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芳

　　在孩童时代，父亲是我的偶像。时至今日，我们村庄里仍然盛传着父亲的求学故事。父亲没念过什么书，却好学，时常捧着书本去四处求教，连下地干活都不忘捎带一本，终于成为见多识广的人。后来村里缺少老师，镇上就让父亲代课，再后来又让父亲转正。村里人对此十分羡慕，到底是文化人啊！从那之后，村里人教育孩子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说：

　　“你们要多念书，将来要和杨昆成一样做个国家干部！”

　　杨昆成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成了村庄里的一面旗帜，在每个孩子的心头呼呼作响。后来，那面旗帜耷拉下去了。那是傍晚，村庄里最为凶悍的阿基把一个老光棍打倒在地。起因是光棍汉偷看了他老婆一眼。当时父亲刚从学校回来，腋下夹着语文课本，头上沾着一片灰白的粉笔灰。他看到一群人围在场地中央，就跟着挤进去，原来是阿基在行凶作恶，周遭的人们只呆呆地看着，没一个人吱声。父亲抓着课本横在阿基和光棍之间。

　　“有事好好说，别动手打人啊，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是吧？”

　　父亲说这句话时，转身望向围观的人群，人们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仍旧沉默不语，目光全落在阿基的拳头上。人们的心情和那个拳头一样蠢蠢欲动。父亲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用课本拍着身上的灰尘，发出一阵夸张的“叭叭”声。人们的目光折回来，望向父亲似是而非的脸。

　　“阿基，算了，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了吧。”

　　父亲说。阿基瞪着父亲，似乎父亲是一个从地面下突然冒出来的怪物，说：“谁敢拦住我！”说着，又抬腿踢向蜷缩在地上的光棍。父亲来不及劝说，整个人横过去。阿基踢中父亲的膝盖。父亲摇晃几下，跌倒在地。

　　“你怎么打老师呢？”

　　“他自找的，怪不得我。”

　　“那也不能打老师呀。”

　　“哼，这怪不了老子，老子打的是光棍，我告诉你们，老子还要去把光棍的家给劈了！”

　　阿基虎着脸扬长而去。人们以为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此事就此了结了。岂料，阿基跑回家提了一把斧头，满脸凶光地往光棍家走去，背后卷起一阵阴风。人们倒吸一口气，接着纷纷跟上去。阿基来到光棍家门前，回头瞟一眼，人们慌忙收住脚步。阿基嘴角抽一下，抽出一丝冷笑，“哐当”一声踢开门板，跨进去，抡起斧头劈向墙板。不到半个小时，一堵完好无损的墙板就被劈落了。越来越多的人赶来，站在门外静静地望着，没人说话，连粗气都不敢喘。当时我站在不远处的桂花树下，看到父亲和所有人一样站立不动。我注意到父亲的喉咙上下滚动，在吞咽口水，好像一声凄厉而愤怒的吼叫“住手！”即将爆发。然而，那声吼叫直到阿基甩手离去都没有爆发出来。围观的人们跟着纷纷退却，最后剩下父亲站立在那里，面前是一堆破败的木板。我望着父亲孤零零的背影，忽然觉得父亲有些可怜。

　　几天后的中午，村庄里涌进一群警察。他们箭步如飞，大头皮鞋把石板路踩得“噔噔”作响，路旁的猫狗吓得四下逃窜。村里人看到他们腰间别着黑色的手枪。阳光落在枪托上，折射出一道道寒光，谁也不知晓这一道道寒光将折射到谁的脑门上。那时阿基提着斧头立在门口，正等待警察的到来。村里人发觉要发生什么，纷纷从村巷里涌来，看到警察和阿基在相互对峙。警察站着不说话，目光偶尔瞟向阿基的脑门，似乎在寻找让子弹落脚的地方。阿基感到不自在，站起来，又蹲下去，再站起来，猛地用斧头劈向一根木桩，“叭啦”一声，腿脚粗壮的木桩破成两半。警察对此视而不见。阿基的心就虚了，目光耷拉下去，斧头脱落在地。阿基就这样束手就擒。

　　那时，我忽然发现警察是世界上最威风的人。他们仅用目光就能把村里最凶悍的人制服。在我的心目中，警察的形象完全覆盖了我父亲。曾经让我骄傲无比的父亲，就这样被警察轻而易举地取代。我在那时开始萌生当警察的心愿。我时常站立在山岗上远眺，目光能够望见多年之后的情景，那时我是一名警察，挺着胸脯往村口一站，整个村子都会沉静下来，没人敢乱吱一声，连猫和狗都成了哑巴。从那时起，我有意无意地躲避和疏远父亲，再也不愿跟父亲交心。

　　在十六岁那场关乎命运的对话中，我依旧不愿意对父亲吐露心聲。那是傍晚，头顶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乌云，天空逐渐暗淡，一场雨即将来临。当时我和父亲坐在屋外的桂花树下，对即将来临的雨无动于衷。我们各怀心事。我用余光斜了一下父亲，父亲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似乎在望着那片越来越暗的天空，又似乎不是。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读师范吧。”

　　好半晌，父亲从嘴里挤出这句话。我没有表态。父亲也不再说什么。天上掉下几点雨滴。我们都没有慌乱，也没有谁离开，都沉浸在那句话里。诚然，我们彼此了解，对没说出来的话心照不宣。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读高中考警校，意味着冒风险，而师范毕业后就能当上国家干部。这是件光宗耀祖的事。这使我感到沮丧。在童年编织的梦，泡沫一样“叭”地破灭，破灭得那么轻易，连一丝挣扎的机会都没有。我在心里抵触、呼喊，却没说出一句话。我早已习惯在父亲面前默不作声。我别过头望向天空，不让父亲看到我眼里流露出的失望。我看到一只飞鸟匆匆而过，是在追寻，还是逃避？我猜不出来，而我，心里瞬间涌起一股想哭的冲动。

　　“那就办升学宴吧。”

　　又过了半晌，父亲幽幽地说，脸上挂着一种被逼无奈。我从父亲脸上的神情洞悉了他内心隐藏的暗自得意，即刻明白父亲脸上的神情只是笨拙的装饰。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再次塌陷。办宴席那天，我没有站在家门口招呼客人，而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透过窗口望着屋外来来往往的人们，似乎在观看一部和我自己无关的电影。我望见父亲在人群里来回穿梭，脸上挂着笑容，这使父亲看起来有些洋洋得意。我不由得对父亲执意办这场宴席的目的产生了怀疑，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起来。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从不喝酒的我端来一壶酒，拧开，往嘴巴里灌。就这样，我在宴席开始之前烂醉在地。

　　宴席开始时，父亲着急万分地四处找我，最后在房间里看到我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嘴角淌着一摊泛黄的口水，几只蚊虫在嗡嗡飞舞。父亲脸上瞬间红白相间，接着哈哈大笑。许多客人在父亲的笑声中奔来，看到我像头猪一样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跟着都会意地笑了。

　　父亲指着我说：“瞧，这么激动，自个儿就喝倒了。”

　　客人们一片赞叹，说：“将来一定有大出息，连喝酒都不一样。”

　　父亲和客人们退到堂屋里，举杯畅饮，猜拳划码声此起彼伏。那天父亲喝了几杯酒后，嘴巴变笨了，不时说：“来，什么都不说，都在酒里了。”父亲举着酒杯一路摇摇晃晃去敬客人。母亲怕父亲摔倒，连忙上前扶住他，说：“喝不了了，就别喝了。”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说：“今天高兴，哪能不喝呢？再过三年我们家老三就是一个老师了，比我厉害，我没念过什么书，他才是正经八百的老师。哎，对，对，你就这样扶着我。”

　　客人们跟着起哄，纷纷跟父亲碰杯。母亲有些不满，又不敢放开父亲。在人们眼里，那是夫唱妇随。

　　我醒来后已是第二天，窗外洒着清晨的朝阳，和往常一样平淡无奇。我的头还晕乎乎的，便走出屋外，顺着石板路往前走。路边的叶尖上倒挂着一只只小水珠，摇摇欲坠、晶莹剔透。几只鸡在树下觅食，两只猫在向阳的地方伸着懒腰，村里人赶着牛往山野走去，身后留下嘘嘘的追赶声。

　　“起来了呀？”

　　“昨天的酒还行吧？”

　　“从没见你醉酒，总算见到了。”

　　……

　　人们和我打招呼，我“哎哎”地回应着，人们又点了点头才离去，生怕我会责怪他们什么似的。我忽然觉得村里人有些陌生了，似乎我烂醉一场，醒来后就生分了。我望着人们渐渐远去，心里有什么也跟着远去了，剩下一片荒凉。

　　到城里念书那个清晨，家人们把我送出村外。父亲一路与人打招呼，音量比平时高了许多，似乎怕村里人不知晓我离开。当我们走出村口，他便不说话了，只默默地往前走。蝉虫在草丛中啼叫。母亲在桥头上立住脚，静静地望着我远去，眼里充满悲伤。我心里有些酸，转身向她走去，来到她面前，却什么也说不出。母亲帮我扯了扯衣服，扯平了，还是不放心，再次扯了扯，似乎我将一去不复回。

　　“阿妈，到城里后，我就写信回家。”

　　母亲没说话，嘴角牵了牵。后来母亲扯下许多草片结成一只只草结，轻轻地抛到河里，那些草结顺流而下。她在为我祝愿。母亲的祝愿将和河流一样川流不息。我的泪水在那一刻夺眶而出。

　　“都男子汉了，别让人看见了，不好。”

　　父亲说。我连忙擦拭眼泪，重又往山外赶去，父亲跟在身后。父亲把我送到县城，帮我买好车票，把行李安放好，拍了拍我的肩膀才转身下车。父亲立在街旁，显得那么瘦小，与在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形象反差甚大。我呆呆地望着父亲，想到了什么，心里塞满酸楚。我不敢把头伸出窗外与父亲告别，担心眼泪掉落下来。我从车头的观后镜望去，看到父亲站立不动，像是一棵不长叶子的树。天空下起稀稀疏疏的雨，父亲浑然不觉，定定地站在那里，眼中交织着亢奋和不安。车子徐徐地开走了，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成了一片飘零的枯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我开始了城市的生活。城市最初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建筑是陌生的，人群是陌生的，树木和风也是陌生的，相互陌生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奔波。城市的美好印象逐渐被无处不在的陌生所吞噬。我开始在夜晚梦见村庄，梦见母亲抛入河里的草结，那些草结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踏步走来，让我在孤独的夜晚感受到遥远的温暖。我把来到城市的这种失落感写成文章，被文选老师推荐到晚报上发表。叫肖晓的女孩从文章中看到了我遥远的故乡，并走向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情。肖晓让我感受到的是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我家人每天起早贪黑为我挣着不多的生活费，而女孩父亲每个月都会寄给她比我们老师的工资还要高的汇款单。这使我对农村的感情变得复杂，也使我对女孩的感情变得复杂。那之后，我再也不愿意在女孩面前谈起遥远的故乡。女孩也不再问起，似乎故乡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她喜欢做的是逛街。我对逛街没有兴趣，每次上街都在书店门口和她分手。我一头钻进书店，女孩就在服装店里游逛。半天过后，我们重又回到书店门口碰头，一起挤班车回到学校。

　　毕业前夕，我捧著资料在城市里穿梭，结果，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收留我。我生活了三年的城市，还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女孩对此不以为然，笑哈哈地说：

　　“你娶了我就能当上警察。”

　　我没有回答，压根就回答不上。

　　“我带你去见爸爸。”女孩说，“在生活面前，该低头时就要低头。”

　　我想不起反驳她的话，便跟着她去见她父亲。她父亲开着黑色大众轿车把我们带到一座大桥上。桥下是水，几艘小船在飞驶，在江面画出几只巨型的铁钳图像。

　　女孩父亲指着江面说：“如果我女儿从船上掉到河里，你会不会从桥上跳下去救她？”

　　“会！”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肖晓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似乎她真的掉入了水里，而我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肖晓父亲却哈哈大笑。那底气十足的笑声雾气一样笼罩着我，使我对自己的回答产生怀疑。我想要是肖晓真的掉入水中，我会不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桥离江水有三十米，足以送命！刹那间，我看清了隐藏在心底的胆怯和虚伪，也明白了肖晓父亲为什么朗笑。我在那笑声消失之前离开大桥，留下肖晓在背后撕心裂肺地呼喊。

　　我背起行囊，在踏上归途的刹那间，发现自己被抛弃了。如同受到欺骗。我走在乡间小路上，垂头丧气，毫无学成归来的踌躇满志。故乡的山水在眼里出现，呈现出来的却不是熟悉的场景，不知道是故乡陌生了，还是内心陌生了。

　　父亲却异常激动，像喝了酒一样，满面红光地立在村口。他身旁是几棵杉树、桂花树和毛南竹，树阴下是悠闲的老人和玩石子的小孩。父亲对着空无人影的山路喃喃自语：

　　“我们家老三今天毕业回来了！”

　　人们向他望来，问：“杨老师，老三分配到哪呀？”

　　“嗨，还不知到哪儿呢，这野仔的命捏在教育局手里。”

　　人们不再说话，会意地笑了笑，跟着往山路望去。我在人们的期待中出现。人们赞叹不已，说：“这孩子长大了，老三是国家干部了！”

　　后来，我时常想起那个下午，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看到落在人们周身的阳光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那时，我越往村庄深处走，越是对故乡的遗忘。在恍惚之间，我看到面前赫然出现一个黑洞，隐藏着故乡的全部隐秘和疼痛。也是在那个时刻，我听到一声衰老的唉叹，抬眼望去，被一阵强烈的阳光刺痛眼睑。

　　那个下午，我被一群老人和小孩簇拥着，父亲被挤在一旁，似乎一切与他无关。父亲傻傻地呆立着，如同一棵静默的树，后来猛然醒悟，慌忙往家里跑去。

　　当人群来到家门前，父亲抓着一大袋糖果笑着分发给人们。母亲在一旁维持秩序：“都有，都有，都有啊。”拿到糖果的人们高兴地走了，剩下我们一家人站在门口。父亲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软盒甲天下，想了想把烟放回去，再次掏出两包精装甲天下，塞到我手里，说：

　　“到鼓楼里去给老人们敬一支烟吧，就说你毕业了，感谢老人们这些年来对你的照顾。”

　　“阿爸，有这个必要吗？”

　　“人们看着你长大的，你总不能忘本吧？”

　　我望着父亲，又望着母亲，他们眼里挤着同一种轻柔，我心里轰地响了一下。我便努力往脸上挤出笑容，走进鼓楼里给老人们敬烟。老人们接过烟，笑嘻嘻地说：“毕业了呀，毕业了好。”

　　老人们吸起烟，不再说话，腾起的烟雾掩盖了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飘忽而遥远。我恍惚看到自己站在老人们的对岸，望见的却不再是往昔的风景。我心里如压着铅块般难受，不由得冲出鼓楼奔向村外的河流，连衣服也没脱就扑通钻入水底。阳光竹箭一样射入水中，把河底变成一块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琥珀。我沉在那里一动不动，几许鱼儿在身边游荡。它们把我当成一块静默的石头了。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再坚持一会儿就真成石头了。河水不断挤压过来，我的胸膛里装满炸药似的。在即将爆炸时，我的双脚猛地往上蹬去，脑袋便钻了出水面。我看到阿基呆坐在河岸上，也许因打伤光棍而坐牢的缘故，他的脸上已没了以往的凶悍。我有股说不出的难受，又往水底闷，再次钻出水面时，河岸上已没有阿基，只剩下一片惨白的阳光。

　　我走过古镇的旧街道，来到教委办主任面前。他看了看我，眼里隐含着一丝不屑。我明白在我之前，已经有无数毕业生向他要求分配到好的学校去了。我咽了咽口水，说：“把我分到归木村吧。”归木村山高路远，生活艰苦，没有谁愿意去。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吐出这句话，也许是心血来潮，也许只是因为主任眼里的那丝不屑。主任愣一下，忽地扑过来，握好我的手，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小杨你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什么也没提，我也需要一个角落疗伤。

　　从小镇到归木村，要爬一座叫科马界的山梁。那道山梁高耸峻峭、人迹罕至，野猪和毒蛇时常出没。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到达归木村。

　　“老师来啰，老师来啰！”

　　村口聚集着许多人，他们一直在等我，脸上闪现着同一种欣慰，像被困住多日的士兵盼到了救援。我发现了自己对于这个村庄的重要。刹那间，一种被需要的感受占据了心田。我收住脚，静静地望着人们，竟有些茫然失措。

　　当天晚上，村里人在空地上摆起宴席款待我，男人们挽起衣袖，尽情猜拳划码，妇人们围在一旁观望，脸上洋溢着满足。男人们不断地来向我敬酒。妇人们不时地打量着我，打趣着说要是谁能把女儿嫁给我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酒过三巡，村长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现在让杨老师讲话，大家欢迎！”

　　空地上哗啦啦地拍起手来。

　　“父老乡亲们，哎，我没准备，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村里为我设下宴席，我很感谢。我阿爸是个老师，从小就教育我要读好书。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个小山村只有一个老师和十几个学生，他们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上课。一天下起了大雨，那间房子‘吱吱呀呀地响起来，眼看就要倒塌下来。那位老师便让孩子们跑出教室，然而门却坏掉了，孩子们跑不出去，便哭成一团。老师就破开窗户，把孩子一个个推出窗外。最后，当他背着最后一个孩子想逃出窗外时，整个房子塌了下来，老师和那个孩子都死了。老师救下的最后那个孩子就是他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故事，我来到这里，要向那位老师学习，当一个让孩子们放心的老师。”

　　场地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坐下去，心间涌起愧意，故事是随口杜撰的，雄心壮志只是谎言。我陷在难以言说的苦闷里，竟产生了负罪感。我端起酒，把自己灌醉了。

　　醒来已是清晨，窗外下着雨，稀稀拉拉，一阵嘈杂的歌声纷飘进窗口。我爬起来往窗口望去，歌声来自对面的教室。我洗好脸，忐忑地走向教室。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楼，墙上有不少破洞，屋顶还趴着几根杂草，在阴郁的天空下显示着孤独。我不由得想起肖晓。她是否见过趴着杂草的屋顶？要是见到了是否觉得有艺术感呢？我不由得有些恍惚。此时，歌声消失了，世界陷入安宁。

　　“老师好！”

　　孩子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脸上现出讨好的笑容，眼里滋长着兴奋和惶恐交织而成的神情。我走进教室，从此成了老师。

　　村里人对我很热情，每天都拉我去做客，要么让孩子给我送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村庄坐落在山坳里，不到百户人家，周围长满梨树、桃树，还有毛竹。学校建在山坡上，背后是坟地，据说坟地能让孩子们把书念得更好。我不相信这些，一笑了之。坡下是一条小溪，汩汩流淌着清流。河對岸是通往山外小镇的小路。我每天都望着那条山路，直到夕阳西下，夜色慢慢地笼罩下来。我想既来之，则安之。然而，当想到那将重复着父亲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几十年后退休时，我还是被吓坏了。这样的生活与被困在一个笼子里有什么区别呢？哦，我得找到一个出口，人生的出口。这念想越来越强烈。

　　应该说，我对黑夜的恐惧从那时开始。每当夜幕降临，村里人都归家了，世界便只剩下校园和坟场。坟场里没有妖魔鬼怪，只飘着几只萤火虫，没有半点声响，漫开来的寂静可以拧出水滴，让人莫名不安和心慌。村庄里没有电，人们用油灯照亮漫漫长夜。我坐在夜幕下，点着一支微弱的烛光，对抗着周身的昏暗。我总在那种时候想起肖晓，她独自在街上行走吧？坐在咖啡厅里黯然失色吧？在仰望着星空吧？我们头顶上是同一片天空。也是在那种时候，她父亲从苍茫的夜色里浮现出来，金光闪闪。我长久地凝望着那个大肚子男人，终于明白了他拒绝我的理由：不是我是否愿意为女孩付出生命，而是在我和女孩身上各自背负着有别于生命的东西。这种东西如同命运，却又不同于命运。

　　这种情绪影响着我，以致破坏了好容易建起来的内心平和。我时不时会发莫名的脾气。在一个雨天的下午，课堂上一个孩子望着窗外的雨水，嘴角撇起一丝笑容，沉浸在某种遥远的意境里。我的手抖一下，把课本往讲台“叭”地拍下去，怒吼道：

　　“你给我站起来！”

　　整个教室一片惊愕。那个孩子颤着脚慢慢地站起来，脸上交织着委屈和无辜。

　　“你上课就不能专心一些吗？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这是课堂不是山梁，不是你愿意想什么就可以想什么的。要不我坐在下边听课，你站在讲台上讲课？你以为老师讲课那么容易，啊？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分心，啊？你这样对得起家里的父母吗？他们把你送到学校来，期望你什么，难道你不知道？”

　　孩子憋着脸，快落了泪。女生把头埋藏着，眼眶里积着泪花。村里老人们知晓后，都哈哈笑起来。自那之后，村里的青年人到姑娘家聊天，总不忘到学校来叫上我。起初我以为都是青年人，聚在一起有许多话题，后来我才知道，村里人是怕我孤单，想念山外，久之会弃他们而去。如若我看中了村里的女孩，娶了村里的女孩，我就不会走了。村长还把他远在广东的女儿叫回家，想把我们捏成一对。然而我们的兴趣不一样，谈不到一起。

　　那段时间，每天清晨，我的房门口总挂着青菜、土豆或玉米，有时孩子们还从家里给我带来酸鱼和酸肉。山村生活本就不易，逢年过节才吃上肉，人们却把坛子底的鱼肉送给我。过冬社节那天，几个孩子跑来拉我去做客，还为此打起架来。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如同沉寂的山林。

　　这帮孩子倒是争气，成绩越来越好，在镇上举办的元旦知识竞赛活动中，有个孩子还获得了第一名，又在县里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归木小学在镇上有了名气，教委办还组织队伍来听课。村里人对我更是尊敬。我把笑堆在脸上，心里却莫名烦躁。村里人似乎洞悉了我的内心，望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那帮孩子考到山外念初中，每每周末回来，都变得沉默寡言。他们埋头走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环境的改变导致不适，这我能理解和感受。我想开导他们，又不知从何开导。他们离开村庄，渐渐长大，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成长是需要经过阵痛的。

　　没料到的是，孩子们的阵痛超出我的想象：谁谁被小镇上的孩子打了，谁谁的衣物被偷了，谁谁被小镇上的孩子追赶，谁谁被收保护费了……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久，一个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因是小镇上的孩子污蔑他偷东西。他受不了这屈辱，就跟小镇上的孩子打起来。小镇的孩子打不过他，扬言叫人来修理他。他心里害怕就告诉了老师，老师教训了小镇上的孩子。可他心里的恐惧并没消除，他夜间睡不安稳，生怕突然涌来一帮人，抓着木棒、砍刀前来索要他的小命。他受不了这些折磨，卷起铺盖走了。不久，另一个孩子叫嚷着不去学校。他父母就劝他，还跑来叫我去劝。他没等我出现，已把所有的书本焚毁。他铁了心不念书了。我心里一阵疼痛，不知该说些什么，觉得自己太无力了。这想法使我怀疑起自己来。如果好不容易才考到山外的孩子，又一个个回家放牛和种地，那么我站在这讲台上还有什么意义？我越想心里越乱，有时上课都恍惚着。那时我会放下课本呆呆地往窗外望去，山路上摇晃着几个人影，群山在远处静默，鸟雀在寂寞中飞翔，挥之不去的怅惘再次涌来。教室里的孩子也跟着望去，他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憎恨自己的无能为力，连孩子们都保护不了。这不是一个离开的理由吗？我被这个冒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似乎理解了那些从山沟里落荒而逃的青年人。

　　“我到小镇上请求调动，那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归木村的孩子。”

　　我到小镇上找到教委办主任。他看了看我，脸上挂着一丝浅笑，说：“小杨啊，我和你爸有过一面之交，你的事我肯定放在心上，现在你还得再耐心坚持，有合适的人选就把你调出来。”我白他一眼，不再说话，说什么都没用。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可以去考警察，派出所现在正招考，要是你考上了，不就出来了？”

　　唿！

　　有什么从心间蹿起来，如同一道冲破黑暗的光。我听到内心嗞嗞作响，我看到内心的渴望。主任瞟了我两眼，脸上挂着笑。我知晓他在笑什么，但我不在意。

　　那年全县招收了8名民警，我是其中之一。去派出所报到时，我依然觉得是个梦。我的确是个站在村口就能让整个村庄沉静下来的警察了。然而，我离开归木村时心里充满了愧疚。我要离开这里了，再也不回来了。我发现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我最先想到的还是自己，而且，我还以某种借口遮蔽内心的自私。谁人不一样？我们都习惯性地让自己成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我离开那天，村里人都来送我，眼里满是不舍和祈求。我是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背叛和逃离这个村庄的啊。

　　我到省城集训八个月。被南方的天气暴晒后，我皮肤黝黑，重新回到小镇上，人们看我的目光不一样了。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一个腰板笔挺，仅用眼神就能制服人的警察。我并没因此而激动，反而感到一阵失落，人们敬畏或者惧怕的不是我，而是套在我身上的身份而已。

　　那时，归木村的孩子没几个留在镇上念书了，即使我穿着警服到学校找他们，让别人看到他們和警察有关系，他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小镇。这是无言的嘲讽。我感到什么堵在心口般难受，每每巡逻时发现小偷就猛冲过去，先狠踢几脚再铐回所里。好几回都把小偷踢伤了。所长批评我说：“小偷要抓，但不必伤人。”我笑着说下不为例。可没过多久又有小偷被我弄伤了。我总是受到批评，名声跟着鹊起，褒贬不一。小混混们都怕我，他们在我面前变得老实了，还时常拉我到酒馆里喝酒，与我称兄道弟。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手软，那是替归木村的孩子出手啊。

　　我回了一趟归木村，发现学校里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几只鸡在空荡荡的操场上觅食，正午的阳光特别刺眼。辍学的孩子大都奔往遥远的城市了，村巷里只剩下流着鼻涕的孩子在追逐。

　　“要不，你回来吧。”

　　村长指着孩子们自嘲地说。我愣了愣，想，这里需要老师，可是连自己都跑了，又指望什么人来呢？我是警察，负责抓罪犯，教书不是我的事。我似乎看到了那块最后的遮羞布。我得为归木村想想办法。

　　“我不是没派老师去，派了两位老师，没干多久都走了，跑到广东去了，现在连代课的都找不到，我一直为这事头疼呀。”

　　我到镇上找教委办主任，他反向我倒苦水。我心里不满，想领导不是身先士卒吗？找不到老师不应该由自己去吗？难道这话只是说给人听的？那么我呢？我又凭什么这么指责眼前这个人呢？我不由得感到泄气。“你不是当警察吗？你的办法肯定比我多。”主任说。我明白他在踢足球，也是在激我。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在他眼里看到些许野蛮的意味。我们同时笑了笑。

　　我想起了我们所长。他喜欢带我们去抓赌，这事危险性低，回报率高，不仅能缴获现金，还能收获罚款。起初我对抓赌的事并不上心，觉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现在却觉得不失为一个机会。于是，我背着所长跟所里放出去的眼线说，发现有老师参加的赌局就直接跟我汇报。不久我就收到了线报，便独自一人驱车前往，把一个参赌的老师抓住了。我把他押到警车上，点上一支烟，说：“你自己选吧，要么到归木村当老师，要么就把你的材料送到局里。”

　　“我也只是玩玩，大家都一样，就不能放过我吗？”

　　“你觉得呢？”

　　“你是威胁。”

　　“那就不用谈了。”

　　“好吧，好吧。”他急了起来，说，“我自个申请去归木村得了吧？我操！”

　　不久后，他就到教委办申请到归木村教书。教委办主任十分高兴，握着他的手都不愿松开了。他去归木村那天，我特意请假送他去。我们受到村里人的热情款待，全村家家户户都端出饭菜在空地上摆上宴席。人们争着向他敬酒，抢着给他夹肉。他被这场面感染了，眼角积着泪花。我知道那泪花是真实的，尽管他心里埋着怨气。

　　“你从这里跑了，”酒后他对我说，“你自己跑去当什么鸟警察，现在拿着枪逼着我到这里，你以为自己很牛逼吗？”

　　我没说话。

　　“要是我是警察，来这里的应该是你吧？”

　　我还是没说话，递给他一支烟。

　　“你真有本事，就去追击黄山武吧。”他接过烟说，“你要是把他抓住了，我就服你，不然你也就比我多把枪而已。”

　　我知道黄山武，那是一个逃犯，林荫镇人，在广东犯的案，把一个欠工人工资的老板给捅到医院里了。警察介入此案后，老板不得不还了钱，而警察却追捕不到他。在镇上，人们谈论起黄山武就像谈论一个江湖英雄。无疑，要是谁抓住这个英雄，那么他就是另一个英雄。我也想成为英雄，为身上的警服正名。要知道，自当上警察，我每天都只是在处理一些芝麻烂事，而且，怎么也处理不完。我的信心和耐性被一点点磨掉。我渴望着和手沾人血的嫌犯遭遇，面对面较量。这些假想总让我热血沸腾。

　　小镇风平浪静，别说逃犯黄山武，连小偷都少见了。我时常无端恼火，有时躺在床上想，这个小镇怎么就没发生人命案呢？我时常因自己有这种想法而恶心。怎么能期盼着他人受到伤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忽然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邪恶的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自己？我似乎理解了世间的种种怪象。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我开着吉普车穿过小镇那条破败的街道，一个戴着黑色太阳帽的男人引起我的注意。天空阴沉沉的，快要下雨了，还戴着太阳帽干什么？那人东张西望地走向街边的小摊。我想看看那人是谁，便从车上跳下去。那人发现了我，迅速转身钻进一辆北京现代，唿的飞驰而去，街上的人和狗都吓得四下避让。我猛地想起黄山武。就是他！我返身跳上吉普车边追赶边向所长汇报：

　　“所长，我发现黄山武了，正在追击他。”

　　“你说什么？你别想立功想疯了，吉普车的刹车不好，你先去修好车再说。”

　　所长在电话里说。我没听所长的话，丢下电话，加大油门，追击黄山武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机遇。我追出小镇，追上盘山公路，与北京现代的距离越来越远。我顾不上公路崎岖，把油门踩到底，在一个大弯道没有刹住车，车子冲出路面落下山谷。我知道坏事了，抬眼望去，北京现代逃出视线。我心里咯噔一下，想，所长并没有说谎，刹车的确需要修理。

　　我跟车子跌入十多米深的山谷。我躺在车里不能动弹，疼痛和河水把我淹没。我闭起眼睛，看到白云和黑云在飘，接着是一群身材矮小、脚跟在前的山兄弟，他们整齐划一地向我走来。那是活在传说中的精灵。村里人说看到他们就看到了死亡。那一刻，我明白自己的性命已经到头。这念头使我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并不恐惧。我明白了村里人为什么如此敬重山兄弟这样的不祥之物。我把身体和灵魂敞开，童年在脑海里闪现。我感到欣慰，在死亡到来之前还能想到远去的童年。我在疼痛中失去知觉。

　　我在第三天醒来，浑身疼痛，但我顾不上这些，我只想知道抓到黄山武了没有？我无法开口说话。父亲从我的眼睛读到我的心思，他知晓我的脾气，便走到床边告诉我说：“你追的那个人不是黄山武，压根就不是什么逃犯。”那他为什么要逃？我仍旧说不出话。所长凑过来说：“那只是人家车好，开得快而已。”

　　我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再度陷入昏迷之中。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左腿已被截断。医生们在我昏迷时截断了我的左腿！啊，不，怎么可能呢？那一刻，整个世界沉入深渊。我拼命叫喊、呼救，咽喉里却发不出声音。我成了一个哑巴，只能默默流泪。左腿被医生当作一根废柴抛在角落里，已孤独死去。我是警察啊，怎么能没有腿呢？

　　躺在病床上，我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曾一度想到死，想到天堂和地狱，想到童年的梦想和渴望。我还没由来地想起战争年间的汉奸。我在想当时那些汉奸都面临着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个人忍受着肉体和灵魂的双重煎熬到底能坚持多久？是否能够依靠信念而决定生死？我不知道，也越加反感自己，既而不愿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把一个准备给我打针的小护士推倒在地。小护士哭着鼻子走了。父亲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走过去拉开病室的门。走廊的地板上躺著不少病人，他们面容憔悴，神情茫然而无助，眼里却残存着些许希望。我咬着下嘴唇把目光移开。

　　我静静地养伤。快出院的一个黄昏，病房走进两个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纪委的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想必是归木村的老师举报我。我悄悄地把脸别向窗外，看到一只什么鸟掠过，到底是在追赶，还是在奔逃？我极其厌倦这种内心涌动。我干脆把脸转过来，面对着来人，现实终究无法回避。我看到父亲的脸色灰了，脸皮僵了，很是难看。我想把这些告诉父亲，却没开口，也无需开口。

　　我对那个黄昏记忆犹新。那个黄昏，我开始对夕阳怀有不可名状的惆怅。每每回想起那个黄昏，一个背着行囊的人便从记忆里走来。我看到那个人背上的行囊沾满灰尘。那个人对此毫不在意，他的注意力全落在眼前的小镇上：一条破败的街道，几栋高矮不一的房子，几许晃动的人影，几条慵懒的狗，以及从远而近的言语……这些构成了他对小镇最初的记忆。当时阳光从背后抹过来，把他的身影甩在散乱着碎纸片、塑料袋和破酒瓶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一阵苍老的呼喊骤然而起，既而戛然而止，这使我回想起那个黄昏苍凉不已。

　　责任编辑 梅 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