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在于，不仅小说中的若干人物会时不时提及“佯狂”一词，而且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佯狂”状态之中。然而，在具体讨论众多人物的“佯狂”状态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小说那样一种借助于外围人物来烘托表现主要人物的艺术表现技巧予以必要的关注。在这里，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才真正算得上是《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呢？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主人公之外的众多人物中，又有哪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是主要人物形象？忠实于我一种真切的阅读感觉，《佯狂》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位虽然曾经有过官场履历但后来却回到乡下谋求自我发展的高尔升。高尔升之外，究竟哪些人物在文本中占有位置更重要，恐怕就会出现各种见仁见智的不同答案。同样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我认为，元兴国、鄢静之以及那位长龙大厦的老板庞志坚等几位活跃于官场与商界的风云人物，应该被看作是此外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形象。如此判断很可能会遭到一些朋友的反驳：我在这里提及的这几位，严格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出场，把几位根本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认定为主要人物形象，不是一种非常荒谬吗？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题旨。倘若把“佯狂”看作是关键词，那么，这二字就很显然意味着作家向岛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某种直观洞察的结果，意味着他把这个时代径直判定成了一个“佯狂”的时代。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所谓“佯狂”，正是前面所摘引话语中的那种“胡佯狂”，亦即精神意志过于“张狂”的意思。无论是官场也罢，还是商界也罢，都是当下时代非常重要的社会构成层面，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官场与商界，乃是现实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倘若离开了它们，那所谓的现实社会其实也就不成其为现实社会了。既然官场与商界的地位如此重要，那向岛要想相对立体全面地概括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自然也就少不了对于官场与商界的关注与凝视。也正因此，我才坚持把元兴国、鄢静之亦即庞志坚这样几位貌似没有出场的人物看作是重要性仅次于主人公高尔升的形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当下这个糟糕时代的某种“佯狂”本质。
我们注意到，《佯狂》中的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借助于人物口吻表现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技巧。比如，第二章中，关于鄢静之这一人物形象，就主要是借助于第五剑的口吻而娓娓道出的。第一章中，关于元兴国，作家是借助于长宁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耿亚红的口吻有所谈论介绍的。事实上，无论是第五剑关于鄢静之的谈论，还是耿亚红关于元兴国的介绍，抑或还是诸如礼帽大叔这样的无名群众对于社会、时代、官员、商人他们的街谈巷议，都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的那部旷世巨著《红楼梦》，联想到其中第二回的回目：“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曹雪芹的高妙之处在于，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借助于冷子兴这样一位局外人的眼睛，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叙述口吻，先将贾府也即荣国府里的主要人物都介绍给了读者。二者的区别在于，《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完毕之后，其先后提及过的那些人物一个个都粉墨登场了，而到了向岛的《佯狂》中，被第五剑或者耿亚红他们所提及的这些官场或者商界中人，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登场亮相。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不断被谈论介绍本身，就是他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登场亮相方式。究其根本，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通过外围或者次要人物谈论的方式来完成对于若干主要人物的刻画塑造，正是向岛这部《佯狂》非常突出的一种艺术特色所在。
正如同贾宝民事后所一再自我忏悔的那样，在绞尽脑汁地与女官员鄢静之离婚后，他自己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控的“胡佯狂”状态之中。在我的理解中，贾宝民的“胡佯狂”有着非常明显的暗示意味，它所强烈暗示出的，正是身为副市长的鄢静之自己的“胡佯狂”状态。毋庸讳言，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过于“胡佯狂”，过于不可一世，所以如同元兴国、鄢静之以及庞志坚这些官场与商界的所谓精英人物，才会最终落得个凄惨无比的悲剧性结局，进而为他们各自的“胡佯狂”行为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问题在于，当下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佯狂”时代，“佯狂”者并没有局限于官场与商界，现实社会的其他领域，也都一样处于迷失了方向的“胡佯狂”或者“张狂”状态之中。向岛《佯狂》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文化界的情形，就同样如此。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那位身为长宁市文联副主席的所谓“作家”白小白。关于白小白的人生来历，叙述者曾经借助于耿亚红之口，做出过明确的交代：“人家现在动不动跟人说她在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当老总如何如何，五马长缰绳地吹。我咋就听人说，她在那边先是当得坐台小姐呢，你不要问我听谁说的，反正不是我编造的，后来才认识了一个福建籍老板，傍上了，给那老板写传记，老板掏钱出版并且大肆宣传，在媒体很是热闹过一阵。这样就成了文化人了，老板后来给她专门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她就是当然总经理了。”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了元兴国，于是就混成了长宁市文联的副主席。身为文联副主席的白小白，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权力，成天创作着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体。毫无疑问，如同白小白这样以文化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的行为，正是文化界的“胡佯狂”现象之一种。更有甚者，自己处于“佯狂”状态不自知不说，她居然还试图将自己年幼的女儿也拉下水，也让她处于同样可怕的“佯狂”状态。从过分纵容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上，不难看出她试圖在尤一白身上复制自我所谓成功经验的明确意向。
白小白之外，所谓的书法家、长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顾若虚，精神状况一样处于“胡佯狂”的状态之中。这顾若虚，虽然年已七十，却总是身着“牛仔裤红衬衫”，显得一副“精神旺盛”的样子。小说中，其精神“佯狂”主要表现在社会活动与私人生活这两个方面。首先，作为长宁市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顾若虚最热衷于组织的活动，就是纠集一批所谓的书画家，到各家企业与商会举行各种名目的义务书画活动。名为义务书画活动，但实质上却少不了金钱交易。其次，是私人生活。顾若虚的私人生活，主要体现在他与书协工作人员霞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上，天生尤物霞子弄得顾若虚五迷三道，迷途而不知返。没承想，到最后，顾若虚在他个人的人生算盘上却落了个满盘皆输的可悲结局。
能够敏感地发现社会的病症，并形象生动地将之概括为“佯狂”，首先说明作家向岛不仅有着敏锐的艺术洞察力，而且也有着极强烈的社会现实批判意識。第十七章，叙述者曾经借耿亚红之口，明确表达过“世界疯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当白小白获悉杜茂生已经神志不清的消息之后，她也曾经喟然叹曰：“唉，人都病了，如今给人看病的人也病了，看来，谁的病还得谁扛着。”如果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这句感叹，那么，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佯狂”的世界，就已经的确是一个病态的世界。能够把这一点鲜明有力地揭示表现出来，《佯狂》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然而，向岛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并没有将自己对当下这个时代的关注思考仅仅停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层面上，而是试图进一步探寻这个普遍“佯狂”时代的有效解毒剂究竟何在。说到现实社会的解毒剂，就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小说中对于降云观以及那位康平道长的特别描写。第三章中，写贾宝民因为“裂石”事件而心神不安地返回到降云观再度求教于康平道长。康平道长给出的答案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这段话的意思很显然是在告诫世人，一定不要贪得无厌，不能“胡佯狂”，一定要懂得收敛，懂得当止即止。如果我们与整个《佯狂》文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这段话，恰好构成了当下这个时代普遍“佯狂”病症的最好解毒剂。
向岛紧密关注着社会现实，金宇澄的长篇传记作品《回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则回望着遥远的历史。按照金宇澄在“我们回望”这一部分中的说法，这部《回望》的前身，不过是2014年发表在《生活月刊》上的短文《一切已归平静》。在初稿于1990年代的那篇文章中，金宇澄颇为隐晦地用“伯父”“伯母”的称谓来指代自己的父母。一直到父亲2013年去世之后，他才更改回来，并把这篇文章正式发表。这篇短文引起了时任《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关注，她建议金宇澄继续这个题材的书写。面对热切期待，金宇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父亲跌宕起伏人生的“回望”之中。这次整合为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出版，添加的父亲的大量书信内容，也就自然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父亲的不幸去世，对母亲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许是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金宇澄“请她以这些照片（老相册的那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于是，母亲便“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90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之所以强调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只有通过时过境迁之后的回望，才能够更好地发现生命的真实，体会存在的错谬与历史的乖戾。而且，很显然，对于金宇澄来说，也只有在完成了以母亲姚云为核心人物的第三部分之后，方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对照”二字的内涵。所谓的“对照”，除了张爱玲那个层面上的对照之外，也还有文本内部中几个部分互为参照这个意思在内。
实际上，金宇澄特别强调的这种对照，意指第一、二、三部分若干相关细节表述上的前后不一致。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就是关于父亲被捕的那些细节。“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事实上，正如同古希腊先哲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从来都不可能以客观的方式真实再现任何一段既往的历史。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也不过是金宇澄单凭个人之力对于父母往事以及那段历史的还原，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打上个人鲜明的主观化烙印。
令人对历史的复杂与吊诡生出深深叹息的，是金宇澄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程维德，在号称为“革命世纪”的二十世纪所遭遇的那种充满跌宕意味的命运起伏。身为热血青年，父亲程维徳的介入革命，很显然与左翼文艺的影响有关。日军突然入侵华北，全面抗战就此爆发，一直胸怀报国之志的程维徳，理所当然地不可能置身于汹涌的时代潮流之外。与他的思想倾向有关，他最终选择的报国路径，是参加中共的地下秘密情报系统。面对着程维徳的悲剧人生，我常常会想，同样是报国，他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路径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从开始参加中共地下秘密情报系统工作的时候，他一生的悲剧命运就已经被铸定了。首先，是地下工作本身的变幻无常。明面上的身份，要求他服从自己的上司，但暗中的地下工作却又要求他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组织。二者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状态。然而，与变幻无常相比较，地下工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恐怕还是危险系数极大。只要稍有疏漏，就可能铸下致命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程维徳们其实长期过着一种“刀尖上的日子”。虽然一贯心思缜密的他并没有犯错误，但因为受到别人牵累的缘故，程维徳还是在1942年，被日军逮捕了。事后才知道，这次被捕，乃是因为受到日本国内曾经震惊一时的“佐尔格案”影响牵连的结果。被捕入狱后，面对各种刑讯逼供，除了承认自己在上海从事宣传“和平文化”的工作之外，程维徳恪守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严守组织秘密的底线。而他，之所以要承认自己在从事宣传“和平文化”工作，是因为这种坦白符合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
但程维徳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就在自己多年为之浴血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实现之后的一九五五年，他自己也会因为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而再度锒铛入狱。而且，审讯者认定他被捕后变节的主要依据，还偏偏就是当年他的承认自己从事宣传“和平文化”工作这一庭审供词。明明是革命的忠诚者，但却偏偏要被诬为革命的背叛者，而且还不容有自我置辩的权利，这就真的不能不让人顿生情何以堪的感受了。从此之后，父亲就开始了自己那漫长的申诉历程，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努力未必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将程维徳当年投身革命的热情，与他后来不仅被关进自己的监狱，而且还被迫长期处于申诉无门的状态并置对照，极具悲剧况味。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种对照与反差的内敛式书写，金宇澄在对一部复杂乖谬的历史进行着执著的追问与沉思。
也正因此，《回望》中与父亲紧密相关的一个细节，才会显得特别耐人寻味。父亲程维徳二〇一三年六月去世后，被家人很快运送至附近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在這家医院的底层，金宇澄意外发现了“门边嵌有一块墨字刻石‘备殓室，民国二十六年立”。正是这块刻石的意外发现，触动了金宇澄的某种飘忽心思：“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那是他十八岁在二百公里外杭州大营盘军训的时候，也是他得知战争爆发消息的这一年，他应该不会知道，二百公里之遥的远方，新建了这所大房子，勒石铭文，会是七十六年以后，停放他遗体的所在……他晓得这所房子，看见过石上这两行隶字吗？”金宇澄的这种联想与描写，细细琢磨，其实弥漫着某种命中注定的宿命和虚无意味，这与他对于父亲程维徳错谬人生的深入思考有关。更进一步说，金宇澄其实是在借助于革命者程维徳的错谬人生对二十世纪的“革命”做出真切深刻的反思。
同样回首凝望的，是蔡天新的长篇回忆录《研究生》（载《江南》杂志2017年第1期）。尽管存在着一些错讹之处，但瑕不掩瑜，就总体情形来说，蔡天新的《研究生》不失为一部生动形象书写再现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色彩的1980年代的优秀作品。关于1980年代，学者毕光明曾经借助于对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谈论而明确表达过强烈的认同感：“说八十年代‘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指的当是这样一种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的美好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十年‘文革不能。九十年代也不能。所以八十年代才被人说成是‘中国最好的时期。”①“作为一种感觉为亲历者长久保存，这是八十年代值得我们回望和谈论的理由。一个历史时代用人的感觉证明了自己，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时代里，人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精神需求才是人的本质体现，因此，八十年代的真正意义在于证明了人的价值，或者说它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人的滋味”。②同时，在读过《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我也真诚地相信，查建英所选择的那些访谈对象对于八十年代的讲述也都是忠实于他们各自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即使在我自己，大约由于大学时代是在八十年代度过的，所以只要提及八十年代，也总是油然生出一种分外美好的感觉来。在认真读过蔡天新忠实于个人记忆的长篇回忆录《研究生》之后，我的这种美好感觉再一次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阅读《研究生》，我的突出印象就是，虽然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类似于理想主义或者精神这样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所洋溢出的却毫无疑问都是充满朝气的青春气息，是当下这样一个物欲喧嚣的世俗化时代所难具备的那样一种精神高贵的意味。也因此，文本中虽无一字对当下时代做具体褒贬，但那样一种潜在批判特质的存在，却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
《研究生》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古代笔记体的散记式结构。全篇共由“杂记”“电影”“缪斯”“胶东”“绘画”“罗兰”“素数”“南国”“郊游”“畴人”“鲁国”“部长”“红烛”“疑问”以及“离歌”等十五个部分组成。两次认真阅读《研究生》的过程中，时常浮现在我心头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到底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语词，才能够对蔡天新那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生生涯做出准确到位的理解与概括？思来想去的结果，也只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流行的俗语。需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这里使用这句俗语的时候，并不是在一般虚与委蛇意义层面上，而是能够扎扎实实落到具体数字层面上的。蔡天新对于自己“潦草”而“平庸”的大学生活并不满意，于是下决心要在研究生阶段度过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具而言之，其一是要“广闻博录”，其二是要“练修文理不通之文笔”。
与“练修文理不通之文笔”相比较，《研究生》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者，其实更是蔡天新的“广闻博录”。除了他在数学专业上所付出的积极努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文史哲各类知识的广泛涉猎与充分吸收。比如，对于《西方美术史话》的阅读，不仅促使他以“行万里路”的方式去四处寻访这些美术佳作的产生地，而且也对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傅雷翻译的一度名满天下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作者后来成为诗人和随笔作家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是“阅读决定未来”，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喟叹于生命本身的偶然性质。
文学艺术之外，更可贵的，恐怕却是蔡天新对于各类足称丰富驳杂的古代文史资料涉猎的广泛与深入，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对于很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蔡天新也还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理解与看法。比如，对于一贯被人所轻视的南朝的颠覆性评价。在详细罗列了南北朝时期各方面杰出成就之后，蔡天新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我们是否太关注那些统一的王朝？”更进一步地，对于南北朝的存在，蔡天新也提出了别一种学术洞见。请注意，我们这里阅读的，并非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论文，而只是一位数学专业研究生闲暇时的读书杂记。一位数学专业的研究生，能够在广泛阅读各种各类古代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卓越的史识，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只是文史，也还有哲学……我不知道现在的研究生读过蔡天新的《研究生》之后，究竟会做何感想？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一位数学专业的研究生，竟然能够在文史哲方面有如此广泛深入的涉猎。一方面，这固然是个案，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一个案的生成，与他所遭逢的1980年代那样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存在着紧密关联。身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曾经在很多场合一再向我的学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我说，单只是拿到一张大学毕业证，绝对称不上是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成为合格大学生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乃是在大学期间养成了非专业阅读的良好习惯。蔡天新的《研究生》，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着我的所言不虚。
而李遇春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则是近期颇有学术创建的一部文学论著。李遇春此著的根本价值在于，尝试着对学术界一贯流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西方文化源流论有所颠覆与解构。唯其如此，他才会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文的开头处开宗明义强调指出：“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从中西维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受到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显在影响而发生所谓现代化转型，而相应地忽视了从古今维度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这场百年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所发生的潜在影响。”正因为已经明确意识到这样一种学术误区，所以，李遇春在这部专题论文集中的根本主旨，就是要通过大量文学史史实以及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最终确证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是现代语境中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这一学术论题的成立。被列为全书第一篇的《文学革命与文学游戏》，看似在梳理讨论文学与游戏之间的内在关联，其实质却在于强调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首先，李遇春概括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文学革命运动，并进一步分析指认，这三次大规模的文学革命运动，竟然都具備突出的游戏性质。第一次文学革命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总是喜欢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对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壮举津津乐道，把他们塑造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巨人而供后人瞻仰，而相应地忽视了这场文学革命的游戏性质与色彩，甚至近乎有意地忽略了这些新文学革命巨人的游戏冲动。”然后，李遇春罗列大量的史实，充分证明着这一次文学革命运动突出的游戏性质。紧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也即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运动。在这一部分，李遇春通过不怎么丰富的举证分析，指认这次文学革命运动也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游戏性质。多少带有一点逾越常规色彩的是，李遇春把中国当代文学史习惯上所说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运动理解成为第三次文学革命运动。关于这次文学革命运动的游戏性质，李遇春所展开的讨论，同样显得不够充分。但李遇春的论述重心却很显然意不在此，而是要强调说明这次文学革命运动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因此，李遇春才会不惜篇幅地引述格非的相关论述：“现代小说革命固然受到西方文化价值的冲击，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技法的重要影响，但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又一次再确认。这种再确认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一次整理、扬弃、择取、借鉴的过程，一般来说，其痕迹不难辨认：比如鲁迅对于古代神话、废名对于六朝散文和古代诗歌、张爱玲对于《红楼梦》、沈从文对于唐宋传奇、汪曾祺对于晚明小品的借鉴或改写，但在所谓‘现代性话语的背景之中，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往往被众多文学史的研究者所忽略。”此后，李遇春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这意味着，五四新文学革命之所以后来取得硕果，离不开现代新文学家对中国叙事传统资源的暗中承继，同理，作为现代中国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左翼革命文学之所以也曾取得硕果，也与那一代红色经典作家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借鉴密不可分，于是，第三次文学革命要取得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它同样需要这一代文学革命家‘回到种子，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来一次再确认。只有这样，新时期中国先锋文学革命运动才能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制定文学话语游戏规则，而不是仰西人鼻息，沦为国人鄙弃的没有规则的文学游戏。”就这样，正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李遇春借助于对三次文学革命运动所具游戏性质的讨论，其着眼点最终落脚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关系的揭示上。
说到核心学术命题的确立，这部著作中论述最为全面充分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其实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篇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李遇春首先交代了自己核心观点形成过程中所先后接受过的分别来自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普实克等的影响与启迪。正是在这些先驱者学术观点的影响下，李遇春耐心细致地爬梳史实，最终生成了自己的核心命题。紧接着，他又依照小说、散文、诗歌这样的一种文体排列顺序，以三十年为一个时间单位，分别讨论这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形态，在这三个三十年里，究竟怎样体现了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的紧密关系。
两篇综合性的文章之外，这部专题论集中的其他文章，属于对某一单一文体，或某几位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这其中，充分凸显李遇春学术原创性的一篇文章，当属《“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态势》。李遇春的原创性贡献，首先在于“传奇”这一概念的整合提出：“此处所说的‘传奇是一个广义上的中国小说文体概念，它得名于唐传奇，但又不限于唐传奇，而是一种纵贯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文体传统。”在李遇春看来，宋人赵彦卫称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就准确地道出了唐传奇作为小说文体的‘复调特征。即将体现史才的史传传统、体现诗笔的诗骚传统与体现议论的诸子散文传统这三种传统文体形态综合起来，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跨文体写作。”由此，李遇春不仅得出了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典范形态的结论，而且还进一步指称此前的汉魏六朝志怪、志人的“古小说”为“前传奇”，此后的宋元明清话本小说为“后传奇”。更关键的还在于，李遇春通过大量的小说文本细读，充分详实地论述了“传奇”这一小说文体形态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进而无可辩驳地说明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传统复兴的结果。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李遇春也多有精彩的学术发现。比如，关于赵树理小说与中国古代“传奇”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关系；比如，关于“新写实”小说独特的“‘传奇之境”。李遇春的创造性，就体现在了他的独辟蹊径。
在阅读刘建东中篇小说《丹麦奶糖》（载《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期）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诗人何小麦新诗《幽暗之光》的新书发布会上，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曲辰，曾经提出过一个尖锐的诘问：“我记得诗歌是歌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性的，比如《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是，这本书里的诗，写的全都是恶，是阴暗面，是不可告人的丑陋。你们为什么还那么喜欢、那么推崇？”针对曲辰的诘问，主持人给出的解释是：“诗中的主人公之一，当他解读这部佳作时，他是用书中的灵魂，在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出他的质疑与困惑。”我不知道刘建东是否明确意识到了这段对话中夫子自道意味的存在，反正在我，从中的确读出了某种与《丹麦奶糖》紧密相关的弦外之音。如果把曲辰嘴里的诗歌做一种广义的理解，将之放大为整个文学，那么，曲辰的诘问，实际上也就是针对《丹麦奶糖》的。这里，其实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艺术审美伦理问题。一方面，歌颂表现美好的事物与人性，固然是文学创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但问题在于，当生活中充满着假丑恶的时候，面对着从外部社会环境到内在精神世界的危机四伏和雾霾重重，作家是否也必须闭上自己的眼睛，违心或者刻意地去绘制那些唯美的文学画卷呢？刘建东以其出色的小说写作实践告诉我们，答案毫无疑问只能是否定的。事实上，只要是对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创作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现代主义非常重要的审美特质就是审丑，就是要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丑恶，打造类似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由此可见，曾经接受过大学文学教育的曲辰，之所以会面对何小麦的《幽暗之光》提出诗歌究竟应该歌颂还是审丑的问题来，就说明他的审美观念其实仍然停留在古典美学的层面上。也因此，我非常愿意借用文本中主持人的话语来对《丹麦奶糖》做出评价。在我看来，刘建东之所以要创作《丹麦奶糖》这部中篇小说，其根本主旨就是要“用书中的灵魂，在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出他的质疑和困惑”。
毫无疑问，刘建东的这部《丹麦奶糖》是一部意在书写表现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一方面，因为置身于其中，作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深陷其中的缘故，作家也往往很难看明白现实生活的面目。既然难以看清现实生活的真相，书写时就很容易流于肤浅，很容易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思潮裹挟而去。我们寻常所谓书写现实之难，其实也正突出地体现在这个地方。要想破除这一难局，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从根本上提升作家自身的思想能力。这就需要作家首先必须以一种类似于社会学那样的理性分析能力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度解剖，然后再把此种理性分析的结果有机融汇到自己的艺术直觉之中最终奉献给读者的终端产品，才可能是一部饱满而形象的文学作品。对于刘建东的《丹麦奶糖》，我们便可以做如是解。
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刘建东却为《丹麦奶糖》设定了两条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一条线索主要围绕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我”也即董仙生展开，与这条线索相关的人物主要有肖燕、老焦、黄莺儿、何小麦、孟夏等。另一条线索主要围绕另一位主人公曲辰展开，与这条线索相关的人物主要有小张、印彩霞（叶小青）、孟夏、肖燕等。其中，肖燕、孟夏这样的人物，具有突出的交叉性。我们先来看董仙生这一条线索。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的“我”，毫无疑问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位成功人士。身为全国知名文学评论家，“我”在指点文坛激扬文字的同时，也还身兼省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小说开始的时候，成就突出的“我”，不仅已经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而且也还是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有力竞争者。在小说中，“我”的主要对立面，是另一位副院长人选的有力竞争者，身为军转干部的老焦。由于出身背景有别，两位可以说各有所长。然而，尽管“我”对自己的事业前景自信满满，但因为总是莫名其妙地收到由本市寄来的一种“丹麦奶糖”，“我”不由自主地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到了政治对手老焦的身上。为此，“我”甚至不择手段地暗中唆使老同学曲辰利用送快递的机会将老焦的笔迹套出来。虽然之后排除了老焦的嫌疑，但“我”对老焦的戒心却始终未消。到最后，导致“我”在副院长竞争中败北的“抄袭”问题，似乎也隐隐约约与老焦有关。抄袭这一细节的设定，一方面固然说明着学界抄袭现象的普遍，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着代笔现象的普遍。关键在于，事件的披露到底是否与老焦的暗中策划有关呢？尽管黄莺儿自己口口声声强调此事与她的焦叔叔无关，但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黄莺儿这位博士生还的确就是老焦介绍给“我”的，老焦似乎不容易摆脱与此事之间的干系。
尽管身为成功人士的“我”一直在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但在他身为特级教师的妻子肖燕看来，他却早已背弃了曾经的高远的人生理想。在这里，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成为专门生产利己主义者的庞大机器。另一方面，则是如同“我”这类同样也处于极端精神涣散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显著特征是，已经堕落到只知道争权夺利的自私地步而不自知。对于自我的如此一种精神蜕变，“我”即使略有所知但却也难以自拔了：“多少年来，我渐渐地蜕去了激情那层皮肤，蜕去了幻想那层皮肤……每一次，我都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我也不知道，是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蜕变，还是厌恶。”
如果说“我”亦即董仙生是当下时代的一位成功人士，那么，《丹麦奶糖》中另一位主人公曲辰，就毫无疑问是一位被时代严重边缘化了的落伍者与失败者。同样是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大学生，曲辰的落伍与失败，与他工作不久时犯下的一桩命案关系密切。那个时候，踌躇满志的曲辰，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一位名叫孟夏的电视台女主持人。因为争风吃醋的缘故，醉酒后的曲辰，一时冲动，用一把不起眼的水果刀，把孟夏的男朋友，一位大学教师，送上了黄泉路。因是之故，曲辰在狱中一呆就是二十年。等到曲辰出狱的时候，他的大学同学“我”已经因为成就突出而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了。
由于在监狱中结识了一位类似于聂树斌一样认定自己被冤枉的强奸犯小张的缘故，曲辰出狱之后的全部努力方向，就是要寻找到当年那一桩强奸案的女当事人叶小青，以设法从根本上澄清狱友小张的冤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搜寻历程之后，曲辰和肖燕终于找到了叶小青，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叶小青，已经隐姓埋名地更名为印彩霞。好不容易找到了当事人，但如同早已预料到的，叶小青（印彩霞）断然拒绝了曲辰他们的请求。设身处地地从印彩霞的角度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她都不可能冒着自毁的危险去推翻自己当年的证词。但对于日益丧失理智的曲辰和小张来说，他们在那条寻求冤屈被平反的路途上，由于奔走日久的缘故，已经刹不住车了。到最后，眼看着寻求印彩霞的协助无望，小张在曲辰的强力怂恿之下，居然真的强奸了印彩霞，彻彻底底地由一个假“强奸犯”变成了真“强奸犯”。这样一来，曲辰和小张的二度入狱，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个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问题是，曲辰为什么如此不管不顾地卷入小张的案件之中呢？对于这一点，“我”的妻子肖燕曾经做出过堪称入木三分的有力揭示：“对于你来说，想要彻底告别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从小张身上看到了希望，你已经把你和小张的幻想绑在了一起，那是你们共同的梦想。”唯其因为存在着借助小张的事件洗清自己的潜在欲望，所以曲辰才会如此执着。但也需要看到，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肖燕一方面固然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但另一方面却也扮演着可怕的教唆者角色。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她的一再激励下，曲辰他们才彻底地走上了自己的不归路。
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断制造生成著“我”也即董仙生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制造着小张这样的冤假错案，其幽暗不明程度无论如何都不容否定。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能忽略董仙生、曲辰以及肖燕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极度涣散现象的存在。曾经两次锒铛入狱的曲辰，自然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无疑，但更值得警醒的，恐怕却是董仙生与肖燕这样的社会成功人士。一旦本来应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精英，都或迫于外在压力，或出于利益诱惑而堕落成为只知争名夺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那我们这个社会恐怕就真的面临巨大危机了。“临走时，曲辰笑着说：‘你们，何小麦、还有孟夏，在另一种牢笼之中。”曲辰再一次入狱时说的这句话带有谶言意味，“另一种牢笼”，实际上就是在指现实名利的桎梏与控制。提及董仙生与肖燕们的精神痼疾，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他们对于彼此感情那种简直无法想象的极端冷漠。董仙生背着妻子肖燕和孟夏发生一夜情，固然意味着他情感方面问题的存在，但与此同时，虽然早就在曲辰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肖燕不正常的沉默反应却令读者倍感诧异：“她明明早就知道了我与老焦之间那些龌龊的小动作，这是她最不齿的；早就知道了我和孟夏之间的苟且之事，这也是她痛恨的；可她什么都没有说。”同样令人深思的问题显然在于，肖燕如此一种精神蜕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面临如此一种尖锐诘问者，就绝不仅仅只是肖燕，也包括董仙生，包括曲辰，还包括我们自己。
好在，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而且也的确还有诗与远方。《丹麦奶糖》中，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诗与远方”，集中体现在肖燕曾经的同事孙尔雅身上。孙尔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可有一天她却突然辞了职，远赴云南勐海一个偏僻小山村去支教。”面对着同事不解的询问，孙尔雅给出的答案是：“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在网上看到一张一个旅行人拍的那所山村小学的照片，便有了去教书的冲动。”然后，就是孙尔雅通过微信传递给外界的各种信息：“是看孙老师在微信上发的照片，有山村小学的一砖一瓦，有小学生们稚嫩而灿烂的笑容，有崎岖的山路，有湛蓝的天空，还有新长出的路边的小草。通过那个孙老师的眼睛，通过她的镜头，世界是那么美好，而孙尔雅就是那个制造者。”与董仙生、肖燕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蝇营狗苟相比较，孙尔雅的人生选择的确称得上是理想高远。唯其如此，目睹了曲辰二度入狱的董仙生方才对肖燕不无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去云南勐海，要去看看那个山村小学。这种想法的生成，很显然意味着董仙生精神世界深处某种理想的再度生成。问题在于，就在“我”毅然决定要去云南勐海看看的时候，从肖燕处得到的消息却是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在微信上看到她的消息了。为孙尔雅提心吊胆者，绝不仅仅只是肖燕，更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孙尔雅到底怎么了？遥远的云南勐海的那个山村小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这一切，虽然作家刘建东并未做明确的叙事交代，但肯定意味着孙尔雅那里的情况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乐观。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孙尔雅问题的出现，其实意味着理想色彩非常鲜明的“诗和远方”的根基并不怎么牢靠。在我看来，以如此一种开放性的方式来处理《丹麦奶糖》的结尾，从根本上说明刘建东其实是一个骨子里的怀疑主义者。唯其因为是一位深刻的怀疑主义者，所以，他也才可能依托于《丹麦奶糖》这部中篇小说，在深入探究当下时代幽暗现实的同时，也对知识主体的精神涣散状态做一种形象的艺术表现。
提及这两年中国的小说创作，尹学芸绝对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强势存在。关于尹学芸的小说创作，我曾经写下过这样的一些评价文字：“从乡村到城市，从知识分子到官场，其跨度之大简直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说实在话，近些年来，如同尹学芸这样能够旁涉诸多题材领域的作家，还真是凤毛麟角相当少见的。别的且不说，她写作题材的跨领域，最起码给批评家的提炼概括制造了不小的难度。尹学芸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她生活经验以及观察生活视野的宽广与纵深度。这一点，对于那些过于依仗主体性写作天赋而忽略生活经验重要性的先验性写作者，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③令我颇感自慰的一点是，尹学芸此后的小说创作，似乎的确在证明着以上这些判断的合理性。一方面，尹学芸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写作速度，刚刚进入2017年不久，我们就已经在多种重要刊物上都看到了她的中篇小说新作。另一方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长期以来，尹学芸竟然奇迹般地保持着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虽然很难说篇篇皆属精品，但相对来说却都在水平线之上。只要是对小说创作稍有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要想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认真阅读考量尹学芸的这些小说作品，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发现，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到的题材跨领域这一特点之外，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上，作家也基本上做到了一篇有一篇的作法。
大约近百年前，茅盾在《读？骉呐喊？骍》中曾经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④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借助于茅盾的说法，说尹学芸也是一位创造运用“新形式”的先锋。归根结底，一个写作量巨大的作家，竟然能够从题材到艺术形式都做到一篇一个模样，的确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小说写作严重同质化时代的某种奇迹。
这一篇《花匠与看门人》（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1期），就毫无疑问属于尹学芸的独辟蹊径之作。既然被命名为“花匠与看门人”，那花匠与看门人，自然也就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埙城一个名叫行政局的机关里。现行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行政机关，也因此，我们就不妨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理解尹学芸的这种艺术设置，将其看作是中国行政机关的隐喻性表达。花匠也罢，看门人也罢，都与这个机关紧密相关。只不过，相对于早已在行政局干了好几年的看门人老胡来说，花匠老陈，是行政局里的一个新人。或许正因为资格老的缘故，所以，在老陈面前，老胡总是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某种精神优越感来。具体来说，老胡的优越感，除了资格老之外，也还与他的出生地有关。身为行政局的一位临时打工者，老陈内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与行政局的那些国家干部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之所以要把得意洋洋的老胡用干部来作比，潜意识中透露出的，其实正是老陈与老胡这样的打工者内心中对于干部身份的格外羡慕与钦敬。也因此，虽然只是看似无意间的一句叙述话语，但其中却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了尹学芸这部中篇小说思想主旨的某一个侧面，也即对于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状态的真切书写。
身为行政局的普通打工者，花匠老陈与看门人老胡，毫无疑问属于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苦苦掙扎的社会底层。这一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吃饭问题。“食堂十块钱三个菜，米饭随便吃。说真的老陈很心疼，十块钱可以买一大块肉，放些土豆粉条炖在锅里，可以吃两天。”十块钱三个菜，米饭随便吃，对于城市人来说，已经是再简单不过的食谱了，但在生活一贯勤俭朴素的老陈看来，也都属于一种奢侈浪费行为了。然而，与老陈相比较，饮食上更其俭朴的，却是老胡：“老陈发现，老胡经常不去食堂，用电磁炉煮碗面，从园子里揪几片菜叶子扔进去，就是一顿饭。”与这些普通打工者的俭朴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埙城上层人的豪奢生活。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位后来不幸死于非命的时尚女性靳尚。关于靳尚生活的豪奢，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她戴着的那副价格昂贵的太阳镜，另一个是她开着的那辆车号为“1188”的鸡血红色宝马轿车，还有一个细节，则说明她是个承揽工程的大老板：“靳尚承包了城内所有的电子眼，一个项目就千八百万。”如果说靳尚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那么，成天与她纠缠打混在一起的那些人们，比如，作品中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行政局贺局长的经济收入与基本生存状况，自然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老陈与老胡的日常饮食状况以及靳尚日常生活豪奢细节的描写，尹学芸就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当下时代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现象。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看，尹学芸的《花匠与看门人》，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旨在透视表现三个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情感纠结的中篇小说。在如何对待男女感情的姿态方面，身在社会底层的老陈、老胡，与社会上层的靳尚、贺局他们，也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照和差异。首先，是花匠老陈。这位年轻时曾因一时的偷窃行为而影响了婚姻大事的打工者，其实生性朴实而木讷。小说中的他，一直纠结于和二嫂那样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中而难以自拔。二嫂是二哥在唐山打工时带回来的一个女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老陈与二哥、二嫂三个人在一起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之后，二哥却突然掉进冰窟窿里给淹死了。二哥一死，老陈与二嫂就倍感尴尬了。老陈之所以跑到行政局来做花匠种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避那些闲话的。老陈自己可以逃到行政局来，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逃避不掉。就这样，“老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做不伦之事，也不想做恶人。二嫂子说无家可归，老陈就不能把她轰野地里去睡。”作为一位底层打工者，面对其实内心里也非常喜欢的二嫂这位女性，最难能可贵处在于某种道德尊严感的葆有与坚持。无论是面对来自于侄子陈先的强势逼迫，还是面对来自于贺局那极具时代特色的“循循善诱”，老陈都没有发生彻底的动摇。他的那种道德尊严感，在这个杯水主义盛行的时代，便显现出了可贵。
然后，是看门人老胡。这位说话时总是絮絮叨叨有所夸张，总是一厢情愿把贺局当作自家外甥的看门人，生命中其实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小石人，另一个是东北女人玉芳。所谓小石人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不了男女之事的石女。尽管这位小石人，身高不足一米四，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但老胡却方方面面对她都照顾的特别周到。以至于，小石人临终时留下的遗言都是“下辈子我还跟你”。东北女人玉芳，是在邻居家做保姆时与老胡认识的。二人一来二去熟悉后，因为被玉芳话语中的孤苦伶仃所打动，老胡就在她回东北之前和她办了喜宴。但之后老胡方才了解到，玉芳其实在东北还有一个瘫丈夫，要想离婚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一来，日渐形成的习惯就是老胡一直在辛辛苦苦攒钱养活着玉芳和她的瘫丈夫。在看门人老胡身上体现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民间正义感，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老陈、老胡们的民间情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贺局与靳尚之间的那种薄情寡义。就是这样已经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情人，一旦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前程和利益，贺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将她残忍地埋到单位的花园底下。但作家尹学芸的重心显然并不仅仅在于道德精神的对比表达上。相比较来说，借助于靳尚意外的命案而写出老陈与老胡内在精神世界中潜藏的奴性心理，方才应该被看作是尹学芸的深刻命意之所在。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尽管尹学芸在《花匠与看门人》中的确写到了一桩命案，但作家却根本就无意于探究这一命案本身的是是非非，她所真正感兴趣，显然更在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与勘探。事实上，关于社会底层普通民众老陈与老胡他们身上所深潜着的那种奴性心理，早在命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尹学芸的笔下有所表现了。比如，就在贺局不着痕迹地贬损了一通过于抠门的老胡之后，老陈的感觉是“嘿嘿地乐”：“这样高级别的领导，能为自己说话，这是多大的颜面啊！”熨帖人心的话语，再加上额外增加的三百元钱伙食费以及关于二嫂子来单位打工的承诺，老陈对于贺局的顶礼膜拜，就是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老胡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一个是贺局醉酒后的满口老舅，一个是老胡无意间不慎摔伤后贺局的关心与慰问，一个是那额外的三百块钱伙食费，再加上老胡内心里一直认为在龙穴上办公的贺局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预判，老胡对于贺局的卑躬屈膝，同样也就势在必然了。归根到底，老陈与老胡的感恩戴德，与贺局手中拥有的权力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内在因果关联。而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也就为命案突发后，老陈和老胡进一步的奴性表现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的确，对于尹学芸来说，能够借助于一桩命案故事而最终写出世道人心，写出当下时代一种必然的阶层分化，写出草民百姓内在精神世界中深潜着的奴性心理，就足已称得上取得了思想艺术的成功。无独有偶，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尹学芸近期的另外一部中篇小说《与你有关或无关》（载《江南》杂志2017年第1期），所写内容同样与一桩命案有关。只不过，《花匠与看门人》中那位时尚女性靳尚的具体死因，作家并未做明确交代，而《与你有关或无关》中那位有病在身的退休干部谢五常的意外身亡，则很显然是保姆顾嫂一种过失行为的结果。谢五常虽然有病在身，行动不便，但却仍然保持有男性的本能，“眼下顾嫂香甜的鼾声，成了一种诱惑，他非常想在这个时候仔细看看顾嫂，摸摸她的脸。”就在谢五常试图有所行动时，早已进入睡眠状态但潜意识中却不无戒心的顾嫂，也在梦中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大鸟，在睡梦之中也同样激发出了本能的反抗，这本能的反抗竟也就此酿成了一桩过失杀人案。
同样，作家尹学芸，并不会单纯地从法律角度去看待一桩命案，她更大的兴趣乃在于借助顾嫂失手杀死谢五常这一命案，对当事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深入探究，同时也对隐身于命案之后的现实社会矛盾进行揭示。首先，作品真切反映了当下时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或许与中国曾经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中国社会之提前进入老龄化时代，已然是一种不争的社会现实。这种非常明显的“提前”性质，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机制在面对老龄化问题时的手足无措。既然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无力，那就只能把这一问题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需要更多依托于家庭内部的孝顺伦理机制来解决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养老问题。尹学芸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谢五常所必须面对的，就是如此一种尴尬处境。谢五常尽管和妻子一共育有二子二女，但等到他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身染重疾生活难以自理的时候，四个子女却全都依靠不上，只有另外雇保姆来专人伺候谢五常了。
小说中的矛盾冲突，是从谢五常主动提出要保姆顾嫂“陪夜”而引起的。谢五常之所以指名道姓地只是要顾嫂来“陪夜”，是因为在长达两年的保姆工作中，她已经赢得了谢五常的充分信任。好感、依赖逐渐加深的结果是：“每晚顾嫂回家，谢五常都失魂落魄。”然而顾嫂“陪夜”让小市民市侩心理严重的儿媳陶月英产生了严重怀疑，子女们为防止有可能导致的嚴重后果，开始达成一致，拒绝顾嫂前来“陪夜”。这自然让充满期待的谢五常无法接受，但“他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群人。他清楚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呼呼喘着粗气，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他睁大眼睛望着屋顶，像一匹等待宰割的动物，心里充满着悲伤和绝望”。这里虽然只是聊聊数语，但却形象地写出了一位老人内心世界的那种无力感。然而，这谢五常却又终归不是一位寻常的老人，曾经有过很多年从政经历的他，尽管早已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但有着胡乱折腾的能力，最后，谢五常果然通过自己不管不顾的胡乱折腾，接连折腾走了四个保姆，最终迫使家人想方设法重新请回了顾嫂做“陪夜”的保姆。
在数次更换保姆的折腾过程中，叙述者巧妙穿插介绍了谢五常、顾嫂以及陶月英他们的前史。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尹学芸那样一种对于世道人心真切而深刻的洞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其中，谢家人对谢五常的冷漠与顾家人给予谢五常的温暖，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照。同时，顾嫂内心里对强势阶层某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理，也在作品中得到了隐约的表现。内心善良单纯的顾嫂，根本想不到，她最后一次返回顾家，她的命运中将再会有一出成为过失杀人犯的人生悲剧。
注释：
①②毕光明《精神的八十年代》，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③王春林《“七〇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载《长城》杂志2016年第4期。
④茅盾《读？骉呐喊？骍》，原载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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