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王国维性格之变化，不在大起大落，如早年在家乡海宁，虽“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陈守谦《海宁人物资料》第一辑，海宁市政协文史委、海宁市文联编，第39页）。此是1893年的事，然事隔四年的1897年8月，王氏又去杭州“参加科试，并名落孙山”（同上，第40页）。又，其十九、二十岁时，目睹耳闻“公车上书”“变法维新”，便热血沸腾，内心积极响应，触发了“自奋新学”的念头（王国华：“中日之战，变政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同上，第39页）。然也就在王氏被封为“南书房行走”（五品）后，便于皇室之情笃深。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部鹿钟麟、张壁率军围紫禁城，逼走溥仪，王氏“当前岁宣统出宫时，先师见其主受辱，坐视无策，即有自杀之心，幸为家人严视得免”（同上，第73页）。此是王氏学生戴家祥所记即时之景。而无意科举的王氏，入宫之后，尚有《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对“亡朝俯仰低回，凄婉备至，对慈禧褒美有加”（夏中义《九竭先贤书》，第43页）。凡此，要保持客观、历史地对待与认识王国维，必须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也持患得患失性格之人。我们不必过分去求全责备。若把王国维当成有活思想的人看待，其入宫又赐紫禁城骑马等优厚待遇，则恐一般人便都会趋之若鹜的，王当然也不例外。如此去看，那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事，为此，说其“殉文化”，也就显得有拔高之嫌了。
事实也正如此。王国维先是受潜明病逝，后是儿媳被亲家带回（“大归”），之后又是经济日趋拮据，再是革命即至，叶德辉被砍头等。一连串的惨事恶信，全在一个时期接踵而来，这不啻给一个具有思想的生命，施加上了一份灵魂上最残酷的拷打。作为王国维的女儿，她让我们在《家事》中听到了一个正直客观的声音——“综合”说。这也正和我在1997年撰文《对王国维殉文化说质疑》的观点不谋而合（《圈外野论》），第202-20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内中另一观点亦是认为陈寅恪之“殉文化”说是惺惺惜惺惺）。至于东明老在《父亲的后事》一节中提及王氏事后，罗振玉在溥仪处请谥王氏为“王忠悫公”，并递呈王的一份“遗折”：“‘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家事》，第47页）这里不妨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若罗在王死后百感交集（注：是自杀而不是终老），特别追忆起二人一段不可估量的学术友谊以及缔结婚姻亲家的友谊岁月，人性春深，那么，也极有可能罗的伪造遗折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是想给自己的儿女亲家王氏日后留下一个在自尽基础之外的忠君好名（罗振玉的文化背景与他认定的文化语境也确如此），同时也弥补罗氏自己对王氏所处不是的负疚之感，作为儿女亲家与学术同盟，从人性的角度去揣测此说也不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仔细斟酌，罗为王请谥对自身之利益并无什么大的意义）。相信这一假设，东明老见之亦不会斥责，因为，她在其后《父亲轻生之谜》一节中，十分厚道地谈到其嫂孝纯及“大归”之说。首先，东明老给罗氏携女归家定性为“较为合理”，此是：一、在此事发生前，两家“并无失和迹象”。二是“其时父亲丧子，大嫂丧夫，都是在哀痛过渡的时候，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舔犊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三是“大哥过世，大嫂二十四岁，可以说心智尚未成熟，在顿失依靠的时候，既无儿女可守，那么最信赖的，当然是父母。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又曾云：“她（指大嫂孝纯，筆者注）曾是大哥的爱侣，大哥早死，连子女都没留下，命运的坎坷，怪可怜了……”（《家事》，第54-55页）笔者读至此，不禁热泪盈眶，东明老在事隔八十五年后的今天，仍能如此客观并十分良善地提出此三大要素，足见完全是秉承其生父王国维之“性情敦厚，怀旧之情殷笃”的血脉而生其客观宽容之见。此说不啻增高了《家事》的历史价值与学术地位，亦见此宽容厚道之王氏优良家族传统，至今一直延续于王氏后代。对此我是深有感触，如王国维的重孙，三子王高明的孙子王亮博士，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他撰文言其曾祖父在家自学，只读家中三四箧书的论点，我曾撰文与他商榷，事后在由我们王国维研究会主办的纪念王仲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他主动过来与我洽谈，并诚恳地提及“商榷很好”。王氏孙女王令之（王国维六子王登明之女），在读到王雪康撰《安化王氏宗谱》初稿时，见内中实际情况有出入，也只是多次打电话敦促我能与作者沟通，而从未予以施加压力和阻拦之说。更有甚者，王国维孙儿王庆同（王国维二子王高明之二子），前年在海宁一医院做胃镜时，医务操作者不慎把假牙跌落入了气管，最后导致大出血而死。其家属多人在场，也只是哽咽悲愤中与医院争辩说理，而无“医闹纠纷”之迹，最后亦不了了之。王氏一门良善宽厚之日常行迹，可窥一斑。其与安化王氏之家训：“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尔后人诚能修德行道，事事本之忠孝”是完全相吻合的（王雪康《安化王氏宗谱》，第37页）。
《王国维家事》中《记忆中的清华园》一节，让我们终于搞清了王国维当年住清华西园的一些细节。一是住宅，有趣的是房间17、18号是左一头右一头隔开的，而16、18才是紧依相傍的两间。也知道王氏在坚守国学的岁月里，其日常生活又是与西方科技紧密配合，如卫生间、浴室、大玻璃窗。它同时也忆及忧郁整日、严肃不言笑的王国维先生，其实也有潇洒快乐的一面，如在家中养一猫十分喜爱，一闲下来就让猫跳上双膝去抚摸之。二是一次家庭春游，王国维骑驴上山，玩得可高兴呢。三是见之女儿东明，时常脱口而出“你是米里拣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早先四位女儿都夭折），喜不自禁，宠爱有加（《家事》，第7页）。此外，君不知王氏尚有一首“艳词”《蝶恋花·窈窕燕姬》，时刚到北京住罗振玉家，罗家对面有一老虎灶（茶店），店主女儿少女春色，美自动人，王便自常走动，并作词云“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爱美之心怦然而动，足见外貌被古板所包裹的王先生，其内心深处，与常人一样的春趣盎然。这样的细节，还在于“侨居日本时，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为罗振玉整理从国内运去日本的藏书及古物。父亲与罗朝夕相处，相互切磋，也结识了几位国外学者，受益颇多”（《家事》，第9页）。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亦说：“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氏《殷墟书契考释》（1915）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裘锡圭《文史丛稿》，第150-151页）正由此，东明老对这二位国学巨擘的评介是：“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成就方面，两人齐名。”（《家事》，第34页）此结论一读之，在感激东明先生的大度之下，不由我猛然想起尔今近年大陆掀起国学热，不少获之皮毛的国学研究者（包括某些大学的教授），或一厢情愿，或故作高深地在行文与宣讲中多次独出心裁地提出，王氏乃中国国学第一大师。这完全就是以偏概全的不负责任之说。因为在学术上，其实是永远不可能排第一第二的。譬若就拿清华四导师来说，梁启超擅长史学，王国维擅长甲骨经学，陈寅恪擅长梵文巴利文，赵元任擅长音律语言学，此四门学问，皆是各人自成高峰，即为中国国学四座高峰，决无哪座山峰高哪座山峰低的可比性，也绝不能孰前孰后的去排列。
再有，清华园除此四大导师外，尚有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他的引领，使中国考古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他本人也赢得了世界声誉（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张岱年晚年曾说，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杰出者，史学方面首推陈寅恪，文学方面则是王国维。亦无第一第二之分。而在1926年2月27日第368期《清华国刊》中，梁启超与蔡元培又被清华学子公推为“新中国柱石十人之首（梁）和第二位（蔡）”（《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第135页）。可见见仁见智之荣誉，其实不可能以绝对之势排定在某一个人身上的。窃以为“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新史学的发端者；王国维、陈寅恪是新旧交融，中西贯通的一线学者；而李济则是中国考古学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是其奠基者和掌门人，被尊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样的说法，尚是恰当和合理的（《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第144页）。
若换一角度去说，即令王国维硬被排在第一，那么请问，他有赵元任在语言学音韵学方面的天赋与学术成果吗？他有陈寅恪的梵文巴利文水平与佛学学术成就吗？他有梁启超的与时俱进思想与授课天赋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更何况梁启超在经史甲骨方面的某一部分成就，陈寅恪在史学方面，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成就，均可与王国维之同类学术成就比肩。这一排名法，还使我想到前年在国内出版的一套《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此书被不少媒体称之为中国第一套王国维先生的全集，不禁令人好笑又气愤，其实，在这套全集出版之前，台湾已分别在1968年由文华出版社出版了《王观堂先生全集》和1976年由大通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先生全集》。中华书局也于1984年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为逐新名，不顾旧史，此种学术笑话，其实是不该发生的（浙江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全集》，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收集最全的《全集》。该《全集》的前期资料收集工作，我曾协助华东师大房鑫亮等先生）。
对于王氏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特别是在海宁如何接受这个独特人文环境的熏陶，如何接受亦儒亦商的乃誉公对其的耳提面训，王氏后裔中王令之女士在八十年代初，曾做过努力与研究，也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她曾在江苏一高校任中文教师，并担任过该学校王国维研究室的主任一职。在1997年清华主办的王国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做过王国维青少年成长的专题发言。我们海宁王国维研究会也曾请她来海宁作过“王国维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与成长”专题学术报告。而我遵镇西兄之命，正欲为即将付梓的《王乃誉日记》写点小文时，晚八点半左右，恰好王令之女士为我会王雪康老先生编撰《安化王氏宗谱》，专门来电话与我谈对该书的肯定及需修改的相关意见时，告诉我说，为《宗谱》中一些史实问题，曾几次专门打电话去台湾姑姑处（即王国维先生的现长女王东明女士，先生之原长女为明珠，1909年7月生，1910年2月亡），因其已一百岁了，耳朵不太好，所以费劲打了几次电话。同时，尤为我所振奋的是，王东明老至今还记得我——海宁王国维研究会的王学海，这于一个百岁老人，且又是远居台湾未及再次谋面的老人，是多么地不易！我知道，东明老记得我，是源于1997年我去清華大学参加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那个会上，东明老带有一篇文章，对陈鸿祥先生所撰《王国维评传》颇有微词，原因是陈在此书中多了些采访罗振玉后裔的记述。我与陈先生其时正好同居一室，陈闻讯东明老就住在我们隔壁，便萌生了去当面接受批评并可望解释之念，我其时年轻，当然好动，于是就陪同前往（此前会上报到时我与东明老已先有接触，对于家乡来的人，特别是“研究王国维”的，东明老她更为热情。所以我陪陈先生去东明老处，自我感觉她不会给我等难堪，陈先生也觉得有我去更好些）。不料叩门进去，东明老非但没有责怪陈先生的意思，反而感谢他“为父亲写传而劳神”，又对陈先生说“我这文章（指东明老会上发的那篇文章）写得不妥，你多指教。”直引得陈先生连连对东明老躬身示歉。尔后，又由东明老提议，要我与陈先生陪她“去西园找一找与父亲共同居住的旧屋”。于是我们仨就一路由宾馆出发，往西园寻旧屋而去。因毕竟东明老在清华住过，所以路很熟，很快就来到西园。但待到旧屋附近时，东明老又西进东退地犹疑了，原因是有的地方已被改变了，不好认。当时东明老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说“又像又不像”“是这里又不是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原旧屋几易主人，几经改建，门窗等均已面目全非，有的地方又搭建了屋外小屋，确不易辨认。当然，最后她还是确认了那几间旧屋，我们仨也在旧屋前分别拍了照片（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中作者与王东明老的合影，就是我当时拍摄的）。想不到东明老事隔十五年，还能记得我这个人，真令我万分感慨。
对于王国维在戏曲方面的研究，东明老在《家事》一书中说了一句非常真诚的话，说王国维“却从来没有见过他去看戏”（第36页）。是的，正因王氏从没去看过戏，所以王氏对戏曲的研究，仅是停留在文本（戏曲史之资料）之上，未能对戏曲本体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所以《宋元戏曲史》之伟大，不在对中国戏曲的真正的全面研究，而在于王氏搜集资料整理后，把昔日在茶坊酒肆演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提升并将它摆入了文学的神圣殿堂，让“下里巴人”成为了“阳春白雪”。鉴此，国学巨匠张宗祥才会在其《中国戏曲琐谈》序言中既真诚又坦率地说：“……朋友中有两个人，可惜现在均已亡故。一个是王静安国维。他是专注书本研考古代戏剧的，有《宋元戏曲考》《曲录》等书。一个是吴癯庵，他是专从声律、曲谱上研究音韵唱法的，有《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书。静安博而不切实际，有一点中国书生的老脾气。癯庵倒是一个音律专家。但是，他们俩都用心在历代的曲本，从不肯回顾头来着眼到徽、汉、京的种种戏剧……”（《中国戏曲琐谈》未刊稿，现藏浙江图书馆善本部）。此论经我数次在有关学术会议上传论时，还不时受到质疑。今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8日《书品》专版）上刊有吴晟先生对陈建森君《宋元戏曲本体论》的评介中说：“王国维对宋元戏曲如何演，何以如此演未能予以揭示，这便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局限或者说遗憾，也是他留下的戏曲史难题。”于此，王氏在《宋元戏曲史》定义看一出戏之好坏，在于“意境”一说，对于戏曲本体而言，我们若深入便有质疑自出：意境在戏曲演出之本身中如何框定？意境之剧（曲）本的意境与演员演出的意境是一个概念，还是由剧本而演出的重生的新概念？若是，意境是唯其一还是生衍其二？意境与剧情冲突又该作何解释？还是意境专指该剧演出过程中出现能诱发观众产生审美联想的即时场景？抑或指演出整个过程后升华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尾声？如此等等，我想以诗词审美之意境，入列戏曲研究的百搭式的审美论，是大有可予研究探讨甚或质疑之处的。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东明老在《家事》中写道：“另又闻，在海宁举办了纪念王仲闻学术座谈会。王仲闻（名高明）是我的二哥，从小喜爱古诗词，后来不断钻研古籍，颇有成就。他培养了个孙子，成为复旦大学古籍部的博士教师。此两信息告诉我，父亲的学术、我们的国学、他的事业后继有人。”（第209页）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明老言及的在海宁举办纪念王仲闻学术座谈会，是由我会主办的，地点在海宁张宗祥书画院（故居）艺术沙龙，会议正式名称为“纪念著名词学家王高明（王国维之子）逝世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时间为2009年11月12日，专门邀请了东明老提及的王亮博士（即王国维重孙，王仲闻孙子）前来与会，会上，首先请他作了《王仲闻先生生平著述简表》的专题发言。在此会上他还带来了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的16开本的《全宋词审稿笔记》（手迹影印本）送我。而此会前，与我过从甚密的王国维孙儿、王仲闻幼子王庆山（王亮之父，1937年生），亦给了我一篇《追忆我的父亲王仲闻》的纸质稿。（庆山先生曾多次来海宁找我商量，计划在海宁盐官，现王国维故居的西面和北面，敦促政府建立静安国学院和王国维纪念馆，他本人也愿意居住现故居内，指导这一计划方案的实施）王庆山“二十岁就被错划右派，流放新疆（2000年返沪定居），度过了数十年的屈辱生涯”（《追忆》）。然尽管处境十分不好，他仍敢说敢顶，毫不示弱。在王国维一支的后裔中，也只有他在如此险境当中，仍能刚直不阿，仗义执言，充分表露出了其傳袭先祖王禀、王沆之刚烈性格。庆山先生经常向我谈及，其父1969年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朱、谷当时是中国邮电部的正副部长，王仲闻是收发报员，与他俩是旧日同事）。王当时家中有一台收音机，机中有一只电子管据说可移作收发报机上用，于是，特务之嫌便顿时成立。在居委会（那时其父工作已被开除）被昼夜批斗时，曾去过他父亲王国维轻生的地方颐和园鱼藻轩，并也亦曾想在那里投湖自尽。“只因游人如织，只好放弃‘效止水之节。当时家里只剩下一间房，为避免对母亲的直接刺激，他喝了大量的敌敌畏，死在院内的公共厕所内。”（《追忆》）自然，今日已是阴霾尽扫，阳光灿烂。王国维之学业亦后继有人。王仲闻其孙王亮出生于1971年，1989年从新疆考入复旦大学，之后硕博连读，投奔著名古典文献学教授吴格门下，研究课题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攻古典版本目录学。现被文化部聘为古籍珍贵名录评审集部专家组成员。他曾于2007年去耶鲁大学访学，回来还送我耶鲁大学自制的木质名片盒。近年主要撰写《复旦大学藏稀见方志丛刊》提要十种等，并重新整理曾祖父王国维的往来书信。王亮其性格与王国维颇相似，言出温和轻声，不善言谈，内向。2012年12月，海宁市文联王国维研究会换届，王亮博士应邀到会，并被聘为新一届研究会顾问，同时被聘为顾问的还有中国著名训诂学专家，与王氏同宗的北师大资深教授王宁先生等。
令人欣慰的是，东明老远在台湾，能清楚地知晓家乡“已成立了王国维研究会”（《家事》，第207页）。这对于我这个担任海宁王国维研究会会长已十多年的后学来讲，无疑是一声最温暖的精神之慰。需指正的是，东明老在书中言及“2004年在海宁成立了海宁王国维学术研究会”显然是笔误了，该会正式成立日期是1993年1月3日下午，成立地点是在王国维先生的故乡海宁市图书馆三楼会议室，该会性质是海宁市文联属下的一个协会，第一批会员为38人。所以，当《家事》一书刚从网上载息，我便以最快的速度网购而得，似获至宝。此举亦使王氏曾孙王亮在微信中给我感叹：“本想惠赠一册，不想你下手如此之快。”
责任编辑 刘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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