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一

　　1997年，叶弥发表了中篇小说《成长如蜕》，那一年，她三十三岁。她一上手，就显示出与同辈作家不同的小说意识、精神取向和美学气度。她生于1960年代的中期，但是，她的写作形态和路数，既不与“60后”作家相近，也与“70后”作家风格迥异。即使从“性别”视角看，她小说叙事的体貌和格局，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独特性：女性作家的细腻和轻柔，男性作家的宽广和力度，有机地、复合地融会于她大气、洒脱的叙述之中。重要的是，她此后二十年的写作，愈益坚实、丰厚，她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表现力，使得她成为始终保持自己一定写作高度的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叶弥最早的一批中篇小说，几乎都与“成长”有关。成长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叶弥竭力呈现着这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这是她对生命和世界的一种理解角度和方式。我感到，叶弥无疑也正是通过她的一系列所谓“成长小说”，表达在20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语境下，生活和时代，以及人的命运、精神和灵魂的颤动轨迹，对人物的生命在特殊年代和历史情景中的自我纠结、错位和骚动，做出了超越旧有价值观念的内心体悟和审视。我们能够确切地意识到，这些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人的精神和灵魂的蜕变、衍化过程，在叶弥的笔下，楚楚动人，生机无限。她执著地选择这类题材开始她的小说写作，写法上又另有蹊径，显然有着必然的深味。叶弥似乎与生俱来具有小说家的天分，她早期的这批小说，《成长如蜕》《耶稣的圣光》《两世悲伤》《粉红夜》等，根本看不出“少作”的痕迹，她自身的写作，从生长期到成熟期，几乎看不出经历了怎样激烈的蜕变过程。其文风格调、文字的气韵、叙述的视角，自然而朴素，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种种潮流，若即若离，我行我素。若将其划定在女性主义讨论范畴，显然是粗糙和草率的；如果简单地将叶弥的大量小说，仅仅归结为“成长小说”，也同样是一种有局限的界定。我认为，难以被“归类”，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标志。从叙事美学的层面考虑，她的小说中似有一种清雅、古典的味道，朴拙而不事技巧，俗世的沧桑之美中还透逸出轻灵。这样的叙述，其中是暗含哪一脉流风遗韵，至今我还未能真正地梳理明白。很久以来，我都在想，这其中，一定有某种秘不示人的“玄机”，只是她不会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轻易地袒露出来。因为，叶弥丝毫不屑那种异样情调的浅淡，在素雅之色中，她对自己的内心总是怀有丰厚的期许。

　　质朴的品质，则是叶弥其人其文一贯坚持的精神面貌。也许，正是对这种品质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和保持，使得她更加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场域里，过滤掉粗鄙和痛感，怀着虔诚之心、敬畏之意，让她的宁静的文字生出清澈如练、回味无穷的气韵。

　　其实，叶弥的小说写作，能够一直保持这种从容的姿态和“初心”，我想主要是源于她有一颗“佛心”。而我最初发现、感知叶弥的“佛心”，并不是在她的小说文本里，而是与她近些年的交往中。其中，一件小事总是令我难忘。

　　2013年4月初，《当代作家评论》和《作家》两家杂志，在宜兴举办“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高端论坛”。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当代几位短篇小说大家和评论家，包括苏童、刘庆邦、格非、范小青、宗仁发、张新颖、王手等，当然也有叶弥。第一天会议报到，叶弥准时来了。这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有些与众不同。报到的第二天，先是在当地参观考察，第三天，才是会议主题发言和讨论。而叶弥第二天却放弃了参观考察，急急忙忙驱车赶回苏州家里，说第三天开会时一定再赶回宜兴。她为何这么不怕麻烦地折腾呢？原因竟然是为了她家里刚刚收养的一只流浪猫。那只猫没有几颗牙，难以进食，需要人工喂饲。许多人不解，为了一只伤残的流浪猫，驱车往返四百公里，值吗？后来我听说，她家里收养了大量被遗失或被主人丢弃的流浪猫和流浪狗，与她园子里那些已有的鸡鸭鹅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动物家族。因此，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打量作家叶弥。一位存有这样善良之心的作家，她的作品，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格局和气度？她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和心态，审视人性和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我开始对叶弥有更大的期待，因为我从她人格的另一面，体会到她内心柔软的质地，也就是她的“佛心”。

　　二

　　叶弥的小说其实很有“道行”。这个“道”，是人道，是佛道，也是小说之道。简言之，这个道，是叶弥写作小说最内在的精神或灵魂的驱动力——小说的佛道。当然，这种道，源出于她的佛心。正是这样的佛心，使她的小说经常与众不同地改变既往的叙述方向和惯性，从而沿着“佛性”的思绪和思想攀援。小说怎么写，没有定法。而想在一个短篇小说里找到某种灵魂的承载，是非常困难的。写一个短故事的理由是什么？写一个人物的命运和存在方式，对一个作家及其文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容量大小到底该如何理解？短篇小说自有短篇小说的格局，长篇小说自有长篇小说的规模。无论格局还是规模，价值容量的大小，才是文本的意义所在。那么，叶弥小说的佛道，会给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增加多大的价值容量呢？当然，小说无定法，每个作家都各自有熟悉或喜爱的套路，甚至，每一篇小说都有独特的章法，有独立的精神，一篇小说的原动力是什么？推动力又是什么？在每一位作家，每一个文本那里都是大不相同的。小说家的道行，实际上就是小说家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任何人与事物的看法，处理人与世界、他人以及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生活或者事物的一种求证。贾平凹对此有这样的表述：“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1}那么，我觉得，叶弥的小说，就是发现了物象和存在的“有用性”，而在表现生活具体物事和流程的时候，她凭借小说家自己的判断，呈现生活流动的规律和有用性。也许，这就构成了生活的佛道。只有当作家梳理清楚生活的某种“佛道”，也才有可能带着物事和生活，进入小说的佛道。

　　其实，叶弥小说的每一个“个案”文本，都耐人细读。我感到，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与佛、道、禅接近或有关的篇章。而在她几种文体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自然是她的短篇，短篇小说中，我又最喜欢《明月寺》和新近发表的《雪花禅》。加之以前读过的《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独自升起》等，我感觉叶弥的小说，经常在有意无意地探寻着“出世”“入世”之间的“灵魂地带”，总是想在俗世的疏朗中撷取空灵和超越的可能。这种超越，其实是作家通过作品对自身的超越。关于写作的目的或动机，叶弥在很早时候就曾说过：“我承认我写作的动机就是这么简单：活不下去了。写作以后也继续有活不下去的感觉。我不愿丢弃这样的感觉，它让我在感觉良好的时候突然沉静，它不会让我得意很久，时刻看住我的腿，让我不敢深涉污泥或浊水，它也过滤我要的名利，使我不能都要。”{2}那么，发誓为了活下去写作，过滤掉名利，以这样情怀和信念写作，植根于叶弥小说中的理性和感性、虚与实、张扬与节制，都应该会控制得比较好，也就会与众不同。

　　《明月寺》这个短篇写于2003年。记得当时读罢这个小说，首先想到的，竟是汪曾祺老先生发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短篇《受戒》。《明月寺》中，在明月寺做住持的一对老夫妇罗师傅和薄师傅，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受戒》里的明子和小英子。不同的是，《受戒》写的是一对少年男女，由于人物年龄和阅历的关系，两代小说家的表达各有千秋：前者《受戒》叙述的基调是明亮的，后者尤为压抑和沉郁；前者气息丰沛，人性美、活力与单纯共生，后者气韵低徊，命运与复杂纠缠；前者清晰，后者则模糊暧昧。前者《受戒》，被学者孙郁誉为是“清澈、纯情，童心所在，俗谛渐远，性灵渐近，人间美意，生活丽影，在无声之中悠然托出。此种手笔，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3}孙郁对汪曾祺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却极为契合汪曾祺的创作。但是后者《明月寺》，虽然出自女性之手，没有前者叙述得老辣，但故事却讲得纯熟老到，情境自然、随和，人物描绘拿捏适度，从容舒缓，亦不失大气。禅风禅骨，同样寓于俗世的风气之中，人生的冷峻，世态的炎凉，入木三分。可见，两者都是写佛道场域中的俗世之美。有所不同的是，《明月寺》的文字里，潜隐着淡淡的苦涩，正是这种苦涩，渗透出隐隐的悲伤和痛楚，将一对普通人的寺中生活蒙上一层层清冷的诗情。我还在猜想和揣摩，那对老夫妇，会否就是明子和小英子的明天，抑或，曾是他们的前世今生？这也许是我不经意间，将这两篇作品联系在一起的理由。

　　其实，小说整体叙事和结构中，充满了巨大的悬念，充满了对人生以及世间复杂、神秘时空的想象和蕴藉，也充满了叙事的空白和张力。原是一对俗家的普通夫妻，何以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寺庙，一住就是三十年？女主人公为什么常常是“喜悦之色在脸上一掠而过，代之以淡淡的悲戚”？他们无限地热爱俗世平凡普通的生活，淡然坦然，简单明朗，但又为何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身居小寺，似想宁静地终老一生？这对夫妻曾经有过怎样的秘密？三十年前，他们曾经受了怎样重大的人生变故？他们是与众不同的、神秘的“出家人”，从不与人说及自己身世，他们内心具有多大的隐痛，使他们决绝地选择在寺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放弃？表面上看，他们与佛的“关系”似乎不即不离，命运，宿命，在文本中好似埋藏着巨大的玄机，蛰伏在两个人的心头。短暂的交往，就已经使“我”与这对夫妇没有心理上的距离，因为单纯和真实，成为他们之间的一座桥梁。而“我”的追问，几乎将这对夫妇的心理、精神和神经残酷地逼近痛楚的深渊。

　　我记得当时我问了一句：“什么样的事，才算是错事？”

　　问话以后，屋子里突然陷入一片沉默，突如其来的沉默，合乎情理的沉默，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相逢有缘，太想说些什么了，我们三个人进入一个奇怪的境地：就在刚过去不久的一刹那，我们互相眷恋了。

　　但是我们面面相觑，却什么也没有说。前尘旧梦就在这时候如惊鸿一瞥，一掠而过。

　　我冲着他们说了一句：“薄师傅，人家说，你们是七〇年春天来的。来了三十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你们。”

　　薄师傅连忙去看罗师傅，罗师傅拉了她慌忙进了屋子，急急地拴上了门。这一切都在我一错眼之间发生的，电光火石，等我回过神来，他们已经关上屋门了。我站在走廊上，十分无趣，也感到内疚。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睡得不太踏实的身体被一样声音唤醒。我张开眼睛，窗子外面，月光如水，亮如白昼。风止了，满山的树木花丛静如人立。我恐惧地伸长耳朵，仔细聆听来自什么地方的声音。我听见了细如蚕丝的哭泣声……没错，是哭泣声，来自薄师傅和罗师傅的房间。

　　这是令人无法不生的疑惑，也许，就像叶弥在文本中写的那样：猜测，是阴暗的。一个热爱生活，渴望并执意地寻找生活的年轻的女性，在一个朴素愿望的驱使下，原本只想走进花卉的世界，却没有想到不经意间踏入一个隐秘的生命空间。罗、薄这对夫妇，相依为命地踯躅在佛、俗两界，人鸟低飞，活在佛道里，不释放，不执着；却又不超离世俗，有牵挂，有人间情怀，知世俗冷暖，叹生命，尊灵魂，不卑不亢。也许，这才是人能够以一种平和心态，摆脱、释放掉既往的绝望，进入自由天地的最好抉择。但是，我没有想到，叶弥让这个悬念一“悬”到底。直到“我”几个月重访明月寺，薄师傅不幸病逝，罗师傅去到另一个寺庙正式出家，罗、薄夫妇的身世之谜也没有揭开。在叶弥看来，这对夫妇的历史似乎已并不重要，疑窦重生的如烟往事，已经被现实遮蔽，她在文本中试图做到的，是展现主人公如何在隐忍和从容中对命运的等待和承载。

　　我在想，在人性、人心的大海里，不管曾经忍受多么大的不幸，但只要现在仍能感知美好事物的存在，就能做到哀而不怨、伤而不怒，生命依旧会有奇妙的闪光。叶弥在“打捞”凡庸生活和历史的碎片时，努力在整合小人物灵魂的破碎性、完整性，还原他们真实的存在状态。

　　我觉得，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叙述中，对小人物的个人存在史、命运史，以及社会生活“大历史”的整体性“留白”。实际上，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方法，人在年轻时，在社会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所遭遇的不幸或龃龉，竟然需要三十年的时光来修补或者救赎吗？人生的沉重，尤其历史的沉重，真的能放在三十年的岁月里才能承受？大历史如何深刻地卷入一个人的生活之内，一个人的内心又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什么？会否被后人取笑？叶弥仿佛是在写一个梦，两个普通人的噩梦。但是她不写这个梦的发生，而是从“结果”展开个人存在的巨大隐痛，捕捉到人物在漫长岁月的一两个瞬间。这两个不能安妥的灵魂，即使将身体置放在寺庙的道场里，也依然难以摆脱历史沉积、俗世之心的纠结和烦扰，他们，始终生活在别处。

　　小说的结构，不是一个圆弧，而像是一个向四周布满道路的放射状的椭圆形广场，这也暗示着人物命运选择的无所适从。这篇小说的叙事，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节制的维度，从下层社会人的日常存在状况，暗示大历史的讳莫如深，折射出人应有的生命力量，对人性中的坚韧、温暖和善良充分地肯定，而不是粗糙地采取漠视的目光，轻薄地处理人的精神与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而是在细部、细节的流动中，带我们体悟历史与世事的苍茫。但是，可能由于叙事视角存在的局限性，人物之间关系的过于简化，会使文本想象的空间显得逼仄，势必会影响和限制文本应有的更大张力，这也许就是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

　　三

　　在我看来，《雪花禅》是我迄今读到的叶弥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完全可以被视为叶弥小说叙事中具有浓郁“佛道”意味和“法度”的代表性作品。

　　我们首先会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当战争氛围笼罩，狼烟四起，敌人兵临城下准备围城的时候，一个终生喜欢自由快乐、风花雪月的“纨绔”，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何文涧，这个在地方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选择了准备逃亡。也许，我们还会进一步地追问：叶弥写这样一个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将“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大闲人”究竟是为什么？因此，分析这个人物，读解这篇小说，的确令我无限向往。

　　对一个实在不好使用某种观念来肆意界定的文学人物，是否正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开始？可不可以说，何文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古典情韵、“士大夫”之心的大俗人呢？一个“好人”在战争这个特殊情境下的生命形态，该如何表现和判断？

　　无疑，何文涧自有自己的“顽固”的哲学，其实，这也无须争议。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他本能地选择逃离，似乎已经有违家国的大义。在战争的背景下，写一个人短暂的日常生活状况，其实是难以把握的。烽烟滚滚之中，谁还能保持自己的生命本色？怎样才算保持自己的节操？其实，如果依中国传统文化审查人格的标准来看，何文涧的“骨”“气”还都是很充盈的，只是“慧”呈现出某种“拙”态。那么，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个文学人物呢？

　　我们在这篇小说所描述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冰冷世界里，感受到丝丝缕缕的温暖，乱世的荒寒之中，竟然透射出一股力量。这就是这个小说所具有的温暖性。叶弥显然选择了温暖的、宽柔的目光，她对人性的理解和包容，在努力试图抵达“佛家”的层面，因此，小说的叙述，才会呈现出存在的真实性、可能性情境。通常，考量何文涧这一人物的品性，可以如此概括并描述：何文涧不想自己有悲惨至极的遭遇，不想凄凉，不愿意绝望，更不愿站在风口浪尖，他只想随遇而安，风来草倒，雨泻泥下。这也是无可非议的。面对战争的巨变，这个乐善好施、热爱自由和风花雪月的文人，完全无法适应和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往的生活行将结束，远离战争就可以存活，他可以怒，可以哭，可以逃避，可以处乱不惊，从容应对。只是他不甘寂寞，哪怕是苦中作乐，麻醉自我未尝不是一种快活。他似乎不敢做太多的精神思考，因为只要思考就会痛苦起来，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努力将自己的神经不断地拉回到自我的感觉、幻觉里，试图在“禅踪”里寻找自己的安之若命。“他不禁如此想，历史的长河中，他，何文涧，不过是一只偷生蝼蚁，人畜无害，怎么会有人大动干戈取他性命？”于是，在逃离战争的炮火硝烟之前，他去了念念寺，在雪地里坐禅，在“心斋”里“坐忘”，可见，自小养成的自由快乐的心性，铸就了他一生无法更改的追求。

　　念念寺，让他在一场虚空的法度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和回旋。很多人的思维被囚禁的时候，有的人选择顺从，有的人选择反抗，有的人选择变节，为了不同的生命诉求而改变灵魂的取向。何文涧清楚，逆行必苦，或有杀身之祸。“无为”，成为他应变的哲学。无为，可以自卫，可以自尊，可以自信，是一种自我保持，一种耐性和必要的忍耐，又包含着“义”的成分，这仍不失为一种处世逻辑，一种生命境状态。这是何文涧的聪明、智慧之处，是一种少见的情思。说到底，这里面想表达的，就是处世之道。大道至简，何文涧的处世之道似乎还有些幽默的成分，他善于将现实的苦涩和冷峻，衍化成轻描淡写就获得的片刻欢喜，同时还伴随着清明和沉稳，难得糊涂般的放达。他有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方法，以往，他也是依据此法活得游刃有余，自由自在。他的爱心，是他心性的核心；他有私欲，热爱生命，眷顾人生，不想有大起大落、危机灾祸；又不愿逆来顺受或沦为汉奸：这也是天然之心、平常之事。人不过是过客，帝力甚大，人力甚微，何文涧，惟想返回自己的内心，所以他要坐禅求道，沉浸其中不愿自拔。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好坏，难以简单划分。叶弥笔下的这个何文涧，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正是在消解了任何神圣、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之后，叶弥的叙述，才会变得如此轻松，文字里徜徉着柔软的气息。

　　仔细想，何文涧的选择，的确是令我们极度纠结的。但他终究是一个小人物，他不能书写历史，却可以葆有操守，留下自己的灵魂的根须。我想，他最起码能够做到的，应该是“士可杀不可辱”。我们无法要求他走上战场，因为他无缚鸡之力。不苟且，不变节，选择逃离，如果说这是应变、活命哲学也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独善其身也好，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人在危及性命时的无奈之举呢？还是，我们今天对于人的理解采取了异化的心态？我们究竟是应该理解他，同情他，还是像他的学生潘新北那样，极力强迫他走上战场？在这里，也许，潘新北永远都无法理解，他的老师其实有着强大的自我和自觉。

　　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想重新描述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一个价值观纷繁零乱、众声喧哗的时期，历史变得愈益模糊起来。那么，再现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人生，目的何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究竟是重温一个普通人的个人生活史，还是为了重新查勘、回顾那个时代的灵魂状况，以审视我们今天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叶弥的文本，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可阐释的空间。

　　吾道不孤，现在，叶弥似乎是在用佛道或禅的意识，来替何文涧解释其对生命的态度和选择。在文本中，她对于人物的臧否，是一种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判断，因为对于人来说，不是惟崇高和渺小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看得出，叶弥写这个人物和故事时，感情是控制的，尽量含蓄，又不流溢自己的感情，以一种非道德化的写法，进行人性化的审美渗透，寻觅人世间最为真实、本色的东西。虽然，这其中，有亮色的，也有晦暗的，也暗示善恶与美丑，但这些，都会轻轻地在超越世俗的层面从容地展开。在叶弥的理解空间里，何文涧的“禅”，是“雪花禅”，是他的“住心”之处或方式，他的“不坚执”，是佛道禅心的牵引和驱使，是一种“寂定”。但这些，只能在一定程度的心境中进行，在其喜爱的市井中完成，就是说，何文涧是在俗世与“持”的边缘处挣扎着，但却往往不能够自已。这是因为他总是要活在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状态里。对于个人选择与时代之间关系而言，必然构成悖论和无法避免的纠结。可见，在阅读叶弥小说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很多很多小说之外的事物。

　　这时，我们也许就还会想，一个短篇小说的叙述和容量，是受什么力量支配和规约的？还有，埋藏在叙述中间的气息、色调、感觉和氛围，如何能枝蔓丛生，杂花生树？而且，人物主宰了叙述的进程和节奏，让真实的烟火气、痛感，都幻化在叙述的缝隙间，缓缓流溢。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要求可以达成，必定是对短篇这种文体有深刻的体悟，而且，对生活的热爱，对任何生命的尊重，都不可或缺。

　　因此，我也就明白，叶弥的小说为什么没有丝毫装模作样的俗气。我相信，写作，对于她来说，一定是一种快乐、严谨、崇高的职业。天行健，当自强不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也许，正是这种从善如流、热爱文字的心态，真正地成就了叶弥。

　　我听说，叶弥住在苏州近郊的太湖边上。她有一个颇大的乡村风格的“田园”，花草树木、蔬菜水果、鸡鸭鹅狗猫，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叶弥每天劳碌而快活地与这些生命相处，她把以往的和现在的种种体验平淡地过滤着，她对俗世生活、人间万物的理解，抒情又冷峻，诗意而智慧，具秀慧于中的内敛，又不时眷顾历史的尘埃。并且，她总能发现新的叙述视角，表现内在的诉求。她的叙述，试图入俗又脱俗，平淡中有复杂，轻逸中蕴含沉郁，朴素中谋求清雅之美，又含俗世之味。说到底，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于文字里，她都要舒展一种天大的自在。

　　我想，这些，都是她渴望抵达并且一定能够抵达的境界。

　　注释：

　　{1}贾平凹：《关于小说》，第1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2}叶弥：《会走路的梦》，载《江苏作家研究·叶弥卷》，第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