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近代西方传来的哲学与社会学角度，说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的革命者形象，人们似乎更容易想到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里类似陆秀米、张季元、谭功达那样的角色。他们怀揣着乌托邦理想，才学、胆识兼备，有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并且亲身参与到了近现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当中，而莫言笔下的此类人物，却更接近民间草莽，也更接近我们常识中“革命者”的气质。

　　《庄子》外篇中有一句“道在屎溺”，大抵对应的就是莫言笔下那种泥土气十足的“反英雄”式革命者形象。如有批评家所指出的，莫言胀破了“社会学与伦理学”的向度而成就了“人类学”的厚度，进而重新形塑了一种叙事的“历史伦理”，莫言笔下的“革命者”也不鸣则已，一旦这些英雄与混混、代表着生命强力或者投机倒把的人们从混沌的现实中被加上了“革命”的投影时，镜像就会碎裂，远古田野中的幽魂将会穿过新的纪元，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重新立法。

　　从政治生活的角度，革命有两重最基本的含义。第一重含义从人们对既往制度缺陷的不满中来，与对“乌托邦”的渴望有关，象征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正是“革命”的这一重意味，将中华民族的20世纪与之前数千年的历史区隔开来。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塑造的那一类“革命者”承载的就是这一重内涵，然而就像陆秀米、谭功达等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充满乌托邦理想和个人私欲的矛盾一样，革命也从这一角度分裂出了第二重含义。在英语中，革命“revolution”词源“revolve”为旋转、循环之意；在中国古语中，从《周易》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开始，“革命”就一直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而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简直如同家常便饭。词语的历史折射出了“革命”平凡的一面，这一重含义指涉的对象充满不确定性，在理想之外，还关联着民族矛盾、个体欲望等多种现实问题。

　　这两重含义可说互为表里，前者显得纯洁高尚，后者则泥沙俱下；后者常假借前者的面目出现，也偶尔为前者的现实化提供可能。应该说在今天的话语环境中，“革命者”一词同时包含着以“革命”为目的和以“革命”为手段来实现其他目的的人。

　　莫言侧重的显然是后者，他对于“革命”的切入角度，注定了他的言说对于传统观念具有颠覆性意义。以《红高粱家族》中的《狗道》一篇为例，莫言着重描写了战争过程中，以食人尸体为生的狗群如何团结在一起对抗人类，如何分化成以红狗、黑狗、绿狗为首的三个分支，在内斗中彼此消耗，抢夺狗群的统治权和对尸体的占有权。这段对狗群的高度“拟人化”的“志异式”的描写可谓令人大开眼界——这些饱食人尸的野兽已经是三分像狗、七分像人了，他们有共同的天敌，但彼此又貌合神离，而狗群中出现的派系又恰巧是三个——显然这是在影射以余占鳌、江小脚、冷麻子为代表的三伙人马。

　　作者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显示其一贯在动物叙事方面的天赋之外，我相信其中蕴藏着莫言对更加深层之奥义的某种本质化理解。中国现代各种政治力量、民间宗教势力（后来余占鳌加入铁板会，这群笃信“刀枪不入”的社会边缘人和《檀香刑》中的义和团可以说高度类似，都体现了政治、革命与民间宗教信仰的粘带关系），恐怕难有人理得清这三个符号背负了多么沉重而又隐形的文化含义，它们已足以让普通读者昏头涨脑、是非不分了。狗身上并没有这些复杂的东西，但它们之间发生着与三伙人之间近似的争斗。在与日本人的正面冲突之外，应该说余占鳌等人之间的恩怨，也同样是历史中民族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因此通过狗的例子，作者想讨论的应该是革命过程中不以时代意志为转移的那一部分，即永恒不变的古老逻辑。

　　三条狗内斗的焦点在于争夺狗群的控制权，以及更多的食物和交配对象。作者将狗与人并置，类似江小脚、冷麻子假借民族革命之名扩大武装、抢夺地盘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即便没有抗日的由头，江、冷作为地方豪强相互倾轧算计，也是不难想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余占鳌的行为显得难以理解，他的行为俨然不能用自利原则来衡量。

　　狗群间三国鼎立的崩塌，开始于黑狗在红狗、绿狗虎视眈眈之下，竟然毫无戒备地与老母狗进行交配。很明显在“狗性”中有一种贲张而又原始的冲动，盖过了它那被“妖魔化”了的理智。随后绿狗向黑狗发动突袭，艰难得胜之后又被红狗坐收渔翁之利，红狗虽一统江湖，但终因内耗导致狗群整体实力不足，死于乱枪之下。三只狗的行为分别导致了自身的死亡，违背了自利原则，作者提到嗜食人血让狗群陷入疯癫，让他们有了“送死”的冲动，那么这些“革命者”呢？《高粱殡》最后，由戴凤莲出殡引发的一场混战非常像是狗群内战的翻版与复刻，余占鳌为女人出殡，给了江小脚可乘之机，余、江两败俱伤之际冷麻子杀出，成了赢家。最后三家一同抗日，但是面对兵精粮足的日军，严重内耗的本土势力仍希望渺茫。

　　高密东北乡纵横的三股势力，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之混乱状况的缩写。莫言以看似含混的描写给予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新视角，从《狗道》到《高粱殡》，抗日战争很难被归纳为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我们可以看到理想、进步、自强等口号只是“民族革命”进程的附属品，相比本土与外来势力之间的斗争，“民族革命”更像是一个首先建立在内耗之上，受控于神秘的无意识与自毁倾向的进程。

　　就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有的时候比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更意义非凡一样，莫言的小说也不仅仅是虚构，它们贡献了一种对中国历史进行阐释的独特角度。与此同时，恐怕正是莫言对于“真实”的精准眼光，使他的创作——尤其是与“革命者”相关的内容，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经过了意识形态与主流叙述的过滤，在“60后”以及更年长的作家笔下，日常生活是很难以其本来面目出场的，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要纳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类似余占鳌这样的人物——徘徊在道德的临界点、依仗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为所欲为、偶尔出现令人咋舌的神秘与高尚——是莫言这一代作家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与传统审美并非丝丝入扣，于是作家选择让其与宏大历史合流，让“革命”赋予其合法性；同时与尼采式的生命哲学等时代思潮相结合来获得“现代性”。也就是说，仅仅用“酒神精神”、生命强力、人类学角度去解释余占鳌一类角色是不够的，这一类角色之所以能让人接受，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们最终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而非阻碍者的角色。

　　主流当代文学史倾向于认同1985年以来，寻根小说与先锋小说一扫颓风，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扭转了前二十七年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然而当我们从“革命者”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历史层面的“道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一个形象乃至一部作品能够达到的高度。

　　《红高粱家族》背后隐藏的这一价值立场，为日后莫言创作在现实与艺术层面受到的争议埋下了伏笔，近似的形象在反映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不难发现莫言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戴凤莲的性格因素被分置到《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人们身上，“独乳老金”身上也能看到高粱地里“我奶奶”的血统，甚至在世纪之交，《檀香刑》中的孙眉娘几乎就是戴凤莲的“借尸还魂”。我们有理由相信《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是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亚当夏娃，后代繁衍到世界各地，身上还是徘徊着“原型”的影子。

　　到了《丰乳肥臀》中，“我奶奶”的灵魂还飘荡在主角身上，而“我爷爷”呢？“革命者”主要与这一类形象相关。上官金童这个最主要的男性角色身上并没有余占鳌的影子，但是在男性配角身上，余占鳌的基因俯拾即是。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去区隔“新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然容易踏进作家和评论家联手设定的陷阱，但是客观地说，即便是在“新历史小说”中，人物“身份”曾经带来的确定性已经被打破摔碎，但是在性格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对立。如果说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和江、冷二人站在对立的维度，那么到了《丰乳肥臀》中，这两个维度合二为一，变成了司马库、沙月亮、鲁立人等角色，站到了上官金童的对面。

　　《丰乳肥臀》是一部对20世纪历史进行“地毯式轰炸”的作品，因此这个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革命”，在文中不可能被忽略。正是上文提及的两重意义上的革命的循环交替，使《丰乳肥臀》获得了异常复杂的内涵与成功的可能。

　　作者对上官金童“恨铁不成钢”，但这一形象也明显寄寓了作者心中最珍贵的东西。上官金童要么与革命绝缘，要么像贾宝玉那样，怀揣最极端的第一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希望世界在本质上只受男性视野中理想女性光辉的笼罩，并因自我矛盾而寸步难行。所有的故事内容，不依赖金童的存在都可以成立——即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行为或者事件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果这个小说中没有这个人物，又会是什么样？

　　在目前的历史体系中，民族革命之后的阶级革命、市场经济革命在历史的“道德”层面仍然是暧昧地带。所以无论是司马库、鲁立人还是司马粮，“革命者”的形象在与时代背景结合时，没法找到一个类似“民族革命”这样的“甜蜜点”，使莫言崇尚的生命强力与道德认同之间的矛盾在评论者与普通读者之中获得平衡。司马库和余占鳌一样在高密东北乡神出鬼没、满手鲜血、爱憎分明，“最能喝酒最能爱”，但是鲜有评论家给予其类似“我爷爷”般的重视。同样，在迈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翻云覆雨的司马粮，虽然无所不能、敢爱敢恨，也许作者对他怀揣着类似余占鳌的情怀，但在读者眼中这样的形象却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量的鲜活形象。

　　所以上官金童虽看似无用，但又必须登场。首先上官金童一辈子挂在乳房上的“软弱”，构成了对作者自己一直崇尚的生命强力的反拨，是对缺乏明显道德坐标的“红高粱”式世界的一种补充；另外更重要的是，上官金童身上蕴藏的第一重革命力量，暂时转移、超脱了阶级革命、市场革命阶段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种对文本而言生死攸关的“无用之用”。

　　莫言的其他小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酒国》就像是《丰乳肥臀》的后三分之一，虽然这部小说有着比《红高粱家族》更夺目的叙事形式，以及“肉孩”“小妖精”这样的神秘因素，但正是因为小说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缺乏“上官金童”身上的“无用之用”，《酒国》并不能像同样“天地不仁”的《红高粱家族》那样，在更深的层面迸发巨大火花。

　　为什么之后的《檀香刑》中没有民族革命也没有上官金童那样的角色，却仍然获得了成功？因为莫言“一退十万八千里”——就像李敬泽在《莫言与中国精神》说的那样——他避开了危险地带，把历史更加完全地遁入民间传奇的迷津中。至于更晚近的《蛙》的成功，恐怕不仅在于莫言几乎完全避开了“余占鳌”式的男性革命者形象，更在于从“计划生育”这个主题上，我们能再次嗅到与当年《红高粱家族》中“民族革命”相近的气味——莫言凭自己的先知先觉和对历史的敏锐把握，再一次找了时代的“痛点”与文学的“甜蜜点”。

　　莫言的文学世界气象万千、难以把握，但由对“革命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