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

　　一

　　“一法不当情，万缘同镜象”，这是《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李叔同卷》里的一副楹榜。是它让我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了解了一点禅宗的玄妙，也因此走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弘一法师。我不是诗人，我想，你即使是诗人，也不要随意解释这两句诗，它要靠心释。你体会到了什么，你就在心里念诵什么。和佛家参禅一样，不是靠解释通什么，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禅的。所谓“渐修顿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苦思冥想，才能了悟其中的玄妙。

　　那部四开本的《李叔同卷》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沉睡数年。一套二十几本的书，刚刚到手的时候，总是要浏览一下。慎重之下，我选择了吴昌硕和齐白石，认真地研究了他们书法的走向。我喜欢他们的尺牍，还有那些题跋款式，那些近于朴实的、原生态的书法状态，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勒出来的。实话说，我并不喜欢李叔同的书法，那种没有任何人间烟火气，没有棱角，没有大的波澜起伏，悠闲几近于懒散的状态，是我等俗界所不能理解的。

　　与释家相关的书法家很多，颜真卿晚年就曾经接近佛家，黄庭坚也曾在禅宗里找到了书法要“渐修顿悟”的灵感，苏轼为“东坡居士”，而董其昌更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画禅室”，其书法理论就在《画禅室随笔》之中。智永是书法家，也还有人间的生气。最为张狂的是怀素和尚，气势开张，一派云卷云舒，书法是没有佛家气息的。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也就将各卷再翻阅一遍，眼光便停留在了“一法不当情，万缘同镜象”那幅对联上，久久不能离去。初看也没有什么稀奇，越看越不能走了。那股佛家的安详，那种佛眼看世界的透辟，那置身于香火中，没有被熏晕的清晰，那笔画的随意入境，那布局的舒坦，深深吸引着我。于是，我开始搜集有关李叔同的资料，中国历史上有名望的大文化人，就缓步向你走来——赵朴初、柳亚子、曹聚仁、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刘质平、夏丏尊、马一浮……这名字还可以再添下去。他们或称师或称友，都对这位中国佛家大师尊敬有加，崇敬之余，继之以颂扬。

　　公元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岁在戊午，属马。三十九岁的李叔同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从容离开职位，出家当了和尚。这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也让种种猜测口耳相传，这猜测与轰动是不难理解的，他的出家让人不能不感到极其意外。已经享誉世间，家庭也没有变故的迹象，周围也没有发生恶性事件要他负责，何以出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在李叔同的所有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他何以离开俗界的任何线索。后人的说法，仅仅限于猜测而已。就是与他最亲近的师友、学生，也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马年的正月初八，李叔同已经在虎跑寺皈依了悟上人，直到农历七月十三日，才正式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他在离校前，将一生所积之艺术珍品、金钱、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剧照，按学生兴趣，分别留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衣物、用物，分散给校中的工友；金石作品，全部埋于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珍贵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

　　这一举动使得李叔同成了以后的弘一法师。我们试着接近他的内心世界，解释他的书法的所以然。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中国正处于极度衰退时期。公元1880年，大清光绪六年，岁在庚辰，属龙。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李叔同生于天津。父亲李筱楼进士出身，曾经当过吏部尚书，家里经营盐道，后又开银行，家境优越。

　　虽然李叔同为侧室所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未必不能保持优越的家庭生活，在平静而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然而，好事情不能都在一个人身上。父亲六十八岁那年他降生，在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李叔同母子处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他们母子来说，失去了家庭的依靠。没有任何材料表明，在李筱楼去世之后，他们母子受到了虐待，但他们在家中地位可想而知，侧室子女难以被视为正出。

　　五岁的李叔同目睹了一个重要的场面。据说他父亲的葬礼是做了道场的，请了和尚唱经，超度亡灵。李叔同对和尚念经颇为敏感，他觉得那是另一种美妙的音乐，像是基督教的唱诗班，给人以超然物外的暗示，完全忘了悲痛与神伤。这给弘一法师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种子，等待着佛的雨露与甘霖而发芽。然而，幼年丧父，那唱经的旋律过去，便还是悲怆，这隐痛，对李叔同孤僻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我在很多文章里说过，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半路出家是没有太大出息的。你可以不想当书法家，如鲁迅，如茅盾，或者郭沫若，但是，从小就靠毛笔写字，是书法家必备的经幼年启蒙的素质。混迹于书法家行列的半路出家的书家，往往自己不觉得什么，作品一经放在读者面前，便会露出破绽。没有这个幼年启蒙，没有童子功，终究会被识破。

　　公元1892年，李叔同十三岁，即为书法所包围，开始临摹籀文猎碣，其后没几年，就学习篆刻。也是从这年，开始临摹经典法书，与他兴趣相近的，大概是魏碑了，一经浸染，便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以猎碣为发蒙，篆刻为底气，魏碑为基础，书法这大厦的底座，就坚如磐石了。

　　李筱楼的离世，使得这个大家庭失去了重心，步履摇晃，家族已成涣散之势。我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公元1899年，李叔同与母亲、妻子举家移居上海城南草堂。从这年起，到他渡海东瀛的1905年，这五六年的时间，是他各种才华茁壮成长的时期，诗歌、书画、音乐等方面的杰出才华均有张狂的展示。虽然在十八岁就结了婚，也有了儿子，但他没有摆脱一般浮浪子弟的习气，频频与上海名妓交往，作了大量的诗歌相赠。在我们初次接触这方面资料的时候，的确难以理解李叔同的放浪形骸，但我们了解历史背景的惨淡，才会明白，作为才子的李叔同，作为惨淡历史中的才子，一定会有佳人，才会走“才子佳人”的老路，而这老路，向来被当作美谈，为文人津津乐道。

　　如果说父亲的去世，使幼小的弘一法师的孤僻性格开始形成，那么，母亲的去世，却让他彻底摆脱了“才子佳人”的模式。他脱离了佳人，只当才子了。毫无疑问，母亲的去世让他哀痛难耐。也许，在他的心底，早已经没有了父亲的概念，母亲就是他全部的亲人。我也常常偏执地想，母亲替代父亲的教育，可能使得被教育者更能发愤，但是，缺乏男性“性质”固有的精神支撑，终究是孤僻性格的催化剂。

　　三

　　艺术家成就之后以字行者居多，如吴昌硕之昌硕。叔同即为字，名字所用颇多，罗列无益。刘质平所著《弘一上人史略》最为详细，其名号有二百左右，是经过弘一法师本人认定过的。

　　现在，我们要关注他渡海东瀛了。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行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这是李叔同《金缕曲·别友好东渡》中离别时的心情，其爱国情怀了然不惑。到日本干什么去？求学！到了日本，很快入学上野美专学习油画，旋即在音乐学校学钢琴，还在剧作家藤泽浅二郎处学习戏剧，相约同好友人组织春柳剧社，这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几乎在同一时期。这是怎样的天才呢，又是有多大的精力呢！

　　多年以后，当弘一法师坐在寺院道场弘扬佛法的时候，当僧众向他致敬的时候，当他披着袈裟行走在大寺小庙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有让人吃惊不小的举动！事情完全是一场灾难引起的，当时两淮水灾泛滥。在日本的留学生们，为了筹集赈灾款，决定演出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谁也想不到，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和爱米丽夫人的竟是后来的弘一法师，据说演出非常轰动。这是中国人演出话剧的发端，李叔同也是话剧中男扮女装的第一人。李叔同后来在多方面取得骄人的成就，与他的天才分不开，更与他的用功紧密相联。对李叔同印象不十分好的戏剧家欧阳予倩说：“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叔同）。他于中国词章很有根底，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

　　用如饥似渴来形容留学时的李叔同，一点也不过分。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干支壬子，属鼠。三十二岁的李叔同已经在前一年回国，这年到上海，参加了柳亚子主持的南社，在《太平洋报》任美术编辑，与苏曼殊、柳亚子等是同事。同年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与夏丏尊成为莫逆之交。丰子恺、刘质平为入室弟子。他创作的歌词也达到很高境界，如广为传唱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二十文章惊海内”虽然不够谦虚，可也不算夸张。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展示出杰出的才华。这样的文艺天才、文艺通才，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丰子恺就说：“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教的却是美术和音乐。

　　少年得志，事业顺畅无阻，除了结发妻子外，又有日籍继室，虽然他名下的三十万财产在经济大潮中化为乌有，毕竟他还不是穷人。这等人物，突然发愿出家，如何让人不惋惜，怎么能够接受呢？

　　四

　　公元1916年寒假，李叔同到虎跑寺实行断食，决定更新自我，取老子“能婴儿乎”，改名李婴。这是他在俗家改的最后一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人对他的称呼是“弘一法师”或“李叔同李先生”，“息霜”等也偶尔提起过，其他名字则很少见诸文字。

　　李叔同出家，当时即已轰动，就是与他交往密切的人，也难以理解。而李先生从来也不解释，至于大家怎么样猜测，他就不管了。曹聚仁不无感慨地说：“他心底的谜，我们是猜不透的。”他的得意弟子丰子恺先生有一次应厦门佛学会邀请演讲，题目是《我与弘一法师》。他将人生的生活分为三层，即物质、精神、灵魂。物质就是衣食，精神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他说：“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了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他将人生的三层次比喻成三个楼层，脚力大的，就上三层了。我倒觉得，这说法迄今为止，是解释得最好的，也比较接近真实的弘一法师。丰子恺给南普陀养正院书联云：“须知诸相皆非相，能使无情尽有情。”毫无疑问，李叔同受到了禅宗的吸引，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可能消失。父母的去世，尤其将他抚养教育长大的母亲离开他，让他受到了空前的刺激。他完全依赖的人、亲爱的人，也会不跟他商量就永远离开人世，再不会见面。艺术也许会在斗转星移中逐渐消失，而灵魂到天国，是永远存在了。

　　禅宗的魅力于李叔同固然大得超过了一切，但是，我们不免怀疑，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信仰宗教的人多的是，何以不顾一切的要出家？我想，一定有他性格上的问题。以平常人的眼光看，他抛妻弃子，在东洋娶了姨太太，出演《茶花女》反串旦角，这在当时的年代，是极端的举动。

　　据夏丏尊说，他们在做同事的时候，宿舍遭小偷，查不到偷窃者，夏丏尊很是郁闷，就请教李叔同。李叔同先生给他出主意，让他发个布告。布告的内容也草拟停当，说是做贼者速来自首，如果三日内不来自首，足以说明我的诚信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誓以一死以殉教育”。他还嘱咐夏丏尊，“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夏丏尊问了，如果三日后没有人自首，该当如何？李叔同先生说，当然得守信用，就得自杀，“否则便无效力”。

　　如果这事情轮到李先生自己，很有可能对小偷不予理睬，如果真的要理睬的话，就会有惊世骇俗的举动，以采信于人。不过，我倒愿意将这个故事看成是李叔同先生的幽默，或者是后人敬仰先生，夸大其词。何以为真，何以为虚，则无从证实了。如果这一段故事夹杂了后人的敬仰成分，也夹杂了夸张与渲染，那么，他在世俗生活中的不近人情，则是确凿无疑了。戏剧家刘半梅给他下结论说：“其脾气之怪，实在无出其右。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当和尚。”

　　其脾气怪到什么程度？

　　他所娶日本姨太太的母亲，到女儿家看望，正值下雨，要借雨伞一把，李叔同就是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有一个丈母娘要来借雨伞的”。这故事有点幽默，或许也是开玩笑，也许是后人编派。但是，据欧阳予倩说：“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的人，谁知道他的脾气，却是异常孤僻。”欧阳予倩说的孤僻，是他们相约八点见面，仅仅迟到了五分钟，李叔同就是不给开门，只打开窗户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这伎俩不是一次，据说应用到很多人身上。人本来在家，就是不给客人开门，逼迫别人打道回府，无论如何让人难以接受。

　　让我们常常感叹，李叔同这样的不近人情，这样的怪癖，怎么还有那么多铁杆朋友，怎么会还有那么多门生敬仰他。以我们知道的故事论，还不把人得罪光么？这就是人生的玄妙，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理，这里也包涵了中国文化、不为外人理解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对人客气无比，掸衣展领，无微不至，却没有人缘，别人视同饭店门口女郎的“欢迎再来”，或壁上“宾至如归”。商人说我们是上帝，我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

　　李叔同的个别，他的怪癖，是真实的，不是作秀。尽管不近人情，但那些接近过他的人，并没有受到过他的任何伤害。

　　世间已无李叔同，我们后人景仰弘一法师，找出这些故事，并非要编派我们景仰的人。苏轼为艺术全才，然则，若说方面之广，还要让给李叔同。音乐、诗词不说，仅仅绘画、书法、金石方面，《李叔同谈艺》一书，就囊括了西方绘画简史、中国绘画简史、中国书法简史和中国篆刻简史。这么多项目做起来，其超凡的学识不说，就是罗列一番，也颇费时日，他是无法应酬更多的闲杂事务的。据说林散之晚年，索取其书法的，也到了巧取豪夺的程度，不给人家要出人命，如果都应，自己要出人命，逼得林散之几度想自杀。

　　将李叔同的出家，仅仅归纳为他要到第三层楼，无法说服人；仅仅归纳为他的怪癖，“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当和尚”，也只是半解。若是将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再行考量，与事实就相去不远了。禅宗召唤这一代大师，世间的喧闹让他无法专心于要研究的新的领域。以他干什么都要专心，干什么都要彻底追究、达到顶端的性格，他的出家是别无选择了。这样，“一法不当情，万缘同镜象”，也就不用解释了。

　　五

　　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弘一法师在厦门，发愿与危城共存亡。“祖国”这个概念，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首位，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他的出家，乃是受到了禅宗的召唤，并非要完全抛弃我们这个世界。他要专心于他选择的信仰，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数十载苦心向佛，深入研究，修炼最难修炼的律宗，终究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功德圆满。公元1942年，像他从容出家一样，立下遗嘱，侧卧圆寂于养老院晚晴室。

　　实际上，弘一法师的书法，可以分为四个形态，它们完全不一样。以“一法不当情，万缘同镜象”为代表的，是佛门与俗界交接的形态，蕴藉有味，带一股佛门的感悟，还没有完全脱离俗界的气息；以“絜矩可为喻，玅义能顿彰”为代表的，是在佛门中，眼望俗界之作，只是身在佛门而已。毫无疑问，这些书作得自《张猛龙碑》的神髓，将魏碑行书化；以函札尺牍为代表的，则是心灵的不经意的外迹，是李叔同甚或是所有书家最为可观的书法，那一番自然流露，将书家的性格、情趣、功底、品格，一股脑地献给读者，最具内涵；还有抄写经卷的楷书和大量佛门之内的对联与其它形制的法书，或纯粹是禅宗所需要，或完全是玄妙禅宗的云游，抖落了尘世的一切欲望与缠绕，忘却了人间的龌龊与辉煌，一双法眼再也不看世间的峥嵘岁月，也不再看那千古都在演绎的悲欢离合，一心向佛，纯粹的、非狂飓所能动摇丝毫的定力，非俗界所能解也。

　　对一个书法家的评价，可能要比体育裁判难得多。因为裁判是有统一标准的，那标准往往是不容置噱的。评判艺术品的不同在于，它也有标准，而那标准是不明确的，甚至还要受到评判者好恶的影响。尽管如此，历史终究显示出了它的权威，显示了它的不讲情面，显示了它的公正。全面看李叔同的书法，是具有一般书家所不具备的文化素质，尤其他的生命体验与生命质量，那一番“功夫在诗外”，你就只好望尘莫及。于书尤其可贵的是，他一经浸染，便一生没有放弃，到临终还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以书法终结了人世，让那四个大字，默默为他饯行，一直送他到极乐世界。

　　欧阳修云：“自少年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这情状在李叔同亦然。李叔同出家后，音乐、戏剧等“诸艺皆废，唯书法不辍”。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割舍，这也是他的书法能够自成一格、在二十世纪的书法史册上占一席之地的缘由所在。在李叔同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五十年的翰墨活动，最后禅心迹化：和颜悦色，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他自己说书法，可见其独到处超过常人：“朽人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他自己多次讲书法首要是章法，占一半的份额。这就讲通了很多书家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笔笔自足，字字自足，行行自足，却不能整体成气候，难以达到品高如神之作。

　　在我写的书法经典系列文章中，以经典书家为主人公的将近五十名，还旁及了几百名相关的书家。每次都是陪伴，都是游历，都是在研究中学习和领悟。我还没有陪伴过像弘一法师这样的人物，写到现在，我仔细想，我为什么写他，他在什么地方感动了我？我现在明白更多的已经不是他的书法了，似乎是他的人生，他的传奇人生与他的艺术成就密不可分。

　　弘一法师一生中，最明白的，最具智慧的，就是他特别懂得句号怎么样画，在人生的什么地方画，什么时候画，画得圆不圆。他在该专心的时候，及时将“才子佳人”画了句号；在他失去唯一的长辈亲人的时候，他画上了“父母在不远游”那句古训的句号；在他学成归国后，画上了游学的句号；在他完成了人生能完成的事业，到达他能够到达的顶端的时候，他画上了俗界的句号；他在终成正果的时候而圆寂，让灵魂追随释迦牟尼而去。

　　人，要知道什么是句号，写文章不能一逗到底，做人也不能一逗到底。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官当得够大，也还在追寻逗号；财富积累得已经够多，也还不知道句号的意义。这逗号与句号的颠倒，往往会让我们看到高官和富贾的极度烦恼与痛苦。人生像一幅经典的书法作品，不斤斤计较一笔一画的模仿与追随，不计较世间的品藻讥讽，不计较一字一行的得失，整体布局得当，才是重要的。

　　弘一上人圆寂了，完成了他一生这部“作品”的整体布局，章法精妙绝伦，疏密相间、紧健有致，让我们徜徉在似懂非懂之间，久久不愿意离去。

　　责任编辑 张雅丽