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薛忆沩所集中关注的，是“我”的若干个生命关键时刻与五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位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女性，是“我”的少年时代，亦即1974夏天和“我”的诗人舅舅一起出现的那位“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她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散文是其才华的最好证明，而她的不幸，一方面与奇特的身世遭际有关：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淮海战役中战死在徐州之后，母亲携带两位哥哥出逃香港，唯独把她遗弃给姨妈抚养，她的姨夫在家里却是丧尽天良的酒鬼和暴君。另一方面与她婚姻的不如意有关：她的丈夫不仅对她没有一点感情，而且这种无爱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就伴随着三岁孩子的夭折而夭亡了。面对着如此一位命运奇特的漂亮女性，“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我无法理解一个那么优雅的女人为什么一直都在遭受着生活的虐待。我也无法理解一个一直都在遭受着生活的虐待的女人为什么还能如此优雅。”然而，尽管她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就是“谜”一般的存在，尽管她后来的命运遭际更其悲惨，但“我”对于写作最早兴趣的萌生，却与这位女人的影响紧密相关。虽然母亲对她一直都颇有微词，但她却是人生中第一个令“我”“感动”“好奇”“心酸”并“迷上了那种特殊的香味”的女人。
“我”生命中的第二位女人，是北京求学期间出现在圆明园遗址废墟上的那位女人。因为独自一人远走他乡的缘故，北京的六年求学时光，竟然可以被看作是“我”第一次的“移民”经历。在那六年里，“我”常常会有“异化和漂泊”的感觉生成，圆明园废墟便在无意间成为了“我”最重要的精神避难所。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在那片废墟上逗留，也正是在此，“我”邂逅了那位穿着很朴素，长得也很清秀的京城女孩。或许与那是注重精神的八十年代有关，他们相互之间都不无奇异地认为，对方就是自己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必然”要遇见的人而彼此感觉非常投契，最后居然形成了一个二人读书会。遗憾的是，彼此感觉非常投契的二人读书会，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因为“我”强烈的自卑感而宣告终结了。导致“我”自卑的具体原因有二。其一，是“我在信里面谈论的书她都读过，而她在信里面谈论的书我都没有读过”。其二，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京城女孩的神秘出身，她爷爷、奶奶的名字，“是全中国人民都应该知道的名字”。虽然两个人在精神层面上的确彼此投契，但京城女孩显赫的家庭背景彻底吓退了“我”，“我”主动切断了与这位京城女孩的联系。就这样，“我”作出了人生中一次关键的选择。尽管说这次选择的对错性质在后来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评价，一次命定的“必然”相遇是否也一定就“必然”要分手？但毫无疑问地，这次致命的精神邂逅，在“我”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促使“我”对于孤独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与认识：“我想起那个女孩在关于《局外人》的那封信里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假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局外人。我想最深的孤独其实就是因为抓不住真实而产生的孤独，而最浓的乡愁就是对‘真实这最神圣的故乡的乡愁。”
紧接着出现在“我”生命里的，就是曾经和“我”一起共同生活了整整二十三个年头的妻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内心里强烈的自卑感，以及与此种自卑感紧密缠绕联系在一起的那位京城女孩的缘故，“我”迫不及待地抓住广州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社招聘的机会，匆匆忙忙跑到广州应聘，并在那里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之久的工作履历。需注意的是，广州的十年，居然成为“我”的第二次“移民”经历。正是在广州，“我”不期然地遭遇了后来的妻子：“她不漂亮，也不热情。她没有激起我任何的好奇。这就是我们的起点，她一直到临终的时刻也没有激起过我任何的好奇。”问题在于，如此一位真正可谓是志不同道不合、缺乏精神投契的女人，又怎么会成为“我”的妻子呢？却原来，他们之间这种不相称的结合，与“我”事业上的一次严重受挫紧密相关。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到一项事关教育问题的系列报道之中的时候，上级相关部门却以不利于社会稳定为由强行制止了“我”的报道行为。内心倍感郁闷的“我”，便外出湘西张家界游逛散心。正是在这次外出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了拥有一颗自由心灵的重要，于是便匆忙赶回广州：“我一路上一直想的是要断绝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感也没有让我享受到自由的来往。也就是说，我要对交往了半年的生物学博士说不。可是站在她面前，我说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我说我们结婚吧。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逆转。”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大多数时候，做出选择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选择行为的对与错，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当年选择的对与错才可能彻底水落石出。即如“我”这次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的婚姻选择，明明知道这位女人并没有激起过自己“任何的好奇”，明明想着要断绝关系，但到了最后，“我”所做出的，竟然是和她结婚的选择。这一桩婚姻的极度不合适本质，只有在经历了二十三年的共同生活之后，方才格外清晰地浮出水面。而这一点的成功传达，却又与薛忆沩后设叙事视点的特别设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正因为作家采用了时过境迁的后设叙事视点，“我”与妻子长达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彼此隔膜乃至冷漠的悲剧性质，方才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与表达。
“我”之对于妻子的极度冷漠，在她临终前即表现得非常突出：“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的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的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一个丈夫，到底需要有对妻子多大的冷漠，才能够对她感到“极度的恶心”，才能够感觉到她只是一副“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妻子在长达二十三年的夫妻生活中对“我”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由此即不难推想而知。只要与后来出现的密和稍加比较，“我”对于结发之妻这种不无残忍的冷漠，就会更加凸显无遗：“但是那种照顾是多么虚假，多么不真实啊——它完全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神秘的迷恋或者比迷恋更加神秘的爱。密和激起了我的这种迷恋。她让我一见到她就产生了想要照顾她的激情。”一个是拥有二十三年夫妻生活的结发妻子，一个是萍水相逢的异国女子，但“我”对她们的情感态度却截然不同。两相比较，“我”长期婚姻生活的隔膜与冷漠特质，自然也就不言自明、溢于言表了。质言之，由于共同语言的极度匮乏，在婚姻生活期间，“我”对于孤独有了更加真切的体验。
本来，对于妻子兴致勃勃的移民计划，“我”持有的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但女上司这位女人在“我”生活中的生硬嵌入，却以推波助澜的形式彻底促成了“我”一家人最终的移民事实。一次偶然的机会，女上司向“我”披露了自己的婚姻危机，尽管丈夫已经数次提出离婚，但女上司却无论如何都坚决不允。在洞悉女上司婚姻危机的同时，“我”也成为了女上司获取情感慰藉的异性对象。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和女上司在办公室里偷情，“我”每天都处于分裂的状态，既不想去上班，又不想回家。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我”之所以很快便与女上司打得火热，与妻子那一贯的冷漠紧密相关，女上司轻易就介入到了“我”的情感生活之中，显然带有明显的补偿性质。女上司的出现，甚至让他想起了那个“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和那个圆明园废墟上相遇的女孩。不无反讽意味的是，就在“我”把女上司当作替代者的同时，女上司也把“我”当成了替代者。唯其因为女上司成为了其他两位女性的替代者，所以，一旦女上司向“我”宣布丈夫已经“回心转意”，已然回归到其身边的时候，“我”才会彻底下定与蓄谋已久的妻子一起移民加拿大的决心。倘若说妻子的移民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我”的移民则带有明显的精神逃避性质，企图以此来填补女上司的突然撤出所造成的精神虚空。
然而，只有真正踏上异国的土地，在异国他乡开始了艰难的生存打拼之后，“我”才真切品尝到了移民那种苦涩难言的滋味。想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妻子曾经嘲笑自己博士阶段的一位同学竟然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在美国的一家实验室里找了一份化验员的工作，没想到，等到自己也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却会为一份具有同样性质的工作机会而欣喜若狂。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所谓生物学博士的面子自然也就不重要了。未曾预料到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份好不容易谋得的职业，也没有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因为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日渐恶化，生性好强的妻子最终不得不辞掉了那份工作。工作可以辞掉，生活却不能不继续。一贯瞧不上小店主的妻子，居然一反常态地屈尊，建议借钱买下住处附近的一家便利店。生活的嘲弄，至此可以说彻底拉开了帷幕。他们之所以不惜千里迢迢移民到加拿大，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没想到事与愿违地成为了一家便利店的店主，成了原来一直鄙视的带有明显小市民意味的小店主。生活进入了超级稳定又极为单调的循环状态，每天都要疲于奔命，每天又是重蹈覆辙。“移民是残忍的选择。哪怕他们是‘有钱人，哪怕他们不必为生计去辛苦，不必为生活而奔劳，只要他们选择了移民，他们就必须面对移民带来的那些最本质的问题：比如寂寞，比如单调和重复，比如进退两难，比如无所适从……那是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是感情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移民之痛，若非薛忆沩这样有着切实移民经历的作家，如此一种简直就是痛彻肺腑的感受，是断难描述传达出来的。到后来，在“我”返国的途中，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此前结识的“王隐士”关于移民的一种激进说法：“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你永远回不了家了！你成了所有地方的陌生人！”虽然只是文本中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王隐士”若干见解的高明却绝对无可置疑。“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充分证明的，也正是“王隐士”移民“理论”的高明。
但一定请注意，“王隐士”的理论，只有在针对第一代移民的时候，方才称得上有效。到了如同“我”女儿这样的第二代移民或者更多代移民的时候，其理论可以说顿时就黯然失色了。这一方面，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一个细节，绝对不容忽视。那就是从飞机在蒙特利尔落地时开始，一直到“我”准备重回中国生活的时候，“我”曾经一再询问女儿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这里吗？”而女儿自始至终的回答都是毫不犹豫的两个字：“喜欢”。这一细节的意义，显然就在说明，对于“移民”这一关键性问题，女儿与“我”的感受真正可谓有着天壤之别。但令“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的一点是，自己和妻子之所以要含辛茹苦地移民，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要努力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想到到头来等到女儿长大成人之后，有一天却居然会和自己形同陌路：早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等到妻子因病去世之后，女儿干脆就决定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女儿的如此一种行为，对于刚刚丧妻的“我”，自然会形成极其强烈的刺激：“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我”之所以会百般无奈地说出“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的话来，实际上正是因为受到女儿决绝行为强烈刺激的一种结果。
薛忆沩关注表现着一种真切的移民经验，而张炜，在他的长篇小说《独药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中，则把自己的艺术视野投注到了二十世纪之初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既是发端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性登陆之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酝酿转型的关键时刻。用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张炜既往的长篇小说中，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关注表现过这一时代。因此，即使仅只是从题材的意义上说，《独药师》对于张炜而言也有着某种自我突破的价值。更何况，在其中我们更能观察到张炜究竟是以怎样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艺术方式来表现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整部长篇小说，分别由“楔子”“正文”以及“管家手记”三部分组成。其中，“楔子”部分非常简短，主要讲述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个曾经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业已尘封将近百年之久的历史档案。按照叙述者的叙述，这份档案“内容涉及胶莱河以东一百余年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作者与大革命时期几位领袖人物的面晤，显然是极珍贵的资料。如果这方面的记载再多一些更好，可惜作者的兴趣却在其他方面。纵观全部文稿，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写什么：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这里，张炜或许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大革命”，指的是1924年至1927年间的那场北伐战争。而《独药师》集中描写展示的，则很显然是发生于晚清时期的辛亥革命。也或许，在这位曾经的档案工作人员的私人理解中，所谓“大革命”也就是辛亥革命。当然，这样一个即使是错讹的细节，实际上也并不会影响到小说的总体思想艺术格局。一直到三十多年之后，伴随着档案馆大批馆藏档案的逐渐公之于世，叙述者“我”也萌生了出版这部“隐秘”的档案文稿的念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正如同那部《石头记》曾经经过曹雪芹的批阅增删一样，这部档案文稿在出版前也经过了“我”的整理增删：“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馆内抄录。最让我难以决断的就是公开出版前的删节问题。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有关半岛长生秘术、不无淫邪的某些记录，读来令人不安。经过再三斟酌，我又听取了几位专家的建议，最终还是保留这些内容。还有，因为原稿采用了古旧文法，实在太艰涩了，这就需要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从头译写和整理。”虽然叙述者“我”强调自己的整理原则是“尊重原意”，但毫无疑问，经过了“我”的整理增删之后，读者后来读到的档案文稿，其实已经不复为原貌了，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我”的思想烙印。
以上所叙主要作用在于引出主体故事，而作为“附录”部分存在着的“管家手记”这一部分，则很明显地带有语法学上所谓“补语”的意味。具而言之，这补充说明的对象，只能是作为小说主体的“正文”部分。细读“管家手记”，即不难明白，这一手记的起始时间是1905年8月，终止时间为1912年8月。不仅起止时间非常明确，而且手记的风格是竭尽可能地简洁与客观。将这一部分与充满主体性色彩的“正文”部分两相对读，即不难断定，张炜如此一种设定的根本意图，恐怕正是为了弥补“正文”部分情节的不够完整与明确。换言之，因为“正文”部分采用了主体性色彩极强的第一人称叙事的缘故，作家唯恐对读者的阅读接受构成明显的障碍，所以才会特设“管家手记”这一附录部分，以对故事情节做一种相对完整明确的特别交待。我对于《独药师》的两次阅读，分别是通过《人民文学》杂志与单行本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的。第一次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并没有“管家手记”这一附录部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管家手记”的缺失，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对于这一小说文本的理解接受。也因此，一方面，我固然不清楚自己的阅读体验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在另一方面，对于“管家手记”这一部分的设定必要性，我多多少少还是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的。
假若说“楔子”“正文”以及“管家手记”这并列的三个部分构成了《独药师》叙事的第一个层面，那么，同样可以被进一步解析为三重结构的“正文”部分，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二个层面。作为小说主体故事存在的“正文”这一部分，采用的也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其叙述者“我”名叫季昨非。据“楔子”部分的介绍，这位季昨非，“是半岛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实业家季践的独子。季家曾是南洋首富，后来产业收缩至北方，拥有药局、矿产、垦植业和酿酒公司。这个家族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多次捐助巨款，被喻为‘革命的银庄。此外还是海内最有名的养生世家，这一点倒被传记家忽略了：半岛地区是东方养生术的发源地，方士们盘踞了几千年，季家显然承续了这一流脉。”正如同“楔子”部分带有提示性质的分析一样，以叙述者“我”也即季昨非为中心，所谓的“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实际上构成了“正文”部分最重要的三条彼此交叉的结构线索。但在展开对于《独药师》矛盾性思想内涵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究竟何谓“独药师”？按照身为独药师的叙述者“我”在“正文”中的交待，独药师其实是与养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术语，其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养生手段，尤其是一种养生秘方的炮制，以有效地“阻止生命的终结”。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独药师”，乃是因为养生这一带有明显神秘色彩的事物，从始至终一直处于“正文”叙事的核心部位。换言之，艺术性地把革命与养生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有机地纳入到以养生为核心的描写过程中，乃可以被视为《独药师》最根本的思想意旨所在。尽管说其中也肯定少不了会有情感纠葛的缠绕，但这种情感缠绕的描写中却也更多地夹杂着作家对于中西文化碰撞的一种冷静审视。
作为半岛上的豪门望族，养生世家季府与革命发生关系，是从“我”父亲那个时候开始的。如果说父亲季践尚且只是革命的积极资助者，那么，到了季昨非这一代，父亲季践的养子、季昨非的兄长徐竟，干脆就直接投身于革命，成了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徐竟较“我”年长三岁，刚过十二岁生日就远赴东瀛留学。虽然叙述者没有做出明确的交待，但毫无疑问，徐竟接触革命党进而接受革命思想，正发生在他的东瀛留学期间。徐竟义无反顾投身于坚定信仰的革命事业，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着革命与养生之间必然的抵牾冲突，季府先后两位当家人的惶惑与迷茫。道理说来其实非常简单，革命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质，必然伴随着流血牺牲，显然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这，也就天然地构成了养生的对立面，因为养生学说的根本正在于想方设法延续人的自然生命，用父亲季践留下的遗言来说，就是“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这样，前者必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后者却一力强调生命的延续，革命与养生之间矛盾冲突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事实上，不管是父亲季践，抑或还是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都不仅明确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而且还深感困惑以至于往往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在亲眼目睹了光复登州时海防营与起义队伍对阵双方的死伤惨状之后，倍觉战事可怕的“我”，面对着革命所导致的无数生灵涂炭，对革命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有没有另一种“起义”，是不流血的？……如果我痛恨流血，就要痛恨‘起义，可那是徐竟甚至还是王保鹤他们的事业啊。……我现在多少明白了父亲晚年的困境，他不知道养生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季府最终走向何方。他不明白该放弃什么和什么时候放弃。他不仅阻止不了养子徐竟，而且也阻止不了自己。”
既然对于革命产生了惶惑与犹疑，季府的这两位当家人与革命者之间冲突的发生，也就势在必然了。徐竟他们和“我”秉持着可谓是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二者围绕革命与养生的问题发生了激辩。“我”从养生的立场出发，强调“仁善”是养生的基础与根柢，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杀伐，那就是养生的反面了”。对此，徐竟给予了坚决的反驳：“究其根本，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许多时候它们是一回事。挽救人生，季府有一味独药，就是这传了几代的丹丸。在我们这儿，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那就是‘革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与徐竟之间这种殊难弥合的思想分歧，竟然一直延续到了徐竟被捕后的慷慨就义前夕。当想方设法前来探监的“我”再次抨击半岛因为革命而流血的情形时，徐竟冷笑着打断了“我”的喋喋不休：“你真是王保鹤的学生。……还是‘不以暴力抗恶那一套。我赞同，好极了。不过这除非是遇到了‘雅敌才行！我们的对手是谁？是动辄凌迟的野兽！”
在以上的引文中被提及的王保鹤，是半岛上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并创办新式学堂的具有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王保鹤与革命党思想立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致力于一种迥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新型社会形态的建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依循的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者倡导暴力革命，一者希望能够依靠思想教化的力量。究其渊源，王保鹤的思想立场，非常接近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一力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立场。正如同《圣经》中所言，“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只要是熟悉张炜的朋友，都知道托尔斯泰是张炜最为心仪的作家之一，托翁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于张炜一直产生着某种示范性的影响。就此而言，作者之所以要专门提及“不以暴力抗恶”这句话，一方面固然是在凸显“我”所坚持的反暴力倾向，但在另一方面，恐怕也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点借此向托翁致敬的意味。面对着徐竟咄咄逼人的步步追问，“我”竟一时木讷而无言以对。假若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我们愿意把叙述者“我”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立场游移，理解为张炜内在精神深处某种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也承认革命暴力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拥有坚定人道主义立场的张炜，毕竟是暴力的坚决反对者。哪怕是所谓的革命暴力，也不能够被轻易地认同。这一点，在“我”与小说中的另一位养生师邱琪芝的对话中有着明显的流露。在邱琪芝的理念中，带有明显暴力色彩的革命与他一心一意追求着的养生事业绝不相容。很多年前，邱琪芝之所以会和“我”的父亲季践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先入为主地认定季践是一个革命党。邱琪芝认为：“府吏衙门全都一样，都是人，人不变，怎么折腾都没用，白白流血而已。人如果活上百年，就会看到终究一样。所以人生在世，唯有养生。”“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只变了个江山名号，最后全都一样甚至较前更坏，这难道不是人间大恶？你觉得不会，那是活得太短。”“无论采用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便是扬罪恶。”在这里，借助于邱琪芝的口吻，张炜实际上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革命一番的结果恐怕只能够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在变换了“江山名号”之后，其具体境况甚至还会换汤不换药地比以前更加糟糕。正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单只是看一看自打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邱琪芝或者更多是张炜自己的所言不虚。就这样，一方面，糟糕透顶的历史与现实逼迫着革命的发生，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是革命，就必然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暴力色彩，必然导致无数无辜生命的伤亡。面对如此一种情形，内心实际上一直纠结不已的张炜，所能做的工作，就只能是以《独药师》这样的长篇小说形式，把自己对于复杂历史境况的纠结体验和盘托出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与薛忆沩、张炜的作品差不多同时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格非与何玉茹两部以乡村现实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版）的文本篇幅算不上巨大，只有二十万字稍稍出头一些。全书共由四章构成，联系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实际，这四章其实可以被分为两大部分。前两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文革”前的乡村故事，后两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述“文革”后的乡村故事。将前后两个部分的乡村故事合并连缀在一起，就俨然是一部共和国时代的乡村命运变迁史。
关于“文革”前的中国乡村，格非所集中关注思考的，是传统乡村伦理的被彻底摧毁。讨论这一命题的基本前提是，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传统的乡村伦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实际上早有共识，那就是一种超稳定的宗法制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关于中国宗法制长期存在的奥秘，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描述研究：“群体组织首先是以血缘群体为主，因为这是最自然的群体，不需要刻意组织，它是自然而然地集合成为群体的。先是以母氏血缘为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是以父系血缘为主了。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既是生产所依赖的，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生活群体。它给人们组织更大的群体（氏族、部落直至国家）以启示。于是，这种家族制度便为统治者所取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组织原则，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来家国同构的传统。”“文明史前，人们按照血缘组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好理解，为什么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仍然保留甚至提倡宗法制度呢？这与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欲望和经济发展有关。自先秦以后，中国是组织类型的社会，然而，它没有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从朝廷一直组织到个人，朝廷派官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基本上是民间社会。因为组织社会的成本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要花许多钱，当时的经济发展的程度负担不了过高的成本。保留宗法制度，就是保留了民间自发的组织，而这种自发的组织又是与专制国家同构的，与专制国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而且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恰恰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①按照王学泰的分析描述，宗法制传统在中国有着可谓源远流长的漫长历史。正因此，中国乡村自然也就积淀形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保持了长期的平稳状态。只有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由于受到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强劲冲击，这种平稳的社会存在状态开始被彻底打破。格非《望春风》所集中谛视表现的，也正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被冲击状况。具体到“文革”前的这一时间段落，主要就是曾经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发生着类似于定海神针一般重要作用的地主乡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比如，赵孟舒。赵孟舒可谓儒里赵村一位饱读诗书的地方贤达，因为其琴艺声名远播的缘故，就连共产党的儒将陈毅，也曾经专门现场欣赏过他的琴艺。到了“土改”前夕，在小妾王曼卿与佣人红头聋子的联合鼓噪之下，“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赵孟舒根本没想到，在接收这些田地与财产的同时，却也接收下了后来儒里赵村绝无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既然在“土改”后戴上了一顶地主帽子，那赵孟舒最终的悲剧命运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与自己的生性耿介有关，对于新生的政权，赵孟舒采取的是一种隐隐然的对抗姿态。其对抗姿态的突出表现有二。其一，“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绝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其二，他曾经利用自己的学问与才能把繁体字的“黨”这个字拆开来，编成了一则巧妙的谜语：“小字当头，双手叉腰。开口说话，一团漆黑。”从一种精神传承的角度来说，赵孟舒的这种精神风骨，其实直追明清易代之际那些一直以明遗民自居的江南士绅。虽然由于儒里赵村农会主任赵德正的隐忍与网开一面，赵孟舒的此种士绅作风勉强维持数年，但到了1955年夏天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还是终于在劫难逃了。持续长达三小时的批斗会，对年老体衰的赵孟舒最大的打击，就是让他实在憋不住，当众将一肚子稀屎拉到了裤子里。这样的事体，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赵孟舒来说，就真正可谓兹事体大，是绝难忍受的奇耻大辱。果然，就在这晚回家之后，赵孟舒就服毒自尽了。赵孟舒之死，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那句“士可杀而不可辱”名言的诠释。
与饱读诗书的士绅赵孟舒、赵锡光们的斯文扫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类似于赵德正这样的赤贫者，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儒里赵村的历史舞台。或许是与乡村社会宗法制传统长期形成的巨大隐形压力有关，“土改”时的儒里赵村曾经出现过选不出农会主任的尴尬状况，最后只好由严政委出面，强制要求村民选举谁是村里最穷的人。那么，儒里赵村最穷的人是谁呢？自然是打小就没爹没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赵德正。就这样，按照所谓越穷越革命的逻辑，赵德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儒里赵村执掌权柄的农会主任。这里的根本问题，既不在于赵德正是否具有领导能力，也不在于赵德正人性的善恶，而是在于阶级观念的引入，在于执政者借助于阶级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地主乡绅阶层的位置，颠覆了乡村伦理与乡村社会的基本存在秩序。
实际上，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家庭悲剧也是拜此种“革命”逻辑所赐的结果。首先，是母亲的弃家而去。母亲章珠之所以毅然决然地与父亲离婚，与父亲在新婚之夜吐露的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全部秘密紧密相关。正因为惧怕受到丈夫历史问题的连累，所以才会借助“对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的问题而大做文章，并最终弃家而去。其次，是父亲的畏罪自杀。细细想来，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的这种人生选择，可能与两种因素有关。其一，是他所背负的富农家庭成分。其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曾经参加过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上海一家南货店做伙计，学习经商之道。没承想，父亲却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算命这一行当。迷上算命倒也罢了，关键是他居然拜戴天逵为师。这戴天逵，表面上是个算命先生，实际上却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1948年冬，就在朝代更易之际，戴天逵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个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特务组织，成员之一就是身为其弟子的父亲。事实上，这一组织只是徒有虚名，并没有来得及开展任何活动，“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潜伏人员名单，长期以来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按照叙述者“我”的交代，父亲之所以自杀身亡，与母亲的检举存在着内在关联。在把关于父亲的检举信上缴（请一定注意，母亲的检举目的，不过是为了自保）之后，母亲突然意识到此举有可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为了避免此种结果，她设法提前给父亲通风报信，想让他远走高飞，逃得无影无踪。没想到，这封信却起了反作用，父亲“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需要稍加提醒的一点是，很可能出于一时疏忽，此处在时间交代上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首先，父亲自杀的时间是1966年，但到了后面部分，写到母亲的检举告发时，却变成了其他年份。一个是1966年，另一个是1963年。时间交代上的矛盾只是一个小瑕疵，关键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我”父亲的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所谓财富即罪恶的观念错误自不必说，即使是所谓参加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实质上也不成其为问题。且不必说人都有做出各自政治选择的权利，退一万步说，即使父亲的政治选择是错误的，他实际上也什么活动都没有干，只是徒有虚名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令人悲哀的是，父亲到最后果然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而被迫走上了自杀之途。从这个角度来说，格非《望春风》第一部分的书写，实有不容低估的对历史真相正本清源之艺术效果。
如果说“文革”前乡村传统伦理的被摧毁已经足以令人心痛不已，那么，“文革”后乡村世界在资本与权力双重力量夹击下的彻底消亡，就更加令人沮丧绝望了。格非《望春风》第二部分所集中描述展示的，正是这种惨绝人寰的凄凉情景。伴随着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儒里赵村的村民们也已经不再满足于田野里劳作了，正所谓“车有车路，马有马路”，他们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操办乡镇企业，竞相奔走在发财致富道路上了。用金花的话说：“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着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里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金花所描述的这种景观，套用流行的话语来说，可就真正称得上是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了。儒里赵村的这么多人全都纷纷经商，结果呢，大多数都属于小打小闹，真正成了气候，成了资产大鳄的，是那位打小就在赵锡光的心目中被“另眼相看”的“我”的堂哥赵礼平。对于赵礼平，阅人无数的赵锡光给出的评价特别意味深长：“礼平这孩子，心术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礼平后来的人生轨迹，果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着赵锡光的目光如炬与所见甚明。实际上，也正是依凭着他的“心术不正”，礼平方才在共和国时代的中国如鱼得水，最后终于成为了财大气粗、拥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大老板。一个国度，假若“我”这样的善良老实者时时处处遭受欺辱，而礼平这样的心术不正者却可以如鱼得水般地大行其道，那我们也就只能断言说是这个国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其他的各种巧夺豪取倒也罢了，赵礼平最无法让人原谅的一大罪恶，就是亲手摧毁掉了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儒里赵村。一次醉酒后的撒尿经历，让时任大队书记的高定邦萌生了修渠的念头，谁知道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原先的社会动员机制已经完全失效了。到了开工那一天，除了十几位大队干部之外，只来了老鸭子、春琴以及王曼卿三个人。到最后，还是赵礼平出手才彻底搞定了挖渠这件事：“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但这仅仅只是赵礼平的小试牛刀，任谁也没想到，到最后，也正是借助于这条水渠，以赵礼平为代表的资本势力彻底摧毁了儒里赵村。后来，一位福建老板看中了儒里赵村的风水，要以拆迁房的形式把这块地完全吃下来。他的合作伙伴，就是赵礼平。然而，眼看着朱方镇的安置房已经全部就绪，就是赵礼平这一块的拆迁不见动静，即使赵礼平把原先许诺的拆迁费提高一倍，村民们依然不为所动。就在此时，身为高定邦接班人的“斜眼”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利用高定邦的水渠，把已经被污染的浓稠的黑水引入村庄，到了这个时候，拆迁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奇怪之处在于，明摆着是赵礼平做了恶，但被迫远离家乡的村民们却把怪罪的矛头对准了高定邦。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首先，格非关于赵礼平与儒里赵村的描写，在高度写实的同时，其实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倘若说赵礼平可以被视为商品经济时代强势资本的化身，那么，身为村书记的斜眼，就是权力的化身，而儒里赵村，则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国乡村的突出代表。这样一来，儒里赵村的彻底被摧毁，很显然象征暗示着中国广大乡村世界的黯淡命运。由格非的这种描写，笔者不由得联想起自己曾经与友人在一起深入探讨过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面对着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现代化大潮，日益贫瘠衰败的乡村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带有共识性的结论就是，现代化或曰城市化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要彻底地消灭乡村。换言之，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益衰败凋敝，是社会发展演进合乎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如此一种结果都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倘若我们承认乡村的消亡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学结论，那么，格非的相关艺术描写就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社会学结论的一种形象化艺术呈示。其次，儒里赵村被彻底摧毁之后，村民们不去怪罪赵礼平，反而同仇敌忾面对高定邦，所凸显出的，很显然是某种欺软怕硬且又趋炎附势的普遍民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也无疑可以被看作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一位难能可贵的传承者。
格非的关注视野聚焦到了儒里赵村，而何玉茹在《前街后街》（载《当代》杂志2016年第3期）中的关注视野，则聚焦到了一个名叫黄村的村庄里。前街和后街，是黄村两条对比特别明显的街道：“前街的房子是青砖、青瓦垒就的脊顶，后街的房子是土坯、炉渣做成的平顶，一高一矮，一青一土，自是不一样呢。”一者是青砖青瓦，另一者则是土坯炉渣，这种对比所明确说明的，正是前街与后街格外明显的贫富差异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前后街人各自不同的存在形态：“前街人不大说眼前的事，说的多是书本、或是国家、国际，后街人说的则多是庄稼，或是左邻右舍，前街后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关注对象不同，但究其实质，反映出的却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对于这一点，那位虽然天生哑巴实际上却聪慧过人的明悦，有着敏锐的感觉：“明悦隐约觉得，后街人身上是有一股劲头的，这股劲头上来，会让人不由得后退一步，就算不服也是有点怕的。而这劲头前街人是少有的，前街人凡事都要讲出个理来……”依照常理，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会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野蛮向现代文明循序演进，但受制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种演进发展方式便遭到了人为的阻断，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原始野蛮劲头十足的后街人在两条街的矛盾冲突中占了上风。唯其因为前街后街之间的争斗与冲突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数十年间黄村社会最显豁的表征，所以何玉茹才会把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前街后街”。某种意义上，前街后街的角力变迁过程，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部黄村的当代史。
其实，黄村这一村名的由来本身，就与土改时前街后街力量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黄村本来叫宏村，原因在于前街人大多为宏姓人。因为宏姓的前街人不仅居住在先，而且土改前在村里长期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所以村庄就被称为宏村。闹土改的时候，翻了身的黄姓后街人便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挑战前街的宏姓人，硬生生地把“宏村”改成了“黄村”。然而，虽然“宏村”被迫变成了“黄村”，但这个村所经历的土改却终归是没有怎么伤筋动骨的和平土改，日常生活中宏姓人某种趾高气扬的优越感，依然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因为如此，一旦提及当年的土改，一度担任村支书的后街人黄块才会满腹牢骚。前街与后街之间矛盾的根深蒂固与难以化解，于此即可见一斑。实际上，也正因为前街与后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纠结，等到四清运动的时候，后街人才会对阶级斗争群起响应，以强劲反弹之势一下子就占据了黄村全部的领导岗位。后街的黄块与前街的宏斯，双双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后街的贵生爹和黄二牛，只是黄二牛和贵生爹在台上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就灰溜溜地下台了。致使他们下台的，已经不再是前街人，而是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牛鬼蛇神众多的缘故，被批斗者，大多都是前街人。二妮之所以能够在此期间成功上位，成为黄村的革委会主任，与她凭了直觉的指引，很快成立并主导了一个以后街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关系密切。到了这个时候，尽管前街与后街的分野在很多黄村人心里依然非常明确，但在黄村的实际当家人二妮心目中，对此倒颇有些不以为然。她之所以会信任并任用前街人宏涛成为造反派组织的副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革”后期，二妮被提拔到公社工作之后，前街人宏涛果然成为了黄村的一把手。如果说黄村的“文革”更多地与二妮联系在一起，那么，“文革”结束后身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的黄村，就更多地与宏涛联系在了一起。
但请注意，或许与何玉茹写作意图的传达有关，《前街后街》中存在着一种叙事速度逐渐加快的现象。一开始讲述明悦、二妮与小慧她们少女时代故事的时候，叙述速度特别舒缓自如，甚至会给人一种信马由缰的感觉，但从四清运动开始，叙述者的叙事速度明显加快，此后的“文革”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叙事速度简直就是到了快马加鞭的地步。尤其是宏涛当政之后迅疾城市化的黄村，其变化速度完全可以与叙事速度相匹配。第十一章的第52节尚在交代宏涛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要在村西另辟新地，鼓励要盖房的社员在新地建造二层楼房，楼房要整齐划一，街道要轧成宽敞的柏油路，慢慢地，整个黄村要变成城市一样的新村。”）到了第53节，就已经“很快建起了一家附属制药厂，一家搪瓷厂。两家厂都能容纳百十人以上，前街后街的年轻人几乎可以统统网罗进去，不甘心种田的年轻人，从此不出村便可以和城里人一样，既不风吹日晒，又能把钱挣到手了。”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这个急遽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整个黄村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到了这样一个城市化强劲冲击的时代，前街与后街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问题反而变成了黄村自身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小说的第1节叫作“前街和后街”，最后的第62节依然叫作“前街和后街”。但到了最后一节的“前街和后街”，却很显然已经是物非人亦非了：“黄村的新村自从有了自由市场之后，愈来愈多的人搬到这里来了，旧村那边只剩了很少几户人家了。”“新村也建起了两条街，由旧村的东西向改成了南北向。名字还没定下来，有的说还叫前街后街，有的则说改叫东街西街，有的说，干脆就叫北京街上海街，多么大气。便有人说，论大气，还不如叫个东方西方呢，世界都包揽了。”其实，即使保留了前街后街的名称，黄村物非人非的结局或者说黄村的最后消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曾记得2015年暑期，笔者在北京评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期间，曾经与友人在一起深入探讨面对着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现代化大潮，日益贫瘠衰败的乡村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带有共识性的结论就是，现代化或曰城市化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要彻底地消灭乡村。换言之，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益衰败凋敝，是社会发展演进合乎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如此一种结果都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在于，面对着如此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大势，作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价值立场来展开自己的小说叙事。单就何玉茹的《前街后街》来说，她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极其鲜明的站在农民一边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正是从此种精神价值立场出发，何玉茹不仅真切敏锐地发现了明悦这一类乡村女性形象的存在，而且还把一种守望乡村世界的精神行为赋予到了明悦身上。当周围的人们都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迫不及待地融入到城市化进程之中的时候，只有明悦心甘情愿地留守着曾经的乡村，留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每天早晨，明悦都会出现在她的责任田里，有时是她一个人，有时是和她妈一起。她们种了一亩粮田，一亩菜田，粮田是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菜田是五花八门，赶上什么就种什么，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下地的时间也自由多了，明悦常常是在早晨和黄昏出现在地里，空气凉爽，地里的味道也好，侍弄庄稼、菜蔬的心情就像侍弄那些虎头鞋一样，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在对于明悦所坚守的精神价值立场表示强烈认同的同时，何玉茹一种批判否定城市化进程的精神倾向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就这样，从土改时最早的角力争斗起始，一直到市场经济时代黄村自身逐渐地消融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前街与后街之间或隐或显的矛盾冲突，的确构成了黄村的一部当代史。
在近几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领域，有两位女作家的身影可谓格外矫健活跃，翻开中文文学期刊，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两位女作家的名字。一位是“80后”的孙频，另一位则是年龄稍长一些的尹学芸。不知道是否与年龄稍长，生活经验更其丰富有关，相对于笔触集中于男女畸情的孙频，尹学芸的书写领域要开阔许多。“从乡村到城市，从知识分子到官场，其跨度之大简直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说实在话，近些年来，尹学芸这样能够旁涉诸多题材领域的作家，还真是凤毛麟角。别的且不说，她写作题材的跨领域，最起码给批评家的提炼概括制造了不小的难度。尹学芸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她生活经验以及观察生活视野的宽广与纵深。这一点，对于那些过于依仗主体性写作天赋而忽略生活经验重要性的先验性写作者，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②这一次，她提供给读者的一部中篇小说竟然是《阵亡》（载《当代》杂志2016年第4期）。阵亡？难道说尹学芸的书写领域，已经进一步拓展到战争题材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小说中的“阵亡”不过是一种借喻性的说法，作家借此要传达出的，其实是对于一个消逝已久的精神时代的祭悼与凭吊。
具体来说，这个消逝已久的时代，就是以理想主义色彩为醒目标志的精神的1980年代。作家所实际讲述的，其实是埙城一众诗人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1989年这样一个特定年份的秋天。那真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时代，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即使在埙城这样不起眼的一座小城，也形成了一个以叙述者“我”也即王云丫为中心的诗人小群体。王云丫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人物，与她写作成绩的相对突出紧密相关。既然只有“我”能够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那埙城诗坛大姐大的位置自然也就非“我”莫属了。如果说后来的中国进入了全民经商的物质时代的话，那么，1980年代很显然就是一个全民皆文学皆诗歌的精神时代。在埙城，似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以介入诗歌创作阵容为荣。这其中，既包括铁一木这样的基层政府官员，也包括爪哇岛这样的个体小老板，甚至就连原名郭久梅的招待所一位普通的服务员民子，也都积极介入到了诗歌写作的行列之中。
但很快地，埙城的诗坛格局就因为一位名叫舒宇的诗人的出现而被彻底颠覆打破了。舒宇是谁呢？伴随着舒宇一起空降到埙城的，是与他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简直就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比如，他有一个女友，名字也叫舒宇，很不幸的是，“三个月前死在那个地方了”。“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结，要在心里系很多年。”实际上，与1989那个特别年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结”，至今都一直潜隐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此而言，尹学芸能够以如此一种巧妙的微言大义的形式为那个特定的精神之“结”作祭，端的是格外让人感慨不已。为了怀念这位女友，舒宇便写出了他的诗歌名作《阵亡了一只小倭瓜》。当然了，与埙城诗坛直接相关的一件事情是，这位财大气粗的有着军方和政治生成背景的舒宇，竟然不仅要在埙城成立一个诗人联谊会，而且还要拿出十万资金做日常开销。请一定注意，1989年的十万资金，绝非已经严重通货膨胀后的现在的十万资金可比。在抛出如此巨大的一个诱惑后，舒宇之取代王云丫成为埙城诗坛新的精神领袖，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王云丫埙城诗坛大姐大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令人倍感震惊的是，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舒宇，到头来却被证明是一个四处招摇撞骗的大骗子。其实，舒宇作为一个骗子的破绽，在“我”的叙事过程中早就露出了蛛丝马迹。当然，最明显的破绽，还是与诗歌写作有关。其一，作为一位著名诗人，他不仅连自己最具代表性的诗作《阵亡了一只小倭瓜》中的一两句都朗诵不出来，而且找出的托词，竟然是“不发表之前我从不朗诵给任何人听”。其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舒宇言之凿凿地告诉王云丫自己纪念女友的诗作就发表在八月份的《解放军文艺》这个杂志上，然而，王云丫认真查证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子虚乌有。应该说，这一细节的出现，就已经戳穿了舒宇骗子的假面。实际上，也正是在充分地把握了舒宇行骗的证据之后，方才有了王云丫精心组织的夏家宅之行。既然舒宇假心假意地邀请王云丫们去府上做客，那心里早已有底的王云丫之顺水推舟也就势在必然了。到了夏家宅这个贫穷的小村庄，舒宇的行骗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于这些埙城的诗人们面前了。
必须承认，尹学芸的《阵亡》在绘声绘色地刻画舒宇这个骗子形象的同时，也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的1980年代，生动形象地再现在了读者面前。身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亲历者，在阅读《阵亡》的过程中，我每每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一笑。是的，那的确是一个精神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诗人们以行走的方式云游天下，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事情。对这些四处行走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诗歌作品，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凭借着诗歌作品，他们走到哪里都不需要担心衣食住行问题。毫无疑问，尹学芸《阵亡》所真切再现的，就是如此一种消逝已久的时代图景。只不过，作家所设定的主人公舒宇，是一个四处行骗的伪诗人而已。但是，且慢，在这里，一个不能不提出的问题就是，舒宇伪装成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伪装成一位诗人呢？要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实际上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情。由此，我们即不难推断出两个结论。其一，1980年代真的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时代，大约也只有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才会有人煞费苦心地去伪装成一位诗人。其二，舒宇虽然是一个无耻的骗子，但却也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骗子，否则他又怎么可能装诗人装得那么逼真那么像呢。美貌的女诗人民子之所以受骗上当和他上床，与这一点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因此，与其说尹学芸《阵亡》的书写主旨是要刻画舒宇这样一位骗子形象，反倒不如说是要祭悼与凭吊那个曾经真切存在过的精神的1980年代。这一点，在叙述者的若干段叙事话语中，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几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我漫步在荒凉的汉墓群中并偶尔惊动一只田鼠时，我想埙城的诗坛比被盗的汉墓更令人痛心疾首。埙城的繁荣日甚一日。埙城有了成片的花园洋房和遛狗的男女。埙城还有摩天大厦，还有比摩天大厦更令人吃惊的如火如荼的爱情。埙城人再没有人热爱诗，但又更多的埙城人热爱爱情。埙城人潜在的诗人素质使埙城人在情场上淋漓尽致。埙城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使埙城人在这个挥洒自如的时代里如鱼得水。”“埙城只是没有了诗人。埙城沙子似的一城诗人都不知去向。”细细品味，我们便不难体会到弥漫于其中的沉痛与忧伤。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是诗人的不知去向，是精神的百倍凋零，两相对比，尹学芸怀念凭吊精神的1980年代，批判否定当下的这个过于物质化的时代的书写主旨，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归根到底，在一种世俗化物质潮流的强劲冲击下，彻底“阵亡”了的，只是那个曾经四处诗人的精神时代。
“父-子冲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原型，这一方面曾经产生过很多的经典作品。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然而，或许与作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有关，巴金、曹禺他们的书写意旨与陈忠实的《白鹿原》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是对于‘父-子冲突的艺术表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截然相反。如果说其他那些作品的基本价值立场主要是站在叛逆者的‘子一代来反对保守传统的‘父一代，那么，《白鹿原》就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向书写。尽管说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也不无‘理解之同情，但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价值立场，显然还是更多地站在了白嘉轩他们‘父一代的一边。进一步考察，即不难发现，其他那些作品之所以会站在‘子一代的立场上反对‘父一代，潜隐于其后的，显然是一种追新逐异的历史进化论逻辑，一种过于相信未来许诺的时间神话。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明显地反其道而行之，当他毅然决然地站在白嘉轩、朱先生他们的文化立场上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进行否定性指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依托于传统的文化资源对于所谓的革命现代性提出了真切深刻的质疑与反思。”③倘若说巴金、曹禺他们与陈忠实分别代表了迄今“父-子冲突”的两种思想倾向的话，那么，旧海棠的中篇小说《橙红银白》（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4期）中对于“父-子冲突”的思考认识，显然就表现出了别一种思想旨趣。
小说讲述的是一位“90后”的年轻女性回回与父母尖锐对立的故事，回回的父母，也即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三叔三婶，是当下时代一对普通的打工夫妻。或许与自身一种真切的打工体验有关，他们有着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养孩子不光是把孩子养大，还得上好学，上好学将来才能干大事。”怎样才算上好学呢？在三叔三婶的朴素理解中，那自然就是一定得设法考上个好大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婶干脆放弃了外面的打工生活，回到县城专门照顾回回的日常生活起居，以确保回回可以心无旁骛地一门心思考大学。但三叔三婶根本就没有料想到，也就是在高考这个问题上，他们居然与女儿回回之间发生了尖锐而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就在他们全力以赴地希望回回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取得高考成功的时候，回回竟然自己撂挑子不干了。不仅撂挑子不干，而且其给出的理由还振振有词：“我为什么要考大学……现在讲关系，讲关系，你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上大学有用吗？”“我就是不想考了，我为什么要考大学，为什么要赚钱给你花，还要给你旅游给你养老……”更激烈的对抗，发生在高考第一天。为了迫使坚决不上考场的回回去参加高考，三婶干脆采取了极端的自残行为，自己给自己在胸部捅了一刀。虽然说回回的高考成绩不错，竟然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学校，但也就是她母亲被迫无奈的这一刀，就此成为了“父一代”与“子一代”之间关系严重恶化的分水岭：“回回在北京读书的四年里没有回过家，实习时到了深圳。”“回回平时不往家里联系，三叔给他发信息她也回，只是两个人没有通过电话，要是三叔打了，她便挂断。”自从回回上大学离家之后，即一去不返，再也没有回到过三叔三婶身边。“父-子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回回从此之后的音信全无。唯其如此，方才会有小说后半段三叔寻女的主体故事。
需要注意的是，旧海棠对于“父-子冲突”的书写与表现，与此前的巴金、曹禺以及陈忠实他们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不管是巴金、曹禺他们的站在“子一代”立场，还是陈忠实的站在“父一代”立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面对着“父-子冲突”时的选边站，也即他们价值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冲突的某一方。与前辈作家形成明显区别的是，旧海棠在《橙红银白》中并没有明确地选边站，既没有站在“父一代”的立场上指责“子一代”，也没有站在“子一代”的立场上去批判“父一代”。又或者，面对着矛盾冲突双方的尖锐对立，旧海棠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出的是同时兼顾双方的一种“理解之同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回回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生成，显然更多地与回回的“忤逆”相关。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节衣缩食费尽千辛万苦地抚养并供给女儿读书，没承想，到头来，回报他们的反而是回回的不理解，是她那很难被社会所理解接受的“忤逆”行为。然而，关键问题还在于，回回的“忤逆”行为又是谁造成的？究竟是谁才应该为回回那极端变态的“忤逆”行为负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忽略叙述者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这个家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当初他只顾着打工挣钱让回回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以为这便是他全部的责任，但现在想想不是这样的。若不是把回回从小放在老家给老人带，给大伯大娘带，后来又辗转到姥姥家又再回到大王庄，回回不会是后来暴烈的性格。她小时候那么懂事，像个小大人，其实并不正常。小孩子不懂事才正常，至少不能那么懂事——他一直以为回回后来的变化跟她妈妈有绝大的关系，其实，妈妈、高考都只是导火索……”“我”三叔的以上思考，其实更多的是属于作家旧海棠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回回性格与行为的暴烈、“忤逆”，究其根本，与三叔三婶的外出打工有关。如果回回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顺利成长，她的性格与行为断不会如此不合常情常理。那么，三叔三婶为什么非得要外出打工呢？当然是因为生存所迫的缘故。由此可见，身为父母的三叔三婶，实际上并不应该为回回的心灵畸变承担全部的责任，归根结底，真正应该为这场不应有的人生悲剧承担责任的，其实正是我们正处于所谓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百出的中国社会。处于所谓现代性急遽冲击下的中国乡村社会迅速衰败荒芜（请一定注意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村庄空了”的潜在深层语义），如同三叔三婶他们这样的青壮年农民不得不出外打工谋生。一旦外出打工，就会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回，就毫无疑问是一位心灵被严重扭曲了的畸形留守儿童形象。
一个不容轻易忽略的问题是，一篇借助于“父-子冲突”关注表现留守儿童悲剧的中篇小说，为什么要被旧海棠命名为“橙红银白”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以三叔寻女为主体故事情节的小说后半段了。首先，“橙红银白”的命名，与三叔寻女过程中的一个场景紧密相关。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叔得到了泉州发现一具大学生模样的女尸的消息，马上买票远赴泉州。就在这一趟动车上，他遇到了两位时尚女孩：“两个女孩都是长长的披肩发，这个颜色三叔也听说过一个时髦的名字，叫‘板栗色。”“女孩的指甲很长，都涂着指甲油，一个女孩涂成橙红色的，一个女孩涂成银白色的。因为银白色的关系吧，看上去那双手有些冰冷。”由这两位萍水相逢的女孩，三叔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回回：“他想起一张自拍照，白白净净的一张脸，长发掩着半边，嘟着嘴，嘴上涂着银白色的唇膏。银白，银白。喔，找到了，时间显示是2013年9月6日。”“如果把9和6颠倒一下是6月9日，这是回回的生日呢！”如果小说的命名果真来源于此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在一篇关注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作家旧海棠为什么要以一半的篇幅来描写展示三叔的寻女过程呢？
实际上，细读文本我们即不难发现，借助于三叔寻女过程的描写，旧海棠所充分展开的，其实是包括三叔自己在内的各种打工者艰难生存境况的细致书写。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回回差不多同龄的这一茬女性的各种“谋生”努力。小说中所有关于回回同龄女性的描写，都肯定不是在写回回，但却都是在以曲笔写回回。现实社会中，回回只可能是她们中的任意一位。实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到最后，被证实的消息，果然是回回的锒铛入狱以及她的被判刑七年。尽管叙述者并没有交代回回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毫无疑问地，她的命运遭遇肯定与小说后半段中所描写的那些同龄女性差不了太多。在我看来，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橙红银白”的原因，实际上就在于旧海棠要借此充分描写展示“子一代”的可能性悲剧命运。这样一来，小说的思想主旨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拓展，由一篇通过“父-子冲突”而关注表现留守儿童不幸命运的小说，而进一步拓展成为同时展示表现“父一代”与“子一代”打工悲剧命运的社会批判小说。作家旧海棠那种深刻的社会批判情怀，不能不让人由衷赞服！
作为一位已有三十年写作历史的先锋作家，吕新小说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就是一种语言运用能力的非同寻常。这一点，在他近期的一部中篇小说《雨下了七八天》（载《长江文艺》杂志2016年第7期）中同样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因为吕新的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连绵的雨天里发生在一个村庄里的故事，所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吕新究竟在以怎样的一种语言方式凸显着雨天的那种感觉。比如：“不用去看，他也能想出它们的那种样子，一丛丛，一簇簇，阴阴的，冷冷的，打着小白伞，诡诡秘秘地站在那里，像一群病人，又像极了一群手拉着手的小孩。”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屋脚边的木头上已经潮湿到了生出小蘑菇的地步。怎么描写这些小蘑菇呢？到了吕新笔下，这些小蘑菇竟然变成了诡诡秘秘地站在那里的打着小白伞的病人或者小孩。这里，与吕新的语言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显然还有作家一种艺术想象力的发达。再比如：“刘连梅关窗户的时候，望了一眼黑沉沉的夜色，在屋里灯光的映照下，她看见雨是斜着飘进来的，就像从黑暗的天上缓缓降下来的一面斜坡，快要落地时突然分裂出无数的头绪，然后各自行动，深入到地上的千家万户。”作家在这里所描述着的灯光映照下的下雨场景，应该说很多人都有过真切的观察体验，但如何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把这种场景形象地呈示给读者，却很明显地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写作才能。吕新艺术想象力的奇崛处在于，他非常精准地把夜色中的雨景比喻为一面自天而降的缓缓的斜坡，而且这斜坡竟然可以如同拥有思维能力的人一样突然就“分裂出无数的思绪”。思绪茫茫如雨丝，大约也只有如同吕新这样的语言天才才可以想象得出来。小说的标题，是典型的吕新式的标题。舍吕新之外，其他作家大约很难会以如此一种充满艺术感觉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小说命名。既然是“雨下了七八天”，那小说文本的很多处，就都会有对各种雨景的呈现。吕新的一种特殊才能在于，他之写雨，能够有力地深入内里把雨的精髓表现出来。几次阅读这篇《雨下了七八天》，一种突出的印象，是作家非常善于通过自己笔端可谓出神入化的语言运用，成功地营造出某种阴雨绵绵的阴郁氛围来。倘若是嗅觉灵敏者，应该会从他的形象化语言表达中干脆就嗅出渗透于语言缝隙中的霉味来。说实在话，能够把阴雨连绵写出某种霉味来，吕新之外，其他中国作家能够企及如此一种艺术境界者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虽然作家在叙述过程中没有明确交代故事的具体发生时间，但我们根据文本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来判断，故事具体的时代背景，肯定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即“文革”或者“文革”前夕。又或者，从作为小说核心情节之一的查证落实村会计贪污一事来判断，则我们径直可以断言，小说的故事极有可能就发生在1964年前后“文革”前夕的所谓“四清运动”之中。具体来说，小说集中讲述了三条结构线索上的故事。第一条，是村会计的因为贪污问题而被关押。村会计的问题，是以郭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入驻之后被查证落实的。根据工作组的调查结果，村会计一共贪污款项四百多元。既然被认定是贪污犯，会计忠发就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村里曾经先后吊死过三个人的一个黑屋子里。会计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妻子刘连梅只好让儿子福林按时按顿去送饭。期间，虽然妻子和儿子曾经数度试图帮助会计改变境况，最终均未奏效。按照看押者裴永会的说法，只要连阴雨一停，县里就会来人把会计押走。然而，没等到雨停下来，会计就已经彻底精神崩溃，在黑屋子里把自己的裤子撕成布条条，编成绳子，上吊自尽了。对于会计之死，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会计的贪污问题正在查证落实的过程之中，他是否有贪污行为？他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财？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其二，退一步说，即使会计真的贪污了那么多钱，他也无论如何都罪不至死。就此而言，会计之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于那个阶级斗争高压时代的一种无声抗议。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吕新一种哀伤不已的悲悯情怀的存在。
第二条线索，是村副主任杨跃海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无端死亡。关于杨跃海之死，小说中相关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早在杨跃海死亡的前几天，福林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在他的身上嗅到了某种奇特的死亡气息：“在与杨跃海的身体发生交集的一刹那，福林闻到了一种混合着锯末、衣物、病情、糖水、尿臊、脑油以及酸菜和动物皮毛的气息，顿时就愣住了……在福林的习惯和印象当中，锯末味通常不仅仅是一种气味，更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而那线索的另一端，必然连接着一具簇新的棺材，一具刚刚做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上油漆的棺材。”于是，看着在自己的视线里飘来飘去的杨跃海，福林倍感疑惑：“眼前的这个杨跃海，难道快要死了？”其二，在上级部门那里，杨跃海已经上了某个不足为人道的名单。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呢？小说并没有做明确的交代。但如果把这一信息与杨跃海突然的死亡联系在一起，那么，二者之间便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如果再把杨跃海之死与会计的被查证关押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可能就是，即使杨跃海不是自杀而是自然死亡，他的自然死亡其实也与工作组的进村开始调查紧密相关。用老百姓的日常话语来说，这位心事重重的村干部杨跃海，极有可能是被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氛围给活生生地吓死的。
第三条线索，是村主任海龙家亲戚培仁的突然来访。培仁与海龙是表兄弟关系，他们家在路途相当遥远的后草地，“来回一趟差不多得有十几二十天，一路上会十分地辛苦。”但即使如此，培仁却也已经是半年多来的第二次来走亲戚了。这样的一种异常情况，让身为村干部的海龙倍觉蹊跷难解：“培仁一定是碰上什么事了！不然不能这么不辞劳苦地一趟一趟往外跑，好像是在躲避什么呢。”更何况，这培仁前来走亲戚，不仅随身携带着紫药水和一根足有一丈长的绳子，而且晚上睡觉时也还都整整齐齐地穿着衣服，一副随时要应对特殊情况的样子：“想来想去，他觉得培仁那种样子只能是一种面对危险时的正常的反应……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培仁提防了好几年的一直徘徊在他身边的危险？”问题在于，培仁到底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危险呢？对于这一点，小说始终未做明确的交代。但假若联系会计的被关押以及杨跃海的无端死亡，再联系那个阶级斗争的紧张氛围笼罩一切的时代，那么，培仁所一直提防着的那种危险的指向，大约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注意到，在海龙的一种梦境中，“培仁用两只绿莹莹的手捂着自己的脸，低声说，我不想别的，无非就是想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可是就连这也做不到。”如此一种梦境所明确传达出的，正是培仁内心深处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雨下了七八天，就在这阴雨绵绵的七八天时间里，这座看似寻常不过的北国小村庄，所发生的也不过是以上这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阴郁故事。小说中，连绵的阴雨间隙，曾经短暂地晴过一会儿，海龙开完会后一个人回家，“他走着，有时会抬头看看天上，星星很多，有的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有的却离得很远，独自亮着，像是地上的那些独门独户的人家。他想，星星说不定也以类聚，也以群分呢。有红色的星星，革命的星星，一定也存在着黑色的星星，反动的星星，有问题的星星。有几颗谁也不挨，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看就有问题。”这里，既在描写自然风景，同时也在分析当时的社会形态。吕新的小说中，一向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具体到这篇《雨下了七八天》，那些断断续续贯穿于全篇的雨景描写，一方面固然是对于自然风景的一种展示，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说，它却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是整体社会存在以及生命存在的象征隐喻。就此而言，吕新在《雨下了七八天》中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姿态写出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阴郁的生命存在图景。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第29—30页，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
②王春林《“七〇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载《长城》杂志2016年第4期。
③王春林《重读？骉白鹿原？骍》，载《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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