是不想说，又应该说。她眼神探寻着，终于怯怯地问：“欺负过你爸吧？”
一句话，足以让人泪流满面。她转了多少弯子，才找出这样一句委婉的表达。
我的乡亲，还在心底疼惜着我的父亲，担心自家唐突了天国的灵魂，刺痛了远行的弱者。
我领情了，乡亲。今天，普天下也都已经理解了那个年代。为了救饥牺牲了尊严的父亲，你释怀吧！
责任编辑 张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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