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逗

　　朱自清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九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天）。一大家子人，每天闹闹腾腾，如同对付千军万马。

　　爸爸的稿子刚写两行，娃们就开始拖着眼泪鼻涕诉苦：玩游戏的时候弟弟不守规则，欺负我！没办法，只好暂时搁笔，处理纠纷。好不容易回到书桌前，刚进入写作状态，娃们又哭哭啼啼地过来：为什么哥哥的玩具比我的好！我想要哥哥的玩具！他就是不給我玩！得了，继续充当儿童法庭的庭长吧。

　　纠纷处理完了，几个孩子也都安静了，又到了吃饭时间。开饭的命令一下，家里更加乱套。在散文《儿女》中，朱自清这样描述孩子们吃饭的场景， “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面对一桌子狼藉的杯碗盘碟、汤汤水水，不知道朱自清会不会想起英国哲人培根说过的那句格言：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虽说命运定矣，但除了做一个好父亲，努力把孩子们养大成人，为社会尽绵薄之力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朱自清的首要任务就是挣钱养家！这四个字，说出来只要两秒钟，真正实践过才知道是何等艰难。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这段时期，社会经济相对稳定，大学教授的待遇更是不薄，每月的收入常在二三百元甚至更高。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大米每斤6分钱左右，猪肉每斤2角钱;租住一套四合院，每月租金20元上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只花了500元。许多大学教授手头宽裕，经常随心所欲地下馆子、看电影、购物。而要养活一个大家庭的朱自清可做不到如此潇洒。这十几年，除了教书写作，供妻儿老小吃穿用之外，他还有许多额外开销：第一任妻子病亡;欧游访学;和第二任妻子恋爱、结婚;母亲去世……因此储蓄起来的很少。

　　朱自清在1932年的日记里写道： “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可还没攒多少钱，就到了1937年，高校内迁，各地物价飞涨，教授们也不再富裕。朱自清的负担更重了：妻子不习惯昆明的环境，带着孩子长住在成都，他要定期寄钱;前任妻子生的三个未成年子女在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当时尚未找到工作，需要他不时资助。每个月到手的钱，左寄一点、右寄一点，留给朱自清的只有100多元，在1941年的昆明，勉强够买一石米。

　　由于手头拮据，朱自清不得不和青年助教合住一个房间，或者到朋友家蹭饭，穿陈年旧衣;此外，还要拼命兼职、写稿，赚取外快还债……冰冷的现实生活，正如他亲笔写下的诗句： “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

　　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很多人会悲观失落，把亲近的人当作情绪垃圾桶，每天像祥林嫂一样诉苦。但朱自清不同，生活再拮据，也没向家人大吐苦水。有时，扬州老家的孩子们来信，问起他的生活近况，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昆明物价上涨，寄回扬州的钱最好节省些用。几个儿女心知肚明，便常写信给父亲，让朱自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每次写信，孩子们都像参加作文比赛一样苦心构思，把信件涂了又涂、改了又改，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朱自清看到了孩子们的真心，常欣慰地回信鼓励： “你们又进步了。”儿女们在学业上遇到疑难，也常去信希望朱自清解答。有时朱自清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回信，便口述回答，令他人代笔，将答案寄回。

　　朱自清的子女们受父亲品格的影响，步入社会后，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但无一不是兢兢业业。这种结果，也正如朱自清在散文《儿女》中写的那样： “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