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琪

　　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一组对立的概念仍然是文学作品中必要的设定。但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不再将正、反二者的矛盾和冲突置于中心位置，而是在单一的对立之外，逐渐恢复对真实的人的认识。

　　首先，是对人性、人情的关注与表现的恢复。“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凸显的是阶级立场的胜利，但是伤痕、反思文学则是淡化这种政治上的清理和反面人物的落败，小说中的矛盾、冲突设置也不再是围绕着阶级立场的对立而展开，而是强调对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恢复的关注，挖掘政治斗争下潜藏的人性冲突。

　　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主要的冲突制造者是许家的四女儿许秀云和她曾经的丈夫郑百如。但是他们二人的矛盾，更多在道德层面，是作为一个男人对女人、一个丈夫对妻子所造成的伤害。婚前，郑百如趁许秀云在河边洗衣时强奸了她；婚后，他带别的女人回家，经常在家里设酒摆宴，时不时咒骂共产党，偷大队里的粮食，并且还以暴力威胁许秀云不能说出去。后来郑百如彻底掌握了葫芦坝的大权之后，就假借着许秀云对失去妻子的大姐夫一家的关心而出的传言，提出了离婚。

　　郑百如是大队干部，在葫芦坝掌握着话语权，因此由于男女关系传言而离婚的许秀云在整个葫芦坝的风评一落千丈，处境十分艰难。在这里，矛盾冲突似乎在于郑百如的类似性犯罪的强奸行为、婚后生活作风问题，以及制造谣言、控制舆论等对许秀云造成的伤害，致使她重建个人生活的过程十分困难。而对于郑百如政治上的劣迹，比如党内营私舞弊、散布反党言论、诬陷他人等，只是一笔带过，为他罪上加罪而已。但是政治上的反动在情节表现上又是必须的，如此道德上的错误才有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許秀云一直关注的也都是个人幸福。她对政治方面的参与仅限于开大会时积极参加，也只是坐在台下织毛衣，平日也鲜有政治问题的思考，多是对当下自己的悲伤及关于家庭生活、个人未来的展望。但许秀云个人幸福的实现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首先就必须拆穿郑百如的伪面具，扫清缠绕在自己身上的谣言、误会，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开始新生活。于是，她个人幸福的实现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而在后来与金东水的感情中，也是这样，金东水不同意在大队工作还乱纷纷的时候考虑结婚的问题，许秀云的个人幸福仍然被置放在政治工作之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写于1978年，这表明，在当时对于个人的关注、重视在逐渐恢复，人们开始探讨个人，开始追求个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个人仍然被包裹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政治的风云变幻依然是左右个人幸福的重要因素，文学在探讨人情方面还不能真正放开手脚。《芙蓉镇》的结尾，也是着重突出被平反后的胡玉音和秦书田一家团圆的景象，他们二人的人性、人情觉醒更早，在压抑中结合，还孕育出了新生命，但个体幸福仍然是要在政治允许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在政治极端化的时代，政治斗争与人性、人情常常是相互利用，相互裹挟的。在《芙蓉镇》中，李国香对胡玉音、谷燕山等人的批斗，表面上看是阶级斗争，李国香一直使用的是一套革命的政治话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胡玉音身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人情人性和私有经济行为进行批判。但是仔细看来，李国香的抨击和批判更多地像是来源于一种女人之间的嫉妒和仇恨。

　　她们二人是在芙蓉镇的圩日上结怨的。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子人气火爆，身为国营饮食店经理的李国香则认为是胡玉音抢了她们的生意。但是不只是生意这么简单，她把胡玉音生意好的原因归结为胡玉音有张漂亮的脸蛋，所以这些男人才会围着她的摊子转。而这时的李国香年过三十，未婚却已经打了几次胎，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降职。面对胡玉音的年轻貌美、深受镇上男性的喜爱，李国香感到嫉妒和愤怒，对胡玉音产生了女人之间不可名状的敌意。后来，本已经被调回县里的李国香，带着工作组再度回到芙蓉镇，接下来一系列的批斗行为更像是李国香对胡玉音的一种报复和打击，而与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黎桂桂的斗争，则是从侧面瓦解多年来围绕在胡玉音身边的庇护，只是这种私人恩怨一直潜藏于政治的背后，而且也因为披上了政治的外衣，而被悄悄地赋予了合法性。

　　直到李国香从王秋赦口中得知，被打成“五类分子”的秦书田与胡玉音，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发生了关系，还要申请结婚。审讯过程中，秦书田与胡玉音十分有骨气地拒不认错，这下彻底激怒了李国香。“一时，就连一向遇事不乱、老成持重的女主任，这时也实在没有耐性了，竟降下身分像个泼妇撒野似的骂道：‘反动富农婆！摆地摊卖席子的娼妇！妖精！骚货！看我撕不撕你的嘴巴！看我撕不撕你的嘴巴！”甚至还决定使用镇压之权，对胡玉音实施残忍的刑罚。这一段话，早已脱离了政治话语体系，变成了类似于街头巷里长舌妇们的口角之争。而以“反动富农婆”来咒骂，则是用政治话语把自己私情的发泄合法性。李国香没想到，胡玉音落魄至极竟然还有活跃的生命力，这是对其报复失败的宣判。另一方面，作品对李国香、王秋赦等形象也不忘人性书写，文革时代本来灭失人性，作品却又透过这些人物身上欲望的隐秘实现丰富了人物表现。

　　其次，作品还原了生活真实的时间长度。这一时期文学中，逐渐取消了维持人物合法性的时间截取，而且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实的时间长度、人物命运的自然起伏变动。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许茂从合作化时期的作业组长、“领过奖状的积极分子”，再经历动乱时期，对政治感到失望，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人们只顾着政治斗争，忘记了百姓生活，只有自己才想着自己，顾着自己，从此变得多疑、自私自利起来。新工作组的踏实作为让这个谨慎、警惕的农民的心重新安定了下来，他乖戾的性格也随着社会的平和氛围而慢慢改变。许茂这个人物原本是正面人物中的积极分子，却也有了反面的特性，这是一种对真实和复杂的尊重。而在“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中，为了保持正面人物身上的先进性不受质疑，就必须要消除时间的威胁，像《艳阳天》中故事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保证了正面人物品质的坚定。

　　此外，以往正、反面人物之间的力量对比，虽然时不时会发生变化，但大都是以量变的形式存在，通常只在结尾处做一个质变的处理，《艳阳天》中，反面人物多次策划反动行动，每次在关键时刻，就会被正面人物识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芙蓉镇》中，质变会穿插在故事中间，原本应处于正面人物一方的，很可能在某一时期就会转到反面人物一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人物放在一段历史长度中，表现出她可能发生的变化。

　　李国香这个人物的命运就有些复杂。她出身良好，是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曾经风光一时，之后因与有家室的财办主任的私情被披露，而降职到芙蓉镇做国营店经理。在芙蓉镇，因查处反动标语立功调回县里，之后重新带领工作组回到芙蓉镇批斗胡玉音等人。这时，她已经是芙蓉镇上话语权的唯一掌控者。但是后来，红卫兵对她也进行毫无例外的搜查，因未婚，床上却有男人的东西，而被挂上“破鞋”批斗。运动后期，又被恢复身份。李国香的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从掌握话語权的女将士，转眼间就有可能沦为阶下囚。尽管这是极端化斗争年代的真实一角，但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以突出阶级立场正面的一方为目的，具有政治宣传效用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不可能有的文学表现。相反，作家们总是以保持人物的阶级属性为目的。

　　最后，阶级立场、道德品性与作家的叙述态度出现错位。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人物的阶级立场、道德品性，以及作家的叙述态度三者是基本保持一致的，这也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文学要求和写作规范，即阶级立场处于时代的正面，则这一类人物在道德上也占据较高水平，作家的叙述态度和批评指向也是正面的、赞扬的。反之，反面人物则不仅阶级立场是对立的一方，道德水平也非常低下，作家也对这类人物持批判态度，甚至在相貌、外形条件上都有明显的形态。

　　而到了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种一致性开始发生变化，上述三者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按照阶级成分划分的正面人物，身上却有很多缺点，道德上也让人存在疑问，而“五类分子”们却充满了人情、人性。《芙蓉镇》中，王秋赦雇农的阶级成分好得不能再好，土地改革时分得的财物是最高一等。但是他在行事方式上却不像一般农民的勤恳，而是好吃懒做，坐吃山空，家被败光了，他就开始期待新一次土改。后来在政治的裹挟中，他竟成了时代的红人，成为李国香的跟班，还与李国香展开了一段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李国香身为政府干部，却在男女关系上行事随便，未婚就已经多次打胎，还几次因为生活作风问题遭遇降职和批斗。两位“阶级成分”如此正面的人物，却在文本中站在受批判的一方。而那些“五类分子”，比如秦书田、胡玉音、谷燕山等人，却在默默地接受着来自作家温情笔调的呵护，作者甚至在他们身上赋予了义气等传统美德，来表现他们的情感。

　　当新时期文学摆脱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在政治性上的沿袭，开始进入新阶段时，我们会发现，作家笔下的人物特性变得复杂而模糊，很难再用正面、反面去界定他们，人性开始流动起来。而关于人的正、反属性定位，则随着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土壤在文学中的大面积消失而逐渐被视为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为后来的文学所摒弃。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突破之后，到了先锋文学时期，文学显然愈加不能满足于对人进行单一化的认识，他们关注的是更加真实、复杂的人，在追求丰富的真实过程中，反面人物的概念被消解，正面、反面的界限被打散，相互融为一体，固化的人物开始了流动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