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民

　　鲁迅小说《铸剑》，最初题名《眉间尺》，分两部分发表在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8、9期，1932年编入《鲁迅自选集》时更名为《铸剑》。最初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日期，1935年编入《故事新编》时补记“1926年10月作”，而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又记载“作《眉间赤》讫”。由此推断本篇的写作时间应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间。

　　尽管鲁迅自己表示他“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1}但《铸剑》却可以说是他颇为满意和看重的一篇小说。他不但把其编入《自选集》，还多次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表示这篇作品是他的用心经营之作。如在致黎烈文的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2}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实写得较为认真。”{3}确实，如果说《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多带有只取一点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因由而随意点染铺排的“油滑”色彩的话，那么《铸剑》表现出的却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严肃而认真的创作态度。

　　《铸剑》写历史上著名铸剑师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16岁时，母亲要他去替父报仇。告诉他父亲曾奉命为大王铸造宝剑，花了三年而铸成雌雄双剑。父亲知道大王是一个自私多疑而残暴的人，他得到宝剑后就不容别人再享有同样的剑，因此一定会杀掉为他铸剑的人。于是父亲把雌剑献给楚王，雄剑留给妻子收藏。嘱其生下儿子长大以后用雄剑为父报仇。于是眉间尺在母亲的指引下挖出埋藏在床下的雄剑去向国王复仇。他进城想趁国王出游时行刺，但先因围观国王出游的人数众多，怕宝剑误伤他人而逡巡退避，后又被一干瘪脸少年纠缠而失去了靠近国王的机会。当眉间尺坐在城外的桑树下伤心时，曾在城里为他赶走干瘪脸少年的黑色人来告诉他，因有人告密，国王已经在下令捉拿他了，并主动提出可以替他报仇，但条件是要用他的头和剑。于是眉间尺毫不迟疑地用宝剑割下自己的头并顺势把剑交到黑色人手里。黑色人带上眉间尺的头和剑，扮作耍把戏的艺人去给国王表演。他让国王烧一大金鼎水把眉间尺的头放进去表演，趁国王伸头看表演之际用雄剑把其头砍入鼎中，两头在鼎中撕咬，黑色人见眉间尺的头被国王的头咬住不能动了，于是毅然挥剑把自己的头也砍入鼎中，终于战胜了国王的头。后来，三头只剩下白骨，王公大臣们只得将三个头骨都和国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这个故事的原型取自西汉刘向的《列士传》。鲁迅以此传奇故事为原型，又参阅并吸收了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晋干宝《搜神记》和萧广济《孝子传》中对此故事的一些补充或演绎的情节。如铸剑时“莫邪断发剪爪投炉”的情节，眉间尺的头与王头“二头相啮”及客自以剑拟头入镬中“三头相咬”的情节，“楚王夫人抱柱生铁”的情节等。鲁迅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把一个古代的传奇故事赋予了现代的精神意义，创生成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博考文献而又不拘囿于文献，却是对不同文献记载中存在的龃龉或不合情理之处进行了删改。如《列士传》中的干将莫邪是为晋君铸剑，《吴越春秋》的《阖闾内传》记载的则是为吴王阖闾铸剑，而干宝的《搜神记》和萧广济的《孝子传》中的复仇对象又都变成了楚王。鲁迅不因文献记载的龃龉混乱而纠结这个暴君到底是晋王、吴王还是楚王，而是以大王、国王或王来指称这个封建专制暴君形象。再如，原故事中干将告诉妻子：“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而实际上赤鼻寻剑则是“于屋柱中得之”。这里干将向自己最亲近最信任的妻子说谎，与情理不合。鲁迅改为干将临行前直接把雄剑交给了妻子，由妻子埋藏在床下。还有，原故事中国王发觉眉间尺行刺并派人抓捕的情节为：“晋君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这种情节设置令人感到突兀且充满封建迷信色彩。鲁迅改为由黑色人告诉眉间尺有人向国王告密，国王已经回宫正派人抓捕他。此外，《铸剑》添加了大量表现人物性格与内心活动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对话，穿插了依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词改写的黑色人和在沸水中跳跃旋舞的眉间尺的头所唱的诡异决绝而又伟丽雄壮的复仇歌，虚构了民众围观国王出游和瞻仰国王“大出丧”的荒诞情节与场景等。正是这些改动、添加与虚构，把一个原本充斥着突兀悖谬、荒诞迷信与侠义传奇色彩的个人复仇故事，创造演绎成了一篇合于生活逻辑与情理且人物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

　　以上我们从外在的形式方面对《铸剑》的情节及其对故事原型的取舍、改动与添加的情况做了简单考察，下面来分析和探讨一下作品内在的思想意蕴和作品所塑造的极具特色的黑色人形象。先看作品的思想意蕴，即鲁迅究竟要借助这一古代的传奇故事来表达怎样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說，《铸剑》表现了怎样的主题。梳理以往研究者对《铸剑》的分析与解读，大致有“复仇说”“心理成长说”“爱情宣言说”与“启蒙神话破灭说”四种不同的观点或看法。

　　“复仇说”是长期以来在研究界占主流的一种观点。由于《铸剑》是依据一个带有侠义色彩的个人复仇的传奇故事改写的，于是一些研究者把作品中的复仇情节与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当时的社会斗争与政治事件相联系，认为《铸剑》表现的是鲁迅的复仇意志或反抗斗争精神。如有学者分析说：“《铸剑》作于三一八惨案以后约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惨案的血痕，使鲁迅总结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经验。从辛亥革命的酝酿起直至它的失败，鲁迅目睹了不少革命者流出的血，从而萌生出顽强的复仇意志，这也是鲁迅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4}有学者进一步把这种复仇从社会政治斗争的层面扩展到文化批判与精神反抗的层面，把鲁迅创作《铸剑》看成是作者向一切反动势力复仇的乌托邦式的精神畅想。认为：“‘三一八惨案构成了《铸剑》深刻的背景，它是鲁迅写作《铸剑》的内在促动力，也影响了小说的表意方式。……《铸剑》是鲁迅以文学想象铸就的一柄锋锐的复仇利剑，从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说，它是对黑暗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战斗檄文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的写照；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看，它也是鲁迅心灵郁积的想象性的宣泄，与精神的自况。……反抗、复仇成为鲁迅获取人生意义的方式。……在《铸剑》中，鲁迅寻找到现实苦闷的宣泄的通道，给复仇者安排了一个明确的人格代表——楚王， 于是他就成了一切反动力量的象征，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压抑性的传统文化。所以，小说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想象性的完美的复仇，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心灵伤痛的移植，是复仇的乌托邦境界。”{5}“复仇说”虽然紧扣了作品描写复仇的情节内容，但对作品中黑色人以眉间尺的头和自己的头为代价来向国王复仇这些特别的情节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思考，只是依据小说表面的复仇情节而把作品的主题概括为血债血偿的复仇意志，这不免给人不够深入或失之简单之感，而把鲁迅的反抗斗争精神等同于复仇精神也过于宽泛而失去了其“复仇”的独特性。

　　“心理成长说”是以西方描写青少年心理成长轨迹的所谓“成长小说”视角来解读《铸剑》的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作品中描写的复仇者眉间尺由戏鼠时的童心稚气、行刺国王时的优柔寡断，到毅然把头和剑交付黑色人的坚定果敢，这一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表现的正是鲁迅自己的心理成长过程。认为“眉、宴实为一体，二者乃是复仇者成长过程完成前后的两个阶段：年轻的复仇者在冷酷现实中深感绝望，不惜扭曲性情优柔的‘原初自我（眉间尺），修炼成了犀利冷严的‘社会自我（宴之敖者），从而获得向黑暗势力复仇的力量。……《铸剑》，是鲁迅新编‘故事之后，描述自己少年时期‘原初自我被迫无奈，发展出‘社会自我来的心理成长过程；‘眉间尺+宴之敖者=鲁迅。”{6}“《铸剑》正是为表达作者对生命成长的关心。而‘铸本是一个动词，‘剑是名词。铸铁为剑，剑是被铸造而成的，文本的隐喻意义即指眉间尺原本不过是一块生铁，但最后他被铸造成一把复仇与反抗之剑。……小说的内容就是表现眉间尺这把反抗之剑的被铸造过程，亦即写他的成长过程。”{7}“心理成长说”抓住作品中描写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情节来分析人物形象是可取的，但一味地强调人物的心理成长却不免有消弭或遮蔽作品中“复仇”这一主要情节内容所包蕴的思想情感的偏颇，而且把眉间尺和黑色人看成是同一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发展阶段也值得商榷。

　　“爱情宣言说”是从婚恋的私人化视角来解读作品的研究者提出的一种观点或看法。这些研究者主要以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为依据来推测鲁迅创作《铸剑》时的情感与心态，认为当时鲁迅是陷于爱情与道德责任的两难之中。许广平的火一样热烈的爱重燃了鲁迅已经“冻灭”了的爱情“死火”，然而，悖逆母亲的意愿遗弃朱安，又在道德与责任上使他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和社会舆论的重压。而《铸剑》表现的就是鲁迅在这种内心情感的矛盾挣扎中毅然斩断一切顾虑投向爱情的宣言。在小说中，旧婚姻构成了对鲁迅生命最沉重压迫的复仇对象。“《铸剑》正写于鲁迅决定终结犹豫，孤注一掷去追求爱情与生活，并付诸实施的转折点。”眉间尺“是一个行为与心灵都纠缠于现实，瞻前顾后，难于决断的现实物理生命。就在他‘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提剑迈向复仇目标时，却时刻担忧身上的剑伤人……对眉间尺的这些描写不正是鲁迅在迈向与许广平的爱情目标时对伤害朱安与母亲的担忧的写照？甚至眉间尺与老鼠的描写，都很能看出鲁迅对朱安既憎恨、厌恶而又可怜的心灵影子。……眉间尺的第一次努力失败后，决定把复仇地点移至不那么热闹的南门外，这与鲁迅为躲避北京的热议压力与面对母亲、朱安的心灵压力而南下又相当吻合。……眉间尺的优柔正是深陷现实顾忌之泥潭的鲁迅对自身之优柔的反观；断头则是与这一自我之诀别，斩断现实与心理顾忌之宣言。……《铸剑》是鲁迅两年痛苦爱情思量的总结；是鲁迅放下包袱、奔向爱情这一重大生命决定的诗性传达；是鲁迅的爱情宣言。”{8} “爱情宣言说”通过对《两地书》的细致解读与分析，对人们了解鲁迅当时的情感生活与心态变化颇有助益。但把《铸剑》中的国王看为是旧式婚姻的象征，认为眉间尺戏鼠时的心理及性格的优柔，表现的是鲁迅对朱安既憎恶又可怜的情感及在迈向与许广平的爱情目标时的犹疑与顾虑；眉间尺决定把复仇地点移至较为僻静的南门外暗示的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离京南下。这些论断都不免令人觉得有些牵强。

　　另外，从启蒙视角解读作品的研究者认为《铸剑》表现的思想内容是提倡启蒙而又对启蒙神话进行了解构。作品中向大王复仇的内容表现的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提倡民主与解放的愿望；民众们围观大王出游与出丧以及干瘪脸少年扭住眉间尺耍无赖等描写，则是对庸众麻木愚昧的看客心态的批判；而作品中塑造的清醒而决绝的复仇者黑色人形象，则是鲁迅在启蒙中所呼唤的“真的猛士”形象。然而，“复仇的过程确实是惊心动魄，但是复仇的结果却不容乐观。暴君的确在黑衣人和眉间尺玉石俱焚的决战中灭亡，但是杀死一个强权者只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广大人民被专制主义文化氛围所钳制的心理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变。在人的自觉意识没有得到完全确立之前，整个民族的奴性主义心理不可能得到改变，这实际上也就证明启蒙行动的无效，从而宣告了启蒙主义神话的破灭。结尾‘三头共葬的闹剧消解了复仇和启蒙的崇高，在一种近乎戏谑化的残酷中启蒙神话轰然坍塌。”{9}“启蒙神话破灭说”从反封建主义专制，批判庸众麻木愚昧的看客心理及呼唤“真的猛士”出现的启蒙视角来解读作品，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清醒的启蒙主义思想先驱，自投身启蒙之初，对启蒙就是既执著地坚守而又不断地反思与质疑。他一方面认识到“铁屋子”万难破毁，一方面又从不放弃打破这“铁屋子”的希望而坚定地与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进行着不妥协的韧性战斗。也就是说，虽然鲁迅面对启蒙的困境充满困惑与焦虑，但他又始终坚持启蒙的新文化传统而对新的希望进行着不懈的寻求。所以“启蒙神话破灭说”否定鲁迅对启蒙的执著与坚守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我们梳理并评析了学界解读《铸剑》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说，每种观点在各自的研究视角关照下都有其立论根据和推理逻辑，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每种观点又都只是关注了作品的某个侧面以求自圆其说，因而也均难以让人们普遍地认同或接受。其实这种认识的不同是由《铸剑》自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的确，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感都不是透明而单一的，而是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思想情感，从而引发读者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感受、认识与思考。

　　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思想左转之前，启蒙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所以从启蒙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铸剑》的思路应该是不错的，不过，笔者不认同小说表现的是“启蒙神话”的破灭，即对启蒙的否定或颠覆的观点，而认为《铸剑》表现的是鲁迅面对启蒙困境的困惑、反思与对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

　　就对启蒙的困惑与反思来看，我们说，虽然鲁迅始终坚持启蒙的新文化传统而对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进行不懈的揭露与批判。然而，他竭力要劝转“吃人”的人，呼吁“救救孩子”，要为人们吹熄封建礼教的“长明灯”却被当成疯子关押；他要為沉睡于“铁屋子”的人们打开一个窗反而被当成强盗赶跑了；他揭破封建礼教的虚伪反而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这让鲁迅认识到几千年来的奴化教育，使得奴隶道德文化已经积淀为国民的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是启蒙与社会改革所面临的真正阻力或障碍。无形而又异常强大的旧文化和社会习惯势力，使鲁迅在现实的启蒙中感到无可措手的困惑并对启蒙进行反思与质疑。《铸剑》中庸众争先恐后看国王出游，干瘪脸少年抓住眉间尺的脚把他拉倒和耍无赖，引来闲人们的围观，百姓们瞻仰国王的“大出丧”，他们跪在地上祭拜大王而诅咒眉间尺和黑色人这两个刺杀国王的“大逆不道的逆贼”。这些描写都形象地表明，在长期的奴化教育下已经普遍形成奴化心态的愚昧的民众既是启蒙与拯救的对象，同时又是维护封建专制和奴隶道德文化、阻碍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正是这种被启蒙对象的反启蒙性，造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把启蒙者置于尴尬与困惑的境地。这就是鲁迅在面对启蒙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反思与质疑。

　　就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鲁迅这篇小说所选择的独特的故事形态来分析。《铸剑》是对一个古代的复仇故事进行的“新编”，古代的复仇故事是这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素材，而对素材的选择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及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分不开的。我们说，古代的复仇故事很多，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仇的故事，伍子胥鞭尸楚平王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晋王三矢”之李存勖替父报仇的故事，孙膑复仇庞涓的故事等等。鲁迅为什么不选择这些故事而偏偏选择这样一个原本情节突兀且多有悖逻辑或难合情理的传奇故事来改写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这个传奇故事中自愿以自己的生命为筹码换取对国王复仇的情节，与鲁迅所思考的社会改革需要付出代价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小说中为了对残暴专制的国王复仇，宴之敖者不仅要求眉间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也割下自己的头颅才完成了对国王的复仇，即以生命的代价来摧毁封建专制暴政。宴之敖者身上即有鲁迅的影子。鲁迅作为一个时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他自然知道在改革中不仅要求别人付出代价，而且自己更要身体力行，以自我的牺牲换取改革的成功。这就是鲁迅对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这种思想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就表达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0}此外，鲁迅以“复仇”为题的两篇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也均表现了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愤激情绪与精神“复仇”。《复仇》写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手持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既不拥抱，也不杀戮。面对围观者只是“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里表现的其实就是启蒙者或改革者的殉道，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杀身成仁。男女为了警醒世人，对立直至干枯。“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即以自己的死为代价，看着看客们的陋习被瓦解与歼除。这种精神上的较量与歼除，就是一种“无血的大戮”。以牺牲自己而换来看客的陋习被瓦解与歼除，完成了一种终极的抗争与“复仇”，于是精神“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就是先驱者为社会改革而甘愿付出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钱理群说：“真正伟大的复仇者，必定是伟大的牺牲者——请看鲁迅。”{11}可谓对鲁迅复仇精神的最贴切的解读。《复仇》（其二）写耶稣为了使他的同胞从罗马帝国和本地奴隶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宣讲“福音”，由此被统治者视为危险分子而处以死刑。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的同胞们却对他百般地侮辱与戏弄，他在受难中却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最后在死亡的体验中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对杀人者或旧的强暴势力来说，耶稣的死意味着以死来做终极的抗争和“复仇”，而对他的可悲悯又可诅咒的同胞来说，他的死，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以期最后完成自己警醒同胞们的责任和使命。散文诗中鲁迅正是借助耶稣这一宗教殉道者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在启蒙中所遇到的困惑与尴尬时的复杂的思想情感和甘愿以死来抗争与“复仇”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说，《铸剑》中所表现的社会变革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思想，与两篇以“复仇”为题的散文诗所表现的先驱者为社会变革而甘愿付出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为窃火给人类，虽遭天帝之虐而不悔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牺牲精神。

　　以上我们解读分析了《铸剑》的思想主旨，下面再简略分析一下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如果从启蒙的视角来分析，小说中的母亲、眉间尺及围观国王出游和“大出丧”的民众都是被启蒙者，不过前者因怀有坚定的复仇信念而能够接受启蒙，因而得到作者的同情与赞赏；后者则是因长期的奴化教育而浑浑噩噩地信守奴隶道德，他们难以接受启蒙反而不自觉地在维护专制暴力统治，因此作者投给他们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之情。小说中残暴的国王及其帮凶王公大臣们则无疑是封建专制暴政的罪魁祸首，是作者主要揭露和鞭挞的对象。而小说中带有神秘色彩且言行超越世俗与常理的黑色人——宴之敖者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值得仔细分析与解读。这个来自神秘的“汶汶乡”的黑须黑眼身瘦如铁的黑色人似乎洞察一切，他不仅了解眉间尺的家事和急于复仇的心理，而且也对国王的行踪与性格爱好了如指掌。他非常理性地提出为眉间尺复仇的条件是需要用眉间尺的头和剑。他抓住国王因无聊而要寻求刺激的性格弱点，假扮杂耍艺人接近国王最终和国王同归于尽而完成了复仇。有研究者把黑色人看为一个形而上的复仇者，认为：“黑衣人却是专职的复仇者，是复仇的精魂，也就是说，他并不针对具体的人与事实施报复，而是指向一切的人间不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形而上的复仇者。……对黑衣人来说，复仇并不需要世俗的理由，也不是出于同情心，从某种意义上，复仇是他存在的终极根据或根本意义。……黑衣人其实正是鲁迅人生哲学的外化。”{12}也有研究者把黑色人与行侠仗义的游侠相提并论，认为“作者借《列异传》与《搜神记》中一则传说故事，以非凡的想象力，塑造了黑色人宴之敖者这位剑艺娴熟、大智大勇的侠士形象。……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可以说就是鲁迅精神气质的外化。”{13}其实从启蒙的角度看，黑色人是带有鲁迅这一与旧营垒彻底决裂的启蒙主义思想先驱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理想的启蒙者。他一身青衣，“须眉头发都黑；瘦的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而且他自称“名叫宴之敖者”{14}这一鲁迅自己曾用过的笔名。此外，黑色人洞察一切的清醒与因拥有真理和正义而无所畏惧的决绝，又与鲁迅在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所呼唤的“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使天地变色”的“叛逆的猛士”{15}何其相似。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把自身的形象气质赋予了这个黑色人，而且在其身上还寄寓了“叛逆的猛士”的理想人格。

　　黑色人超越世俗与常理的言行表现的正是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与旧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情感与现代理念。比如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对话：“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阿，你不要用这样的称呼来冤枉我。”“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义士、仗义、同情，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都是高尚的品格与情操，为什么黑色人被称为“义士”却感到是受了冤枉，认为仗义、同情“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呢？为什么传统观念中孤儿寡妇这被同情的对象被黑色人认为是“受了污辱的名称”呢？这是启蒙思想先驱站在人格独立与人权平等的立场上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的现代性反思。在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传统道德标榜的所谓义士、仗义、同情等是奴隶道德的产物，不具有人格独立与人权平等的现代意识。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依据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学》中提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哲学概念，把传统的忠孝节义看为奴隶道德。他说：“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16}在尼采看来，主人道德以“好”与“坏”作为评判标准；奴隶道德以“善”与“恶”作为评判标准。主人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骄傲、主动；而奴隶道德的主要特征则是自我否定、怜悯与谦卑。尼采鄙视奴隶道德的怜悯与同情，认为被同情被怜悯是一种莫大的人格侮辱。尼采这种伦理哲学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已有所了解，鲁迅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就吸纳了其中强调人的独立个性与反对奴性的合理成分。按照这种人格独立平等的道德评判标准，被同情被怜悯是一种莫大的人格侮辱，所以黑色人认为传统观念中作为同情的对象的孤儿寡妇是一种“受了污辱的名称”，认为仗义、同情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弱者人格的侮辱，而一些人打着仗义、同情的旗号捞取名誉或希图感恩和回报，则更是使仗义、同情“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而“义士”这一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义薄云天的侠客形象，在鲁迅看来早已被异化为巧滑的奴才式盗贼、鹰犬或流氓。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鲁迅揭示了侠的历史演变和实质：“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17}传统的“义士”在鲁迅看来早已蜕变为奴才、盗贼、鹰犬或流氓，所以眉间尺称黑色人为“义士”时，黑色人会说：“阿，你不要用这样的称呼来冤枉我。”其实，鲁迅在散文诗《求乞者》和《过客》中，也表达了否定同情、怜悯与布施的思想情感。在《求乞者》中，作者面对求乞哀呼的孩子不怜悯、不布施，并且连布施之心都没有而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表达的也是鲁迅站在对封建文化批判的立场上鄙视奴隶道德的同情与怜悯，而不是鲁迅缺乏怜悯和关爱之心，更不是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冷漠和无情。他拒绝布施，包括他拒绝给予别人布施和拒绝别人对他的布施，是因为在他看来布施和怜悯是认同和助长奴隶道德，并且给予谁布施和怜悯就是对谁人格的侮辱。再如，《过客》中的过客说“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这段话也是鲁迅否定奴隶道德的一种表述。因为在鲁迅看来，怜悯、布施，感激和爱都是奴隶道德，谁对自己实施怜悯和布施就是对自己人格的莫大侮辱，而自己如果接受了别人的怜悯和布施也就是认同了奴隶道德，接受了侮辱。《求乞者》《过客》中的这些怪异的表述与《铸剑》中黑色人的怪异言行是一脉相承的，均是鲁迅对旧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与否定。所以，黑色人既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复仇符号，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形象，而是投射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个性气质与人格理想的启蒙者形象。

　　总之，笔者认为，《铸剑》不是简单地表现鲁迅的复仇意志或心理成长轨迹，也不是表现“启蒙神话的破灭”或鲁迅自己的“爱情宣言”，而表现的是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与对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小 说中为了对残暴专制的国王复仇，黑色人不仅要求眉间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也割下自己的头颅才完成了对国王的复仇，即以生命的代价来摧毁封建专制暴政。鲁迅作为一个时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他知道在改革中不仅要求别人付出代价，而且自己更要身体力行，以自我的牺牲换取改革的成功。小说中的黑色人正是投射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个性气质与人格理想的启蒙者形象。

　　注释：

　　{1}{17}《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第159—160页。

　　{2}{3}《鲁迅全集》第14卷，第17页、第385—386页。

　　{4}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5}{12}刘复生：《复仇的哲学——再读鲁迅？骉铸剑？骍》，《新东方》2013年1期，第73页、第73—74页。

　　{6}徐渭：《？骉铸剑？骍：心理成长的隐喻抒写》，《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5期，第79頁。

　　{7}隋清娥：《？骉铸剑？骍中“剑”意象与成长主题论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第21页。

　　{8}邱福庆：《？骉铸剑？骍：鲁迅的爱情宣言与生命宣言》，《龙岩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79—80页。

　　{9}吕江会：《启蒙神话的破灭 生命意识的升华——鲁迅小说？骉铸剑？骍主题解读》，《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4页。

　　{10}《鲁迅全集》第1卷，第171页。

　　{11}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194页。

　　{14}1924年9月21日，鲁迅为《俟堂专文杂集》写题记用了“宴之敖者”这一笔名。据许广平记述鲁迅曾解释这一笔名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见《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15}《鲁迅全集》第2卷，第226—227页。

　　{16}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第2页。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