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中，黄永玉的记述极为杰出。这不仅因为他们是近亲，黄永玉那出神入化、跌宕深郁的运笔，实在不是一般人所可比拟。要知道，黄永玉虽然主业绘画，他的诗作，却是获得过全国诗歌大奖的。

　　黄永玉先后写过多篇记述“表叔”的文字。其中《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写于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9年，影响极大且长久。文章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读到这段话，心中实在有些感激。在这样的时候，还能有人想出面为沈从文的工作出力，真不容易。近日，购到一套《沈从文全集》，通过其中透露的线索，才大致推测此人为谁及事情原委。

　　据《全集》所收沈从文次子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1953年9月到10月之间：“胡乔木来信，愿为他重返文学创作岗位做出安排。他感到踌躇，迟迟没有回信。”1978年，新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将沈从文从文物部门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使他写成中国服装史这本很有意义的书”，并将其调入时的副研究员职称晋升为研究员。这年5月，沈从文致函胡乔木，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也作了说明和大致安排。这封信的后注中，编者这样说：“1953年，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的胡乔木曾写信给作者，愿为他重返文学事业作出安排。沈从文对于这充满好意的来信，颇费踌躇，长期未能作复。1978年，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把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些老知识分子调入社会科学院，使他们得以继续完成一些被文化大革命等原因长期耽搁的研究工作。作者的这封长信，事实上也是迟了二十五年的一封复信。”

　　由这里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胡乔木曾经写信愿意为沈从文工作出力。那么，他是否就是黄永玉在文章提到“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呢？在黄永玉的文章中，他对沈从文是否复信这位“住在中南海的同志”还不十分肯定：“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可《全集》编者及沈虎雏却基本认定，沈从文为此踌躇许久，终于没有回复胡乔木，直到1978年。

　　二

　　从有关文字可以证实，胡乔木确实是黄永玉笔下的那位“住在中南海的同志”。文字还透露出，沈从文是早回复了胡乔木信的，时间就在胡乔木写信不久。为寻查资料，前一段阅读到一册《胡乔木书信集》，其中收录的一封胡乔木致黄永玉信件，就展现了这样的内容。此信写于1984年3月1日。接着称谓下面是：“《太阳下的风景》我已看完。这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智慧、美的喜悦（当然也给了我悲伤）。”小书应该是在海外印制的：“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曾说愿意做一个义务校对，这只是为了希望它在国内再版时能够改去一些误字……”

　　《太阳下的风景》即为我们前面所引黄永玉那篇“沈从文与我”的主标题。胡乔木在信中，就有专门针对本文开首所引的那节文字：“倒回去154页，这里说的事实恐亦不大准确。沈先生不大久就回了信，如非‘文化大革命这信当还在。我写的信本身有缺点，不合他的所长，而又没有当面征询他的意见；如果当面谈了，我想是可以真正‘出一点力气的。当时听严文井同志说他也在搜集写一个长篇的材料。总之这怨我为人谋而不忠和不终。我是第二次看这篇文章了（在湖南出的选集里看了一次），每次都觉惭愧。恳求你在此书再版或此文再印时，将‘多年尊敬改为‘熟知。这已够夸张了。”

　　胡乔木认真地说，文章认为沈从文“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这样猜测的话于“事实恐亦不大准确”。因为沈从文“不太久”就回了信，如非文化大革命“这信当还在”。胡乔木的记忆极佳，复信与否是大事，他一定不会记不准确的。同在此一封信中，他还指正了黄永玉的一点记述：“160页——我和我的读者行将老去，我记得原文似是都老了的意思。”这是沈从文1957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选集题记”中的话：“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黄永玉引文是用了引号，可惜是记忆文字，胡乔木的记忆意思对头，可亦非原文，但是，这句话给两人的印象一定很深，否则不会在无书的情况下（胡乔木在信中说自己在医院，无书可查），记住一篇文章中同一句话的。

　　沈从文这封回复胡乔木的信，今天大约不易寻到了。可有关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它资料中作有限探索。在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1953年段中：“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按：沈从文）写30种历史人物小说，并安排他‘归队当专业作家。”严文井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任职，这部门在胡乔木领导之下。严出面“约请”沈从文写作任务及准备安排他“归”作家之队，一定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胡乔木给黄永玉信中有当时听严文井说，沈从文也在搜集写一个长篇的材料，这应该是严文井回去汇报情况所得。由此看来，严文井的出面约请，应该是完成胡乔木的指示才符合黄永玉及沈虎雏所说胡来信“愿为沈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的情形。另外，沈从文在1957年的一篇《“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的一段文字也可以证明：“不过写作信心已丧失无余。所以过了些日子后，中宣部乔木同志写信问我工作，后来由严文井同志为商洽，约我专写历史人物卅种时，已商量好还是写不下去……”（见《沈从文全集》27卷）时间顺序以及内容都是相吻合的。

　　于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让沈从文来从事卅种历史人物写作，是胡乔木的主意。沈从文未接受后，他才觉着“我的信本身有缺点”，因为不合沈从文的“所长”。大约忙，胡乔木并未与沈从文见面，因而最终没能对沈从文写作出上力。此时的胡乔木，十分自责，甚至用上了“这怨我为人谋而不忠和不终”这样的严辞。

　　在此时或期间，还有毛泽东勉励沈从文一事可作参考。“文革”中的1968年12月，沈从文写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文，其中说：“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热情，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壓到了二百三十，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同样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在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也许由于沈从文早早从文艺队伍退出，进入文物研究领域，而他事实上又是具有极广泛影响的作家，这在即使政治家的心目中，也是无法抹煞的。此时，毛泽东提到了他，甚至当面勉励，是会给有关部门以相当的引导。进一步猜想，胡乔木应该是在知道了毛泽东的作为后，对沈从文写作，进行了顺应毛泽东，同时顺应自己心性的“出力”“安排”的。这一点在后面的日子也有体现。

　　据长期参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的作家袁鹰回忆：还在副刊筹备初期，胡乔木就帮助他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人。“如沈从文先生，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但乔木同志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不能不引起热烈的回响。”（据《沈从文全集》后注，此文发表于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此时离当初为“写作”安排之事已去三年，可见胡乔木对沈从文的关注态度是持续且真诚的。）此后的一个阶段，《旅行家》、《人民文学》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常有沈从文的文章或诗歌刊出，据当时风习想来，与其在《人民日报》的亮相不无联系。

　　三

　　再之后就到了“文革”结束。此时，胡乔木可以实实在在为沈从文做一点事了。据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记载，1978年，“2月1日，社会科学院新院长胡乔木提出，对沈从文‘可否向文物局或文化部商调历史所，使他写成中国服装史这本很有意义的书。”很快，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并在当月将其职称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职别待遇在中国是重要的。

　　当年5月，沈从文书函一封致胡乔木。首先，他对胡乔木为自己调动工作，表示感谢：“乔木先生：社会科学院将我工作关系，正式调过历史所，让我便于争取点时间，把在四人帮阴谋活动下受阻碍停顿了十多年的一些工作，早日完成，厚意深可感谢。”对自己过去的工作情况，沈从文谈了很多；对于将来：“这次调过所中，使我最感兴奋的，倒是有机会向史部学各有专长的诸同志，作个小学生，随事随时可以请教质疑，可望得到极多帮助……”

　　虽然因为胡乔木帮助，沈从文可以开始他的服装史写作，可是他的住处，却因几番折腾，缩小到不可思议。一家人分住在两处有相当距离的小房间，吃饭住宿都困难，更不要说铺展开资料进行写作。这让沈从文痛苦不已。此前不久，沈从文为此甚至给邓颖超、乌兰夫等官员写过信，可见其难过程度。1978年9月，沈从文又给胡乔木写信，再次对无法开展工作而提出住房问题：“目下因住处过窄，材料分存数处，无从集中，即能集中一部分，也摊不开，工作难于取得应有进展，深盼得您帮助解决一下。不然，难免坐耗有限生命，无可奈何。”

　　很快，胡乔木做出决定，为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顺利进行，从10月6日起，由社科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包房作临时工作室。在这里，沈从文与他的助手们很快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几个月间，他们对该书图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尽可能运用和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文字方面也改订增添了不少原有及新的章节。全书大致完成，文字25万，新绘插图150余幅，翌年1月将书稿交付轻工业出版社付印。

　　可是，沈从文的住处条件，仍然没有机会改善。据《沈从文年表简编》记载，1979年12月：“社会科学院优先分配给他一套36平方米新宿舍，以改善其居住条件，但尚不足讓他能在家中把文稿图片摊开进行工作。”虽然有了新宿舍，可在1980年5月初迁入该宿舍后，“因面对主要大街，日夜上万辆汽车经过，他不适应强噪声环境，常感精神疲惫，难以正常工作。在此后三年间，曾有多篇文稿在这里动笔，大部分没有完成。”（见《年表简编》）

　　这是当时国人的生活情状。沈从文还是按照高级知识分子安排，条件仍然如此，一般百姓生活情形更可想而知。沈从文能够优先安排住房，尽管不尽如人意，可在当时，应该是胡乔木的特别照顾才对。关于这一节，胡乔木亲属有回忆。其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风雨——怀念乔木》一文中，从自己家这一面，记述了胡乔木对沈从文的一段心情：“作家沈从文，过去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建国后却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坛上几乎湮没无闻，乔木在家中常提起这事，很惋惜。1956年时，他就多次让《人民日报》副刊同志去约他写文章。后来，沈从文的名字和他的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出现，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

　　下面的一节记述，是能令人动容的：“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间平房。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

　　这段记述的情况，时间上也许还可考证，可事实应该是清楚的。从记述中，我们了解到沈从文当时的生活困窘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从侧面反映出知识分子为研究而忘我的工作状态，这当然令人动容！但是，胡乔木当时的作为，甚至想用自己家的房子与沈从文交换，还能够得到家庭的同意理解，同样使人看出当时如胡乔木这样的官员内在的责任感和良知。尽管“主管部门”否决了这项动议，可这样的想法也绝非一般人所能想，所能为。由此，我们对胡乔木内在一面，可以有深一层的理解。

　　胡乔木亲属记述他去沈从文家，时间约在1979年底。查《沈从文年表简编》，这年底只有分配给沈从文新宿舍的记录，没有胡乔木亲往的信息。这也不大奇怪，就如沈从文给胡乔木回信以及与毛泽东见面并受到勉励一事，也长久未告知家人一样，何况沈从文很快被社科院优先分配新宿舍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因为这完全表现了胡乔木的急切心情。这份《年表简编》确实记录了胡乔木一次登门的情况，不过时间已经是在1982年春节期间：“胡乔木独自来寓所访问。因新宿舍偏窄，多数资料文稿存放若干纸箱中一直未能打开，来访时正值家人为清理图书稿件，房中大乱，只能和客人挤坐一角落，谈论研究室发展和新旧文学。”

　　这次来沈从文家，胡乔木是“独自”。虽然是在他关照下优先解决的新宿舍，可状态依然如此。不知他的心里如何想。离这次访问不久，英国《龙之心》摄制组到沈从文处采访。当一行七八人和设备进到他的卧室兼书房时，全部只能站着工作。沈从文为房间狭小不便客人工作表示歉意。采访者回答：沈先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们当然能克服。这真是今天整个中国应该抱歉的。

　　四

　　到了1983年，一件与胡乔木相当有关系的“清除精神污染”动作在文艺界闹得沸沸扬扬，其中还间接牵涉到沈从文。当年1月，沈从文的老友朱光潜，为沈从文文集《凤凰》写了序言《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其中有：“据我所接触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文中另一处引了沈从文的一句：“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最后一句：“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遭到忌讳，连带还有朱光潜下面的话：“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蹩脚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

　　这一句沈从文的原话和后面朱光潜的发挥，以及朱光潜言及世界公认的新文学家只有“沈从文和老舍”的信息，在这次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提到了怕人的高度。有关部门居然派了工作组进驻朱光潜先生工作的北京大学。这件事虽然给了朱先生极大压力，可这篇文章却以删削掉那一块有关“人性”的字眼，删去全世界认可“沈从文和老舍”等话语结束。但是，这件事却使沈从文极为不安。当一位研究者此时去看望沈从文时：“沈先生坐在藤椅上，始终沉默着，双颊微微泛红，两眼凝视着面前的虚空，一言不发，脸上却失落了惯有的微笑……”这篇文章因自己而起，沈从文觉着对不起朋友；可朱光潜先生则担心此事给沈从文造成更大压力而同样不安！

　　同在1983年，胡乔木确实在一些场合谈及沈从文，字眼与朱光潜先生所言内容有牵连，可以反映胡乔木对沈从文的真实看法。《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一书，收有《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一文。此文其实是一个谈话记录，是当年6月1日同准备组织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两位人员谈话内容。“大系”限定的这个时期，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收获期，可该如何入选他的作品，胡乔木表达了看法。先说当前情况：“现在，国外、国内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左翼作家的作品没有价值，特别推崇徐志摩、沈从文、老舍等人。……这样便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沈从文、老舍这些人，过去批评的多，文学史上估价不高，甚至根本不提。不提当然是不对的。鲁迅、茅盾当年编《活的中国》时，也选了沈从文的作品。鲁迅还说他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方面，一种生活，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从胡乔木的看法，可大致推知与朱光潜的那段言及沈從文与老舍为世界认可有联系。可见对朱光潜的追究，胡乔木应该知情才是。此外，沈从文和老舍在1949年后的情形还是很不同的。老舍写了许多歌颂新时代的作品，还被加封“人民艺术家”徽号，文学史评价要好得多；沈从文的文学生涯却完全被阻断了。所以这番话（“现在，国外、国内有一种错误的看法……特别推崇徐志摩、沈从文、老舍等人。”“过去批评的多，文学史上估价不高，甚至根本不提。”）应该主要指沈从文才是。

　　接下来，胡乔木还专门具体谈到沈从文：“沈从文怎么选？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当时他确实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也有自己的风格。国外有些人，把他吹得过分了一点，过去我们也把他抹煞得厉害了一点。……沈从文对左翼文艺，有一段还是同情的。还写过两篇关于红军的小说。后来变得绅士气十足。他写过《记丁玲》、《记胡也频》。丁玲说他写东西真假不分，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他把生活中平淡的、琐碎的事情艺术化了。”这其中一些内容，还是丁玲话的转述，立场当然偏于丁玲一边。历史旧账，清算起来麻烦，也不为此文重点，暂不论述。

　　再下来一节，就多从政治上说了：“当时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第三种人差不多。也写过一些政治文章，无非是说对左翼文艺只能疏导，不能堵塞，用的是向国民党献策的口吻。”当时的文艺界主事者，常常用非文学的眼光看待作家艺术家，胡乔木这段话就是如此。对于解放后情况，胡乔木应该熟悉：“据我了解，他在解放后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也曾想写小说，后来安排到故宫博物院，离生活越来越远了，写了一些关于文物方面的文章和书。《中国服装史》是周总理要他写的，前后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文革中的表现，是不错的。当时要打倒他的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助手范曾，现在他的书上仍将范曾作为绘图者列上了名字。前不久得了脑血栓，以后恐怕不能工作了，连生活能否自理也成了问题。”说解放后沈从文的“态度是比较好的”，全然是官员对下属的看法，绝非对一个杰出文学家的恰当评价。

　　五

　　这件事不知是否影响到沈从文与胡乔木的关系？从现成资料来看，之后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了文字联系，虽然先前他们的关系也相当有限。当然，这也许与胡乔木不再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有更大更重要工作责任有关。据胡乔木亲属文章：“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文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的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这里说的情况，应该是胡乔木主要负责中国社科院一段。“住房”云云，当为胡乔木曾亲去访问的36平米的社科院新宿舍吧。分房，看望沈从文，均在那场“清除精神污染”之前。可沈从文却真正在那场“清污”中精神受到大的影响。

　　沈从文的住房和待遇问题最终解决，已经到了1985年。据《沈从文年表简编》：1985年3月18日，“老记者、作家萧离致信胡耀邦，反映他（按：沈从文）的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随后按中央有关部门要求，社会科学院党组进一步向中央报告了他的情况。”当年6月29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沈从文先生按部长级待遇解决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问题，但他已无法利用这条件来帮助工作了。”1986年“春，为他分配一套面积较大的新宿舍，初夏搬入。他有了宽大安静的房间，但除了阅读，已没有能力‘把资料摊开来搞研究或写作了。”事实如此，历史如此……

　　沈从文与胡乔木这段交际，从实际国情讲，其实是一个文艺界官员与一位作家的关系。一般说，官员要按当时的政治指向而为；当然，他的文化修养根底，个人性情，也会潜在发挥作用。这二者，在胡乔木对待沈从文的写作，生活问题处理，以及对沈从文文学成就评价中，均有显现。这是值得汲取历史经验者关注的。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随着时间流过，愈来愈凸显出来。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应该不算夸张；他的作品，不仅充满挚爱地表现了家乡湘西的风物人情，形成显著的独自风格，他还以领会、悲悯、热爱的情怀，从认知人性出发，给了读者深切的灵魂抚慰，同时通过他的眼光，给人生以充满明丽的描绘和善的导引，为人类精神提升施以光辉的指向。他在1949年后的生存境遇，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致：压抑、困顿，可他以楚人的忘我和坚韧，在另一文物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异常敬重的。但是，他被阻断的文学工作，愈来愈显现了其如湘西山水一般独具特色，不可超越；那些广远、深厚、幽邃……的记述和思想，无人可以替代，这才是人们愈来愈能够深切、清晰感知的大遗憾。

　　胡乔木與沈从文之间的联系，是他们彼此认知，时代要求，人性感受诸方面凑合形成。这些因素，一方面交错，同时变化。总体看来，胡乔木对沈从文，是做了一些帮助工作的，包括为写作甚至基本生活、工作需求的住房问题。至于后来“清除精神污染”影响，以及在特定时间段对沈从文的评说，那是胡乔木身为政治人物，不能完全脱开社会角色的作为。人性显现，是会随着个人社会位置变化、时间流移而波动浮沉的，这是认知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的重要方面。对于胡乔木与沈从文关系的认知，也许较多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才能领会得更为深切一些。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