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琪

　　文学史的最初发展阶段，女性形象大多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女性主义文论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中，曾经概括过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文本中通常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形象往往被描述和塑造成这样两类：天使和妖妇。”书中作者认为天使类的女性迎合了男性的趣味，而妖女则表现出男性对于女性的不顺从的厌恶，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这种二元对立划分显然是片面的，也是被女性主义所诟病的。事实上，在人们极力破除二元对立，希望以更多视角去看问题的今天，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圣母或坏女人。这甚至应该从更广阔的人的角度上来说，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与坏人之分。尤其是，理想中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就是展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但文学在竭力审视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无法摆脱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命运，语言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因而，文学可以无限发掘人性的深度，也可以依照某种思维定势自主过滤。

　　而且，不仅男性中心主义在建构着女性形象，同样，女性主义有时也会根据自身的理论范畴，或是为了破除男权主义的禁锢，而对女性形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想象、夸大和变形。比如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写到花木兰白虎山学道，后来女扮男装带兵出征的一段故事，从这种男性化的女性想象中可以看出她因双重身份导致的文化焦虑和性别焦虑。再如女性主义提倡女性独立，摆脱男权和家庭的束缚，因而鼓励女性能像“娜拉”一样洒脱地出走，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但是，现实情况却为这种狂热的呐喊浇了一盆冷水，女性的“出走”真的可以那么轻易而又洒脱吗？“出走”之后的生活如何？女性不出走真的只是来自男权和社会的规约吗？

　　当意识到女性尽管可以被建构，但还是必须要生活在现实中，女性主义开始从最初激烈地破冰阶段，转而进入建设自身的过程，激进的甚至可以说是略带焦虑的态度逐渐被一种更加从容、理智的态度所取代。这种态度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主义写作上，表现为一种对女性形象“朴素的建构”的发展趋势。这种“朴素的建构”指尽可能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无论是男权中心主义，还是政治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尽可能少地受到来自作家个人主观意识形态的限制。作家跳出既有的理论框架、思维局限和性别焦虑，也不再为了迎合某种目的或标榜某些理论而对女性形象添油加醋，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更广泛的女性主体，去关照她们的处境、命运，她们两性关系中的地位等。这样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是没有标签的一类女性形象，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女性。她们不被意识形态所建构，她们会受时代、社会变化的影响，她们也可能不是那么自立，不是那么具备自我意识，没有那么清高等，但她们却是女性中的大多数。这是作家突破自身经验与评判局限，而开始有意识地关照和认可多样化的女性生存方式，也体现出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眼界的开阔和心气的平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空间得以扩展，开拓着女性主义文学的道路。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就借王琦瑶这一形象，展现了解放前夕到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这一段社会历史动荡期中，小市民女性的生存历程。在小说中，去意识形态化首先表现在社会历史中人物的命运书写。与以往作家对这段历史时期描述的侧重点不同，王安忆避开了造成这段时期动荡不安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将重点放在时代波峰浪谷之下，有着自身生存逻辑的小市民身上。他们几乎很少主动参与到社会变化发展之中，只是被动地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在历史大潮流中不断被裹挟，也不断调整转化自身，努力接受、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作品展现了市民阶层最实际，也是最普遍的生活逻辑。积极加入革命的毕竟还只是社会上的少数，反抗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

　　在小说中，作家还为王琦瑶的命运发展设置了一个对照，即投身革命与政治事业中的蒋莉丽。解放以后，上海进入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王琦瑶头顶上“三小姐”的光环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短暂的风光之后，她又回归为一个普通人。这时，她仍然选择停留在市民社会之中，在风云变换下，固守着原本的生活方式，安静地生活。小说中写她穿着旗袍给人打针，工作之余，打打牌，喝下午茶，与朋友聊天，召集“沙龙”，时不时追忆当初的风光与荣耀，依然是一派旧上海的样式。文革结束后，王琦瑶怀念的旧上海生活方式恢复了合法性，她内心的生机被重新唤起，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已经不再是王琦瑶的时代，而是她女儿、更年轻一代人的时代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新时期的上海也远不如旧上海精細、有腔调了。

　　王安忆突破个人经验的局限，她希望王琦瑶不只代表她一个人，而是上海弄堂女儿群体的化身，甚至是上海这整个城市的缩影。可以看出，王琦瑶身上有王安忆自己的影子，但绝不仅限于此。“提着花书包上学的，跟着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乱世佳人》的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这体现了女性写作“个人化”向“群体性”观照的转变。

　　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是一本“口述实录”式的长篇小说，更是从私人化写作的以自我为中心到群体性关注的自我去中心化。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写作就是以个人化写作为开端的，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代表，她们以一种极其大胆而又坦荡的私人话语，开启了女性大胆表达自我的历程。但很快人们对这种写作表示出了担忧，进而上升到对女性文学未来发展走向的忧虑。《妇女闲聊录》可以说是林白的一次彻底地敞开。以往林白也是在敞开，但是她只是在叙述自我，而《妇女闲聊录》则是林白开始从自我中走出，叙述他人，甚至将叙述的主导权直接交给被叙述的对象。小说中，是对一位名叫木珍的操着湖北方言的进城打工女的两次口述实录，主要讲述关于她的家乡一个叫“王榨”的地方的人事与风俗以及她进城打工的经历。作家只是以记录者的身份存在，保留了木珍讲述中的方言俗语，甚至是颠倒的逻辑，尽可能地保持讲述的原始样态。这种写作实践对于林白的意义是巨大的，她跳出个人的圈子，破除了来自自身的意识形态禁锢，开始认可更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她的视角仍然是女性主义的，她关注的仍然是女性群体，但更加成熟也更加平和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因此更加丰富多样，木珍能说会道，泼辣直爽，是与内向敏感的多米迥然不同的人物。

　　小说中，也展示了“王榨”村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农民进城打工的生存处境，以及人员分流对农村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伦理的影响等。文学所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去发现，进而将其表达出来。这样的“放手叙述”，也是作家的有意而为之，客观的艺术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作家在选取和塑造女性形象时，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倾向，意识形态完全的真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女性主义写作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应该不断破除各种局限，关注到最真实、最普遍的女性群体。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