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清

　　英国人赫德在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期间，与李鸿章相交三十多年，关系比较密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李鸿章的评价似乎并不算高——“他接待外国人时仿佛应对自如，而一旦揭去表皮，他还是中国佬，是众多官僚中的无能之辈。”

　　李鸿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辅政三十余年，可谓叱咤风云，怎么在赫德的眼里就成了“普通人”乃至“无能之辈”呢？

　　因为在赫德看来，尽管李鸿章手握大权，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他始终局限于技术层面的近代化，而忽略了制度与文明层面的变革。

　　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中提出，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从这一刻开始，李鸿章就有了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技术的理念，但与此同时，他又拒绝动摇制度与文明层面的旧袭。李鸿章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制度与文明举世无敌！

　　李鸿章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因此，他宁愿像个“裱糊匠”那样，在晚清这间破屋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但绝对不会像那群“愣头青”一样妄图大兴土木。

　　就在清朝推行洋务运动的同时，一水之隔的日本也开启了改天换地的“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还致力于政治改革，并提倡学习西方社会的文化习俗。对于日本的这些动态，李鸿章当然有所耳闻。1876年，日本驻清朝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天津，拜见李鸿章，两人展开了一段激烈的交锋。

　　李鸿章单刀直入地说： “贵国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美支配，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森有礼坦然地回答： “非但不觉得可耻，我们还为此而骄傲！这些变革不是受外力所迫，而是完全由我国自主决定的。”李鸿章信心满满地说： “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因军备、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才不得不取之于外。”森有礼笑道： “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马蹄袖服制。”李鸿章一时语塞，然后气鼓鼓地说： “反正这是我国内部的变革，又不是从欧美学来的！”

　　基于这种偏执的理念，哪怕洋务运动创建了许多新兴实业，失败也在所难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双双败北。或许这时，李鸿章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

　　1895年，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谈判。他说： “當时你也曾劝我彻底变革，但我拘泥于习俗，不肯听取建议。如今十年转瞬而过，我国境况依然如故，深感惭愧！这次我与你们深入交流，才逐渐悟出我国的变革方向。”

　　然而，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免除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坐了“冷板凳”，不再掌握实权，所谓“变革诸政”终成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