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青

　　东北三省，又叫关东。出山海关去东北的，不管是逃难要饭，卖苦打工，跑马占荒，贩买贩卖，乃至杀人越货、亡命白山黑水者流，一律称为下关东。下关东，无疑是一场人口大迁徙，大流动，大混融。这就造成东北地域虽广，但口音变化不大，同时造就了东北人行侠仗义、好勇斗狠、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民性格。

　　流民见多识广，更有赴苦、寻乐精神，于是养成了东北人的爽朗、放达和幽默的性格。与之伴生的，便是一些敢爱敢恨的豪男烈女。陕北人抒发情怀，有悠远、直白的信天游；蒙古民族宣泄悲喜，用既豪放又拖着哭腔的荒野长歌；东北人则直来直去，且三七疙瘩话连篇，不管是二人转还是大秧歌，全都又哏又浪，透着一种灵性，一种俏皮，一种生命的蓬勃和张扬。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小说看得多了，写得久了，转而想阅读或书写一些真实的文字。不管是历史的，现实的，大事，小事，大人物，小人物，哪怕是一些零碎钩沉也好。因为这种东西更本色，更丰满，更朴素，更有底蕴。在这种心态下，便也忆起少时故乡的些许往事。令我惊异的是，原本被我视为平平常常的若干男女，一旦从岁月的尘影中浮现出来，个个都是有棱有角、活灵活现的“文学人物”。

　　二挡呛

　　我的老家在辽北招苏台河畔的乌龙屯。二挡呛，是屯里一个婶子的外号。二挡呛在娘家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清。她年轻时，屯里人叫她二嫂，中年以后则叫她二婶或二娘，多数人还是不分辈分叫她二挡呛。挡，即抵挡、应对的意思。呛，辞典上解释为：“饮食太急而引起气逆咳嗽”或“有刺激的气味使人呼吸感到难受”。实际上，东北话里的“呛”含义宽泛得多，有意外、紧急、糟糕等意思。真够呛，便是真糟糕的意思；挡呛，就是能抵挡和应付各种不测和灾变。

　　二挡呛长得不算俊俏，但周正，四称。不知是黑土地的滋养，还是人口交杂而至良种繁衍，东北人身材普遍魁伟，修长。二挡呛有一米七几的个儿，腿长，胯宽，站如松，坐如钟，行走一阵风。如果晚生几十年，没准是个跳高运动员或女模的料。二挡呛是个响快而又热心肠的人，屯里遇有红白喜事，疾病灾星，她都主动上前相助。她懂一点医道，一般头痛脑热，跌打损伤，尤其是小儿瘀食、泻肚、出疹子等疾病，她多能用土方治愈。

　　二挡呛还有一大能耐，那就是排解屯里的纠纷。无论是婆媳矛盾，妯娌纠纷，还是邻里不睦，地边争执，经她劝和，大都能息事宁人。她论评在理，办事公道，且敢于批评有错的男男女女，一来二去，她便成了大家信赖的公众人物。其威信之高，口碑之佳，远远超过后来的任何妇女主任。土改那年我十岁，二挡呛已经四十出头，屯里人一遇到什么为难遭窄的事，便脱口说：“快！叫二挡呛去！”

　　二挡呛的丈夫姓柳，排行老二，其下还有几个兄弟。尽管都已分家单过，但小叔子普遍怕这个二嫂。因为二嫂家里外头样样都很能干，威信又高，数落起小叔子们一点都不留情面。有次三个小叔子合伙欺负一个邻居，二挡呛听说后拎个烧火棍赶过去，把三个人全打跑了。

　　二挡呛让人长久称道的一件事，是她把大伯子给治住了。按东北的习俗，小叔子可以和嫂子任意逗笑，小舅子可以对姐夫搞恶作剧；而兄弟媳妇和大伯子之间则多有忌讳，关系如同猫和狗，互相避讳。二挡呛的大伯子是个木匠，都说木匠打老婆——最讲究尺寸，可柳老大这人却没有分寸，不但经常打，而且每次下手都很重。一些长辈出面劝止、干涉，都不管用。为此，有些妯娌去找二挡呛，希望她能想个办法。二挡呛开始不答应，后来耐不住姐妹们的央求，只好接了这桩“案子”。她请了两位本家婶子，陪她去找了大伯子。柳老大一向看不起女流之辈，他哼了一声：“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不打不骂夹生饭！”表示还得打，必须打，一直打到位。二挡呛也表了个态：“你要是再打嫂子，会遭报应的，不信你走着瞧！”

　　柳老大有点二杆子劲儿，二挡呛这么一说，他反而打得更厉害了。说也奇了，他每打一次，便丢一件木工家什，先是凿子，接着是锯，再后是锉，继而是刨子，等等。添了新的，还是丢，搞得他赔了好些钱，还常常没法干活。两套家什丢完，他终于有些慌了。

　　这事一传，就神了！有人说二挡呛有“大搬运”的功夫，想搬什么就搬什么。也有人说二挡呛有隐身法，她就是走到木匠跟前，木匠也看不见。还有一种说法更邪乎，说二挡呛请了狐黄二仙（狐狸和黄鼠狼），让狐黄二仙来整治这个混蛋大伯子！

　　柳老大听了这些传言，心里越发瘆得慌。有天夜里，他悄悄跑到屯边的土地庙烧了三炷香，祷告一番，从此再也不敢打老婆了。说也怪了，他不打老婆了，丢的木工家什便一件又一件重现了。

　　制止大伯子打老婆，还不算二挡呛的能耐。真正使她声名远播的，是她帮本家一个小叔子“圆房”。

　　这个小叔子排行老五，是个“蔫头”，即三杠子打不出个屁的主。成亲以后，新媳妇看不上他，一两个月都不让他沾身。每天夜里，新媳妇都把裤带扎得死死的，老五怎么解也解不开。他急了，曾和媳妇在炕上摸爬滚打过，但也只能打个平手。一来二去，他只得认头。

　　二挡呛知道情况后，把老五骂了一顿，说你真是个废物，花20石大豆娶来个媳妇，却上不了这个窟窿桥！一个大老爷们，简直是白活！老五被骂得满脸通红，吭吭哧哧问二嫂：“那，那你说咋整？”二挡呛白他一眼，说：“咋整？由我帮你整！”

　　二挡呛去找了新媳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好多次，可这个弟媳妇很拧，就是不肯回弯。二挡呛接着搬来新媳妇的娘家妈帮着劝，也不管用。新媳妇的态度很坚决：和老五过日子可以，但办那事没门儿！二挡呛咋也没想到，这个明媒正娶的小媳妇这么不开情，不开缝。

　　二挡呛决定：先礼而后兵，来硬的。有天晚上，她找来老五和本家的另三个媳妇，宣布由几个嫂子摁住新媳妇，让老五强行“圆房”！有二挡呛领头，三个嫂子都愿意助此善事，不料老五却缩起脑袋：“这，这成啥了？再说，我怕、怕是不行……”啪！二挡呛伸手给他一脖拐，说你真是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货！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你就是比划一下，也得给我趴上半袋烟的工夫！说完，二挡呛便领着三个弟媳妇和老五来到老五家。二挡呛对新媳妇声言：“你再掂对掂对，要是还不开窍，可就不客气了！”新媳妇以为几个嫂子集体来抹嘴皮子，没当一回事。却不料二挡呛一烟袋抽完，哒哒哒把烟袋往炕沿上磕了几下，说声“天不早了！”，几个嫂子便一齐下手，把新媳妇摁倒在炕上，剪断裤带，扒下衣服……

　　事到临头，老五果真怯了阵。他看一眼满脸红涨的媳妇，对二挡呛说：

　　“要不，要不……”

　　“要不你娘个腿！”二挡呛踢了他一脚，“麻溜给我上！”

　　老五这才迟迟疑疑脱鞋上炕。

　　这事，后来被屯里人编成不同色彩和花点的段子，传扬开来。一个版本说：老五当着几个嫂子的面，怎么也挺不起个来，只是在他媳妇身上趴了一会儿。另一个版本说：关键时刻，二挡呛往老五屁股上猛拍一巴掌，这小子一激灵，终成大事……

　　不管老五当下成没成事，新媳妇还是服了——她怕二挡呛再来这一手，叫她丢人现眼。新媳妇从此不再拒绝老五，但长时间不和老五说话，也不同二挡呛和另几个嫂子来往。后来这媳妇怀了孩子，到月时难产，经二挡呛和一个老娘婆（接生婆）忙活了一天一夜，总算保住了大人和孩子的命。打这起，小媳妇才跟二嫂和好。老五这个儿子后来很有出息，长大以后当了生产大队队长、公社副社长，对父母非常孝顺。

　　二挡呛遏止了大伯子的家庭暴力，受到广泛赞赏。而她对老五媳妇施行了并不太人道的“家庭暴力”，却同样获得各方称颂，声誉更隆。不少人说，这是功德啊，不可限量！

　　二挡呛活到90岁，五代同堂。她是1993年过生日那天晚上，看着看着电视睡过去的。她的葬礼很隆重，县长（老五大儿子当年的通讯员）和乡长都参加了。在这以前，有位记者为她写了个长篇通讯，登在省报上，叙述她一生如何学雷锋做好事。据说，县委宣传部想组织一个二挡呛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演讲。鉴于二挡呛不是党员，又没有雷锋式的语言和文字，加上帮兄弟圆房等事拿不到桌面上来，几经斟酌，还是作罢。

　　柴货郎

　　柴货郎生于大户人家，哥兄弟中有的行医，有的当教员，都很体面。不知哪个基因链上串了秧子，唯独他一生下来就耷拉眼皮。眼皮一耷拉，待人接物时脸就得上扬，于是得了个绰号叫“望天”。

　　常言道：“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1947年，望天娶了个聪明俊俏的媳妇。媳妇是冲着他的上等家境嫁的，嫁过来就分家单过了。农村没有度蜜月一说，不过新婚不久，望天对新娘子还是有股黏糊劲儿。媳妇去邻居串门，他常常排门去找。媳妇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有事。问他啥事，他不说。媳妇再三问到底啥事，他才说：“回家去，睡觉啊！”当着外人的面，媳妇臊得脸没处搁没处放，可又怕他再冒浑话，只好赶紧跟他回家。

　　媳妇嫁过来一年多，望天在土改中被定为上中农。望天原本游手好闲，不会干庄稼活。媳妇不想让他当二流子，就凑些钱让他当货郎，走村串屯卖小百货，家里的田地则租给他姐夫种。望天是个坐不住的人，很乐意干这个营生，常常一走就半月二十天的。媳妇眼不见心不烦，正好落得个清静。

　　歌唱家郭颂有首保留歌曲《新货郎》，唱的是：“打起鼓来敲起锣哎，推着小车来送货哎……”新货郎推小车，是黑龙江地域的特色，辽北的货郎则一律挑担子（便于在庄稼地里的小道上穿行，省时省力）。望天整天挑个货郎担东游西转，倒也觉得自由自在，而且身体也壮实了。什么时候想媳妇，就回家热乎几天。

　　别看望天其貌不扬，可他的货郎生意却做得红红火火。这得益于他的宣传，具体说，得益于他那独特的顺口溜。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就像残疾人舟舟的音乐指挥才能一样。进一个屯子后，他把货郎鼓摇一阵，接着来几套顺口溜，一下子就把人吸引过来了。最先围过来的肯定是男孩和女孩，望天先招呼他们：

　　红糖球，绿糖球

　　吃了长个好牛牛

　　猴皮筋儿，头上扎

　　摇着小辫儿去姥家

　　望天的买主多数是妇女，妇女们一来，他的顺口溜随即变了，既介绍商品，又把商品和女人联系起来。比如：

　　小镜子，天天照

　　红口白牙里头笑

　　雪花膏，擦脸蛋儿

　　十个爷们九个爱

　　他见什么人编什么话，而且都挂点“粉”，常逗得大姑娘小媳妇脸皮发热。遇到一些相熟的顾客，他更放肆一些，编些有针对性的词：

　　花丝线，绣鲜花

　　妹子找个好婆家

　　方头巾，真好看

　　嫂子围上去养汉

　　电棒粗，烟袋细

　　婶子炕头喘大气

　　说到这里，妇女们禁不住骂开他了：“臭望天，越说越下道了！”“你老婆才养汉呢！”“快回家去盯着点儿吧，看她和谁喘大气呢！”这么一骂，双方似乎更近乎了，女人们就便讨价还价，望天适当让些价，买卖就成交了。

　　望天的活动范围有一百多个屯子，轮一遍得一个来月。时间一长，各处的女顾客都有些“想”他了，一听货郎鼓响，便急忙奔过去——有的是买东西，有的则是想听他的顺口溜，如果不被他撩逗几句，心里甚至有些痒痒。望天的顺口溜，大体上等于现今的煽情广告和商家“造势”，能招来这么多客户，他的买卖能不兴旺么！

　　别看望天到处打哈哈逗趣，其实他心里并不乐呵。这是因为，媳妇对他越来越淡，总是找各种借口拒绝和他睡觉，偶尔睡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婚后一年，媳妇生了个闺女。小姑娘大眼睛，双眼皮，模样也好看，人见人爱。望天自然把女儿当宝贝，把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后来听人议论，说这小丫头越长越像她大姑夫，望天这才明白媳妇叫他姐夫给沾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有次他上午挑着货郎担子走了，天黑以后又悄悄溜回家。他把耳朵贴在窗户上，果然听见媳妇和姐夫伴着大喘气的说话声……

　　当货郎头两年，望天把挣下的钱都如数交给了媳妇。发现“情况”以后，他把大部分钱留下，存在折子里，也极少回家。反正他兜里有钱，走哪儿住哪儿，不愁没有女人和他热乎。遇上相熟的寡妇，他就送她一庹松紧带，几尺花布，顺便在那儿住几个晚上。

　　1953年中国颁布了《婚姻法》，接着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离婚浪潮。在这种形势下，望天媳妇很快就和望天解除了“包办婚姻”。从此，望天离开乌龙屯，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找相好的寡妇去了，也有人说他去县城开了一家小铺子。还有一种传言，说望天还在挑货郎担子，有天他喝了一通闷酒，坐船过招苏台河时不小心栽在河里，顺水漂走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谁也说不清楚。时间一长，屯里人也就把他忘了。偶尔念叨他的，还是那些被他撩逗过的大姑娘和小媳妇们。

　　满 嫂

　　移民者，多有一种开拓精神，同时又散漫着一种我行我素的开放。在东北，几乎每个屯子里，总有那么一两个敢于冲决世俗罗网的勇敢女性，被人讥指和非议。满嫂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女性多半是桀骜不驯型的，但满嫂不属此类，她是绵柔型的。

　　满嫂二十八九岁，中等个儿，长得不算漂亮，但圆乎乎的挺受看。她有颗单虎牙，说不说话都是个甜甜的笑模样。她声音轻软，还带点儿卷舌音，给人以性情随和之感。她不怎么捯饬自己，鬓角那儿总有一绺散漫的头发，就像刚刚起炕似的。她的右眼珠稍稍有点儿斜，看人的时候天生的有股挑逗劲儿，就像托尔斯泰笔下那个玛丝洛娃。不管和男人还是和女人说话，她总是仄歪着头，扬着脸，于是显得胸部翘满，身子也丰盈可人。换成当今语言，就是颇为“性感”。

　　满嫂的丈夫外号叫“满大迷糊”，话不多，又颟又倔，像头犟驴似的。最典型的一个迷糊例子是帮他弟弟卖地，丈量土地的时候，他亲自拉绳子，每次都拽得紧紧的，松一点儿他也不干。过后有人告诉他，绳子绷得越紧量出的面积越小，他摇着脑袋，死也不相信。说得通俗点儿，就是咬住屎巴橛给个麻花都不换。

　　大迷糊在外头是人们耍笑和捉弄的对象，不痛快了只能在家里泄火。满嫂如果顶他两句，他就骂开了，一口一个“我×你妹子的！”。他只会骂这一句话，而且百骂不厌。满嫂对此极为反感，她说你骂什么不好，偏偏骂我妹子，我妹子招你惹你了？

　　满嫂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他老子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是肉头脸，单眼皮，眯缝眼。这小子也有个外号，叫“小迷糊”。小迷糊和我一般大，但论辈数得叫我叔叔。1948年秋天，村外经常过八路，后来知道这是开往康平、法库然后去打锦州的。那时国共两党的军队处于拉锯的阶段，老百姓见了当兵的都害怕，所以发现八路往往要躲一躲。有天小迷糊急惶惶地跑进屯，说：“不好了！不好了！又来八路了！”人们问：“来了多少八路？”小迷糊说：“俩零一个。”听的人懵了：“到底是多少啊？”小迷糊红着脸强调一遍：“俩零一个。”我爬到高处一看，原来是三个——这小子他妈的不识数！打这以后，大家就管小迷糊改叫“俩零一个”了。

　　大迷糊比满嫂大十几岁，他俩怎么捏和到一块的，不得而知。满嫂显然看不上他，但又不得不和他过。满嫂奉行的是“对内稳定，对外搞活”的方针。她必须执行这个方针，因为农村管离婚叫“打罢刀”，女的一“打罢刀”，名声就坏了，再嫁人极难；再说，大迷糊虽然倔，但他整天像头牛似的埋头干庄稼活，一家人吃饭还不成问题。

　　郭小川有句诗：“三个牧童，必讲牛犊；三个妇女，必谈丈夫。”满嫂常和邻里婶子大娘凑在一起唠嗑，但她既不谈丈夫，也不谈儿子——一个大迷糊，一个小迷糊，有什么好显摆的？她喜欢谈的是男女之间的事或是吹灯拔蜡以后的话题。这一来，满嫂在妇女界中很得人缘。我家和满嫂住邻院，有次我在院子里玩，只见满嫂和几个女的在院墙那边嘁嘁嚓嚓说些什么，挺神秘的。细听，她们在叨咕什么“四大硬”“四大软”“四大香”“四大舒坦”之类，说一阵儿笑一阵儿。这种话题，这种说笑，对于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娱乐而言的农村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情趣，一种排遣，一种精神调剂和享受。

　　满嫂的二儿子比小迷糊小两岁，浓眉大眼，又精又灵，一看就不是大迷糊的种。有的婶子曾问满嫂：“你就不怕大迷糊明白过来？”满嫂哼一声：“给他生了个老大，就对得起他了！”对方说：“那，你也不能拾到筐里就是菜呀。”满嫂赧然一笑：“嗨，不就图个好种嘛……”

　　图个好种，是满嫂不安分的道义理由。这个理由比较有说服力，因而博得众多女性的理解和宽谅——大迷糊比她大那么多，肯定得死在她前头，她能指望小迷糊顶门过日子，给她养老送终么？

　　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反过来也是一样，女人越遭人指指戳戳，越有男人往跟前凑。谁也说不清满嫂有多少外遇，借取好种可能是她的初衷，后来尝到甜头，也就变成不可遏止的情爱追求和享受了。

　　农村没有情人一说，男女有了不一般的关系，统称相好的。相好的，有的很专一，多数则是随遇而欢的性伙伴。农村和城市不一样，没有公园，没有酒吧，没有旅馆，更没有电话和手机，男女联络和幽会极不方便。可农村的最大优势是天地广阔，最佳时节是青纱帐盖满大地以后，高粱地里，豆角架下，小树林中，皆可大有作为，就像电影《红高粱》中演示的那样。不同的是，他们不像电影里那般糟践庄稼——一次踏倒一大片。

　　我知道满嫂和屯里一些男人相好，但却从没见过她与任何男人接触，哪怕说上几句话。越是这样，我越好奇，总想逮个机会瞄到点儿什么西洋景。

　　满嫂养了一只大黄狗，非常凶，见了生人就咬。大迷糊不喜欢这条狗，不痛快了就踢它几脚，拿它撒气。我常和小迷糊一块儿逗大黄狗玩，所以它对我很亲。

　　有天后晌，我见满嫂挎个筐到河边去了，心想是不是有什么“戏”呀，就悄悄跟了过去。满嫂每次外出都带上大黄狗，大黄狗知道我在后头，一会儿尾随着满嫂走，一会儿又回头跑到我身边撒个欢儿。我怕满嫂发现自己，便拉开距离。这样一来，赶到河边时满嫂不见了。河滩上是一大片柳树毛子（灌木丛），盖在柔软的沙地上。我估计，满嫂进柳树毛子里去了，便坐在一棵杨树下边观望。正观望着，忽见一个男的从附近的高粱地里钻出来，踅进柳树丛里。这人戴着个草帽，只露了个背影，但我还是看清了，原来是我叔。

　　我叔在县城一家药店里当账房先生，也就是会计。他一年很少回家，也没见他和满嫂有什么来往，两人怎么就“搭”上了呢？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叔从柳树丛中钻出来，一闪身进了高粱地。不一会儿，满嫂也从附近走出来。我不想叫她发现，谁料大黄狗颠儿颠儿跑到我跟前，一下子把我暴露了。满嫂见了我，脸红了，挺不自然地捋下蓬乱的头发说：“我去剜点儿芩麻菜，喂猪……”说完，发觉自己的筐里是空的，脸上更那个了。

　　满嫂家有一垧多地，整个夏天要三铲三镗，所以大迷糊每天早出晚归，像个大虾似的扎在地里。由于庄稼离家比较远，午饭都由满嫂送到地头。“俩零一个”和他弟弟都是猪倌，早上把全屯各家的猪赶到洼甸子里去吃草，天擦黑时候再赶回来。他俩的午饭，就是揣上两个饼子或几个蒸土豆。满嫂做饭，送饭，推碾子拉磨，做针线活，也是一天忙到晚。

　　大约在满嫂去河边以后的十来天，也是个后晌，我忽而听见她家门口黄狗咬得很凶。满嫂家的院墙不高，我趴在墙头上一看，奇了：大黄狗正在咬大迷糊，大迷糊边拿锄头打它，边骂：“这个败家的狗，连我也不认得了！”他越骂，狗咬得越凶，愣是不让他进门。我正诧异着，却见一个男的从满嫂家的后窗跳下，穿过一片菜地，翻过后院墙消失了。这时候，满嫂才从屋里出来，把大黄狗喝住。

　　“你死在屋里了！”大迷糊骂她，“现在才出来！”

　　“我不知道是你回来了。”满嫂表示歉意。

　　“你没听见狗咬？”

　　“嗨，”满嫂莞尔一笑，“我还以为是狗打架呢。”

　　大迷糊瞪她一眼，骂骂吱吱进了院。他把用坏了的锄头扔下，换上一把新的，然后到水缸前舀起半瓢水咕噜噜喝了一通，又走了。

　　我看着这一幕，心想满嫂今天倒是很镇静，脸一点儿都没红。不过我想不明白：满嫂是怎么把大黄狗训练出来的呢——只要家里有“人”，它就拦住大迷糊，死活不让他进门。

　　柳七损

　　损，在东北话里是贬义词，即不干什么好事——缺德作损；还有一层意思，是穷困潦倒——损到家了。

　　柳七损是二挡呛的堂小叔子，在没出五服的兄弟当中，排行老七。他从小跟一个武功高强的师傅练过武，练出一身本事。他每天早晨都去河边的林子中练武，最常练的是长棍和七节鞭，舞起来呼呼有声，煞是英武壮观。可他不管练什么把式，都不让旁人看。只要有人悄悄靠近他，或是躲在树丛后面窥视，他立马就会发觉，停住手。如果那人还不走，他便迎过去一笑：行了，忙别的去吧。

　　柳七常随师傅外出，少则半月二十天，多则一两个月。归来后歇息一段，再出去，如此往复。人们渐渐知道了，他们干的是时迁和燕子李三的勾当。不过村里人对他并无非议，一是因为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在本县地域内打食；二是他们只动官家和富豪，从不招扰穷人；三是仗义疏财，常常接济屯里一些鳏寡孤独。这一来，名声相当不错，被人们视为梁山好汉一类的人物。

　　柳七和师傅手段高强，经常于深夜进入财主家窃取细软。通常情况下，师傅潜入室内，柳七隐在门外接应。师傅得手后，两人将大包小包斜背在身上，然后双脚一顿，翻身飞上屋顶，穿房越脊而去。据说柳七干得最漂亮的一次，是在邻县一个伪满警察署长的家。当时署长和姨太太等人正在客厅里开着留声机打麻将，柳七猫一般地穿过客厅，踅入内室，把金银首饰和绫罗绸缎一掏而光。

　　柳七有个特点：不管什么时候，走路都像猫似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人说这是轻功，也有人说他是飞毛腿，腿上有一层毛。有次屯里一家办喜事，柳七也去了。等着开席的时候，人们撺掇他展示一下“飞毛腿”的功夫。开始他不肯，后来本家几个爷爷辈的长者发了话，他才不得不比划一二。那是初冬，庄稼都收割了，村外一马平川。他把腰带煞了煞，说声“走了！”，拔脚冲进野地里，眨眼工夫就到了一里地以外的河边；又是一眨眼工夫，从河边跑了回来。人们啧啧赞叹，都说开了眼，见识了柳七的真本事。

　　柳七和师傅在中小城镇多是便装打扮，到了大城市往往穿一身中式大褂，有时也着西服革履，出入各种场合。所谓艺高人胆大，一次在哈尔滨火车站，师傅对一个日本军官下了手——用刀片划破他的皮包，从里面一沓一沓地往外掏钱。不想一沓钱啪嗒一声落到地上，鬼子发觉后立即掏出手枪逼住他。师傅猝然伸手打飞手枪，转身跑进车站广场。就在他即将拐入一个街角时，一颗子弹从背后打中了他。

　　师傅一死，柳七只好单独外出“打食”，出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次，他带回一个徒弟，据说是师傅的独苗。这孩子十二三岁，长得眉清目秀，身腰爽健，天天跟着柳七练武功，特别能吃苦。一天早上，柳七和徒弟在河边练对打，两人腾挪扑跃，旋滚翻飞，引来一群小伙子偷偷观看。柳七自然发觉了，不过，这回他没让观众走开，而是把他们叫到跟前，要他们一道围打他的徒弟，使什么手段都行。几个壮小伙子见那孩子身子很单薄，便大喊一声，冲上前抓他，摔他，不想被那孩子三拳两掌，再加一个扫堂腿，统统打倒在地。

　　时隔不久，那孩子随柳七外出，再也没有回来。打这以后，柳七蔫多了，为排解郁闷，竟抽起大烟。有次做“买卖”时，他由于烟瘾发作不能自控而被人逮住，投入大牢，刑满后接着当了一段劳工。两年以后回到乌龙屯，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形若骷髅。养息几个月，才又恢复人形，不过他早已失去元气，难以重操旧业了。

　　柳七分有两间平方，十来亩地，但一直没有成家。从监狱出来，他一直住在二哥家里，由二挡呛照顾他。二挡呛劝柳七务农，再寻个媳妇。可柳七闲散惯了，怎能吃得了这份苦？最糟糕的是，他又把大烟捡起来，没两年就把全部田地变卖成鸦片抽光了。

　　人落魄到这个份上，也就没了脸面，有时为了买个烟泡，柳七竟也偷起兄弟家的东西变卖。那时候他爷爷还活着，气得老头子整天盯着他，防着他。有次柳七犯了烟瘾，竟偷了爷爷的一口袋高粱，翻上一人多高的后院墙跳出去。他爷爷正蹲在墙外拉屎，见了急忙提上裤子紧追，却怎么也没追上。

　　柳七没了尊严，他的名号跟着也变了，变成了柳七损。尽管大家叫他七损，但都承认一点：这小子只偷柳姓家的东西，从不向外姓人伸手。

　　真正可怜七损的，是二挡呛。二挡呛给过他钱，接济过他米，还帮他戒过烟，但都没能挡住他的堕落。到土改时，七损连那两间平房也卖了，只能在二嫂盛杂物的一个小偏厦里落脚。这时候，人们都为乌龙屯出了个飞贼加烟鬼而感到丢脸，跌份儿。有天晚上农会的几个人碰头，不知谁提了一句，说把七损崩了吧！其他人附和说，崩了吧。当下，就把七损拉到屯子外边给毙了。说枪毙坏人也可，说替他了断残生也行，柳家的人也都认可。

　　七损死了以后，全村只有二挡呛一个人落泪。二挡呛给七损置办一口棺材，埋了。每年清明，她还去七损坟头上烧几张纸。人们感叹二挡呛的侠骨柔肠，同时也悟出来：当年让柳老大的木匠家什一丢再丢的事，多半是二挡呛指使老七干的。

　　柳七死后一年多，有个骑着高头大马、腰里掖着手枪的女解放军来乌龙屯找他。知道柳七已死，她便去了柳七的坟上，在那里盘桓很久。这个年轻的女军人走后，屯里人才回过味来——这就是跟柳七练武的那个徒弟，当年是女扮男装的。

　　杨大干

　　大干是屯里一个人的外号，叫得久了，人们大都忘了他的本名。有时党员开会，谁要是叫起他的本名，大家反而感到有些别扭。大干这个外号，与“大干促大变”等学大寨的口号无关，因为这是解放以前得的，源于他赌博的时候玩得大，敢干！

　　那年月农村没有麻将，玩的是一种和麻将相仿的纸牌，叫“麻掌”。打这种牌叫看“麻掌”，牌里也有条、饼、万，每张牌面上都配着一个梁山好汉的人像。看“麻掌”和打麻将一样，节奏较慢。真正的赌家都愿意掷骰子推牌九，因为这种玩法痛快，刺激，一根烟的工夫就能见大输赢。

　　杨大干是个长工，东三省叫“扛大活”的。这种长工，从开春送粪到秋后打场，常年住在地主家里干活。地多的东家，往往有一帮子扛活的，农忙时还要雇一些短工。在众多扛活的人当中，有的人力气大，活好，往往被东家选为领工，叫“打头的”。打头的比其他长工干的活多，又起头雁的作用，所以工钱也多——一般扛活的每年的工钱是10石高粱，打头的可以得到12石到15石。杨大干年轻时是庄稼活的好把式，不管给哪家扛活，他都是打头的。

　　打头的一般都比较机灵：领工不能快了——快了会把其他扛活的落下，容易招怨，甚至会受到他们合伙的整治或报复；领工也不能慢了——慢了不出活，东家不满意，自然会影响自己的报酬。杨大干在屯里人缘甚好，一大原因就是他当打头的分寸掌握得好，两边都照顾得到。

　　杨大干还有一个得口碑的地方，那就是孝顺母亲。他母亲年轻时就守寡，一直把他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大干12岁那年，他母亲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庄户人得上这病，没钱买药，一个办法是发冷发热时猫到麻地里去“躲”；另一个办法是吃一种偏方——老年寡妇的尿碱。农村人多用灰瓦罐当尿盆，用得时间长了，瓦罐里便会结出一层淡黄色的尿碱。按说，找老年寡妇并不难，但取其尿碱就难了——难在她必须单独使用一个尿盆才行。大干走了周围十几个屯子，只找到四五个老年寡妇的尿盆，从中刮下两勺尿碱。说也怪了，他妈吃下这些尿碱，果然药到病除。这事一传扬，人们都对大干竖大拇指，说这孩子是个孝子，日后定有出息。

　　杨大干真正获得名声，还是长大成人，在赌场上征战杀伐多时之后。

　　东北冬闲有几个月长，庄稼人没事干，往往把扭秧歌与唱蹦蹦（二人转）当作消遣和娱乐。在乌龙屯，扭秧歌也是杨大干打头。他红脸膛，大眼睛，身架好，嗓门亮，最拿手的是踩高跷和唱落子（评剧），不论扮男扮女，全都又俏又“粉”。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临场加花点，逗乐子，常把姑娘媳妇们臊得双手捂住脸，再从手指缝里看他。

　　每年冬天，大干都掺和一段秧歌和蹦蹦。不过他最投入和上情绪的，还是赌博。他这人耍钱特别仗义，赢了不张狂，不逼人，输了不耍赖，不赊欠，绝对是一把一利索。有次他钱输光了，就押上一口猪，结果猪也输了。他二话不说，连夜带人回家去捆猪。他母亲知道后大哭一场，接着拿笤帚疙瘩把他狠狠抽了一顿。他挨揍时从不躲闪，左屁股打完，再把右屁股递过去，让母亲打个够。打一阵，他还给母亲倒碗水，让她老人家歇口气再打。大干每次赌钱，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天亮以后回家，老妈都不给他开门。他这人不急不怨，叫不开门，就站在门外给老妈说好话，要么就唱小曲，直到把小脚妈逗得心软了，气消了，允准他进屋为止。

　　杨大干脑瓜好使，活泛，总的说是输赢相当，赢的时候略多一些。当然了，也有若干走麦城的记录。他最著名的一次大干，是在194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把刚买到手的四亩半地输掉了。那时辽沈战役结束不久，各屯都成立了农会。乌龙屯农会为了遏止屯里的赌博，这天专门请区政府来人抓了赌。被抓的惯赌者有四个人：孙侠国，二鸡蛋，马小个子，杨大干。区政府当场没收了赌具和赌资，并宣布杨大干输的几亩地无效。

　　为了煞住赌风，以利于土改运动的开展，区政府决定让这四个人到各屯去游街，以儆效尤。四个赌徒，除马小个子做过小买卖以外，其他三人都是纯牌的贫雇农。孙侠国绰号孙瞎狗，二鸡蛋因两个眼睛贼大而得名。共产党捉贫雇农游街，当然不能戴高帽。区政府让他们每人打一面小旗，由杨大干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一一自报家门，表明悔改之意。

　　由于每个屯里都有耍钱的，参与者也很普遍，所以这四个人并不以赌博为耻，游街为辱。观看的人同样不把这当回事，只是看个热闹，取个乐而已。杨大干看过唱本，唱过戏文，游街时的检讨词儿都是他编的。每到一个屯子，杨大干先敲一通锣招引观众，待人们围好场子之后，锣声一停，四个赌徒便有分有合地念出一些台词：

　　我叫孙瞎狗（镗！）

　　我叫二鸡蛋（镗！）

　　我叫马小个（镗！）

　　在下杨大干（镗镗镗！）

　　（合）

　　家住乌龙屯（镗！）

　　犯了耍钱案（镗！）

　　今天来游街（镗！）

　　献丑大家看（镗镗镗！）

　　耍钱坏处多（镗！）

　　抓住就严办（镗！）

　　往后谁再耍（镗！）

　　谁是王八蛋（镗镗镗！）

　　为了活跃气氛，区政府监管游街的干部提出要求：四个人都要带一些表演，演示推牌九的过程。于是四个人交叉着各来一段：

　　（二鸡蛋喜上眉梢）

　　庄家手气壮（镗！）

　　天杠加地杠（镗！）

　　（杨大干皱眉苦脸）

　　实在没有法（镗！）

　　闭十勒个八（镗！）

　　（马小个摇头晃脑）

　　幸亏押的少（镗！）

　　不然全输了（镗！）

　　（二鸡蛋得意洋洋）

　　哈哈

　　赢了杨大干（镗！）

　　好地四亩半（镗！）

　　（孙瞎狗挤眉弄眼）

　　官家抓了赌（镗！）

　　说：不算（镗镗镗！）

　　接下来是区政府的人讲话，号召大家都别照着学，谁再赌博抓住了不光游街，还得罚钱，等等。

　　杨大干毕竟是杨大干，尽管区政府明确宣布他输的那几亩地不算数，但他事后还是把地契悄悄给了二鸡蛋——他不能坏了自己的赌场英名。不久，这一带开始搞土改，不料为了这几亩地，二鸡蛋的成分竟从贫农抬升为中农。二鸡蛋不干，专门跑了趟区政府，才又降为贫农。

　　由于杨大干出身好，威信高，土改后发展党组织，他成了第一批党员。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区担架队一个小队的队长，跨过鸭绿江。不用说，那是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快到三八线的时候，有次他这个小队被美国飞机炸了个稀里哗啦。他从土堆里爬出来，一个活人也找不到，就加入了另一个担架队。几个月后这个担架队也挨了轰炸，死伤大半。杨大干害怕再也见不着老妈了，于是只身逃过鸭绿江，辗转回到老家。为此，党组织说他擅自脱逃，准备处分他；后来念他抬了一年担架有功，又见他冻掉两个脚指头，也就罢了。

　　合作化的时候，杨大干被选为乌龙屯党支书。直到这时，他才真正金盆洗手，不再耍钱了。几年后，他因一件“大干”之举，丢了乌纱帽和党票。

　　那是1960年，全国都处于困难时期。这年春天，屯里好多家都断了顿，而且有几家老人病饿而死。当时，离乌龙屯十几里有个粮库，杨大干接到区里指示，要他组织基干民兵从粮库拉几万斤粮食送过河，再由河对岸一个生产队转运到县城。杨大干当即调集几挂大车，亲自出马，把这些粮食拉到招苏台河的渡口，一一装上船运到对岸，连着忙活了两三天。谁料最后一船粮食过河的时候，船到中流不知怎么一打横，一下子翻了。杨大干和几个车老板急忙下水捞粮食，闹腾一下午，只捞上来两麻袋，其余的都卧了底，找不到了。这事当属意外，杨大干检讨几次也就过去了。不想党支部内有人告发了他，说翻船是他唆使船家搞的；另外，当天夜里杨大干找了几个水性好的小伙子，把两千多斤粮食全都捞上岸，给屯里的社员们悄悄分了。杨大干被兜了底，只好认账。不用说，这事性质十分严重，为此他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大干丢了党票，但却得了人心。过后几次选生产大队队长，他得的都是满票，怎奈上级不允许他干，他也没法。后来满嫂的二儿子当了大队长，遇到什么难事，倒是常向老支书讨教。

　　大干有两个女儿，先后嫁到城里去了。两个孩子都要把他接走，可他怎么也不去，说在城里憋屈。大干的老伴过世以后，他更落得个马散笼头——自在。不过年纪大了，总有个头疼脑热或病病歪歪的时候，经常照顾大干的，是满嫂的老二，满嫂也不时去看他。有人说，满老二当人面叫他大干叔，背地里，叫他爹呢……

　　后 记

　　以上，是我少年时代接触过的五位乡里人物。香港回归那年，作为花甲老人，我专门回了趟阔别数十年的乌龙屯。此时满嫂和杨大干还在，都是八十左右的人了。大迷糊早已病故，“俩零一个”另立门户，满嫂一直跟着老二过。我问满嫂还认识我不？老太太斜着眼睛看我一会儿，笑了，说你不就是那个偷偷跟着我去河沿的小特务么，后来念大学走了。我被她逗乐了，说你那个大黄狗才是个真正的特务呢。她抿下嘴，说你在我这儿吃饭吧，把大干也叫过来。

　　杨大干如今就住在满嫂家的隔壁——隔着墙是两家，拆了墙便是一家。

　　这天，我和大干叔、满嫂还有她家老二喝了顿酒，说起许多往事。没想到我回北京不久，大干便去世了，不久满嫂也走了。我写下此文，就算对他们——还有二挡呛、柴货郎和柳七——的一缕悠远的思念吧。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