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草

　　一

　　今日节令大雪。大雪日，成都从未有过雪。却也是让人期待的。

　　早晨拉了窗帘，看见一派白茫茫。楼下的树染白了，对面的楼群影影绰绰，晴天能看见的青城山，已经雾化了……是雾霾，铺天盖地。

　　临了两张《石门颂》，安宁许多。顺手蘸了淡墨，在半张毛边纸上画了窗外漂浮的景致。再添了一条蹲伏的狗，还是用手机在云南小镇上随手拍下的。可怜的狗，把它从滚烫的阳光下，移植到了阴冷、寒湿的雾霾中。表情也从惬意、慵懒，换为相当的无奈。

　　书桌上搁了本硬壳的《唐诗百话》，足足800页，扉页上有发黄的云朵似的水迹，可能是屋漏的雨水，上边留着我的字：“1991.9.29.成古。”成古，就是春熙路上的成都古籍书店。现在早就搬迁了。书价是6.55元，当时颇不便宜，而且到手时就不是全新了。但店里就剩了这一本，还是买下了。这么多年，常放在顺手的地方，没事翻翻。它不是辞典似的常识，而由若干随笔构成，文人气、才子气很重，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作者施蛰存，作家、诗人而翻译家、学者。但即便如此，也耗去8年，从72岁写到了80岁。七八十年的心得，七八个春秋的冷热，都在书里了。

　　书中也有些小错，譬如，他写杜甫“安史之乱”后，“便回到成都”。而杜甫不是成都人，他漂入成都，不是回归。写开元九年，“王维以状元及第”。而王维进士及第，但并非状元。写“汉朝的名将周勃，字亚夫，驻军在细柳营”。而亚夫其实是周勃的儿子。等等。

　　读到这些小错，我颇感慨。知识浩瀚，施老先生尚且不免出错，可以想见，我从前写的东西，不晓得错过了多少。

　　但换个角度看，这些小错，也使老先生的书，有了点手稿的趣味。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就有一鼓作气书写带来的错漏和涂改。

　　我这本《唐诗百话》是首版。再版时，估计这些小错已被纠正了。

　　写书是养人的，尤其是玩味古典诗歌。施蛰存就活了98岁，不易而易。他经历许多乱世、凶年，蛰而存之，却也易而不易。

　　《唐诗百话》讲的最后一个诗人，是江淮名妓徐月英，录了她一首仅存两句的诗：

　　枕前泪共阶前雨，

　　隔个窗儿滴到明。

　　二

　　我的居住地，是成都远郊的一座小县城；再细说，是这座小县城郊外的一个居民区。距任教的大学，30多公里的距离。这学期，辞掉了所有的课，专心创作。常有朋友、学生问过我，你的日子是咋过的？

　　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的某一天，（而非每一天）：七点起床。喝一杯白开水，窗边呆望两分钟。早饭后，喝茶，写字，临汉碑《石门颂》两张。开电脑，唤醒昨天搁置的小说，续写，就像织一根长长的、看不到完工之日的围巾。或者是画画，仿佛一个修葺寺庙的泥瓦工，日复一日地涂抹。下午两点，简单午饭。饭后，偶尔困倦会排山倒海般袭来，就蜷在沙发上睡会儿。醒来出门散步，跟街边卖菜的老太婆聊聊庄稼，收成，雨水，征地，搬迁。回屋拾起活路再做，写作，画画。重复、重复……跟电脑、字、色彩较量，也是跟神经较量，祈祷不要成为神经病。八点晚饭。饭后摸黑散步。回家阅读。永远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作家、艺术家都是在酒吧中泡出来的，耍得越巴适，写得越漂亮。

　　那是秋天的事了。

　　入了冬，街边风飕飕地吹，卖菜的婆婆一个个少了。偶尔来一个，眨眼不见了，宛如麻雀，脚一点地，扑棱棱就飞了。

　　前些天学校有事，我回去了一趟。饭后先去了弘文书店斜对的一条死巷子，其实只能算半条缝，里边挤了两个配钥匙的小摊摊，都是女师傅。其中一個我认得。十多年前，嘤鸣苑小面馆外边，有排破旧房子，她在那儿租了间铺面卖水果。有个女儿，活泼开朗，大概念小学二年级，最高兴的事，是拿了母亲给的两元钱，搭38路公交车进城，去西南书城，坐地上看半天课外书。后来，旧房子拆了，她似乎改了几次行，但依然在校园里做活路。我请她给我配一把车钥匙，备用的。随口问，你那个爱读书的女儿呢，咋样了？

　　她随口答，低声而低调：还在读……读研，西南财大。

　　三

　　大雪过后十多天，天气一直阴沉，雾霾持续不散，就像灰色的异兽，贴着楼壁，攀援而上，拍着窗户要进来……很可怖。最低气温降到了2℃，对于南方，意味着寒厉的日子早到了。

　　坐在家里读书、写作，简直就像泡在冷水中一样。好在，去年搬到郊县的新居后，安置了暖气。我把暖气设置到了23°C。

　　但在屋里窝久了，感觉像一棵热带旱季的植物，蔫极了。

　　终于裹上羽绒服，出了门，下楼去小区里走走。

　　霾尘蒙蒙中，能看见道路、岗亭、黑衣保安，以及苍黑的树。这个600亩的小区，入住率还不到四分之一。周遭都是静，静如猫爪，挠在人心口，有怪怪的痒和痛。却居然看见有做奶奶、外婆的，推着婴儿车，在雾霾中闲闲散步。衔着奶嘴的娃娃，瞪着滴溜溜的眼珠，笑眯眯，东张西望……这比雾霾还叫人难过。

　　踏过小桥，看见一棵石榴树。春天花开得盛，阳光天风吹过，宛如埃利蒂斯歌吟的“疯狂的石榴树”。入了秋，果实累累，把枝枝桠桠都吊弯了。落了叶，树就消瘦了，在依旧繁茂的常绿乔木中，被隐了进去。我平素散步走过，忘了打量它一眼。

　　这会儿，我走得很慢，看无所看，它就很清晰地出现在我视线里。枝条弯曲，铜丝一样缠绕、精瘦，没一片叶子，却依然挂满了果实：枯干、破裂，有的仅存半个空壳，但几乎一个不少。桥下冷冽的水中，还有石榴的倒影。很典型的倪云林的一幅画，萧疏、古淡，零度叙述，没感伤，没表情，也没有人。

　　然而，我在那儿。我也没有感伤。但想起了“文革”中读过的一部小说，《风雪大别山》，内容模糊了，但记住了一个关于石榴的情节。一个叫药葫芦的人，当初落魄、讨口，饿晕倒在大财主的院门外。财主赏一口饭，活了他的命。他醒过来说，您老大富大贵、大仁大德，啥都好，就一样不好：膝下冷清，香火难续。

　　财主大惊，惊为异人。药葫芦正好点中死穴。自然，药葫芦就被留在了府中做事，一直做到了大管家。

　　事后，好多人问他，咋晓得财主的家务事？他笑道，我隔着院墙就看见一棵好大石榴树，结满了石榴，熟透了，咧嘴了，也没人去摘过。无需多猜，这家准没有小娃娃。

　　石榴是喻家族之多子多福的。而硕果满枝的石榴树，却反喻了气数的残延、悲秋。

　　四

　　天持续冷着，没一点回暖的迹象。童年时候，听外婆叹息过，“穷人啊，夏天的日子最好过。”言下之意，冬天就难了。瘦人也难熬。我进大学的时候，身高177厘米，体重100斤。毕业时长了1厘米，增加了20斤。现在又降下去10斤。御寒，没脂肪，全靠防寒服硬撑。

　　硬了头皮，我还是出门，去了10公里外的幺镇。说是镇，从前只是个小乡场，如今乡镇合并，拆县建市，场，也都叫镇了。

　　这是周日的下午三点，去幺镇的公路，车多，灰尘大，尘雾弥漫，两边没庄稼，全做了苗圃，树倒是青的，苍青，铺了灰，沉默、沉闷。车程只有半小时，下了主路，几拐几拐，就到了。原生态得让人心凉：一条破街，被新劈的路，分割成几块，像被顽童切成几段的蚯蚓。一段是闹市，有KTV，村艳的时尚。几段是铺板老屋，店都开着，也都守着个妇人，临街打望，或对着电视发呆。还有几家小饭馆，锅都冷了，正在懒懒地打烊，把早晨卸下的铺板，再一块块拼上去。

　　这两年让幺镇扬名的老茶館，就在巷子尽头。隔条马路，是一条小河。

　　破烂的街巷中，停满了轿车、越野车。怀旧，成为了一种病，须得找些贫穷、酸陋、肮脏来平抑。老茶馆中，黯黑、寒冷，墙上涂了些红色的文革宣传画、大标语，好在黯黑，依稀也就是原汁的文物了。穿堂风飕飕地吹，居然还有约八成座的客，一半是原住民中的老汉，一半是患怀旧病的城里人。还有拍婚纱照的，强光源时而照亮某个角落。茶客们见惯不惊，还有老汉摸出手机，乐呵呵拍照助兴。我这么怕冷，很不想坐，但还是点了十元一杯的茶，如我所料，淡而无味。老茶馆中央，照例是老虎灶，灶上蹲着的，却是廉价的几把铝壶。铝壶中间，睡了只懒猫，白毛，因为脏，也可以说是花猫。几个城里人就拿了长镜头的单反，和不离手掌的手机，纷纷给猫拍照。猫，自然是爱理不理。边上坐了个孤单的老太，银发整齐，衣着苏气，看不出来路，淡漠地观看着，嘴角一丝笑意，若有若无。

　　喝了茶，去上厕所，角落上写着大字：不准大便！一个老汉提着裤子走出来。里边，必须踮着脚尖走……这所有的恶心，才是从文革路边公厕直接传承的遗产，但可以有个悖论般的名字：非遗。

　　坐不住，去茶馆周边走了走。不怕冷的人，还是很多的，屋檐下，坐满了茶客在搓着冷手闲聊。桥头上，摆烟摊摊的老婆婆，裹着头巾，在寒风中闭目养神，颇为淡定。换个话说，也可能是生意比天还要冷，她都闲得睡着了。马路这边，却是一番热闹，有个小伙子在现煎现卖东坡饼。颇有几个骑电瓶车的人，在等着饼出炉。

　　小伙子发型一匹瓦，说他是酒吧的歌手，也是很像的。他手上、嘴上都麻利，脸上挂着笑。问他为啥要叫东坡饼？他说不为啥，师父传下来就叫这个。再问他跟师父学艺多少年？他说，三天。问学费交了多少呢？他说不要钱，平日都在一起耍的，熟人嘛。我说我带个人来跟你学，也不收学费吗？他说，还是要意思、意思吧，毕竟又没有啥交情。

　　他是外来户，来这儿摆摊只有个多月。每只饼三元钱。即便一天卖出两百只，纯利也还是挺薄的。考虑到他只学了三天的手艺，这结果，也还相符吧。

　　纪录片《寿司之神》里，85岁的小野二郎还在每天捏寿司，他的顾客，得提前一月甚至一年多预约；他的徒弟，学不满十年，则不得出师。神和人的差异，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五

　　冬至出了太阳。天纯蓝，但雾并未全散。阳光穿雾而下，衰减了强度，稀薄了许多。百度显示，今天的空气质量，也仍是中度污染。

　　但看着窗外，心里还是欢喜的。

　　楼上有人家，可能是两家，在装修房子。电锯、电钻、切割机，揪心地嘶叫着。

　　我临着《张迁碑》，努力把这些声音过滤掉。近于自欺，然而，字毕竟是写出来了，两张，不比夜深人静时写得差。

　　过了正午，约莫就是午时三刻吧，我步行出了小区。这是条大马路，正在分段地铁施工。轰隆的声响，宛如大炮，但不尖锐，容易被忽略。何况，天气是这么晴好。

　　临街的小馆子，都乘着阳光，把桌椅摆到了街沿上。行道树都还是苍绿的，只有落叶的银杏，提醒着时值严冬。然而，也正是银杏上残留的黄叶，在阳光下映射出灿灿光泽，宛如金箔，成了严冬里奢华的暖意。

　　约莫走了两站路，向右弯进一家菜市场。首先见到的，是几口大铝桶，盛满了浓浓的羊肉汤；大案板上，满坑满谷，都是煮熟的羊肉、羊杂。今天的生意，是相当可以期待的。然而，我要买的，是两条熬汤的小鲫鱼。

　　鱼摊前的走道，湿漉漉的，站着个高挑的女子，毛衣、短靴。突然，一条鲤鱼从池里跳了出来，嘭地落在走道上，有力地蹦跶着！

　　“鱼跑了。”我叫了一声，看着那女子。那女子笑了笑，朝里边看。里边，坐了个姆姆在端碗刨饭，紧贴着一只很像电风扇的烤火炉，动作不紧不慢，吃得很享受。我再喊了一遍：“鱼跑了！”她不搭理，还吃着。“不是你的鱼吗？”我忍不住问她。她就像没听见。碗很大，菜堆在米饭上，黑糊糊的，看不出是啥，她吃得这么香。

　　菜摊上有个妇人走过来，把鲤鱼捡起来，扔回池子里。我说：“是你的鱼吗？鱼都不管了。”她说：“不是我的鱼。她的。”她看了眼吃饭的姆姆。“那她自己咋不管？”“她在吃饭。”我还能说啥，有比吃饭还要紧的事么，没有。卖鱼为了挣钱，挣钱为了吃饭，这个道理，我居然像是才明白。

　　姆姆终于吃完饭，很淡定地收了碗，关了烤火炉，起身踱向鱼池。她穿了件深蓝大褂，矮壮、粗糙，五官模糊，神态中，却挟了一股自负、睥睨气。

　　高挑女子要买两斤泥鳅。姆姆说：“可以的。但我只卖，不管杀。”

　　那女子犹豫下，改买三斤黔鱼。

　　我又没忍住，问姆姆：“你是不杀生的吧？”

　　姆姆捞起黔鱼，背过身，操起棒槌，猛击鱼头，敲碎天灵盖，扔进盘子，过秤。随口回答：“我不杀生？我做啥子生意。”唱、做、念、打，一气呵成。我有点目瞪口呆。

　　“那你咋不杀泥鳅？”

　　“我就是不杀泥鳅——滑腻腻的。”

　　我还想说啥，嘭的一声！又一条鲤鱼跳了出来。姆姆照例不管，等它蹦跶。等卖过了黔鱼，又卖过了鲫鱼，才弯腰揪住鲤鱼的鱼鳍，像弹泥丸一样，把它弹回了水池子。

　　六

　　好天气持续了三天。

　　午后，我驱车从这座城市的西边，沿绕城高速，往东而去……太阳高悬，车窗灰扑扑的。我用雨刮器喷了又喷，没用。这才明白，不是车窗脏了，是空气脏了，灰尘悬浮在大气中，像亿万只的黑蝌蚪，在自由浮游。

　　约十余年前，我在龙泉山下的小镇上，买了套一室一厅的小屋。60多平米，顶楼，带一个8平米的露台，一抬头，就看见翠绿的山峰。我很喜欢。那时候，我正值人生的低迷期，内外交困，充满焦虑和挣扎。常常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满头大汗，赶紧伸手去抓话筒——而电话其实并没有响。那真是些让人忧郁、无助的日子。

　　我買下那间小屋，期望能把自己隐藏起来，静静地度过后半辈子。那个小镇，距离市区好几十公里，刚兴建不久，有种新鲜的活力，让下沉的人，能舒展一点心情。

　　终于，那些不好熬的日子，我熬了过去。回头去想，也还不全是苦涩，可能就像高度数的老酒，强烈到让人头痛、晕眩……但能够留下绵长的回味。这个味，即所谓的人生况味吧。

　　那间小屋的钥匙，我拿到了十余年，从来没去住过。它成了一个记忆。似乎是为了淡忘这个记忆，我很少去看望它。甚至，不愿费周折去打理出租或出售。每隔两三年，我去那儿一次交足物管费。它始终是间没装修的空屋。

　　老捷达穿过老县城，我放慢车速，打量着街景。我头一回来这儿，是6岁的盛夏，城外的一个水库边，那时是市委机关的干校，父亲在伙食团做大厨。我随他在干校住过几天，也在水库中泡过澡。老县城的前身，是清代的一个驿站，过了这个驿站，就是通向川东丘陵的漫长石板路。文革中，老县城只有半条街，最繁华的所在，是一家灰不溜秋的电影院。院外的台阶、空地上，打扮村艳的青年男女在那儿打堆，打情骂俏，或者发呆。

　　如今是真繁华了。楼群巍巍，地铁从省城的中心直抵老县城，繁华得像任何一座大城市的局部，而且GDP已成为全省最高的县区之一。出了老县城，再走10公里，就到了我要去的小镇。

　　小镇贴近山麓，迎面一条大马路，车子疾驰而过，卷起一阵冷风和烟尘。10年前的蓬勃，还没有生长出来，似乎就蔫了。这景象，宛如被过早掏空的矿山。大路、小路的两边，站立着很多的楼房，就像呆呆的人，是人，但是没人气。我买屋的小区，低贱的植物，倒是长得旺盛，但没有姿态，没有样子，依然是荒凉。到处停着电摩，晚上拉出去摆摊的三轮车。物管办公室，两个女士、一个师傅，态度蛮好，冷清清坐着。我交了两年的物管费，却告诉我，还欠100多元的水费。我说屋子没装修，水龙头也没有，咋会有水费？答：可能是水表有问题。我只好说，麻烦替我把水表、电表都关了吧。

　　我到自己的小屋看了看。10多年前，我认真考虑过，我的床放哪儿，书柜、书桌又放哪儿……甚至，多次看见我自己坐在那儿喝粥、抽烟、写作的样子。这一回，我看见的只有灰尘。我给物管女士留了一把钥匙，请她合适的时候，替我把小屋卖了。

　　自然，我也晓得如今楼市低迷，一如我10余年前低迷的心情。恐怕连个问的买家也没有。

　　七

　　雾霾铺天盖地。上午驾老捷达出门，去东郊取父亲的骨灰盒。他于2月份病逝后，骨灰暂时存放在殡仪馆。秋天，我们在长松寺选购了墓地，等留学美国的外甥假期回来时，一起送别、安葬。

　　我先沿入城方向行驶，上了三环，再折而向东。雾霾中的三环，已成了漫长的停车场，车都开了雾灯、大灯。密密麻麻的红色尾灯，渐隐渐显，有如诡谲之眼。轮子一米米挪动，快中午挪到琉璃立交桥。导航可能出了问题，在两座立交桥之间，引我不停地兜圈子。我问了路边一个守车的师傅，他说，不晓得啥子殡仪馆哦。见鬼了。我晓得殡仪馆就在附近，但去那儿的路，跟盘陀路一样的怪异。这是我头一回单独去。后来我果断摆脱导航，一个大转弯：警察站在了我的车头前。他说我违规了，罚100元、扣3分。

　　警察的表情，有点幸灾乐祸。我按捺焦躁，心中说，没啥，平安就好。随后，我在导航上重新设置了地址。这一回，穿过一座丑陋的小场镇，几条弯弯拐拐的冷清乡间马路，终于到了目的地。这该是午饭时间了，空落的殡仪馆，空旷的大坝，几辆小车，几个值班的保安、清洁工，木木而立，有种听天由命的凄凉。

　　我取到骨灰盒，拿出备好的钢卷尺，量了它的尺寸，最长是335mm，比规定安葬的标准超了15mm。又找出长松寺的电话，咨询了一番。那边态度很好，问答说可以，在350mm以内，都行。于是又松了口气。

　　把包了红绸的骨灰盒小心放到后座，再给它系上安全带，心里对父亲说：就快到家了。

　　回家时，虽然雾霾、堵车，但开得不急不躁。偶尔从后视镜瞟一眼后座，骨灰盒十分平稳。

　　到家已快两点。把骨灰盒放到书房的窗台上，并将正面朝向外边：雾霾逐渐散去，视线转好，正可以观赏窗外的景致：蜿蜒而来的江安河，河两岸的林荫道，刚竣工和在建的电梯公寓楼。

　　青城山，则隐在蒙蒙天幕后，今天、今冬，都看不到了。

　　八

　　今日安葬父亲的骨灰。长松寺公墓距城区30多公里，从前是有寺的，源头可追溯到唐末，现在连半块砖瓦也见不到。估计也只是传说了。地理风水是好的，墓地在几座小山上绵延，墓碑连着墓碑，看不到尽头。

　　这儿，把安葬叫做“入住”。负责安葬的师傅说，这儿住了10万人。

　　公墓又划分为许多园区，父亲的墓址，位于坡顶的山竹园。可以俯瞰一条公路、两条隧道，还有若干向前展开的山谷。倘若天气好，能见度能到百里之外。

　　今天没太阳，空气清冷，但不清新。美国回来的外甥，坐车过来的路上，还戴了严防雾霾的口罩。

　　墓园的桃花已经盛開了，粉红的，还有亮绿的嫩叶，让人看了，心头也是一亮。

　　但我心疑，走过去摸一摸，是塑料、人工绸缎的。

　　骨灰盒安放后，我们献上了两束鲜花。鞭炮、蜡烛、纸钱……都免了。墓碑上，连照片也没有贴。母亲说，贴照片做啥呢？拿给人家看啊。

　　九

　　今日小寒，进入三九。“三九四九，冻死猪狗。”

　　但，雾霾不散，气温抬升，手机显示：11—6°C；空气质量181，中度污染。

　　小区里，一早就有人戴了口罩，牵了狗在闲闲散步。这气温，要冻死苍蝇都难。

　　昨天我去伊藤洋华堂，想买一只花鲢头做酸菜鱼。天是阴沉沉的，商场内却人山人海，连停车场都拥堵了起来，感觉是逛大庙会：两周年店庆，商品打折大酬宾。结果花鲢头也没买到。

　　午睡一会儿，我下楼去走走。物管在砍芭蕉。芭蕉成了丛林，巍巍然，半枯半绿，倒下去，虽不剧烈，也是轰轰一串响动。

　　我小时候也种过芭蕉的，在窗下健硕地拔过屋檐，浓荫刚好挡住西晒。冬天，叶全枯了，枯而焦黄，还卷了起来，仿佛一捏即碎。可见，那时的确是冷多了。我也砍过芭蕉，用菜刀从腰身上砍，砍了之后，断面上一派水淋淋，还有清新气味。等我把枯叶收拾干净，再去瞟上一眼，断面的中央，已冒出了两三寸芭蕉芯，宛如新芽，娇嫩得让人心颤。整个少年时期，花开花落也没让我印象如此强烈。

　　出了小区，沿江安河走去。

　　河水少多了，也清冽多了，但水在桥下冲刷的声音，仍十分有力。它源出都江堰，再上溯即是青藏高原，落差大，看似小河，却挟着相当的气势。桥上，行人稀少。三个卖盆花的青年蹲在地上斗地主。有个卖甘蔗的，把甘蔗蓬起来，贴了张标语：每根五元！每根大约两米多长，根根都比我高。还有卖柑橘、柚子的，是两口子，堆在一台微型货车上。还带了煤气罐、炉子、锅儿，到点了，就在桥上开火煮饭。下午三点多，一个顾客也没有。桥头，有个腿残的少年摆了个修鞋、擦鞋的摊子，埋头专心刷屏。

　　路边还搁有一只只塑料口袋，装满了很大的带泥土的土豆。我想问下价钱，可怕问了又不想买，让人家失望。忍忍，走开了。

　　桥那边有片空地，好几十亩，用红砖围了起来。是开发商买了预备建楼的，可楼市低迷，几年了，还荒着。附近的居民就扛了锄头，把围墙挖了缺口，进去开荒种菜。荒地被划出成百块菜畦，各不相扰。有的用篱笆围了一圈为界；有的则以无界为有界，很庄子，无所谓。我上次散步进菜畦里走走，看见种菜的人，大多是年过半百的男女，不年轻，也还不见老，人呢，不像城里人，可也不是乡下人。问他们是拆迁的农民吗，他们摇头，断然说，不是农民，是居民。种菜取水，就在这条河里。我见过一个颤悠悠男子，斜身把桶伸进峻急的河水，几乎被河水连桶带人给拖走了。

　　他登上堤岸后，我说，“好危险。”他说，“不算。”

　　今天，菜地里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一堆点燃的秸秆在冒出一柱浓烟。雾霾天放火，不是缺德，就是愚昧。大概是缺德，他放火心虚，溜了。

　　我在菜畦之间走了走。园子很大，菜品却很单调，多是胡豆、萝卜。还有老了的红油菜。豌豆苗也老了，像是藤条。都很萎靡的样子，没啥生气，任主人宰割；不宰割，也就那么活着。

　　我刚跨出菜园，看见一个穿红绒衣的老头，轩昂而大步地走来。终于有人来料理那些菜了。

　　然而不然。他走到墙根下，解了裤带，就撒起尿来。他这泡尿，撒了很久，想必憋了很久，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想必十分畅快。几步外的雾霾中、街沿上，他老婆在等他：端着手机，淡定地刷屏。

　　十

　　雾霾持续十多天后，终于吹风、下雨。气温是降了，但空气好了些。我就冒了寒冷，搭乘地铁四号线进了城。

　　车厢空荡荡。新线路，有淡淡的新鲜金属味和塑料味。省医院站，上来三口之家，约四十岁的夫妻，一个明显智障的男孩。男孩冲着一个姑娘叫：姐姐！姑娘略惊，但回了个微笑。他又冲我呵呵笑，但没叫，可能是吃不准该叫叔叔还是爷爷。我也回了微笑。

　　男孩紧挨母亲坐。母子手握手，轻轻抚摸。父亲坐在对面。三人都很面善，穿得暖暖和和，厚实的保暖鞋，新崭崭的。母亲说丈夫，你那双还可以，但没有儿子的巴适，他的才25元，你的还要了30元。丈夫一笑。母亲又拍儿子的腿，摸摸他的牛仔裤，说，你还不信嘛，都穿二尺八了，硬是一点都不嫌长，好肯长哦。丈夫又一笑，儿子也一笑。母亲又说，还是坐地铁舒服，热和，又干净。到了万年场，再转公交，我们就回龙潭寺了……好安逸哦。说着，拍儿子的脸。儿子呵呵地笑。

　　一家人，就像不是来看病的，也不像儿子有智障，就是进城耍了一趟，走了回亲戚。龙潭寺从前是农村，后来圈进了城区，他们可能是龙潭寺的农民，征了地，补偿了钱，搬迁了安置房，不富裕，但吃穿是不缺的。而他们呢，应该是把病和命都认了的那种人，自然而怡然地活着。

　　他们回家吃饭的情景，大约就像凡·高素描《吃土豆的人》。有人看见穷窘，我看见了暖意：没有苦相，不是苦熬。

　　我从市中心的太升南路站钻出来。这是卖手机的一条街，有几年没来过了。从前人山人海，街沿上到处是搭了戏台子卖吼货、演广告歌舞的，让人头晕、想吐。这会儿在飘冬雨，地上湿腻腻的，冷清了许多。我却有点找不到方向了。在一爿阴黢黢的小铺买了根三星充电线，顺便问了红星路咋走？老板指了方向，又搓手、跺脚，叹气道：好冷、好冷。

　　红星路背后有条小街，在挖沟修路，烂渍渍的。但街边有家餐厅还挺明亮、暖和。中茂兄请我在里边吃了午饭。我们步行去大慈寺看川剧摄影展。1990年代，我们常在寺里喝茶，吃饭。那时，文革中被撵走的和尚还没有归来，庙产属于博物馆，几进几出的院落里，摆满了竹椅、茶桌，整日人声鼎沸，茶客不仅喝茶，还抽烟，喝酒……谈千万大生意的骗子、为文学憔悴的才子，比邻而坐。龙门阵摆累了，把脚搁在对方的椅子上，仰头而睡，黏口水拖到地上。

　　挖耳屎的，卖炒货的，卖报的，卖花的……还有牛仔裤紧绷绷的美女，穿梭而过。钟磬肃穆、梵音袅袅？简直开玩笑。热腾腾的，都是饮食男女、酒、色、财、气。

　　2012年冬，我写过一首诗，就叫《大慈寺》：

　　还记得那年的大慈寺，秋天

　　黄桷树枝桠低垂，垂上茶桌

　　茶桌，一张张

　　從大雄宝殿摆到了藏经楼

　　叶子金黄

　　宛如和尚的袈裟

　　和尚尚未归来，那一年

　　我们在寺院中喝茶

　　喝白酒，吃肝腰合炒，啃卤鹅翅，嚼豆腐干

　　身如一张软弓

　　放在椅子上

　　懒得说话

　　说也听不见

　　几百张嘴在摆闲聊

　　几百双手在搓麻将

　　鸟笼里的黄鹂在瞌睡

　　风那么温和

　　写三吏三别的杜甫回了成都

　　也会趁阳光打一个长长的盹吧

　　挖耳屎的男人踱过来

　　镊子闪亮，一张一合

　　敲出叮叮的金属音

　　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嘛

　　无人睬他

　　他说还可以看看你的手相呢

　　无人睬他

　　我们在看一个女人的背影，专注

　　就像急诊大夫

　　看危险的病人

　　长发，软腰肢

　　牛仔裤裹紧翘翘的屁股

　　一双红拖鞋，左边扭、右边扭

　　瓜子壳随口飞出来

　　落在我对面

　　诗人的茶碗里

　　诗人说，一个骚货

　　作家笑眯眯，只怕骚得还不够

　　女作家撇了撇嘴巴

　　我说好一个美人儿啊

　　且等她转过身子来

　　……

　　她终于转了过来

　　时间的脸

　　你还能不能看？

　　这是一张冬天的黄桷叶

　　这是十八年前的故事了

　　今天，离那首诗也已过去了三年。和尚们早已回到大慈寺。冬天和冷雨也回来了。中茂兄和我踩着湿而坚硬的地面，在寺中信步。有一拨和尚、居士穿了法衣，在低声慢唱……周遭清静，光线昏暗，落尽叶子的银杏树，枝桠光秃，宛如黑白木刻。飞檐之上，是巍巍写字楼、大酒店；红墙紧邻，是新开发的繁华商圈太古里。太古里，名字似乎有点恶搞，想想，倒也是反讽而贴切。

　　茶馆，茶客寥寥。有个中年茶客在呆坐，中茂兄看他眼熟，刚打个招呼，就发现认错了，赶紧道歉。那茶客的脸上，兴奋也是一闪而过，落寞道，没啥没啥。另有两个中年茶客，操着地道的成都话，在日妈捣娘地骂一个不在场的人，间隙中，还接了个电话，并捂住手机，接着把那句话骂完。

　　转弯过去的厅堂中，有个老人在独自吃一碗饭、一碗菜。

　　很多空的竹椅子，被层层堆起，沿天井码了大半圈。天井中央，是拼装的大玻璃，也不晓得是为啥。玻璃倒映着雨天、楼宇，两只肥斑鸠在玻璃上小心地踱步。

　　叶青的“川西川剧摄影作品展”，就挂在茶馆里外的墙上。是跟拍的几个草台班子，相当有意思，想起了文革前谢晋的一个电影《舞台姐妹》。照片中的季节，也大多是冬天，跟眼前的冷风冷雨很呼应，从皮肤冷到骨头，就像舞台上的苍凉，晕染到了总在漂泊的江湖。

　　十一

　　头发长了，我跑了30多公里回学校理发。搬迁到县城一年多，从没在这儿理过发，一是嫌贵，小县城的理发铺，居然要比大学校园贵一倍。一是守旧，坐到个陌生环境，任陌生人把凉手摸在我头上、颈子上，莫名有一点发怵。

　　校园内散落着好几家理发铺，比书店生意好，更持久。我在校内住了14年，亲见一个个书店倒闭，一家家理发铺开张，这是可慨叹也没法子的事。校园从前有扇小东门，通向墙外的菜市场、田埂、成昆铁路和小森林……门内自然也很热闹，饭馆、书店、理发铺一间挨着一间。我常去那儿理发，老板摁住我的头，问：你是艺术学院的老师吧？我脖子颇不舒服，却还是反问他：咋要这么说？他答：看起来像。我说：不是。他不说话，手上用力，剪得我头皮一痛一痛的。不晓得他跟教艺术的，结了怨，还是结了亲。

　　后来，那扇小东门关闭了，门内门外一下子冷清了。店铺齐扑扑地，倒了很多。

　　我换了家理发铺。那老板是年青女子，瘦瘦的，直发。长相、气质都不俗，也许做咖啡馆、书吧老板更合适。说话也温和，但相当简练，温和也只是出于职业礼仪吧。给我理发的是个小伙子，胖胖的，地道的成都口音（这在校园中并不多）。他话多，东聊西聊，聊到女子，他老气横秋道，好女人的标准，就是贤妻良母，温柔第一。我说，你们老板如何呢？他说，她不算女人。

　　这家铺子不晓得啥时换了老板，理发师也换了一拨一拨，我还是习惯去……直到有一天：理发师拿起一把电动理发剪，剪了几下，没电了。连换了几把，也没电了，他就用小剪刀给我剪，剪了一个多小时，头发几乎全剪光，我的脑袋看起来，宛如一颗滑稽的土豆。我再也没登过他们家的门

　　从此改投南大门外的理发铺。那些铺子，名字都叫发廊，灯光明亮，态度也好，就是电视机一直开着，音量大得人心慌。医院的护工，最喜欢看抗日神剧；发廊的电视机，遥控板成天追着烂言情剧……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今天还好，电视机似乎坏了，清静得好像走错了地方。我摘了眼镜，模糊看见理发师穿了件红色防寒背心，是个男孩子。他动作轻快，也很健谈，说自己是贵州遵义人，农家子，16岁初中毕业，读不进书，读也是浪费学费，就出来做工了。先做厨师，太苦了，夏天热得没法，汗多得啊，人就像泡在水中。后来改了理发，已经做了四年。活路轻松多了，但是耗时，早9晚10，不管有事没事，都得耗在店里。现在21岁，自己养活自己已经5年。跟朋友合租房子，每月各摊500元，日子也还可以。老家只剩了爷爷、奶奶，父母、哥哥都在别处打工。春节总是要回去团聚的，一年就这么一回，不团聚，就像个没家的人，那咋个行。

　　我问他，成都你还过得惯？

　　他说，还可以，很可以，比起遵义、贵阳，人多得多。人多了，人气就旺，生意就好做，想今后也开家小的理发铺，一是自己有手艺，一是门槛低。

　　他边说，边先用小剪刀给我修头发，说这样费事些，但更自然点。我点不了头，嘴里嗯嗯，以示赞同。

　　出了发廊，我感觉脖子怪怪的，一摸，毛巾还在那儿顶着的。赶紧把毛巾拿回去，女老板冲着男孩吼起来：你们只图快、快，又忘了！男孩挨骂，我有点抱歉，可这毛巾又不能不还回去，唉。

　　十二

　　今日大寒。凌晨醒了一次，屋子漆黑，脑子昏沉沉，听到楼下此起彼伏的鸣叫，想了一会儿，才明白，是小区里半野半养的白鹭、野鸭、灰雁、黄鸳鸯……栖息于池塘沟渠，也许是比人更灵异吧，感知到大寒降临，嘎嘎不安了。我迷糊在枕上，觉得这鸣叫声也是十分好听的。

　　然而，随即就是一阵翅膀扑噜噜的声音……啥也听不见了。

　　我完全清醒了，却好像被一下子抛弃在了黑暗中。

　　去物管中心交电费。天色阴郁，昨夜下过雨，地上湿湿的。吹着风，沟渠边的柳叶终于冻蔫了，耷拉着。几个赶菜市的老人匆匆走过，都穿了厚厚的羽绒服。物管中心开了空调，热风吹着，并不舒服，像头上架了台电吹风。工作人员是个20出头的小妹，一个中年女士递给她银行卡，说了句，大寒了，多加衣哦。小妹不答。我就说，大寒好灵，说降温就降温。小妹终于咕哝：啥子大寒？女士说，今天大寒，你不晓得？小妹说，啥子叫大寒？女士笑，你咋会不晓得大寒？小妹说，我真的不晓得。我爸妈倒是老把这个节气那个节气挂在嘴边……我简直搞不懂。女士很无奈。

　　我笑道，年青好，轻松，搞懂那么多做啥子呢，麻烦。

　　沿江安河走了走。三天前，有阳光，我陪母亲也在这儿走过，好多人晒太阳。夏天的水退后，岸边留下肥沃的淤泥，有居民在这儿种了菜，还搭了微型的塑料温室。好景突然就没有了：两台黄色挖土机，轰轰地叫着，把淤泥带蔬菜统统都铲了，种菜人就赶在挖土机前，心急手慢地拔萝卜、割青菜、掐豌豆苗……活像电影演的，老百姓在鬼子扫荡前抢收麦子和高粱。母亲连连叹息，菜好好哦，挖了好可惜哦！

　　这有啥法子呢？我安慰她，河边种菜，风险一开始就有的……风险投资嘛。

　　今天的河边，冷清得枯树都打颤颤。远远，听见鞭子在冷风中的呼啸声，心头一紧。一个老人在挥动着一根牛绳长鞭，张开大臂，猛抽地上一只旋转的陀螺！很像清宫电视剧中，太和殿前甩净鞭的太监。然而，太監比他富态，也比他温和，柔声柔调。他则不然，面无表情，牙齿紧咬，那张脸，像被切割、打磨、又镀了层盐霜的石头，硬而又硬，他抽打着陀螺，像在舒展着内心的某种积郁，也可能宣泄内心的某种风暴……但，表情却是一点也没有。唯有比石头还要冷和硬。

　　路过的人，听见这鞭子的呼啸，倘若他有过痛苦的记忆，多半是会惊厥、腿软的。

　　河边还有几个不怕冷的，是钓鱼的老头和闲汉，戴着手套、耳套，抽着纸烟，一次次把鱼竿伸向迂缓的水中，收回来，竿竿都是空钩。有个老头的运气还不错，桶里有三四条小鱼，每条都有幺指头大。

　　还有个老头不服气，拿了带长柄的渔网径直去河水中网鱼。可是，他就算能网起月亮来，他也网不起鱼啊：那些可怜的鱼，比他的网眼还要小。

　　十三

　　78岁的老岳母，病愈后想念自己的四姐，执意要去跟她团聚些日子。

　　四姐住在南边约700公里外的小县城，川滇交界，彝汉杂居，与云南隔金沙江相望。50年前，四姐从成都的省医院下放到那儿做护士，路上走了整四天。后来，有了铁路、国道、高速路，那儿依然很遥远。杜甫流落甘肃天水时，写过一首《天末怀李白》。天末，意思是天边、天尽头。我想到老岳母四姐的小城，觉得说它是天末，也很贴切。

　　送老岳母南行的那天，是大寒后的第三日。夜里的冷雨，一直落到早晨。把车驶出城时，天色尚暗，轮子碾着水洼，雨珠还在反复拍打车窗。老岳母一脸喜色，惬意道：

　　“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小小一惊，她老人家正话反说，还是藏了禅意？但，她学地质出身，是科学的信徒，从不说佛谈玄。那可能是她预测的天气，比这个还要糟糕很多吧。

　　飘雨中，穿过了10公里长的泥巴山隧道。泥巴山主峰3300米，是气候分水岭，从前钻出这个山洞，就是一片阳光。今天不然，出洞一看，雨是停了，但窗外已在飘雪。远眺贡嘎山，群山纯白。再往前开，进入拖乌山，路边已有积雪。雪覆盖着、也勾画着群山的起伏和线条。虽是从南向南，却颇有北国风情。

　　午后，终于下了山，在西昌前边的西宁服务区歇息。我泡了桶方便面，邻座有位大哥问我：“那么俭省啊？”我说：“不俭省钱，俭省时间。”他哦了声，微笑点头，自我介绍，是大货车司机。我略惊讶，他矮个、面善，跟公路上凶巴巴、急吼吼的大货车，全然不相似。

　　他的桌上，除了一加仑桶白开水，空无一物。问他咋不吃饭啊？他说，煮着呢，在车上，电炉子。

　　车上煮饭的，是他的女婿。两个人合开一台四轴大货车，花40万买了不久，今晨拉了一车种籽，从邛崃出发，往中缅边境而去，预计今晚10点左右路上歇，明天下午到孟定。卸了种籽，再拉一车蔬菜回成都。蔬菜走绿色通道，不收过路费，跑一趟，赚钱就全指望蔬菜了。拉别的货，超载查得严，过路费、汽油费、生活费加起来，等于是白跑。

　　我说：“还好，自由嘛。”

　　大哥说：“好？苦啊。”

　　“比当民工好，不受老板的气嘛。”

　　“是啊，就这一点好。”

　　大哥快60岁了，身子还是结实的。每晚把车开进服务区，就在车上睡。车上备了上下铺。

　　我想问他，车上睡觉，冷不冷？夏天热不热？但我终于没有问。

　　我离开时，他还坐在那儿等饭熟。我道了声，一路平安哈。他点头，搓手，连声说，平安、平安。

　　下午三点，过了罗乜顺河大桥，罗乜小桥，又过了罗乜饭庄……罗乜，这个名字让人很好奇，也很茫然。公路两边，开始出现壮观的甘蔗长阵，一根紧挨一根竖立，等着出售。老岳母望着窗外，喃喃自语：“咋看不见呢，一颗也看不见哦……”她说的是柿子。阳光在光秃秃的柿子树枝上跳跃，温暖而又萧索的冬景。“前几年我来，一路的树上都挂满了柿子，好多、好多……咋一颗也看不见了呢？”没人接老人家的话，她说的满树柿子，谁都没见过。终于，她拍手笑了声：“看见了！总算看见了……”笑声很是欣慰。我瞟了眼车窗外，看见一棵大树上，挂了稀落落两三颗黑疙瘩。

　　傍晚，把老岳母送到了小县城。

　　夕阳给县城添了许多古意。城里的建筑，大多为百年之前的；明代的北城楼和钟鼓楼还完整地保留着。它有两个别名，小春城，言其气候之和暖；川滇锁钥，喻其地理军事之险要。

　　我印象深的，却是它的封闭性，比沈从文的凤凰、茶峒更像一座边城。

　　第二天是周六，我们去赶场。南门外布满了摊贩，鸡公车、马车、三轮车、挑担……几十年前的东西，都有。县城海拔1800米，阳光早早出来了，在小街里迟缓移动，晒到的，热得发酥；晒不到的，冷得冰凉。一排排老头子，坐在向阳的墙根下，喝茶、吹牛、打牌、发呆。其中一个，头上裹了厚层层的黑布，戴了红色大墨镜，让人生畏，而举止却十分安详，活像是来自凡·高、高更的油画。

　　蔬菜比成都的硕壮、新鲜，因日照充足，而释放着浓郁的菜青味。有个卖红糖的，久不来顾客，他就掰了块放进嘴大嚼，相当快意。卖肉的燃了盆火，一手在冷肉上捣鼓，一手伸了在火上烤炙。有个男子挑了两担黑羽、红冠的公鸡，个头不大，但紧凑，雄赳赳，是鸡中的美少年，连毛带骨17元1斤。他反复强调：好吃得很啊，是生鸡。生鸡哈！我猜，生鸡，该就是处男鸡吧。

　　岳母四姐的儿子，是一位中年才子，熟知文史掌故，堪称本县的百科全书。他指给我看小街上的行人：他们走路很慢是不是？比成都人的姿势悠闲得多了。

　　他又指给我看街边的房屋：都没有安空调是不是？不是安不起，是不需要——夏天不热，冬天不冷。

　　晚上，他请我们吃火锅。我虽然不吃肉，但热腾腾的香味，相当感染人。我头一回吃了三种凉拌的花：核桃花、虫草花、石榴花，很长了见识。譬如石榴花，这儿是盛产石榴的，我念小学时，课本上有一篇《石榴花开红军来》，说的就是这儿。阳光下，漫山遍野石榴花开，就像是为《疯狂的石榴树》作注释。

　　把石榴花摘下来，在开水中汆一遍，再在清水中漂上两三天，去除生澀，就可浇了作料上桌了。味道，是清淡的清香。

　　晚饭出来，气温骤降，天空飘着雪花，冷得人缩脖子。这时候，我最渴望的就是暖气、空调。然而，这两样都是奢望。这种寒冷，是当地几十年都难遇到的。

　　十四

　　投宿的宾馆，是城里唯一的四星级，有中央空调。然而，设置到30度，开足两小时，噪声宛如牛喘，温度也才上升了1度。而且，过了午夜1点，很奇怪，就开始吹冷风。苦笑之余，只有读书，熬。

　　前几次出远门，我带着张爱玲的《异乡记》，因为薄，又耐读。这回带的，就更薄了，65页的《小癞子》，16世纪的西班牙无名氏所著，据译者后记说，是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开山之作。20年前，我在单位资料室东嗅西看，信手从一排黑糊糊的书中抽出它，一经打开，立刻被吸引，就站在那儿读了一小半。这是年长的无赖讲述自己做小无赖时，跟随老无赖主子浪迹江湖、抓拿骗吃的故事，相当好耍。读着读着，我脑子忽然一顿，感觉自己读的不是翻译小说，毫无翻译腔，倒像极了中国的笔记小说，是相当顺畅、简练的白话文。

　　这才想起合上书看译者，封面上却只写了：（西班牙）佚名。

　　这是上海译文1978年版，那时的风尚，常把译者放置于幕后：明明有名有姓，反倒更像是佚名。再翻到扉页，才看见作者下边多了三个字：杨绛译。我叹口气，难怪。老姜，还是要比嫩姜老辣些：辣而不觉辣味。

　　杨绛的丈夫写过一部长篇，也被称为流浪汉小说……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就想把《小癞子》据为己有。按规则行事，是申报遗失，以书价的两倍赔偿。《小癞子》的定价是0.21元，两倍也就0.42元。资料员宽容一笑，你拿去就是了，反正，也没有人看。我既生感激，也相当同感：资料室藏书颇丰，而常在那儿闲逛的，似乎就我一个人。

　　20多年过去了，我在川滇交界的小城，寒夜挨冻重读《小癞子》，滋味可谓不寻常。当年读得我笑的地方，依然让我笑。当年读得心酸处，却不那么心酸了：世事如斯，各人自有各人的心酸。诚如奈保尔所说，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谁不是流浪汉呢？重要的是，看你终结于何处。

　　但，这问题太形而上了，枯燥。更重要的是，灯光昏沉，视线渐渐模糊，看不清终结也看不清起始……这倒好，困倦上来，可以倒头入睡了。

　　十五

　　清晨在宾馆醒来，窗外风雪交加。屋顶、车顶、车窗，都铺白了。老街北关322号，卖米粉、火锅的羊肉馆，热气腾腾。雾气中，看见不睡懒觉的居民，裹了羽绒服，戴了帽子，进馆子坐下，大吃大喝。老岳母在小城留下了，春暖花开才回成都。她四姐的儿子，选了这儿为我们饯行，别有一番边城的粗迈气。羊肉比成都的肥嫩，米线比云南的粗壮，分量嘛……我吃了一碗小份的素米粉，撑了又撑，还是没有吃完。

　　一个送货的老妇，蹬三轮、打黄伞，在北关的风雪中飘然而过。想到春天，实在还很遥远啊。

　　我们把车驶上国道。有60多公里没有高速，国道在一座小山上不停地盘绕……就是它，让这座小城的封闭性，得以延缓和延伸。道上积了雪，雪被车轮碾成了冰，弯道又多，我看见已有两三台小车斜栽进了路边的沟渠中。小心翼翼开着车，同时把收音机调到101.7的交通台，里边在随时发布雅西高速的路况：大雪封山，正在清理，很多收费站已经关闭。随后，播音员说，今天的成都，艳阳高照，让人心情舒畅。简直存心恶作剧。

　　过了中午，车到西昌，终于听到拖乌山收费站已经放行。

　　拖乌山的道路上，飞雪中，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车速近于步行。铲雪车还在作业。路边的积雪有半尺多厚。有几台大车走了背运，坏在路上，应急灯一闪一闪。路况稍好后，车子开始加速，心急火燎的司机在车缝中不停穿梭。终于，在拥堵不前的片刻，我们旁边的一台四轴大车上，跳下两个小伙子，冰天雪地中，穿着短袖T恤，手臂上刺青，其中一个提了根三尺长的钢钎，冲到我们前边的面包车前，拉开车门，指着司机大骂。那司机想必也是个硬邦邦的角色，回嘴骂了起来……但还是蔫了下去，否则，车子或身子戳两口窟窿是免不了的了……好在，车流很快又通行了，剑拔弩张的场面终于缓解。

　　我希望在天黑前能平安穿过泥巴山10公里长的隧道。如我所愿，进洞前，天还是灰色的，出洞的几乎一瞬，黑幕在群山之上垂落了。

　　到了荥经服务区吃晚饭。台阶下还堆满了雪，我踏上去狠踩了一脚，好硬，竟像被暴晒得干巴巴的泥块。

　　回家已近中午。很累，却不困，有种放松后的释然和新鲜。泡了杯竹叶青，在书房的台灯下，读了10多页《小癞子》。

　　十六

　　进城喝茶，在一个叫不舍的茶室。每回进城，我都有点晕头转向，尤其是钻进儿时经常出没的区域。不舍位于实业街88号，而紧邻的实业街产院（二产院），就是我出生之地。实业街上还有座省委招待所，文革中我常在那儿看红色电影……如今也已难寻陈迹了。

　　不舍临街，说是茶室，也很像是一间客厅，不宽敞，看着却还宽松，靠墙陈列着茶饼、茶具，有只供桌旧旧的，说是从雅安淘回的，很能镇得住气场。向门，一张茶桌，两位女主人朝南而坐，轻言细语，相当淡定。一位70后，美院出身，长于设计；一位80后，主打文字。从前都在同一家视媒任职，两年前就出来自己开店了。事情应该是繁杂的，其中一个还要带孩子，神情却是闲闲的，做事也相当有闲心。有只胭脂红的茶盖摔碎了，就自己补，用生漆粘，勾金粉……生漆让手过敏、起泡，痛了个把月。补好的茶盖，我托在手里看了看，裂缝成了金绣的线条，有了些华贵气。

　　她们又看到本破损的日本古书《卖茶翁茶器图》，就在电脑上修补。修补是耗心力的，有点像晴雯夜补孔雀裘吧。只是不赶时间，也还有许多随性在其中，陆续花了一年，修补好，精印出来，再手工装订成线装书，一册册搁在案上，不读，摸一摸，手感也是舒适的。

　　承蒙她俩好意，赠了我一册，还用钢笔题写了赠词。字是繁体，清秀而有骨力；钢笔，今天也少有人在用了。

　　这时，有位老先生推门进来歇了会儿。他是她俩从前的领导，已经荣休了，早起出门会友，就在不舍门外等公交，看电子屏幕显示，来车还有四站的距离，就进不舍坐一坐。

　　老先生头发白了大半，但衣衫整洁，也面善、谦和。他自己功成身退，儿子则北大毕业，在迪斯尼北京公司任职，十分气顺。按本城人说法，这老先生一看，就是日子相当过得的。

　　十七

　　这个寒冬的强劲，向南横扫，一直波及到了陆地的尽头。跟五哥通了电话，他自驾去了海南，又刚从海南驱车到了广州。他说，走到哪儿都是冷。阳光很少，阴云处处，海南要穿毛衣，广州还得再加一件绒衣。

　　气象报道，雅西高速拖乌山、泥巴山段又降了大雪，积雪已达40厘米厚。

　　远在川滇小城的老岳母，原本计划至少在那儿过春节，再随接她的儿子一块返回的。但寒冷难以忍受，1800米高海拔又让她的血压持续升高……在等待儿子和尽快离开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早上九点，这个78岁的老太太、50多年前的地质学院毕业生、女地质队员，带着一瓶温开水、两只盛满年货的大口袋，獨自登上了返程的大巴。我们被告知这一消息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大巴走到中途了。

　　通常，下午三点，大巴已该到终点了。但，风雪弥漫，汽车在山中艰难行驶，时间被拖长了许多。出于对恶劣气候的畏惧，车上空荡荡的，只有寥寥十来个乘客。这倒让老岳母有了躺卧之便，可以闭眼养神、睡觉。不过，到底已经年迈，血压又高，睡觉是昏沉沉的，还呕吐了十几次。

　　大巴终于驶入长途汽车站，已经晚上九点，全黑了。我们开车去接她，几乎同时抵达。这个城乡结合部的车站，出站的、乘车的，涌入涌出，长途车、公交车、出租车、黑车、拉客的……乱纷纷。跟老岳母通上了手机，但总是找不见人，又怕她手机突然没电了……终于，她出来了，好像一个望酸了脖子的亮相：

　　围巾一层层裹着头，多穿了件她四姐的花格厚棉衣，披满了寒冷、灯光和极度的疲惫，但有种平安到家的欣慰。

　　再过两天，就是立春了。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